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啸虎 陈叶群

一、引言

“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 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1］（卷二十四 《马援列传第十四》，P840）。马匹既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又是军事征伐所必需。汉唐堪为中国历史上养马的高峰期，学界对于汉唐马政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①。对养马业的重视，促使了作为“牧草之王”的苜蓿入华。西汉元朔三年（前126），张骞历经曲折回到长安，带回消息：“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子马也。”［2］（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P3160）汉武帝渴求良马，于是派遣李广利伐宛，最终“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3］（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P2702）。为大宛马所嗜食的苜蓿②,也被从西域引种入华。此即“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2］（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P3173-3174）。苜蓿种植范围不断扩大，逐渐弥补了农耕民族的饲料匮乏，对汉唐时期养马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

一个世纪以来， 有关苜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引入品种、引种时间、本土化进程及饲用价值等方面③。有关汉唐时期苜蓿引种与推广原因、过程等方面的探讨尚不充分。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苜蓿与养马业的关系入手，透过汉唐时期苜蓿种植范围与利用领域的扩大， 一窥汉唐时期的国家变动，以期更加全面地透视汉唐农牧互动、胡汉交融的历史进程。

二、汉代的饲料匮乏与苜蓿引进

马匹自古为六畜之首，在战争、交通和礼仪等方面的地位极为重要。但同牛、羊等其他具有前肠发酵区的反刍动物相比，马是单胃食草性动物，不能最大化吸收食物营养， 对低质量粗饲料的适应能力较差［4］（P17）。马不反刍的特性，使之对饲料的需求量更大。又因马吃草不同于牛、羊用舌头卷草，而是直接用牙齿，所以马对草的长短要求更高。

华夏农耕民族不同于草原游牧民族， 内地没有得天独厚的养马条件，饲料有赖于农耕［5］（P121）。而且牲畜自由行动一定程度上会对农作物造成破坏，所以农耕民族的马匹多是厩养。与天然草场的野牧相比，厩养依赖于人工种植饲料。这意味着内地的养马成本远高于游牧民族。 所以对于历朝历代而言，养马业的兴盛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牧场面积的多寡。汉唐畜牧之盛，正在于此。如明人雷礼所言：“观汉唐之盛，于水草善地，必摽占之，而春放秋入，莫不有法，岂捐稼穑而肆牝牡已哉？盖牧场为孳息之本， 非此无以蕃国马而正天下矣。”［6］（卷十二《草场》）

厩养之下，内地喂马的精饲料以粮食为主。这导致养马业成本投入巨大。如居延汉简中有载：

月晦日食马二斗，月二日食粟二斗，县令食马廩计，三日食二斗，四日二斗，十月廿三月食马二斗。（五八）四一四·一［7］（释文卷二《簿录》，P259-260）

“粟”之含义，非特指某种类的粮食，而是粮食的总称［8］（P93）。以粮食 饲养马匹，甚至人马共食一物，可见马对饲料的挑剔，以及彼时马匹的珍贵。

汉初“天子不能具其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2］（卷三十《平准书第八》，P1417）的局面，在汉景帝时期有所改变。《汉书·景帝纪》引《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疋。”［3］（卷五《景帝纪第五》，P150）文景之治后，汉代马匹数量已逐渐可观。但以粮食为主要饲料进行喂养，“夫一马伏枥， 当中家六口之食”［9］（卷六《散不足第二十九》，P297）。以至汉景帝只得发布诏令：“令内史郡不得食（饲）马粟，没入县官。”［2］（卷十一《孝景本纪第十一》，P448）歉收之年以粮食喂马，容易引起人马之间的生存矛盾。 而且用这种方式喂养出的马匹，素质并不高。如后来汉元帝时贡禹进言：“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而厩马食粟，苦其大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3］（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P3070）以粮喂马的饲养方式亟需改善，苜蓿作为优质牧草被引种入华，恰逢其时。

苜蓿属多年生豆科植物，是喂马的优质牧草。又因适口性好，可作为蔬菜食用，素有“牧草之王”“饲料之王”以及“食物之父”的美誉。至于苜蓿的起源地， 一般认为是小亚细亚内部、 外高加索全部、伊朗和土库曼高原［10］（P3）。苜蓿在汉武帝伐宛取善马时被作为饲草引入， 可以弥补传统农耕文明在饲料上的天然匮乏。

但是，苜蓿虽入华，却并不意味着可以迅速在华夏大地上推广。 农耕文明自古就有适宜自身条件的作物，粟、稻、麦等作物已经占据了绝大比例的可开垦土地，留给苜蓿的空间不多。苜蓿作为外来物种能否被农耕文明所接纳， 本身也需要时间的考验。苜蓿作为域外草本植物，何以越过这重重障碍，最终在华夏大地上“处处有之”呢？

三、汉唐时期苜蓿种植范围的扩大

苜蓿被引进之后，首先在“离宫别馆旁”进行试种。西汉之离宫别馆，主要分布于关中。依照气候相似性理论， 引进的农作物应先在关中地区进行试种，与风土相适应，然后再向华北和其他地区推广［11］（P25）。至于苜蓿引种关中，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地的饲料压力巨大。 西汉建都长安，“强本弱末”以实关中，不断向关中地区迁移人口以巩固统治。军事上，西汉将中央军队的建设放在首位，如汉初专设南北军拱卫京师。人口的涌入，加之京师屯兵驻防，西汉时期关中地区人口高达243万以上［12］（P31），仅都城长安就有数十万人［13］（P55）。西汉同时在关中大力扩充骑兵，厉行马政，京畿设“天子六厩……马皆万匹”［14］（汉官旧仪卷下，P47）。“天子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3］（卷二十四下《食货志第四下》，P1161）。为满足庞大的粮食与饲料需求， 西汉充分利用彼时关中“沃野千里”的自然优势发展农业，大力种植作物。饲料作物苜蓿自然入选种植范围。

而且丝绸之路开通后，“使者相望于道。 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2］（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P3170-3173）。长安是西汉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四方辐凑并至而会”［2］（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P3261）。大批西域使节和商人进京进一步加大了长安的粮食和饲料供给压力。故此，作为优质牧草的苜蓿首先被引种于长安。更何况苜蓿本身是域外作物，种于离宫别馆旁，亦可向域外使者彰显大汉之威德［15］（P2）。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作为西汉政治中心的长安，为文明交往和物种交换提供了重要的空间。正是这种双向互动，使苜蓿得以在长安形成“极望”之观。此后西汉甚至设立了管理苜蓿的专职人员，如《汉官六种》载：“长乐厩员吏七十人，卒驺二十人，苜蓿苑官田所一人守之。”［14］（汉官一卷，P4）

至东汉， 苜蓿种植进一步向黄河中下游地区扩展［16］（P87）。苜蓿“植之秦中，渐及东土”的传播路线，与两汉之际统治中心的东移密切相关。自东汉定都洛阳，全国的政治重心正式东移［17］（P542）。洛阳成为彼时最重要的商业都市，“牛马车舆， 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1］（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三十九》，P1633）。东汉三河地区的人口达到三辅地区的4倍多［18］（P12），都城洛阳的人口亦高达19.3万［19］（P125）。洛阳的粮食和饲料压力与日俱增， 早先在关中试种成功的苜蓿自然要被引种到洛阳地区。

随着苜蓿的引种与推广， 东汉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逐渐积累了一定的种植经验。东汉农书《四民月令》 内容以洛阳及周边区域为中心， 其载：“（正月）可种瓜、瓠、芥、葵、薤、大小葱、蓼、苏、牧蓿（即苜蓿）子及杂蒜、芋。”［20］（正月，P13）苜蓿与其他本土作物一样，被纳入中国传统农时体系，成为可按时令栽种的常规作物。可以说，苜蓿种植初步实现了本土化。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苜蓿在中国北方的种植范围不断扩大。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游牧民族陆续进据中国北方建立政权， 黄河中下游大片农耕区成为牧场［21］（P80-82）。苜蓿作为优质牧草，自然为这些政权所推崇，从而得以被广泛种植。以统一中国北方、养马业最盛的北魏为例，贾思勰《齐民要术》称苜蓿“长宜饲马，马尤嗜之”［22］（卷三《种苜蓿第二十九》，P359），故此苜蓿为北魏所厚爱。《洛阳伽蓝记》载：“禅虚寺，在大夏门（外）御西道。寺前有阅武场，岁终农隙，甲士习站，千乘万骑，常在于此……中朝时，宣武场在大夏门东北，今为光风园，苜蓿生焉。”［23］（卷第五《城北》，P165-166）前朝操演军队的宣武场，到北魏已改为苜蓿园④。苜蓿作为优质牧草，更是广泛种植于牧场。北魏前后建有代郡、漠南、河西以及河阳四大牧场， 其中又以河西为最。“世祖之平统万， 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孳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槖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24］（卷一百一十《食货志》，P2857）。这些牧场的位置，与彼时苜蓿种植范围大致吻合，即集中分布在华北、西北及黄河中下游地区。

随着苜蓿在中国北方的推广， 栽培技术有了巨大提升。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苜蓿》中分别对苜蓿在水地和旱地的种植技术进行了详细记载，当时苜蓿已是精耕细作［25］（P189）。至于南方，受自然条件等因素制约，没有形成大规模官营牧场，马匹匮乏［26］（P95）。养马业的缺陷，加之自然条件的差异，苜蓿难以在南方生根发芽，更未得南人认可。如南朝陶弘景《本草经集》 载：“长安中乃有苜蓿园，北人甚重此；江南人不甚食之，以无气味故也。”［27］（卷第七《果菜米谷有名无实》，P484）

游牧民族的涌入， 为苜蓿在中国北方传统农耕地带的推广种植注入了动力， 也在传统农耕文明中激起了阵阵涟漪。苜蓿成了农牧互动、胡汉交融的纽带。至于南方，苜蓿则一时难以跨越自然与人文的屏障。 如田余庆先生所言：“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 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28］（P345）中国北方农牧互动基础上胡汉民族的融合，实现了华夏的重构。苜蓿则为北朝的活跃提供了重要条件， 使其战马与骑兵得以保持优势地位。隋朝结束南北分裂局面，大一统国家的重建又为苜蓿向南方的推广提供了重要契机。“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29］（P344）的唐朝立国奉行农牧结合的军事战略， 魏晋南北朝时期仅为北朝所重的苜蓿终于打破南北隔绝的种植僵局，在长江流域形成系统种植。某种程度上，这亦可视作南北整合的一种具体表征。

隋朝寿命短促， 但亦设专门机构掌管苜蓿。《隋书·百官志》载：“司农寺，掌仓市薪菜，园池果实。统平准、太仓、钩盾、典农、导官、梁州水次仓、石济水次仓、藉田等署令、丞。而钩盾又别领大囿、上林、游猎、柴草、池薮、苜蓿等六部丞。”［30］（卷二十七《百官中》，P756-757）唐代苜蓿种植的发展，则相当程度上得益于陇右8坊48监和1296个陆驿的设置［31］（P183）。安史之乱前，唐朝拥有广布于西北、以陇右牧群为骨干的巨大牧场群，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养马场［32］（P35）。“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其始置四十八监也，据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员广千里……”又“（八马）坊之占地千二百三十顷，以给刍秣”［33］（卷五十《兵志》，P1337）。唐初专门开辟了生产饲草的基地，据《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莳茼麦、苜蓿一千九百顷，以茭蓄御冬。”［34］（卷二二六《张说》，P2283）仅陇右牧场一地，苜蓿种植面积就有如此之大。

苜蓿的广泛种植， 为唐代养马业发达提供了坚实基础。如前揭“以茭蓄御冬”，所谓“茭”即饲料用的干草，乃是将苜蓿制成干草以供马匹过冬。马匹在冬天为抗寒会消耗更多热量， 对冬季牧草的储备要求大。苜蓿的种植与收割，为马匹越冬提供了物质保障， 解决了冬季牧草来源这一大规模发展畜牧业的瓶颈问题［31］（P186）。又唐人郄昂《岐邠泾宁四州八马坊碑颂并序》：“诸坊马每四月十一日停料野放，今则以三月中候，阳崖坟盈，春草先长，便停稿谷，俾逐川原，计一岁减菽粟四十千石，箕秆三万围，徯来年之用，以随时豫蓄。”［34］（卷三六一《郄昂》，P3672）随着作为精饲料的苜蓿在牧场被广泛种植，唐代牧场在春季实现野牧，极大节省了养马成本。

但安史之乱后，“吐蕃趁隙陷陇右， 苑牧畜马皆没矣”［33］（卷五十《兵志》，P1337）。西北牧地丧失，唐朝被迫新辟监牧养马以供国需。 唐后期主要开辟了万安监、龙陂监、临海监、临汉监、银川监及楼烦监6处牧场。 其中万安监、 临海监及临汉监置于南方地区。如元和十四年（819）八月，唐宪宗于“襄州谷城县置群牧，赐名临汉监，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孟简兼充监牧使”［35］（卷六百二十一《卿监部》，P7480）。这些监牧规模虽不可与唐前期的牧场同日而语， 但仍促进了苜蓿继续向南方推广，以至南方出现了苜蓿丁，专门经营苜蓿地。如唐文宗开成四年（839），“郢州旧因御马， 配给苜蓿丁三十人， 每人每月纳资钱二贯文……郢州每年送苜蓿丁资钱，并请全放”［36］（卷六十五，P1129-1130）。

苜蓿种植向南推广， 还得益于唐代的驿站系统。唐代养马业的兴盛，保障了驿马的供给，为驿站的运行提供了基本的交通工具， 唐代驿站设置因而相当发达：“凡三十里一驿， 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一千二百九十陆驿， 八十六所水陆相兼。”［37］（卷五 《尚书兵部》，P164）“每驿皆置驿长一人，量驿之闲要，以定其马数：都亭七十五匹，诸道之第一等，减都亭之十五；第二、第三皆以十五为差；第四减十二；第五减六；第六减四，其马官给。有山阪险峻之处及江南、 岭南暑湿不宜大马处， 兼置蜀马。”［37］（卷五《尚书兵部》，P164）唐代的驿站体系遍及江南、岭南等地区。又“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33］（卷四十六《百官一》，P1198）。连最小的驿站都有32顷地种植苜蓿，以供驿马。律令明文规定，苜蓿作为喂马的优质饲料要在驿田上予以种植。 这种推动同样是苜蓿种植得以跨越南北界限的原因。

四、“厌草”情结与农耕民族对苜蓿的接纳

中国古代农业系统以谷物种植为主， 精耕细作的农耕民族对草类天然抱有敌意。所以在“以粮为纲”的农耕文化中，产生了“厌草”情结［38］（P52）。苜蓿却凭借优越的饲用价值受到重视， 且与内地的养马业相辅相成，并且随着华夏农耕民族对苜蓿的认知不断加深，苜蓿的用途也逐渐从牧草扩展到生活的多个方面。最终，苜蓿被素有“厌草”情结的农耕百姓所接纳。

首先，随着农牧文明交流的不断深化，马政的重要性日渐凸显。 养马业的兴盛又促进了传统税草征收制度的发展。早在秦汉时期已有刍蒿之税，《睡虎地秦墓竹简》载：“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稾二石。”［39］（P27-28）即要按所受田亩缴纳税草。 西汉元帝时，“农夫父子……已奉谷租，又出稾税”［3］（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P3075）。苜蓿作为养马的优质饲料， 一直是税草征收中的重要一类。据悬泉汉简：

茭三百卌六石啬夫敞所受

目宿六百五十四石司马丞徐卿所受

ⅡT0111①:77［40］（P449）

司马丞作为戊己校尉的属官［41］（P25），所受654石苜蓿当为税草，以供边军军马所用。且在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农作物种子和遗核中， 亦发现了苜蓿［42］（P16）。

及至唐代， 税草在国家财赋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甚至与租庸相提并论。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中书令李林甫以租庸、丁防、和籴、春彩、税草无定法，岁为旨符，遣使一告，费纸五十余万。条目既多，覆问逾年，乃与采访朝集使议革之……”［33］（卷五十一《食货一》，P1345）。在唐代财政赋税改革中，税草属重要环节。 唐代税草的主要用途在于“以给诸闲”［33］（卷五十一《食货一》，P1343），即“凡殿中太仆所管闲厩马，两都皆五百里供其刍蒿”［43］（卷四十三《职官二》，P1841）。随着唐代苜蓿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征收苜蓿的流程趋于完善。如《天圣令·田令》：

唐41条：“诸屯每年所收杂子，杂用以外，皆即随便贮纳。去京近者，送纳司农。三百里外者，纳随近州县。若行水路之处，亦纳司农。其送输斛斗及仓司领纳之数，并依限各申所司。”［44］（田令卷第二十一，P389）

所谓“杂子”，即苜蓿子、草子等9种作物及种子［45］（卷四《田赋考》，P96）。苜蓿作为其中一类，须按距离远近送交司农寺或就近州县。司农寺“掌邦国仓储委积之事……凡京百司官吏禄给及常料，皆仰给之”［43］（卷四十四《职官三》，P1886）。京畿300里内的苜蓿征收至此以供国用，从中也足见唐朝对苜蓿运输、贮纳的重视。另见吐鲁番出土文书《唐开元某年西州蒲昌县上西州户曹状为录申刈得苜蓿秋茭数事》［46］（P116-117）:

有学者指出，这件状文是下级关于收苜蓿、秋茭的报告， 蒲昌县录后上申州户曹请求处分［47］（P63）。可见唐代苜蓿的征收已真正实现了常态化和制度化。苜蓿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一年可三刈。下层民众以苜蓿交付税草， 与其他作物相比负担较轻。如此，下层民众逐渐打破了“以粮为纲”的偏见，对苜蓿予以接纳。苜蓿虽小，却也上关国事，下涉民生［48］（P30）。

此外，苜蓿作为草本植物，要在素有“厌草”情结的农耕文化中扎根，还须融入农业耕种本身。除了充当马匹饲料，苜蓿也被用于饲喂其他牲畜。据敦煌汉简：

二三九A［49］（P32）

简文中“卖”当作“买”解［50］（P32），足见汉代敦煌地区已出现专门购买苜蓿以喂牛的情况。 牛作为农耕中最重要的劳动伙伴，用苜蓿喂养，使得苜蓿间接参与到农业生产中。 随着后世对苜蓿特性的了解不断深化，苜蓿还被用作绿肥和开荒作物，与其他作物轮作还可提高产量。《广群芳谱》 载：“夏月取子（苜蓿）和荞麦种，刈荞时，苜蓿生根，明年自生，止可一刈，三年后便盛，每岁三刈，欲种者止一刈，六七年后垦土根……若垦后次年种谷，谷必备收。”［51］（卷十四《蔬谱》，P322-323）随着时间的推移，农耕民族对苜蓿的利用早已不限于畜牧业，“以草促农”得以实现。 苜蓿也得到了农耕民族的进一步认可和接纳。

苜蓿的引进和推广还丰富了我国的蔬菜品种，为园圃业做出了贡献。有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本土蔬菜并不丰富，且蔬菜周年供应不平衡［52］（P22-23）。苜蓿自西汉引种成功，东汉时期已突破农耕民族“人畜不共食”的传统观念，成为百姓的“盘中餐”。前揭东汉崔寔《四民月令》将苜蓿与其他本土蔬菜一并叙之，详细记载了正月、七月、八月均可种植苜蓿［20］（P13）。说明东汉时期已掌握了苜蓿春播、夏播和秋播的分期播种技术。这种分期播种技术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延长苜蓿的供应期［53］（P216），进而弥补我国古代在蔬菜供应上的季节性不足。

后世对苜蓿食用价值的认识不断加深， 南朝梁陶弘景《名医别录》载：“苜蓿，味苦，平，无毒。主安中，利人，可久食。”［54］（上品，P79）北魏贾思懿《齐民要术》亦载：“（苜蓿）春初既中生啖，为羹甚香……都邑负郭，所宜种之。”［22］（种苜蓿第二十九，P359）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代童蒙识字读物《俗务要名林》也将苜蓿列入“菜蔬部”［55］（P258）。可见及至唐朝，苜蓿的食用性已是家喻户晓。至元朝，苜蓿甚至成为备荒之物。如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颁布的农桑之制中提到“仍令各社布种苜蓿， 以防饥年。”［56］（卷九十三 《食货志》，P2355）明代《救荒本草》载“苜蓿出陕西，今处处有之”，可用于救饥和治病［57］（下卷《菜部》，P335）。苜蓿还用来酿酒，李时珍《本草纲目》载：“（苜蓿）结小荚圆扁，旋转有刺，数荚累累，老则黑色。内有米如穄米，可以饭，亦可酿酒。”［58］（第二十七卷《菜部二》，P972）苜蓿已不只是牲畜饲料，更适合百姓日用，有补于民生。

除食用和备荒，苜蓿还可入药及制香。药用价值，如唐人苏敬《新修本草》所载：“苜蓿茎叶平,根寒。主热病,烦满,目黄赤,小便黄,酒疸。捣取汁一升，令人吐利,即愈也。”［59］（草部卷第十八，P271）孟诜《食疗本草》亦载：“（苜蓿）安中、利五脏……洗去脾胃间邪气,诸恶热毒。”［60］（P198）苜蓿的茎、叶、根皆可入药，无疑造福百姓。关于苜蓿制香，敦煌所出《金光明最胜王经》载：“（洗浴之法）当取香药三十二味,所谓昌蒲、牛黄、苜蓿香、麝香、雄黄、合昏树、白及、芎芝穷、苟杞根、松脂、桂皮、香附子、沉香、栴檀、零婆香、丁子、郁金、婆律膏、苇香、竹黄、细豆蔻、甘松、藿香、茅根香、叱脂、艾纳、安息香、芥子、马芹、龙花须、白胶、青木，皆等分。”［61］（卷第八《大辩才天女品第十五》，P530-531）苜蓿的用途不断扩展，逐渐成为生活中的常见之物，这进一步抵消了农耕民族的“厌草”情结。

随着苜蓿的价值不断为人们所认识， 苜蓿逐渐成为了市场上销售的商品， 参与到农耕民族的经济生活之中。据悬泉汉简：

简149 出钱五十治酒 出钱廿四御买目宿四束 出钱六十

ⅡT0111②:142［40］（P90）

汉代敦煌地区已有苜蓿买卖现象。 吐鲁番文书《唐支用钱练帐》中则有“用钱六文，买三束苜蓿”［62］（P437）的记载。又《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市估案》载：“苜蓿春茭壹束，上直钱陆文，次伍文，下肆文。”［63］（P132）苜蓿被明码标价在市场上进行交易。除直接买卖，苜蓿还被加工成香料，进一步参与经济消费活动。敦煌文书P.4638《清泰四年（937）马步都押衙陈某等牒》载：

右马步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陈彦□左马步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罗□□等。

香枣花两盘，苜蓿香两盘，菁苜香根两盘，艾两盘，酒贰甕。右伏以蕤宾戒节，端午良晨，率境称欢，溥天献上。（后略）［64］（P16）

郑炳林先生认为，此处“苜蓿香”等香料应是来自西域地区的经济香料［65］（P8）体。由此可见，随着种植的广泛以及功用的多样，苜蓿消费渐趋日常化。

随着苜蓿融入日常生活， 其域外入华的身份逐渐淡化。苜蓿受到农耕民族的喜爱，被纳入汉文化之中。如苜蓿的命名趋于本土化，传入之初仅由波斯语音译为“目宿”， 后按照性质与用途出现了“牧宿”“木粟”及“苜蓿”等汉名。从审美角度出发，苜蓿又有“怀风草”“光风草”“连枝草”等别名［16］（P88）。苜蓿作为原先游牧民族的象征物，在农牧交往中更被赋予了特殊含义。 如唐代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66］（P142）苜蓿充当了抒发盛唐时期自豪感的符号。古人甚至托清淡朴素的苜蓿言志，以表清心寡欲和自甘淡薄。陆游《书怀》：“苜蓿堆盘莫笑贫，家园瓜瓠渐轮囷。但令烂熟如蒸鸭，不著盐醯也自珍。”［67］（P794）宋人葛胜仲《次韵钱伸仲见贻兼送别》亦云：“四年五度访郊村，苜蓿羹稀不厌贫。清韵喜逢须展戟， 奥篇仍睹笔书银。 一筇岩壑幽栖地，五两江湖自在身。他日愿陪鸡黍社，贵邻应不买增珍。”［68］（P38）苜蓿已融入到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真正为汉文化所认同和接纳［69］（P154）。至此，苜蓿在中国最终实现了本土化。

五、结语

汉唐时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往频繁，养马业至关重要。苜蓿作为优质牧草被引种入华，弥补了农耕民族的饲料匮乏，促进了养马业的发展。苜蓿最早栽种于“离宫别馆旁”，担负起供给西汉帝都长安饲草的重任。 随着两汉之际行政中心东移，苜蓿种植向黄河中下游地区推广。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为保障立国根基，维持骑兵与战马的优势，对苜蓿种植予以重视。加之自然条件的差异性，苜蓿一时流行于北方，尚不及于南方。隋唐承北朝而兴，在南北统一、胡汉融合的大背景下，苜蓿的种植范围打破南北界限。南方土地上苜蓿的出现，亦为南北整合的具体表征之一。苜蓿成为彼时农牧互动、胡汉交融的纽带。

随着汉唐时期税草制度的发展， 苜蓿作为征收的重要税草，被纳入国家财赋体系，与农耕的联系进一步加强。除饲用价值外，苜蓿还具有食用、绿肥、芳香乃至药用等诸多价值。苜蓿被用于农业耕作及日常生活之中，真正被吸纳进入汉文化，最终在素有“厌草”情结的农耕民族中扎根，完成了本土化。

有学者指出，苜蓿作为域外入华物种，连接着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为农耕世界注入了游牧细胞［48］（P30）。苜蓿的种植与推广，促进了汉唐时期养马业的兴盛， 反映出汉唐时期国家的变动和农牧的交流。同时，作为外来草本植物的苜蓿，凭借强大的适应性和广泛的用途，被素有“厌草”情结的农耕民族所接纳，融入到农耕社会之中。如此，苜蓿成为了中国古代农牧民众交流与互动的见证。

注释：

①谢成侠 《中国养马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1年版）梳理了从殷商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的中国养马业脉络，其研究具有奠基作用。有关汉代养马业，可参见：陈直《汉代的马政》，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高敏《论秦汉时期畜牧业的特征和局限》，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王裕昌、宋琪《汉代马政与养马高峰》，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等。唐代马政研究更为丰富，可参见：韩茂莉《唐宋牧马业地理分布论析》，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78年第2期；朱利民、张宪民《唐代马政》，载《唐都学刊》1994年第2期；王世平《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乜小红《唐五代畜牧经济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等。

②《史记》载：“（大宛）俗嗜酒，马嗜苜蓿。”见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73页。

③参见：黄以仁《苜蓿考》，载《东方杂志》1911年第8期；向达《苜蓿考》，载《自然界》1929年第5期；孙醒东《中国几种重要牧草植物正名的商榷》，载《农业学报》1953年第4期；石声汉《试论我国从西域引入的植物与张骞的关系》，载《科学史集刊》1963年第5期；谢成侠《二千多年来大宛马（阿哈马）和苜蓿传入中国及其利用考》，载《中国畜牧兽医杂志》1995年第3期；邓启刚、朱宏斌《苜蓿的引种及其在农耕地区的本土化》，载《农业考古》2014年第3期；孙启忠《苜蓿经》，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孙启忠《苜蓿赋》，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

④光风园即苜蓿园。《西京杂记·乐游苑》：“苜蓿一名怀风，时人或谓之光风。风在其间，常萧萧然，日照其花有光彩，故名苜蓿为怀风。”见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