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博文

马铃薯在中国有不同的称呼。西北、云南、两湖地区称作洋芋，东北、天津地区称土豆，华北地区称山药蛋，江浙地区称洋番芋、洋山芋等。明清时期，玉米、马铃薯、番薯等美洲高产作物相继传入中国，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的粮食结构，对我国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现有成果显示，马铃薯最早传入陕西为清代①。目前学界对于马铃薯在中国的引种与传播，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有包括宏观层面的引进时间与路线传入的考证②；微观层面的区域引种与传播史的研究③；以及近几年从历史角度注重马铃薯的主粮化战略的分析④等。 由于马铃薯适应性强、产量高、粮菜兼用，无论在国民党管辖区、日伪沦陷区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都大力发展马铃薯生产以解决民食和军需问题。 关于马铃薯在陕甘宁边区的推广，目前尚未有专门的文章，本文拟从陕甘宁边区马铃薯推广的背景、推广方式、改良技术以及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

一、陕甘宁边区马铃薯推广的背景

（一）恶劣的自然环境制约粮食生产

陕甘宁边区位于黄土高原的中北部， 平均海拔高度约为1000米， 地势是一个西北高而东南低的倾斜面，大都丘陵起伏，大致包括山地、塬地、川地、沟地几种。边区大部分的耕地都为山地，容易被雨水冲刷，地力不高，耕作困难，易受旱灾。塬地在黄土塬上，也容易受旱。沟地在山谷里，地力较厚，但阳光不足，温度低，易受霜灾。川地在河川两岸，地势平坦，土质较佳，但地势较低，易受水灾和霜灾。总之，耕地条件比较差，并没有真正土质肥沃的冲积平原，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边区属典型的大陆性、高原性干旱气候，日照充足，干旱少雨。边区雨量尚无可靠观测，“据云在400至500毫米之间，三边一带雨量更小”［1］(P15)。边区粮食的丰歉“几乎完全决定于雨量多少”［2］。从降雨量来看，“1940年472.4毫米，1941年313.1毫米，1942年328.0毫米，1943年290.3毫米，1944年251.1毫米，1945年218.0毫米”； 从蒸发量来看，“1942年1400.3毫米，1943年1800.0毫米，1944年1788.0毫米，1945年2100.0毫米”［3］(P17)。降雨量在逐年减少，蒸发量却在逐年增加，这是旱灾发生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边区每年雨量的分布也极不平均。 以1940年延安的雨量为例，全年降雨59次：4月11.5公厘，5月16.3公厘，7月128.6公厘，8月92.7公厘，9月78.0公厘［4］。春季是播种最佳时期，降雨量很少，易形成春旱；夏季不需要太多的降雨， 雨量却很大， 易形成涝灾。边区主要河流有无定河、大理河、洛河、葫芦河、延水、环水、秀延水等，虽然沿河川地土质肥沃，但是灌溉较为困难，且雨量的不平均极易发生涝灾，加之长期以来森林砍伐导致植被稀疏，在河水暴涨的季节泥沙量很大，沿河川地带常遭淹没，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的损失。 边区的土壤理化性质很好，但其中含有大量石灰质，易成碱性，造成风蚀和水土流失，在森林被破坏的地带，在大量开垦山地的区域，由于雨水的冲刷，土壤里的有机质被分解、冲走，农田大都变得贫瘠。

陕甘宁边区气候干旱，雨量稀少，土质贫瘠，每年或多或少遭受旱、虫、涝、雹、霜、冻、疫各种灾害。其中尤以旱灾偏多、危害巨大。边区自然灾害的多样性、频发性和严重性，加之边区生产力水平低下和抗灾和救灾能力意识的不足， 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困难，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活。1939—1945年，“因灾害总共损失粮食110余万大石，可供100万群众一年食用”［5］(P191)。

（二）残酷的战争环境限制粮食流通

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侵华日军的军事包围加重了陕甘宁边区粮食困难。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日本诱降和英、美等国劝降的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加剧反共活动， 制造反共磨擦事件。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便把反共中心转向华中，于1941年1月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后，虽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表面上并没有破裂，但国民党顽固派在日本的政治诱降活动下，已经走上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尤其是公开派遣大批军队包围和封锁解放区，企图武力“剿灭”。因此，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自然成为国民党顽固派的重点打击目标。国民党不仅停发八路军的军饷，而且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既不准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也严令禁止国统区的货物进入边区。同时，还在边区附近引诱走私，破坏边区财政经济稳定。淳化县口镇是通往边区的交通要道，时常军警密布，通过艰难，“即是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粮食、食品、洋芋等）的进出，也要遵受蒋军的严密搜查”［6］(P56)。日军也在伺机准备乘机突破黄河防线，进攻陕甘宁边区。自1938年2月18日起，日军以两千余兵力实施其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计划，在东面从碛口、军渡猛烈炮轰边区的宋家川等地， 并从马镇渡河占领府谷城。在北面配合伪军向东胜、河曲进攻，势在夺取神府、榆林，南下进逼延安。

（三）严峻的社会环境加重粮食危机

移民人数和脱产人员数量的增加加重了粮食危机。陕甘宁边区的移民主要有三大来源：一是内部从地少人多的地区迁入到地多人少的地区；二是不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而逃入边区的沦陷区的移民；三是国统区的赋税负担沉重和自然灾害频发导致生活困难，无法在国统区生活而自愿迁入边区的国统区移民。从1937年到1945年，“移难民达63850户266619人，这对于只有150多万人口的边区来说， 无疑是个巨大的社会问题”［7］(P54)。由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有力宣传，边区成为吸引了无数人前往的革命圣地， 导致边区的机构冗杂，脱产人员逐年递增，“1937年为3万人左右，1939年为5万人，1940年为6万人，1941年为82619人”［8］(P408)。人口的不断增加势必带来粮食供给的不足， 所以更需要引种一些高产农作物来解决口粮问题。

二、马铃薯的本土适应与光华农场引种试验新品种

马铃薯得以在陕甘宁边区成功推广， 得益于本土的气候与土壤条件支持。虽然，陕甘宁边区脆弱的生态环境给一般粮食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马铃薯对本土环境的适应性较强。首先，马铃薯的生长期短。边区的“晚霜期约在四月下旬，早霜期约在十月中旬，一年不下霜之期约五个月”［1］(P15)，无霜期在150天左右，这种生长季决定不适宜种植生长期长的农作物，边区大部分地方粮食作物都是一年一熟制，极大地限制了粮食种植结构。相反，对马铃薯来说却十分友好。其次，陕甘宁地区土质符合马铃薯对土壤的要求。边区的土壤主要为“风积黄土”，其物理性质属于钙质土壤，不黏不砂，宜耕宜植，结构疏散，孔隙在50%左右，保持水分和养分的力量很强，地下水可以高速地上升。 边区黄土的松软度和透气性， 有利于马铃薯根系和块茎成长。化学性质除了含氮量较低外，钾、钙含量却较为丰富，而马铃薯是喜钾作物，对钾需求量大。基于以上两点，马铃薯在陕甘宁边区的种植有天然的优势。

自1938年起，边区陆续开办农业学校、农业试验场等农业科研与推广机构。 延安光华农场创办后，引进、试验、推广农作物、蔬菜、果树等优良品种，其中马铃薯当属典型。光华农场主要试验并推广了四川彭县黄皮及美国白皮（Cobbler）马铃薯两个品种。 这两种马铃薯种籽都是建设厅在1940年从国民党统治区大后方买来的，刚买来的时候，考虑其会水土不服， 所以只交给光华农场试种。Cobbler是美国马铃薯品种 “爱尔兰皮匠”（Irish Cobbler），即男爵品种。贵州省联合农场1938年成立后， 技师管家骥从事马铃薯品种改良和栽培试验工作，主要负责引种与区域试验，从国内外引进马铃薯品种14个，“其中以美国品种Triumph、Cobbler、Katahdin、Chippewa、Golden表 现 最 佳”［9］(P48)。彭县黄皮马铃薯在民国元年， 由白鹿乡天主教堂华人传教士从广元县教堂引入， 当时称“大白洋芋”，因其块茎多而大，色黄白、抗病、高产，又称“彭县黄洋芋”。1940年，四川省农改所将彭县黄皮马铃薯和开县、达县、开江三县以及从省外新引进的几个品种的马铃薯，进行试验，结果都不如彭县黄皮马铃薯［10］(P243)。以上可知，无论是美国白皮还是彭县黄皮马铃薯， 在大后方的实验结果显示都十分理想。

边区本地原有紫皮、红皮、粉皮、白皮4个品种的马铃薯。紫皮马铃薯在边区种植最为普遍，因为产量高且口感好， 每垧地大约能收三四千斤左右，每年9月初就可成熟， 其余3种种得较少。1942年光华农场比较试验较好的11种马铃薯，其中美国白皮马铃薯最好，“芽眼少而浅，质细，产量高”［11］。且成熟期早， 阳历7月20日前后就可以收，“川地种植每亩产小秤800多斤，跟本地紫皮的秋后产量差不多。如果等白露后， 收下留种， 比本地紫皮还要多产20%”［12］。可作调节青黄不接时的粮食，同时可节省玉米等杂粮。 彭县黄皮马铃薯成熟期在10月5日左右， 但产量特别多，“平均每垧地可产4400斤左右，超过本地紫皮产量1000多斤， 也超过美国白皮产量的二百七八十斤”［13］。从1943年贮藏的情况看，这两种马铃薯远比紫皮马铃薯易保存。当时，彭县黄皮马铃薯推广对象是普通民众，美国白皮的则以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农场为推广对象。

三、陕甘宁边区马铃薯推广的方式

20世纪40年代是我国马铃薯快速发展的时期，主要原因是日军加紧侵华步伐，战乱频繁，灾害严重，粮食所产满足不了社会需要。由于马铃薯适应性强，产量高，粮菜兼用，故而受到重视。由于陕甘宁边区土地贫瘠，农业基础条件脆弱，粮食生产能力十分有限，加之移民难民的涌入和脱产人员数量的激增，粮食危机愈发严重，甚至出现粮食恐慌的情况。中国共产党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解决粮食问题的主要途径，最直接的目标就是增加粮食生产总量。

（一）开垦荒地，扩大马铃薯种植面积

开垦荒地， 扩大耕地面积是提高粮食产量最直接的方法。为了保证粮食供给，陕甘宁边区在农作物结构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增加了高产粮食作物种植比例。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的报告中就曾说到：“我们的第二项农业政策就是增开荒地。”［14］(P433)边区荒地很多，除绥德分区外， 其余各分区都有许多荒地可开。 从1938年开始，边区发起了大规模的开荒运动，并实行了鼓励人多地少的农民往地广人稀的地方开垦荒地的移民计划，希冀应对农业劳动力和耕地面积短缺的困境。1939年耕地面积为1002744亩，1940年为698989亩，1941年为481262亩，1942年为354768亩，1943年为763276.8亩，1944年为1054720亩［15］(P435)。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种植高产马铃薯的倾向在1944年的生产计划中更为明显， 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发展马铃薯生产极为重视。 在1944年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到争取两年完成“耕三余一”的任务，其中一条就包括“要增种洋芋30万亩，保证每亩收获800至1000斤， 抵细粮至少24万石”［16］(P194)。1944年2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发布文告，介绍马铃薯的高产性能、食用价值、适宜地区以及耕作和贮藏技术。 要求各级政府制订具体计划，“延属、绥德两分区准备每人平均新增种半亩，陇东分区新增种83000亩， 关中分区新增种63000亩，除照准以上四个分区所提增产数量外，三边分区亦应根据该分区具体情况订定本年增种面积”［17］(P54)。由于有了1944年的正式通知，1945年陕甘宁边区马铃薯的收获达到高值。 从1959年米脂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对陕北马铃薯农家品种调查来看，陕北马铃薯的种植面积仅次于谷子，“获得比较丰收的有1930、1933、1945、1953、1958年5年”［18］。

（二）改良马铃薯种植与贮藏技术

要想达到“耕三余一”或“耕二余一”的增产任务，改良耕作技术，提高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是完成增产任务的最重要的办法。 为了提高马铃薯的单位面积产量，1944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专门布告中就有指示“要注意选种、选择土地、多上粪、勤锄、多拥土、适时种、适时收藏的工作”，使得“每亩产量600至1000斤”［19］。 开荒只能在有荒地的地区实行，改良农作法在全边区各地都可以实行。

1.轮作复种

马铃薯生长期较短，适轮作复种，忌连作。轮作以谷、麦类、玉米等作物为最好，可以降低病害发生率， 也不会影响土壤中钾肥力下降和下一茬的产量。 边区除了提倡豆谷轮作和粮草轮作外，“还试验了马铃薯和青贮玉米的轮作复种，一年两熟，并取得了成功”［20］(P110)。延安县柳林区吴满有乡试验蔓豆与马铃薯互相调种，“因洋芋地锄的多、草少，宜种蔓豆（因蔓豆易长草）；因蔓豆地豆叶落到地里地肥，宜于洋芋”［21］。

2.施粪造肥与加强锄草

边区肥料的来源，有积粪和造肥两种办法。积粪方面提倡“天天垫圈”“人人拾粪”，各县农户都要安厕所，建立尿站。造肥方面，各村都创造出许多办法，如用烂草沤粪，将动物的骨头烧成灰，拌在粪内施用等。 老君店村群众研究掏钵种马铃薯的办法，“在平地上挖深5寸长宽6平方尺的坑，圆的也行，钵底要修平，地底要将土挖到8寸深，晒一两天，使生土晒干，然后把粪撒下，越大越好，粪要匀，把籽干种下，再浇够水”［22］。掏钵种的特点主要是深耕、掏钵蓄水和大量而集中的施肥。耕层加深不但给根群发育准备了良好的环境， 而且也增加了土壤的蓄水力。“锄钩有水” 是最能体现农民对于锄草功效的评语。 过去陕甘宁边区的部分农民只锄一次或不锄草，1943年边区各地党政机关普遍号召民众多锄草， 要求各地全部庄稼都达到锄草2—3次。

3.防治病虫害

边区马铃薯的主要害虫是斑蝥， 主要发生在延属、陇东、关中、绥德各分区，特别是安塞、志丹、关中的中心区，合水等地最为严重，损失也特别大，如1945年“仅安塞一县29000多亩洋芋，损失6万多装，每装可顶1斗米，那就等于6000石米的损失”［23］。边区倡导各地干部和群众克服“这是天年的事”“多的没法打完”“下一场雨就完了”等迷信思想，还向民众介绍捕捉法、扫落法、撒灰法、掘沟法、打落法、火烧法、秋掘地、除杂草、药剂法等方法。雨季土地潮湿，马铃薯易发生黑腐病，表皮产生黑色污点，软化腐烂后又生灰白色霉点，味臭难闻，且传染力极强，会使得大批甚至成窖的马铃薯烂掉，所以要先把有黑点的拣掉，马铃薯挖出后在上面铺盖上蔓和杂草，晒3天，待水分减少后再进窖，窖要开一两个气眼，流通空气。要经常注意检查，温度不要太暖和、太冷［24］。

4.水土保持

通过蓄水保土实现粮食增产是农业生产中具有增产效益的至关重要的技术措施。 绥德分区属于黄土丘陵沟壑区， 水土流失最为严重。 拍畔溜崖、修梯田是保存水土、改良土质的基本办法。绥德沙滩区三乡张家沟村张芝兴， 创造了修梯田的办法，3垧半地内修了12层梯田，1943年马铃薯产量2.33石折粮5斗， 所有作物1943—1945年3年平均产量6.3斗，未修之前3年平均产量3.1斗［25］。修梯田后地势相对平坦，蓄水力强，泥土漫溉后土质得到改良，所以产量提高。

5.改良贮藏技术

马铃薯收获后的贮藏也是关键。 由于战争的频繁，1942年—1943年自然灾害的频发，边区逐渐重视粮食贮藏工作。边区指示各地“应该有计划地组织群众保存糠、麸、谷衣子，干洋芋等，并可发动采集野菜、野果，晒干保存，以备荒年”［26］。义仓的设立可以在平收和丰收年陆续保存粮食， 在歉收时调剂与解决群众食粮恐慌。 在1945年的义仓经营中，有些以往不认为是“粮食”的东西即糠秕、野草、野菜、干洋芋，干白菜、苦菜、玉米心子、沙米、棉蓬籽等也被交入义仓［27］(P427)。除了经营义仓外，《解放日报》还介绍了马铃薯窖的打法，如最好打拐窖， 马铃薯窖要安在阴凉地方， 在伏天就要打好，因为伏天地气是凉的，马铃薯窖打得深一些，装进马铃薯才不会发热腐烂， 第二年春天也不会生芽。

（三）以多种宣传方式对农民进行教育

由于传统农耕社会农民文化水平低下，大多数都是文盲，缺乏一定的科学知识。为了配合边区大生产运动，科学的普及和宣传也在农业生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农业科普与群众生产生活相结合，利用简单直接且通俗易懂的宣传方式教育群众。科普宣传的重点就是突出优良品种的高产优点，使群众在思想上有一定的认识。

1.编写科普读物

边区建设厅组织相关人员，编写农业科普读物，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如《洋芋栽培法》是为了解决边区农民由于方法不对， 影响马铃薯质量提高和产量增加的问题而编写的指导性小册子，内容包括选种、催芽、整地、播种、管理、收获等方面。《解放日报》专门辟有“农学知识”和“科学园地”专栏。林山《谈谈洋芋》主要介绍了马铃薯的利用问题。康敏《洋芋》主要介绍了边区紫皮、白皮、红皮、粉皮4种马铃薯以及引进的彭县黄皮和美国白皮两种马铃薯各自的特点， 并介绍了种植的经验。光华农场《种菜法》中介绍了边区种植的马铃薯品种和栽培技术。超黄《果树除虫的简便方法》介绍了危害马铃薯的害虫斑蝥及其防治方法，等等。除此之外，边区还通过开展识字运动，扫除文盲。 在教材的编写上十分注重与边区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庄稼选字方面，主要选用诸如“瓜菜葫芦洋芋萝卜蔓葱蒜”［28］(P269)等与农业生产生活经常听到和用到的字。教材课本中“农家吃的饭与书上的不—样时，就可把‘干饭、稀饭、高粱饭’，改为当地的‘面条、蒸馍、洋芋蛋’”［29］(P292)。

2.利用民间艺术形式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艺术为群众的利益服务， 为群众的生活、生产、 教育服务” 成为延安时期文艺工作的核心。1943年春节开始出现“新秧歌”运动，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等纷纷加入秧歌队，当时内容表现最多的是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以歌颂人民、歌颂劳动、歌颂革命战争为主题。 延安行政学院九班秧歌队集体创作和演出的《好庄稼》介绍的是棉花、马齿玉米、狼尾谷、美国马铃薯4种庄稼的好处，以4个人装扮成4种角色，用说快板的形式、诙谐幽默的语言， 说出每种庄缘的好处和产量， 很受农民欢迎。延安县柳林演出完散场时，听说美国马铃薯一垧地收4000多斤， 居民常兴福拍着手说：“美国货这样好，比当地洋芋好的太，今年一定要种它几垧来防灾。”［30］此外，陕甘宁边区还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流动画展， 其中木刻版画直观地展现了大生产运动的场景， 生动地反映了边区人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革命景象。如1941年1月9日至12日在青年文化沟“文化俱乐部”举办的鲁艺美术工场首次展览会，“四天时间，参观者络绎前来，众口赞誉”［31］(P414)，其中就包括焦心河创作的《挖洋芋》。

3.举办农业展览会

举办展览会， 把边区栽种的马铃薯良种和高产典型展出，给予农民最直观的感受。1943年11月26日， 延安召开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及第三届生产展览会，规模最大，农产品展览中的彭县、美国马铃薯，因为品种特别优良，值得在边区大量推广与提倡而受奖，获奖理由都是产量高，等级均为甲等［32］(P111-112)。参观了展览会的农业部分后， 参观者不仅仅满足于数字的完成，或个别谷物菜蔬突出的重量，而且切实注意每亩地平均产量的提高，怎样改进农作法，怎样改良品种，来进一步发展生产，保证供给，提高生产的数量和质量［33］(P104)。农业科普与正反典型相结合也是一大特点。 有些展览会善用对比方式， 凸显差异，引起观展者的注意。绥德县举行的全乡劳动英雄大会与展览会，“把溜过崖地的洋芋摆在一起”［34］，把不好的庄稼摆在一起加以对比。

四、陕甘宁边区马铃薯推广的成效

马铃薯粮菜兼用，抗旱耐瘠，耐贮藏，易携带，很受农民欢迎， 是边区扩大示范推广的重要备荒作物，广泛的种植与推广，对边区产生了以下诸多方面的影响。

第一，扩大了边区的粮食作物种类。陕甘宁边区民众原先基本饮食以所生产的农作物如小麦、谷子、糜子为原料，主要为麦面、小米、黄米等。马铃薯的种植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边区的作物种类， 根据1943年各种农作物比例的报告可知“各种谷物约占整个农作物的75%，大豆11.2%、土豆3.2%、亚麻5.1%、棉花1.4%和蔬菜2.2%”［35］(P55)。同其他农作物相比，豆类、薯类和纤维作物的产量增加了。

第二，缓解了边区粮食供应紧张，保障了基本的生活供应。1937—1945年，边区各级政府安置了20余万移难民， 这些移难民经政府安置后大部分投入了农业生产，由政府调剂贷款、粮食、种子、耕牛、农具、土地。延安县的难民特别需要马铃薯种籽， 政府在老户中进行调剂，“1942年调剂洋芋籽13555斤”［36］。 驻南泥湾的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在1943年农业生产中获得丰收，“计收细粮12000石， 洋芋、 南瓜等折粮（三斤折粮食一斤）3000石，共15000石”［37］(P170)。马铃薯的种植在短时间内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军民的粮食问题。

第三， 丰富了边区饮食结构， 改善了饮食水平。边区群众充分利用马铃薯粮菜两用的特点，改善了饮食条件。由于无法得到新鲜的牛乳，缺乏必要的蔬菜、水果、白糖、豆腐，豆浆市产不多，导致边区儿童营养品缺乏。延安保育院“用羊乳来代替牛乳，四乡去收买蜂蜜来代替白糖，用烤馍片、红枣，花生、核桃等边区出产的东西来代替点心和水果，自己买豆来磨成豆浆和做成豆腐，用猪肝、菠菜，山芋、洋芋等，做成菜浆或菜泥，来补足某些缺乏的滋养元素”［38］(P170)。 为了体现对日军俘虏优待政策，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日军俘虏伙食会比普通学员要好一些， 如星期二和星期四早饭就有羊肉炒土豆［39］(P54-55)。在边区，马铃薯的做法可谓多种多样，就像《环县洋芋蛋》中所唱的那样：“洋芋疙瘩不一般，蒸煮炒炸花样全，搓成卜拉调点蒜，磨成肉肉登登软，做成糊糊洋芋面，它是边区的宝贝蛋。”［40］

第四，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升了群众的消费水平。为了增加出口贸易，扩大合作社经营，改善社员生活，调剂机关人员给养，合作社一般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米、麦、荞面、猪、羊、鸡、鸡蛋、油、菜蔬等农副产品，当时“收购马铃薯价格每百斤一元八角”［41］(P210)。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以粮食等实物折价入股是合作社的一种创新形式。 延安县南区合作社以实物折成比市场高的价钱入股，包括老牛、干草、小米、杂粮、马铃薯、鸡蛋等［42］；同时，合作社配合政府发放农贷解决农具、籽种和部分口粮不足的问题。延安县永坪合作社及救灾组发现群众田苗不足，“迅速代购籽种37石，洋芋籽1000斤，还调剂28石多”［43］(P520)。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有了买进卖出的能力，消费水平得以提升。

第五，扩大了马铃薯的用途。马铃薯在陕甘宁边区存在制约大量种植的缺点： 一是水分多且笨重，运输困难；二是不易贮藏，要贮藏大量的马铃薯超过一周年较为困难；三是口感较为粗糙，不宜作单纯的粮食。 边区的农民只能每家种几亩作为自给的辅助粮食，而不能像小米等其他主粮一样。在这样情形之下， 就要从马铃薯的利用或调制上来克服的运输困难、贮藏不易与食用粗糙等缺点。除了晒成马铃薯干外，还有制淀粉、粉条、醋等办法。光华农场做过粗略统计，本地白皮马铃薯每亩产淀粉量203（市斤），每亩可制粉条量213（市斤）；彭县黄皮马铃薯每亩产淀粉量208（市斤），每亩可制粉条量218（市斤）；本地紫皮马铃薯每亩产淀粉量165（市斤），每亩可制粉条量173（市斤）［44］。除此之外， 边区还具体介绍了怎样做马铃薯粉条与做马铃薯醋的方法。

第六，提升了公众对马铃薯的认识。在抗战时期，很多从南方来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奔赴陕甘宁边区，但对西北黄土高原的农业知识太不了解。方悴农生于浙江，1937杭州沦陷后，投奔延安。他在回忆录中谈到在去延安前没有接触过马铃薯，农展会上分工要其写科普宣传材料《怎样种洋芋》，他只好照作物学教科书上说的“种薯以鸡蛋大小为宜，大的可切成两块下种”办法来写，但有学员提出意见：“整薯下种只能结些小薯块， 要把薯块上除顶芽以外的芽眼挖出来做种， 种薯薯块还可以吃。而且用芽眼做种，植株少、结的薯块大，切洋芋丝炒着吃或凉拌都好。”［45］(P35)后经过对比试验，果真如此。

总之， 由于马铃薯自身的本土适应以及陕甘宁边区对种植高产作物的重视， 马铃薯在这一背景下得以有效地、广泛地种植与推广，不仅改善了边区军民的生活条件， 缓解了当时紧张的粮食恐慌，丰富了边区的食物来源，而且也巩固与加强了边区的政权建设。

注释：

①刘鑫凯、朱宏斌《清代马铃薯在陕西的引种与传播》，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7期。

②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三）》，载《世界农业》1979年第4期；翟乾祥《我国引种马铃薯简史》，载《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马铃薯引种我国年代的初步探索》，载《中国农史》2001年第2期，《16—19世纪马铃薯在中国的传播》，载《中国科技史料》2004年第1期；谷茂、信乃诠《中国栽培马铃薯最早引种时间之辨析》，载《中国农史》1999年第3期；谷茂、马慧英、薛世明《中国马铃薯栽培史考略》，载《西北农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丁晓蕾《马铃薯在中国传播的技术及社会经济分析》，载《中国农史》2005年第3期；谢从华、柳俊《中国马铃薯引进与传播之辨析》，载《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③梁四宝、张晓玲《马铃薯在山西的传播引种及其经济作用》，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蔡培川《甘肃天水马铃薯种植历史初考》，载《中国农史》1989年第3期；孛鹏旭《马铃薯传入甘肃初探》，载《古今农业》2010年第2期；崔思朋《小作物的大历史：马铃薯在近代以来内蒙古地区传播与利用研究》，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勉卫忠、李愉《马铃薯在宁夏的传播及其影响》，载《农业考古》2022年第1期。

④谢从华、柳俊《中国马铃薯从济荒作物到主粮之变迁》，载《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张箭《马铃薯的主粮化进程——它在世界上的发展与传播》，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