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启雅 刘 凡 贾世杰

北宋时期的海南， 常被当作官员贬谪之地。苏轼于垂老之年，曾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苏轼在宋绍圣四年（1097）4月17日收到贬谪诰命，于19日携幼子苏过离开惠州，取道雷州，渡海抵琼，上岸后在琼州作了短暂停留，再取道澄迈、临高，于7月2日抵达贬所儋州［1］（P325）。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后，苏轼获诏徙内地［2］（P7），于该年6月21日夜乘船，第二次渡过琼州海峡，离琼北归。苏轼在琼期间，文学创作未尝衰惫［3］（卷之一七），留有大量诗文，不但数量较多，而且影响深远，有开海南文运之赞誉。对于苏轼的岭外诗文，黄庭坚曾盛赞：“东坡岭外诗文， 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3］（卷之一七）。 清代王时宇记载：“公来岭南，由英谪惠，渡海至琼，到处文章，未尝一日废也，而儋耳著作之遗独多”［4］（重修《海外集》序）。清代陈景埙谓：“昔人谓公放浪岭海，其文益伟，力斡造化，元气淋漓。今读其书，浑涵光芒，自作一家，洵所谓一代文章之宗矣”［4］（重修《海外集》序）。本文尝试以苏轼所作涉及农事的诗文为研究对象，结合古代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对北宋时期海南的农业社会做一些探析。

一、苏轼关于海南的记叙概况

苏轼在海南期间，从文人角度对海南的生活环境进行了诸多记录和描述。这些关于海南的风土记叙，作为当时的文字实录，成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北宋海南的重要依据。然而，苏轼关于海南的部分描绘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阶段性，林冠群《新编东坡海外集》 中也谈及苏轼在琼期间描绘海南的“双重性”［5］（序言），值得注意和思考。苏轼关于海南的贬义描述主要集中于渡海之前，当获悉即将谪琼后，他曾视海南为畏途，查阅图经“止曰海隅”［4］（P24）也没找到多少关于海南的叙述，导致其万分恐慌，感到前途的不确定性，在《到昌化军谢表》中有“使命远临，初闻丧胆”［4］（P23）之句。他将家室安置在惠州，仅带幼子苏过渡海，“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4］（P23），最终从澄迈登岸踏上海南的土地。还有就是与故友书信往来时，多少带有自贬或者自谦的含义，《与王仲敏》 札中曾说：“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6］（文集卷六十二P2057）《与程秀才三首》有“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4］（P163）的“六无”之说。然而北归之后，苏轼对海南的印象有了很大改变，《三苏年谱》 如是记载：“东坡自海南还，过润州。州牧，故人也，出郊迓之。因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东坡云：风土极善，人情不恶。”［7］(P2995)

二、海南岛的农业自然条件

海南岛地处中国最南方，属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四季不分明，夏无酷热，冬无严寒，气温年较差小，年平均气温高，与中原地区迥异。《方舆志》载“琼与中州绝异，素无霜雪，冬不冻寒，草木不凋，四时花果，不甚寒热”［8］（P75），对琼州气候的总结较为全面。 苏轼《五月旦日作和陶戴主簿》载“海南无冬夏，安知岁将穷？”［4］（P58）明太祖朱元璋曾有“地居炎方，多热少寒”之语［8］（P75）。《正德琼台志》载“广南通号炎方，气候竟与中州不同”［8］（P75）。受益于温暖的气候，海南植被四季常绿，没有秋天的肃杀之气。明代邢宥《海南村老歌》有“祝融司天霜不杀，四时雨露皆春温”［9］（P86）之句，苏轼亦有“锄耰代肃杀，有择非霜风”［4］（P58），意为海南无秋霜的肃杀，需使用农具有选择地锄草。除了常年炎热，还有变化无常的特点。苏轼注《和陶〈己酉岁九月九日〉》有“海南气候不常，有月即中秋，有菊即重阳。”［4］（P63）《正德琼台志·气候》记载“一日之内气候屡变，昼则多燠，夜则多寒，天晴则燠，阴雨则寒。”［8］（P75）《永乐琼州府志》载“琼州气无定候。夏不甚热，遇西北雨则寒；冬不甚寒，遇东南风则暖。”［8］（P75）但总体而言，海南岛的气候还是比较适合居住的，正如唐胄《正德琼台志》所言：“琼地随极南，然内以坦不蓄岚蒸，外以海泄其菀气，故气候较他郡颇善。”［8］（P75）

海南岛四面环海，其空气湿度较大。如遇气温较高且空气流动不大，则体感上有蒸溽之感。苏轼《书海南风土》载：“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4］（P180）苏轼《与程全父推官四首》亦云：“此间海气郁蒸不可言。”［4］（P162）海南岛虽然空气湿度大，却不见岭南地区常见的瘴气。赵汝适《诸番志》夸其“地无烟瘴水潦之患。”［10］（P284）苏轼《与程秀才三首（之一）》痛诉海南“六无”之后，话锋一转“惟有一幸，无甚瘴也”［4］（P163），自豪于琼州无瘴气。在土地方面，海南地区并不缺乏平坦的土地，苏轼《和陶〈劝农〉六首·其三》载“岂无良田，朊无朊无平陆”［4］（P38），表明海南岛上有肥沃膏腴的平畴之地。

自然灾害方面，以水害和风害为主，尚未发现关于北宋时期蝗灾的记载。 由于地属华南，又毗邻南海，地有飓风和海翻之患。唐代房千里《投荒杂录》云“南方诸郡皆有飓风”［8］（P75）。唐胄按：“琼夏秋间飓风，或一岁累发，或累岁一发。……居民皆矮屋避之，人不能行立，牛马不敢出牧。或风雨中有火飞。回南又最大伤损万物。”［8］（P76）苏过作有《飓风赋》， 描述了在岭南遭飓风侵袭的情形。海溢虽有，幸灾不频发，常与西北飓风相关联，主要影响沿海农田。《正德琼台志》 载：“海溢俗呼海翻。飓风起西北，挟雨，海水须臾高溢丈余，尽漫屋淹田。若无大雨，江水涨洗，则田畴积咸，连熟失耕，沿海图分最苦之。”［8］（P76）

三、海南岛的主要农作物

北宋时期，海南岛农作物的类型与岭南地区相近，水稻是海南岛上重要的农作物。宋真宗时期，遣使去占城引入“占稻”，又称“六十日”，即仅需60天就可以成熟， 后世占稻逐渐流传至江淮、关中等处［8］（P153）［11］（P82）。《正德琼台志》载“自宋播占稻，夏种秋收。”［8］（P153）苏轼《过黎君郊居》中也有关于儋州“占禾”的记载［4］（P95）。除了占稻，本土亦有其他水稻品种，且几年一换。苏轼《马眼糯说》“黎子云言，海南秫稻率三五岁一变。顷岁儋人最重铁脚糯，今岁乃变为马眼糯。”［4］（P150）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广南“土多粳稻，须霜降成实”［12］（志·卷一百二十七），苏轼《和陶〈劝农〉六首·其六》“霜降稻实，千箱一轨”［4］（P38）, 即描绘了海南水稻丰收的景象。除了水稻，薯蓣是海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农作物类型。 当地人种植和食用薯蓣的历史十分悠久。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旧朱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业耕稼，惟掘地种甘薯，秋熟收之。”［12］薯蓣也可以作为稻米不足之补充， 苏轼的相关记载较多。《和陶〈劝农〉六首并引》中有“所产粳稌，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4］（P38）之句；《记薯说》云“海南以薯为粮，几米之十六”［4］（P181）；《过黎君郊居》云“半园荒草没佳蔬，煮得占禾半是薯”［4］（P95）；《闻子由瘦》有“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熏鼠烧蝙蝠”［4］（P74）；《和陶〈劝农〉六首·其三》“芋羹薯糜，以饱耆宿”［4］（P38）。苏轼“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芋糁羹，色香味皆奇绝”［4］（P95）。《和陶〈拟古〉九首·其四》“芋魁倘可饱，无肉亦奚伤？”［4］（P38）唐代文献曾记载粟、稻是传统作物类型，例如《唐大和上东征传》有“十月作田，正月收粟。养蚕八度，收稻再度”的记载［13］（P69）。到了北宋，水稻种植较为普遍，而粟却在海南岛上没了踪迹。苏轼《和陶〈劝农〉六首·其二》有“天祸尔土，不麦不稷”的记载［4］（P38），稷有粟、高粱、五谷之意，如果东坡所言之稷为“粟”，则表明当时儋州地区并无粟类种植。苏轼在海南曾用米酿酒，而当地土产无麦，使用的做曲用的面粉主要依靠海舶输入。其在《黍麦说》中言“又况如南海，无麦而用米作曲耶？”又言“今在海南，取舶上面作曲，则酒亦绝佳。”［4］（P151）

四、海南岛的生产力情况

古代农业社会，农业发达程度与人口稠密程度密切相关。北宋时期的海南岛地广人稀，《宋会要辑稿·职官》言其“气候恶弱”［14］（职官四八），被认为是炎荒贫瘠之地。对于海南岛的人口情况，苏轼在《与张逢六首·其二》中写道：“至于食物、人烟、萧条之甚，去海康远矣。”［4］（P170）《正德琼台志》曾对元丰三年（1080）海南岛上的人口数量做过统计，当时琼管总户数仅有10317户，其中：琼州8963户，南宁军833户，万安军270户，吉阳军251户［8］（P219-220）；司徒尚纪统计与之近似：琼州8963户，昌化军835户，万安军217户，吉阳军351户［15］(P92)。据元祐年间《自来除授官职次序》，二广被列为第三等［16］，说明了统治阶级对广南地区的不重视。北宋政府历来有“重北轻南”的政治倾向，导致广南不少地区开发程度低下，经济并不发达。直至南宋早期，《庆元条法事类》仍将广南西路高、 雷、化、宾、容，以及海南的琼、崖、儋、万安军等落后州军县定为“远恶州”［16］(P11)。由于海南地区“疏而不亲”“武力不竞”［8］（P231），这种情况直到南宋时期才有所缓解，据统计，南宋约有十万人迁至海南居住［15］(P88)。

畜力方面主要指耕牛，水牛和黄牛都是十分重要的畜力资源。北宋时期的海南岛有使用耕牛的明确记载。宋时，广西、浙东、福建为牛的主要输出地，民间常至三地兴贩。高州、化州之牛海运至海南，并非只是因为农耕需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食用。《书柳子厚〈牛赋〉后》“岭外俗皆恬杀牛，而海南为甚。客自高化载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风不顺，渴饥相倚以死者无数。牛登舟皆哀鸣出涕，及至海南，耕者与屠者常半。”［4］（P156）原因是琼俗“以巫代医，以牛为药”，“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4］（P156）。输入到海南岛的高、化之牛有不少被屠杀用以祈祷。这客观反映了海南地区虽然使用牛作为畜力，但由于农业生产力低下，对耕牛之依赖非常淡薄。

五、农业技术与文化的输入

海南岛与华南大陆隔海相望， 虽有琼州海峡阻隔，却因地理位置邻近，舟楫往来便利。唐《元和志》载“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可至。”［8］（P67）由于交通便利， 中原农业技术与文化的输入是持续性的。其农业文化与技术的输入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农业技术的自由传播。 这种方式可以追溯至史前时期，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距今6000—3000年前海南岛已有稻作农业出现［17］（P7-13），应为掌握稻作技术的沿海居民， 乘舟楫往来于华南大陆与南海岛屿之间，通过这种长时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华南大陆的稻作技术传播至海南岛上。 二是行政管辖导致的技术传播。 从汉代海南岛纳入中国版图开始，统治者便开始征收赋税，在海南岛执政的有学之士执掌居民生计， 通常以政令的形式改变所辖区域落后的农业状态， 其农业文明不断受到中原先进农业文化输入的熏陶。《后汉书》 载东汉光武中兴，交趾、九真的行政长官便“教其耕稼，制为冠履”［18］（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已开始向南海先民传授农业技术。北宋官员有劝农的传统，各级地方长官均身兼“劝农使”，虽然苏轼“不得签书公事”［19］（P56），却履行了劝农职责。苏轼在海南曾作劝农诗6首，这与苏轼的民本情怀以及官员身份密切相关。三是避乱人员导致的技术被动交流。这也是农业文化在海南传播发展的重要内容， 由于战乱等原因， 在宋代以前， 已有中土人士不断迁居海南。 随着人员而来的还有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自汉末至五代， 中原避乱者多家于此”［8］（P138），“自魏晋以来，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迁或戍，纷纷日来，聚庐托处”［20］（P69），北方汉族先进的文化，通过居官行商、流民迁客，“熏染过化，岁异而月或不同，世变风移。”［20］（P69）

农业技术与文化向海南岛的输入， 主要体现在当地的农具使用、水利设施建设等方面。在农具使用方面，苏轼涉及海南农事活动的诗文中，出现不少关于农具的内容。《和陶〈劝农〉六首》“利尔耡耜，好尔邻偶。斩艾蓬藋，南东其亩”［4］(P38）；《籴米》“怅焉抚耒耜，谁复识此意”［4］（P45）；《和陶〈五月旦日作和戴主簿〉》“鉏耰代肃杀， 有择非霜风”［4］（P58）；苏轼在黄州、惠州均有亲身农耕的历史，有大量诗文为证。甚至因苏轼“躬耕于东坡”，而自号“东坡居士”，成千古美谈。苏轼相关诗文中的农具，可能是苏轼随身携带到海南，这对提高农业生产力起了促进作用； 也可能是在当地购买， 如果是本土购买， 说明当时海南岛上使用的农具已与中原地区相似。海南岛的水利方面，北宋时期的海南岛上曾有水利兴革。《正德琼台志》载“琼田唐尚未力，自宋修溉之后，元人渐知潴泄”［8］（P129）。通常认为北方水利注重引水浇灌，而南方则以排水、贮水为主，实则还要因地区、作物种类而论。由于水源分配不均，即使海南岛上，农业灌溉也是古代农田水利的重要内容。在北宋开宝八年（975），琼州曾修筑渠堰，引来龙塘水灌田三百余顷。《宋史·河渠志》载：“开宝八年，知琼州李易上言：州南五里有度灵塘，开修渠堰，溉水田三百余顷，居民赖之”［8］（P129）；澄迈县东十里那甲村的祥塘，“立石柱板栏水口， 每春以土筑堤堰水沟，流灌至土，名‘那布袋田’，曲计五里余。”［8］（P132）

此外，苏轼《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云“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4］（P201），说明“鞭春”农业习俗已传播至儋州地区。

六、海南地区的农业贸易

海南地区农业市场发展水平较低，当地农产品贸易倚重于自然生长和采伐的物品，而非种植的农产品。海南物种丰富，物产珍奇，自汉代“以多异产名郡”［8］（P153），将物产用作地名。《汉书·地理志》“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21］（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汉书》应劭注“崖岸之边出珍珠，故曰珠崖”［8］（P27）。据《茂陵书》“五县：玳瑁、紫贝、苟中、至来、九龙。”［8］（P44）从秦朝开始“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21］（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至宋代，由于航海知识的不断积累和造船技术不断提高，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海南地区的贸易发展。朱彧在《萍洲可谈》里记载了一些海舶往来琼州的航海知识，“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22］（P37）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驾驶海舶到海南岛以及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逐渐增多。苏轼诗文中也多次记载海舶来琼的内容，例如《与秦少游二首》有“治装十日可办，但须得泉人许九船，即牢稳可恃，余蜒舟多不堪。”［4］（P174）这里“泉人”许九的船指的应该就是从泉州驶来海南经商的大船，其稳固程度非疍家小艇可比。海南成为东南亚国家到中国内陆贸易的中转地，海南的槟榔、椰子、吉贝、香料、麻、藤、黄蜡、木材等通过贸易活动输入内陆地区。宋代海南有“殖珍怪以祸吾土”［8］（P153）的说法。其源自苏轼《和陶〈拟古〉九首·劝农》有“天祸尔土，不麦不稷。民无用物，珍怪是殖”以及“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的记载［4］（P38）。农业贸易对珍奇物产之高利润的追逐，不但导致相关资源的过度开发，也降低了对粮食作物交易的拉动作用，加剧了岛内缺粮和对外界的依赖。南宋时期有大量关于槟榔贸易的记载， 例如《诸蕃志》载“泉商兴贩，泉广税务岁收万缗，惟海南最多”［23］（P186），《舆地纪胜》载“琼人以槟榔为命，产于石山村者最良，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万也”［24］（P3563）。可能是因为槟榔产地主要分布在海南岛东部，抑或是槟榔贸易在北宋并不流行所致。

在对琼农业贸易中，稻米一直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作为民生商品，管辖海南的行政长官也十分关注米谷贸易， 并数次为其争取政策便利。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广西漕臣曾为方便米谷等贸易而向上陈情，其在奏章中指出：“雷、化州与琼岛对境，而发船请引于广州舶司，约五千里。迄今广西濒海郡县土著商人，载米谷、牛、酒、黄鱼及非舶司赋取之物，免至广州请引。”诏“孙回详度行之”［8］（P254）。《宋史·食货志》载“琼管奏：海南收税，较船之丈尺谓之‘格纳’。其法分三等，有所较无几，而输钱多寡十倍。贾物自泉福、两浙、湖广至者，皆金银物帛，值或至万余缗；自高、化至者，唯米包、瓦蕃、牛畜之类，值才百一。而概收以丈尺，故高、化商人不至，海南遂乏牛米。请自今用物贵贱多寡计税，官给文凭，听其具实报纳。否则许纠告，以船货给赏。诏如所奏。”［8］（P254）到了灾荒之年， 海舶贩米更是关乎民生的重要贸易内容。苏轼戊寅年（1098）十月二十一日作的《记薯说》载“今岁米皆不熟，民未至艰食者，以客舶方至而有米也，而儋人无蓄藏，明年去则饥矣”［4］（P181-182）。他认为是年稻米不熟， 当地人没有饮食艰难，皆是因为客舶售米， 到了第二年海舶挂帆回航，海南便会产生饥荒。由于前一年稻米不熟，海南市场上的米价飙升， 元符二年(1099)4月19日作的《学龟息法》载“元符二年，儋州米贵，吾方有绝粮之忧”［4］（P185）。 事实上缺粮不只是当地居民面临的问题，海南岛上的驻军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需要官方转运军粮供给。《宋史·陈尧叟传》 载“岁调雷、化、高、藤、容、白诸州兵，使辇军粮泛海给琼州。”［25］（列传第四十三）这客观反映了海南岛农业贸易力的低下。

受制于海南的农业贸易发展水平，当地商品种类不丰富，不能完全覆盖日常所需，甚至仰仗外地友人接济。苏轼曾在多篇书信中描述过其在海南衣食用度不足用的窘迫境遇。例如《与元老侄孙四首》有“又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又泉、广海舶绝不至，药物酱酢等皆无。”［4］（P164）《次子由韵〈浴罢〉》有“陶匠不可求，盆斛何由足”［4］（P43），与程全父的书信中言“此间纸不堪覆瓿，携来著已竭”［4］（P162）。《宋史·张鉴传》亦载，张鉴在广州时，“有亲故谪琼州，每以奉米附商舶寄赡之”［25］（卷277列传第三十）。当地居民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生活模式，自给自足，例如《和陶〈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儋人黎子云兄弟居城南，躬农圃之劳”［4］（P55），其园圃内种植蔬菜，又有荔枝、黄柑等，其居址面临大池，又可以钓鱼食用。苏轼在海南亦有躬身农桑，种植园圃的行动。《籴米》有“不缘耕樵得，饱食殊少味。再拜请邦君，愿受一廛地。”［4］（P45）表达了自己欲得地耕种的愿望。《和陶 〈五月旦日作和戴主簿〉》“莫笑一亩园，蚁垤齐衡嵩”［4］（P58），《和陶〈下潠田舍获〉》“聚粪西垣下，凿泉东垣隈”［4］（P64），说明其已种植园圃，躬身劳溽于田舍。

结语

北宋时期的岭南，均为偏僻荒远，发展落后的地区。尤以海南岛四面环海，远离中土，素来不受朝廷重视，其人烟稀少，居住条件落后，是朝廷流放和安置罪臣的处所。在士大夫广受优待的时代背景下， 流放海南无疑是对官员最重的处罚。得益于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苏轼在海南期间进行了大量文学创作，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关于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描绘和记叙，尤其是其涉及农事的文学作品， 成为后世文人辑录风土世俗，以及今人研究宋代经济社会的重要资料。苏轼居琼期间，海南地区虽然自然条件较为优越，但其农业较为脆弱，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导致的。首先，种植作物类型单一，农业领域常说的“五谷”作物中只有水稻在当地较为普遍，在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种植有大量“占稻”等类型，而本地居民则对农作管理水平要求较低的薯蓣类作物较为依赖，薯蓣成为当地居民赖以生活的作物类型。麦、粟等在海南岛并不常见， 其主要依靠跨海运输的海舶带到海南地区，作为制酱、酿酒等的原料，丰富当地物质生活资源类型。其次，在生产力方面，海南岛人力资源紧缺，当时海南岛上的居民数量稀少，且分布不均匀，人口主要集中在琼州、昌化军、朱崖军等地。 受制于较为薄弱的农业基础和当地迷信风俗，海南的畜力资源也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再次，在农业技术与农业文化方面，中原地区的不少农具被带到海南岛上，并已经在岛内传播。当地官员也已经开始水利设施建设， 主持修建渠堰，引水灌田，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文献记载中缺乏大型农具的记载，官府也缺乏抵御自然灾害的预防措施，民间并不储粮，没有建立起可以抵御自然灾害的仓储体系。当然，这也与海南的政治架构不健全有关。农业贸易方面，海南的农产品贸易并不发达， 农人主要关注海南土产的奇珍异产，而非粮食作物，这对海南本土的作物种植业没有发挥良好的拉动作用。为弥补海南农业贸易之不足，本土居民大多种植农产品以自给，部分外来人士短期内依靠外地友人之接济以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