代晓利,陈雨璇

(1.阜阳师范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2.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要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2]。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意识形态风险依然存在。当下网络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在互联网战场上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到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3]。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算法推荐技术已广泛应用到信息传播领域,改变了传统的信息生产、分发模式,实现了信息的个性化、定制化、精准化传播。在信息化的冲击下,农村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多元价值共生、泛娱乐化等现象。相对于城市用户,农民用户文化水平较低、媒介素养不高、主动获取信息的能力有限,算法推荐技术持续强化其娱乐化信息消费习惯,可能弱化其对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关注。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意识形态状况是影响全局的重要变量之一,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在乡村社会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对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将算法推荐技术应用于信息传播同时严控其给乡村意识形态领域带来的风险,扩大主流意识形态在乡村社会的传播,让党的声音传播得更开、更广、更深,是算法推荐时代乡村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的紧迫问题。本文将针对性地考察算法推荐场域中乡村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风险,探寻防范策略,这对掌握乡村主流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一、算法推荐下的信息传播

算法推荐是应对当下网络空间信息超载,实现用户内容适配的一种有效技术手段,在抖音、快手、今日头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被广泛应用。它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读取用户的行为和兴趣,并推荐其感兴趣的内容。算法推荐技术极大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效率,增加了平台的用户数量,增强了平台用户的黏性。但算法推荐技术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增加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算法推荐技术嵌入意识形态传播,很可能在悄无声息中改变信息素养水平较低的农村用户的价值观念,进而重塑乡村社会价值秩序,若不进行必要的干预,可能会危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一)算法推荐的逻辑规则及价值负载性

算法推荐技术作为数字媒体新闻生产的重要要素,被广泛地应用于新闻的采集、生产、分发、推荐、反馈各个环节。各社交媒体平台纷纷引入算法推荐机制,算法推送的个性化信息比重已超过人工推送信息,算法推荐成为信息分发的主要方式,信息传播的算法时代已经来临。平台利用算法推荐技术对信息进行过滤、筛选、排列、呈现,根据用户的浏览记录和搜索记录进行标签化处理,测算出用户的兴趣偏好,为用户制作画像,然后将信息精准地投送给目标用户[4]。人的思维、情感、态度、行为以及社交关系都被量化为数据,平台根据用户画像,自动生产、分发融趣味性、偏好性、娱乐性于一体的信息,并依据用户实时的体验反馈,调整内容分发,实现精准推送。算法分发的个性化信息蕴含了“推荐何种信息,取决于你是谁”的逻辑[5]。

算法从来不是中立的,“每一种技术架构、每一行代码、每一个界面,都代表着选择,都意味着价值判断,都承载着一定的价值”[6]。这意味着算法以一种温和隐蔽但强劲有力的权力形式全方位渗透到意识形态传播中。其一,算法的设计主体将自身价值倾向嵌入技术中。设计主体需要考量数据的选取、变量的选择、权重的设计等众多细节,最终形成将何种信息推送给特定用户的规则。其二,算法推荐的信息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用户看到的信息并不一定是自己需要的信息,而是技术与资本想让其看到的信息,一些平台为了自身商业目的,不惜生产出各种无意义甚至具有危害性的信息,影响改变用户的价值倾向。算法推荐机制将个体置于一个个“过滤泡”或“回音室”中,不着痕迹地影响用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甚至有可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

(二)算法推荐影响信息传播的乡村考量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农民接触网络媒体和社交平台的频率持续提高,算法推荐对农民信息接受的影响不断扩大。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52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农村网民规模已达3.01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0.5%,城乡上网差距继续缩小[7]。由此可见,数字媒介的接触和使用已经成为当下乡村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在算法所构建的虚拟场景中,如何有效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实现农民数字化接触后的新挑战。虽然互联网普及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城乡人口平等获取信息,但农村用户的认知水平和所处地理位置等特点阻碍了其与外界进行沟通交流,影响其接受信息的质量。和城市用户相比,农民用户的文化素质偏低、数字素养水平不高、主动获取信息的能力有限,算法推荐更容易让农村用户沉浸在低俗、娱乐化的闭环信息传播中。抖音和今日头条是国内应用算法推荐技术的先行者和代表者,相关研究表明,农村用户在这两个平台上的浏览时长高于城市用户。高文化水平用户、城市用户面对算法推送的新闻时更为主动,而低文化水平用户、农村用户则更为被动[8]。在这些数字平台上,农村用户往往不加思考地接受算法推荐的内容,转发标题抢眼、品味低俗的内容,进行娱乐消遣,很少主动关注主流意识形态内容。

算法推荐技术通过制定采集、生产、分发、推荐、反馈的规则,对农村用户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主流意识形态在乡村社会的传播产生深远影响,我们既要看到有益的方面,又要意识到其中隐藏的风险,并对风险加以有效防范。

二、算法推荐场域中乡村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风险

从媒介、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看,算法虽然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撑,但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乡村社会,当算法推荐技术被广泛应用时,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却大幅增加了。

(一)泛娱乐化分割主流意识形态原本拥有的注意力

娱乐泛化将“快乐至上”作为价值理念,造成一切无意义的狂欢。凯尔纳曾指出,在资本的裹挟下,娱乐已超出原本的界限,渗透到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演变成塑造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极具诱惑力的手段[9]。娱乐逐渐渗透到公共事务,公共话语以娱乐的形式出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逐渐被消解。娱乐占据了日常生活的中心,成为精神需求的首位。个体沉溺于娱乐化信息,容易排斥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产生“以理性开始,以娱乐结束”的现象[10]。

而在算法时代,泛娱乐主义更是通过算法推荐机制悄无声息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公共话语成为了娱乐信息的附庸,算法推荐技术持续强化农村用户对娱乐性内容的选择性注意。面对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农村用户的信息选择取决于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所具有的认知水平,他们会选择性注意与自身价值观念、日常行为一致并能满足其娱乐需求的信息。赖特在拉斯韦尔提出的媒介三功能的基础上所补充的娱乐功能在农村常常被当成媒介的主要功能。追剧、刷短视频、玩游戏成为农村用户使用媒介的主要目的,娱乐化的影像符号也更易满足其视觉需求,算法推荐则进一步增强其消费娱乐化信息的习惯。在数字空间,算法时刻监视着用户的需求进行信息喂养,不断满足并激发用户的娱乐需求,而使用户减少对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关注,主流意识形态原本拥有的注意力被分割、影响力被削弱。

(二)个性化定制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

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是指按照预期的方向引导受众及社会舆论的能力,是否具有引领力是判断意识形态安全与否的重要标准。传统的信息传播格局便于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生成和增强。算法推荐下的个性化信息匹配带来了信息传播格局的变革,主流媒体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引领力被削弱的风险。

其一,社交媒体平台挤压主流媒体的传播空间。各平台媒体通过算法推荐技术增强用户的黏性,当下抖音、今日头条等新兴媒体用户群体庞大,这些平台是农民群体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其影响力有超过主流媒体的趋势。有研究显示,在农村用户媒介使用总时长中,移动视频占比最高[11]。因此,农村用户是短视频平台竞相争夺的对象,平台利用算法推荐技术实现对用户兴趣、特征、行为的全程监视跟踪,根据获取的用户数据,对其进行标签化分类,在用户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其选择并推送阅读与视听内容。用户成为算法监视下的囚徒,沉溺于技术推送的信息。算法推荐下的个性化信息定制,以轻松、娱乐的话语风格迎合了农村用户的信息需求,低门槛的短视频平台带给他们全新的沉浸式使用体验。在推送信息的同时,数字平台还开发出“可能认识的人”“与朋友一起看”等功能,自制力不强或者数字素养不高的农村用户很容易被技术所构建的虚拟情境所吸引乃至控制,逐渐与现实世界相脱节[12]。社交媒体平台凭借强大的算法推荐技术挤压主流媒体的传播空间,使主流媒体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进而使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面临被削弱的风险。

其二,个性化话语体系解构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抽象性、理论性的特征,叙事方式具有主题鲜明、逻辑清晰的特点。在传统的信息传播格局中,这种宏大叙事具有较强的动员力,是形成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的重要手段。但在算法推荐技术下,个性化信息推送和微型的个体化叙事却可能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体系[13]。算法推荐通过简单化、轻松化、随意化、娱乐化的话语取悦农村受众,传递碎片化的信息意义。这种精准的个性化信息喂食提升了浏览信息的速度,但是信息传播的碎片化消解了信息内容的意义。于是,严肃的抽象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遭遇认同危机。在去结构化的叙事中,各种社会思潮涌入平台媒体,多种价值博弈可能削弱乡村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

(三)过滤气泡消融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力

算法推荐所造成的过滤气泡加剧社群之间的区隔与价值分化,农村用户在交流互动中表现出明显的圈层化,阻碍不同群体之间的观点交流,强化小群体意识,不利于群体的整合。受地理环境和生活环境封闭性的影响,农村用户作为信息的接收者具有很强的自我属性。乡村社会的农耕文化容易形成信息的闭环传播,农村用户建立在既有认知基础上的选择性接触比较明显。对于本身与城市用户存在数字鸿沟的农村用户而言,算法不仅没有拓宽其交往范围,反而强化了当下的社会等级[14]。

算法推荐形成的过滤气泡干扰社会价值共识的形成,而社会价值共识的形成过程即主流意识形态被认同的过程。在农村地区传统的信息传播中,人际传播占据主导地位,农村居民通常与周围的人进行交流获取生产和生活的经验。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农村居民获取信息的渠道拓宽,智能手机成为其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但是基于算法推荐技术的社交媒体平台却造成了农村用户新内容的接触困境,农村用户对信息趋同危险性的认知较低,容易沉浸于算法推荐所带来的虚假群体认同[11]。算法推荐可以拉近意气相投的农村用户之间的距离,形成小群体,使其容易注重内部的信息交流而忽略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交流,容易把自己的偏见当成真理,而拒绝接受其他合理的意见。小群体固有的价值偏执加深,群体间的价值分化日益加剧,会使农村用户的认知偏狭,对社会的认知缺乏理性,降低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容易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偏见,给社会共识的凝聚带来挑战。

(四)热度把关导向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算法推荐下专业把关人的缺失降低了议程设置的效能。掌握议题设置的主导权,就能在舆论引导和观念塑造中占据主导地位。媒体通过持续不断的信息报道承担着监视社会环境、建构社会现实的重要作用。在传统的信息传播结构中,主流媒体在议程设置上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但算法推荐下信息传播的把关权由传统媒体从业者手中转移到程序手中,弱化了主流媒体议程设置的功能。当下,世界互联网朝着年轻化、时尚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平台作为资本方,将核心受众定位为城市的年轻群体,而农村用户则属于边缘群体。虽然社交媒体平台带给农村用户全新的使用体验,但算法推荐以热度为标准,与之息息相关的涉农内容很难成为推荐热点,农村用户多样化的媒介信息需求在平台中难以得到满足,此现象阻碍他们分享数字技术的红利。另外,农村用户更加偏好短视频等娱乐休闲性内容,而娱乐休闲内容往往缺乏建设性,这种信息情景也给主流媒体议程设置带来巨大的挑战。

算法推荐的热度把关导向挤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这种热度导向的信息把关模式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扰乱信息传播环境。数字平台为了获取关注度和影响力,不惜用黄色、暴力信息内容迎合用户的低俗需求。当低俗内容被关注、扩散后,就会进一步扩大不良内容的覆盖面。那么,专注于有价值的严肃内容的平台就失去了竞争力。当平台以热度为导向,减少公共信息的生产与分发,推送的信息质量只会不断下降。例如:今日头条奉行“你关心的才是头条”,如果只要是受众关注的,无论质量怎样、内容如何,都是头条,那么,没有人关注,优质的、有价值的内容就无法成为头条。长此以往,在算法推荐技术的助推下,信息市场就会陷入恶性循环,低俗信息大行其道,有价值的信息越来越少。农村地区的互联网设施建设步伐加快,数字赋能的信息传播降低了农村用户媒介接触的门槛,但农村用户的数字素养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他们难以判断所接收信息的质量和真实性。短视频平台不乏各种吸引眼球的虚假、低俗、雷人内容,但这些内容凭借强大的感官刺激性往往能够得到更多农村用户的关注、模仿、传播。因此,算法推荐场域中热度把关导向会导致各种价值导向的无序,挤压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可能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三、算法推荐场域中农村主流意识形态风险的防范

技术并不是中立的,算法推荐技术改变了乡村信息流动的方式,使乡村意识形态领域面临风险,应积极采取种种措施趋利避害,使其在乡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优化信息传播环境

算法推荐可能削弱主流意识形态在乡村的引领力和影响力。要将算法“运用在新闻生产、采集、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15]。应该运用算法加强农村地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改善主流意识形态在乡村传播的拟态环境,引导农村用户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首先,增加人工把关比重,弥补算法技术的理性缺陷。当下还处于人工智能的初级阶段,算法虽提升了信息分发的效率,但却易忽略信息应具有的引导性和权威性。不能把信息的选择权和内容的决定权全部交给算法,应加大人工把关的比重,加强人工编辑对算法推荐热点的审核,改变唯热度的把关导向,综合考虑信息的重要性、时新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等价值要素,减少信息传播对农村用户及乡村社会的负面影响。

其次,优化算法推荐的权重分配,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所占比重。在算法推荐的考核中,改变唯流量的推荐、考核标准,提高主流价值导向、社会公共性培育等的考核比重。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优先权,倡导优质内容传播。优先推送讲述乡村振兴故事、乡村淳朴风土人情的正能量内容,鼓励农村用户创作优秀内容,加大对优秀内容的推送力度,限制、封锁低俗、虚假、泛娱乐化的内容。

最后,用主流意识形态支撑算法推荐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算法推荐的资本逻辑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逐利色彩,应在算法推荐技术中彰显人文精神,在算法推荐的市场导向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算法推荐技术的目标导向应与主流伦理价值相一致,注重人的健康发展,消除人文与技术的隔阂。技术的发展固然重要,但人文精神不可缺失,未来人类社会一定是在人的主导下人和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发展的社会。

(二)推进主流媒体智能化融合发展,提升主流媒体“四力”

主流媒体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阵地,为扭转主流媒体在乡村地区被边缘化的趋势,扩大主流媒体的影响,要加快媒体融合发展,积极运用算法推荐技术,创新主流媒体的话语体系和传播技术,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在乡村地区的传播效力。

首先,主流媒体应积极拥抱算法技术,提升主流媒体智能化水平。算法是人工智能先进传播力的代表,主流媒体只有积极拥抱新技术,才能提升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能力。将主流媒体的内容优势与算法推荐技术的精准推送相结合,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精准性和时效性[16]。基层主流媒体作为最接近农村用户的数字媒体平台,应利用算法推荐技术提升智能化水平。结合基层主流媒体的权威优势,对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形成智能化、精准化推送,突破农民群体特定圈层,实现个性化的价值满足,不断提升主流媒体对农村用户的引领力。

其次,推动主流媒体与其他数字媒体平台的深度合作,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积极开展与今日头条、微信等平台的深度合作,不断进行技术更迭升级,大大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更需要基层主流媒体在数字赋能的乡村振兴中发挥引导作用。抖音、今日头条、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是农村用户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基层主流媒体应加强与新兴数字平台的深度合作,引导农村用户关注主流意识形态内容。

最后,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具有宏观性、抽象性特征,不易被农村用户特别是低学历者理解、接受。算法偏好的话语风格具有随意、轻松的特点,与其生活更为接近,对农村用户更有吸引力。主流媒体与算法推荐技术相结合,意味着主流媒体要适应更易为算法推荐的轻松、通俗的话语风格,改进文风,改变抽象的说理方式,将宏大抽象的意识形态话语转化为日常生活化的叙事,传播符合农村用户话语特征的意识形态内容,与农村用户产生情感的共鸣,进而增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三)以法律制度规范算法权力,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算法权力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认知、塑造社会意识形态。但算法权力不能拥有绝对的自由,遵循资本逻辑的算法推荐技术更需要法律的规范。算法推荐技术在信息的制作、发布和传播的各个阶段都应受到法律的约束,让算法推荐技术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

近年来,针对算法推荐技术带来的虚假新闻、低俗新闻误导公众、冲击主流价值观等乱象,相关部门采取约谈、限期整改、下架APP等方式,对多家平台媒体依法处理。目前,虽然我国初步形成了关于互联网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是治理算法推荐乱象的法律法规还比较零散,针对性不强。由于包含算法推荐技术在内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法律法规监管难免滞后,因此,防范算法推荐场域中乡村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及平台等多主体协同治理。

首先,国家层面应填补针对算法推荐的立法空白。一方面,算法技术的监管者应参照现有的法律,对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进行立法,解决算法推荐立法不够全、不够细的问题,避免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况。在算法推荐立法的基础上,还要加强执法,对平台和用户的行为形成有效的法律制约。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提高算法推荐的立法效率,增强立法的前瞻性。目前,人工智能领域往往是问题出现倒逼相关法律制定。为此,应深入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增强立法前瞻性,提高立法效率,提高算法推荐立法的时效性与可操作性,注重配套法律的制定与协同。

其次,相关部门应积极履行监管职责。在国家完善算法推荐立法的基础上,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应积极履行法律规定的监管职责,自觉落实监管要求,有效避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失序。其一,监督平台履行告知义务。相关部门应监管平台履行对用户的告知义务,比如,询问用户是否同意“算法数据搜集”、告知用户“内容由算法推荐提供”等。其二,设置奖惩机制,增强平台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动力,严惩推荐和传播错误价值观的平台和用户[17]。

最后,平台应遵循算法伦理自律。平台媒体从业者应熟知相关的法律法规、职业道德规范,并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平台应制定相关的执行规则,保障用户的知情权、著作权,主动承担信息的审查责任。

(四)培育农民的算法素养,提升农民价值认同

为增强农村用户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规避算法推荐风险,实现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任务,必须提高农村用户的算法素养。算法素养就是识别“算法黑箱”的能力,包括了解算法过滤机制和设计选择功能的基本知识,清楚知晓算法对个体的影响[18]。绝大多数农村用户对信息环境问题缺乏认知,对算法技术知之甚少,对算法带来的危害更是毫无防备。培育农村用户的算法素养,就是要使其认识到算法可能带来的个体损害及社会风险,抵制算法推荐的负面影响。

首先,基层政府应做好统筹规划,培养乡村意见领袖,使其发挥提升算法素养的带头作用。基于地缘、血缘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使人际传播在乡村信息传播中具有重要地位,通过意见领袖的人际传播提升农民群体整体的算法素养具有可行性。可以通过村委会遴选对新鲜事物具有敏感性、学历较高、数字素养水平较高、具有一定威望的村民,定期进行算法素养培训,然后通过他们向本村村民介绍媒介使用的注意事项和算法推荐的相关知识,帮助村民们成长为能规避算法推荐负面影响、将媒介有效应用于生产生活的新时代农民。

其次,县级融媒体中心应成为农村用户算法素养教育的实施者,为农村用户打通信息接受的“最后一公里”,充分发挥数字赋能乡村的建设性作用。对农村用户来说,主流媒体的公信力较强,其传播的内容具有权威性。县级融媒体中心利用数据挖掘手段,对农村用户的算法素养水平进行分析,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投放,减少虚假、低俗、泛娱乐化内容。有针对性地开展算法素养教育,定期开展农民算法素养培训工作,邀请专家分析算法带来的“过滤气泡”“群体极化”等效应,将算法推荐的潜在危害告知农村用户,提高农民用户对算法推荐技术的认知,提醒农民用户采取相应措施减少和避免算法推荐技术的不良影响,比如:避免点击低俗信息、“标题党”信息,理性慎重转发、点赞话题和发布评论,以此净化技术推荐的偏好内容,提升优质内容推荐概率。农村用户算法素养的提高,会进一步影响算法推荐技术对信息的筛选,当对低俗信息形成抵制态势时,算法推荐技术自然也会降低将低俗信息作为热点向用户推荐的概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会进一步提升。

最后,村委会应积极举办线下团体活动,强化村民的情感连接。加强村民的线下联系,以健康的现实关系对抗数字平台的泛娱乐化。对于社会群体而言,仪式能够增强群体情感[19]。村委会可以举办各种具有仪式感的集体活动,比如针对65岁以上老人的聚会活动、村民生日聚会、中秋晚会、春节联欢晚会等。通过线下面对面的集体活动仪式,加强村民线下的沟通交流,实现村民身体的共同在场,有利于促进村民的团结,形成健康的社群关系,减少村民对数字平台的依赖。

脱贫攻坚的胜利加快了农村数字化进程,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正在重塑乡村的信息环境。中国农村地区人口数量庞大,塑造农民价值观对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算法推荐技术对乡村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带来的影响是隐蔽的、潜移默化的,如果不对这种影响进行揭示、批判,不对算法作用机制进行干预,那么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20]。摆脱乡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危机局面,必须采取多种举措: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优化信息传播环境;推进主流媒体智能化融合发展,提升主流媒体“四力”;以法律制度规范算法权力,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培育农民的算法素养,提升农民价值认同。智能算法时代,只有牢牢把握农村地区意识形态的主导权,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在竞争比较中处于优势地位,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