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水月

(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西南宁,530022)

在家庭教育政策颁布的时代背景下,父职实践成为提高家庭教育质量的重要课题。《2022年家庭科学育儿洞察白皮书》显示,约40%的母亲每天的育儿时间超过8个小时,71%的父亲每天育儿的时间低于4个小时。[1]随着科学育儿的社会呼声愈加高涨,高质量的早期家庭教育不仅需要母职主动付出,更需要父职能动嵌入。早期家庭教育中的父职实践深嵌于家庭结构和社会背景中,父职参与行为受到自身参与知能、社会养育文化、家庭教育政策和父职教育资源的掣肘。本研究借由嵌入性理论,从四个层面分析早期家庭教育中父职实践的脱嵌状态和成因,并就脱嵌困境阐明嵌入的实践逻辑。

一、嵌入性理论与嵌入式逻辑

嵌入性理论作为新经济社会研究领域的核心理论之一,是用嵌入式逻辑阐释社会个体行为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关系和影响机制。“嵌入”词义上表示“紧紧地埋入”,与“镶嵌”和“镶入”词义相近。嵌入附着数理属性和工具属性,常使用于建筑学和自然科学中。卡尔·波兰尼在其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首次提出了嵌入性的观点,即基于经济活动与社会结构的脱嵌状态,分析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嵌入关系。[2]这是嵌入作为学术性用语首次引入社会学领域。马克·格兰诺维特运用并发展了嵌入理论,认为镶嵌有助于分析市场经济主体行为与社会网络的相互嵌入关系,将嵌入性理论作为分析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新方法论工具,构建了包含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的嵌入性理论体系。[3]祖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涵盖认知嵌入、结构嵌入、文化嵌入、政治嵌入的四重分析框架,深度剖析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的关联程度。[4]结构嵌入较为注重社会网络结构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方式,认知、文化、政治嵌入则更多凸显思想意识、价值观、规则与法律道德对经济活动以及经济主体决策的影响。

社会经济主体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经济行为受制于各种社会结构因素,与社会结构、社会背景存在相互牵制、相互嵌入的关系。父亲作为社会经济个体,嵌入在由家庭、社区、职场和社会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他的育儿行为受到自我认知、养育文化、社会结构和政策规章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嵌入是父职实践多因素相互依存、相互牵制的状态,嵌入式是“新父职”塑造的实践思路,可从认知嵌入、文化嵌入、政策嵌入和资源嵌入四个维度探析父职再嵌的可行逻辑。在父职实践以嵌入式参与家庭教育的语境中,父亲的参与意愿、参与知能和参与行为等很大程度上源于内嵌性和外嵌性结构因素,如父职参与的意识形态、家庭养育文化、家庭友好政策和父职教育资源等。[5-6]

二、早期家庭教育中父职脱嵌的现实表征

脱嵌作为嵌入的对立状态而存在,脱嵌意味着社会个体从社会网络和生活状态中脱离出来,表现出个体现有状态与理想状态的被动性失衡。从家庭场域来看,父亲在儿童成长过程中以“缺席父亲”的状态脱嵌家庭教育,形成了“母亲—孩子—祖辈”和“母亲—孩子”两种缺乏父职的家庭教育结构,呈现出与关爱型父职和情感型父职等“新父职”相背离的角色状态。[7-10]“缺席父亲”状态的出现受社会关系和社会背景的影响,表征为养育自觉低迷的身体脱嵌、性别分工固化的文化脱嵌、友好政策稀缺的政治脱嵌和社会支持缺位的资源脱嵌。

(一)身体脱嵌:父亲参与的养育自觉低迷

父亲作为家庭教育的责任者之一,需要参与到早期家庭教育中。但目前的父亲角色在家庭教育中仍处于脱嵌状态与父亲的参与自觉低迷有密切关联。一是心理层抗拒。在传统观念影响下,社会大众往往认为照料儿童是与男性阳刚之气相背离的行为,父亲往往为了符合根植于社会大众心中阳刚坚韧的父职角色期待,较少履行教养子女的责任。[11]二是经验层规避。母亲“守门化”是父亲嵌入家庭教育领域的重要区隔因素。[12]父亲往往以养家糊口的责任规避家庭场域的教养子女的责任。三是实践层退缩。非弹性工作制度使父亲在幼儿园教育场域中逐渐成为边缘角色,无法同时兼顾经济供给和深度育儿的双重任务[13],需要通过家庭场域的育儿参与弥补教育缺位。但是父亲往往在家庭内部的儿童照料中作为育儿帮手或游戏玩伴,其育儿行为呈现选择性嵌入的特征。[14]传统男性气质的观念使得父亲在心理上抗拒参与家庭场域的育儿工作,其育儿技能欠缺,导致母亲、祖辈对男性育儿不信任。总体来看,传统男性气质的认同、玩伴角色和家庭任务分工是父亲在心理和行为上脱嵌家庭教育的重要成因,父亲在心理层、经验层和实践层中均未形成正确的父职认同。

(二)文化脱嵌:性别二元的教育分工固化

在男性气质认同与传统性别分工相互糅合下,父亲在幼儿照料和教育层面的角色逐渐虚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社会性别文化脱嵌。父亲结合自身父亲体验和自我调适探索父职角色行为,延续父职的社会功能,扮演了经济供给的工具型角色,但缺位于儿童的成长过程。这根源于父权制度在儒家乡土社会中孕育的社会性父职和抚育性母职的双性角色文化渗透。[15]第二,职场性别文化脱嵌。非弹性工作制度合理化了“幼儿照料为主,赚钱为辅”的母职安排,职场形成了“父职犒赏、母职惩罚”的性别文化,这使得父亲想要在职场享受性别红利则需要舍弃必要的育儿时间。[10]这种职场性别文化在一定程度降解了父亲的子女教养责任。第三,家庭养育文化脱嵌。密集母职[16]和隔代养育常态化[17]的家庭养育分工减少了父亲参与早期家庭教育的机会,使得父亲以“教育经济支付人”的身份脱嵌早期家庭教育。总体来看,社会、职场和家庭三个场域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使得父亲缺位于早期家庭教育的现象趋向“合理化”。

(三)制度脱嵌:社会支持的友好政策稀缺

从父职育儿政策制定的历史轨迹来看,父亲专属的育儿假的推行效果未达到预期效果,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父亲假”时间较短。受父亲育儿潮的影响,大部分省份设置了7—30天的“父亲假”。[18]但是该假期相较于母亲的产假,时间甚短,使得父亲无法全身心投入产假陪护和幼儿照料的工作,导致父亲的育儿参与感和自我效能感降低。第二,“父亲假”落地不理想。“父亲假”的设置对于父职理念构建及宣传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带薪父职假制度的不完善,“父亲假”践行质量普遍不够理想。[19]第三,父职政策精神宣传失声。当下,我国逐渐从政策文本精神上呼吁父亲积极参与家庭教育,尝试与沉淀弥久的性别二元化养育观念抗衡,但是在保守的家庭私域分工、固化的公域职场性别文化和短期经济需求的多重冲击下,父亲参与早期家庭教育的父职理念尚未在社会文化场域和民众心中扎稳“脚跟”。总体来看,父亲假期配额数量少、父职政策执行效果不理想和政策精神渗透程度低是阻碍父亲深度参与早期家庭教育的结构性因素。

(四)资源脱嵌:技能养成的父职教育缺位

父亲参与子女教养的自我效能感源于对育儿技能的掌握程度,技能养成除了需要父亲的能动参与,还需要一定的外部支持。造成父亲育儿技能缺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幼儿园对父职教育的价值忽视。幼儿园已经意识到父亲参与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并且发现了父职在家园共育中的缺位现象,但是未能通过数字化方式突破父亲参与家园共育的时间限制。[20]第二,社区对父职教育的视野遮蔽。生活社区是开展父职教育的周边场域,父亲一般以家庭意见发表人的身份参与社区事宜的决策。[21]但是社区作为父亲的生活周边,未能挖掘其在父职实践中的独特价值,父职教育的视野被遮蔽,错失了开展父职教育的良好契机。第三,国家对父职教育的指引缺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为提高家庭教育质量提供了行动指南,但尚未结合父亲基础技能缺乏的现实情况制定个性化方案。总体来看,社会支持与个体社会行为有着直接影响,父亲自我效能感的获得需要育儿利益相关者的合力相助,幼儿园、社区和政府作为父职实践的社会支持网络,未能形成校社协同推进的父职实践机制,尚未发挥父职资源的赋能效用。

三、嵌入式:早期家庭教育中的“新父职”再嵌的实践逻辑

“新父职”指一类兼顾经济支持、身心照料、情感融入的为父之道。[10]“新父职”凸显具身照料和关爱嵌入的特征。根据嵌入性理论体系可知,个体行为与社会背景结构直接相关。[4]在父职的社会网络结构中,父亲参与知能、组织文化、政策背景和技术资源四个维度的嵌入,是早期家庭教育对父职脱嵌的反向思考,是父亲嵌入早期家庭教育的一种实践思维。

(一)从浅层参与到身心在位的行动嵌入:父亲本体的参与知能形成

有研究者从儿童的视角和体验出发,从家庭系统的角度考察父子关系,提出父亲在位理论,构建了一个带有嵌套层次的动力学模型。[22]结合父亲在位理论探析父亲如何从认知层面嵌入早期家庭教育,塑造儿童心中期盼的父亲形象。第一,“新父职”角色注重情感嵌入。随着父职角色去传统化和多元气质男性理论的深化,父亲对角色的自我认同能够提升自身育儿参与的能动性,通过与儿童建立亲密依恋关系构建反身型父职。关爱型父职和情感型父亲的“新父职”形象开始走进大众视野。第二,“新父职”参与强调身心双在位。好父亲角色定位涉及社会关系中的“好人”、参与儿童价值观培育和情感亲密互动三个维度,与克兰珀提出的儿童心中的“内在父亲”[22]存在深度耦合性。“新父职”实践应更加重视心理层面的父亲在位,在父亲心中形成身心双在位的参与知能。第三,“新父职”聚焦嵌入质量。父亲应密集嵌入儿童成长的各层面,全过程、全方位地参与儿童的成长过程,在关注参与时间的基础上强调情感互动和价值观培养的质量。从父职角色、父职实践和父职品质等提升父职本体参与早期家庭教育的质量,凸显身心双在位、情感因子嵌入、父亲参与质量是实现“新父职”的美好图景。

(二)从二元分化到协同教养的理念嵌入:家庭场域的养育文化生成

在教育分层焦虑和教育选拔焦虑的双重冲击下,现代家庭结构重心从父亲为纲转向以儿童为中心,父母协同育儿成为当前推崇的家庭教育理念,具有三个显著特征。第一,AA制模式成为育儿新趋势。“90后”父亲意识到平等育儿的重要性,超八成的“90后”父亲愿意与母亲投入同等的时间和精力来养育儿女。[23]第二,理论专家推崇深度参与的育儿认知。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提出父亲参与家庭教育对儿童的个性品质形成具有根源性影响。有研究表明,父亲参与教养对儿童的性别角色发展、社会适应、亲子依恋关系、学业成绩有着重要影响。[24-27]第三,父亲朋辈圈群传达出积极的育儿信号。近年来,父亲圈群的朋辈效应逐渐扩散,自媒体平台和社交软件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全职奶爸”和“爸爸博主”,分享育儿经验和育儿体验,传播父亲具身参与家庭教育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相悖于传统男性气质的“温情奶爸”父职形象被城市中产男性群体所接受,城市家庭出现了深度育儿参与的父职实践。[28-29]父职理念在社会建构和自我发展中逐步提升,父亲认识到育儿是自己的职责所在,能够积极通过各种渠道获取育儿知识和育儿技能,参与教育的自觉性逐渐提高。

(三)从稀缺失效到友好助推的制度嵌入:政策圈层的实践指南形成

瑞典掀起的“父亲热”思潮涌入日本、英国、美国等国家,开始在政策层面渗透父职理念,从制度层面突出父亲参与育儿的需求和权利,以育儿假、陪产假、育儿津贴等形式保障父亲育儿的参与条件。[10]这些做法可为我们提供参考。第一,政策文本精神为父职实践营造出“意识场”。政策制定者可从政策层面修缮以往以经济支付为重心的父亲形象,以政策规章的形式明确提出父亲假不可转让的执行机制,将家庭教育的文本精神从重视母职的养育责任转向强调父母双方共同抚育的教养要求。[30]第二,育儿假期政策为父职实践提供了“时间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双边驱动下,将父亲带入家庭教育场域的育儿信号在政策圈层引起波澜,我国逐渐增加父亲专属的育儿假和陪产假的配额,建立育儿津贴和带薪休假等经济代偿的育儿友好制度,竭力突破父亲嵌入早期家庭教育的时间限制和经济阻碍。第三,政策规章制度为父职实践开创了“行动场”。家庭友好政策的革新为父职实践指明新方向,利用家庭友好政策建设覆盖社会公领域至家庭私领域的政策嵌入路径,形成以“政府—职场—社区—家庭”为主线的四维嵌入体系,这是克服家庭友好政策渗透现实困境的主要思路。

(四)从自我摸索到圈群共生的资源嵌入:技术支持的保障机制构成

父职教育是指与父亲所扮演的父亲角色有关的成长学习活动[5],是关于如何做父亲的技术支持,目的在于通过系统科学的学习培训提高父亲的参与自觉和嵌入技巧。第一,以朋辈为圈群的父职教育资源。朋辈圈群是父职理念渗透和父职行为塑造的重要场域,是父亲育儿效仿的重要对象,以育儿交流圈和社交网络圈为拓宽父亲参与子女教养的实践场,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渗透科学育儿理念,宣扬积极的育儿行为。第二,以幼儿园为组织的父职教育模式。幼儿园课程具备专业性、系统化和引领性的特征,应尝试探索“爸爸团体”的父职教育模式,涌现了一大批“酷爸俱乐部”“爸爸助教团”“爸爸社团”等父亲团体,在以团体组织的形式促进父亲参与深度的同时,通过亲子活动和父亲专场家长等形式为父亲提供专业化的育儿指导。第三,以数字为媒介的育儿智能助手。教育数字化时代的家庭教育需要及时进行数字化转型,借助数字化手段推动父职教育的发展,基于父亲体验的育儿技能养成App是父职教育的智能推手。

“新父职”实践受父亲所处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存在相互嵌入关系的影响,高质量的父职实践需要参与知能、养育文化、友好政策、资源支持等结构性因素的合力驱动,嵌入式逻辑为父职实践提供了新思路。在父亲本体层面,应解除自身思想束缚以归正父职角色认同,形成与时俱进的父职认知;在养育文化层面,家庭成员需相互信任,树立协同参与的养育理念;在国家政策层面,要提供足额的父亲专属假和育儿津贴,突破父职参与的时间限制和经济阻碍;在社会结构层面,要明晰家庭、社区、幼儿园和政府等家庭教育利益相关主体的责任边界,确保父职实践有序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