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 鲁韦彤

夫余发端于西流松花江的西团山文化①，于西汉立国，是我国东北地区最早建立政权的民族。夫余因优越的地理环境，较早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并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经济、政治制度。夫余经济形态虽属农耕、 畜牧与渔猎采集并举的复合经济②，但夫余立国与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 以往学界对夫余农业的阐释， 或将其放在夫余地理与疆域背景下进行探讨［1-2］，或将其放在复合经济整体框架内进行讨论［3-4］，但对其农业的演进历程多语焉不详，缺乏系统的探讨。

实际上，农业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关于农业起源、发展的讨论也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本文选择以地理环境与生产工具为中心， 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现有材料，对夫余的农业发展进行系统的阐释。

一、夫余农业发展的地理因素

夫余以农业立国， 而夫余早期农业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不断适应、利用地理环境的过程。故而本节尝试从地理切入， 分析夫余立国及农业兴起的内在动力。

任何文明的出现都不是随机的， 而应受到某些限定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农业往往最先兴起于本区域内地理环境较好、 物质资源相对富足的地区。汉代，夫余周边还有高句丽、挹娄、沃沮等民族，其中为何只有夫余率先建立起较为发达的农业社会？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对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做整体分析，具体论述如下。

夫余主要活动区域大体位于今吉林省中部，境内多由丘陵与河谷冲积平原构成， 地势西高东低，跨多个自然区③。据《三国志·夫余传》载：“（夫余）多山陵、广泽，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土地宜五谷，不生五果。其国善养牲，出名马。”［5］（卷三十《夫余传》，P841）按经济门类可将夫余所辖的自然区划分为“土地宜五谷”的农业区、“多山陵、广泽”的渔猎—采集区、“善养牲，出名马”的畜牧区。目前已确认帽儿山、 西团山与东团山一线为夫余早期王权中心［6］（P41），属“土地宜五谷”之地。这里位于松嫩平原向长白山区的过渡带，四周多低山、漫岗，山间为西流松花江。在西流松花江的冲积下，形成了土质肥沃的河谷盆地， 盆地及低山间的河谷阶地为其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此区域的夫余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了人工驯化的粟、黍、大豆［7］。夫余东、北缘属“多山陵、广泽”之地，其北部为西流松花江与东流松花江交汇处，河网密布、水流平稳，加之地势低洼，夏、秋雨季易形成沼泽，适宜渔猎发展；而东部多丘陵、台地，山体海拔较夫余早期王权中心为高，原始植被保存较好，适宜采集业发展。夫余西缘为松嫩平原，属“善养牲，出名马”之地，这里地势低平、多草原，适宜畜牧业发展，在榆树老河深中层已发现夫余将马骨作为殉葬品的习俗，马已成为当地居民生活中离不开的牲畜［8］（P38-39、P107）。夫余多元且优越的地理环境为其早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便利，至迟在西团山文化晚期，夫余以农业为主、渔猎与畜牧业为辅的经济形态便已形成［9］。

据《三国志·高句丽传》载，高句丽“多大山深谷，无原泽。随山谷以为居，食涧水。无良田，虽力田作，不足以实口腹”［5］（卷三十《高句丽传》，P843）。高句丽早期生活在长白山腹地，境内多大山，少平地，这样的自然条件对早期农业文明的限制较大， 其限制主要有二：一是由于山势整体海拔高，山间河流落差大、比降大，致使河流湍急、侵蚀较强，故此地多隘谷、峡谷，少适宜农业耕种的宽谷。加之夏、秋降水集中，易引发山洪、泥石流，淹没农田。二是因此地多山，通向外界的道路崎岖难行，导致高句丽在汉武帝经略设置辽东四郡之前较少受中原文化的影响④。

挹娄则地处夫余北部， 部族生活在张广才岭以东、完达山以北地区，处于黑龙江东部山地向三江平原的过渡带，此地虽有肥力较高的黑土地，但因其“未知其北所极……土地寒”［5］（卷三十《挹娄传》，P847）的自然条件， 文明演进受限， 政治结构上还处于“无大君长，邑落各有大人”［5］（卷三十《挹娄传》，P847）的部落阶段，“自汉已来，臣属夫余”［5］（卷三十《挹娄传》，P848）。从考古发现可知， 在今三江平原已发现汉代滚兔岭遗址⑤，属挹娄文化遗存。在滚兔岭遗址中仅发现少量铁器［10］，未发现冶铁遗址，《晋书·肃慎传》载“土无盐铁”［11］（卷九七《肃慎传》，P2534），说明汉代挹娄尚未出现冶铁技术，缺少可以开发农业的生产工具，故而在其遗址内也仅发现了驯化的大麻［10］。

沃沮方面，据《三国志·沃沮传》载：“东沃沮在高句丽盖马大山之东， 滨大海而居。 其地形东北狭，西南长，可千里……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谷，善田种。”［5］（卷三十《沃沮传》，P846）沃沮生活在长白山及锡霍特山一带， 靠日本海， 因受日本暖流的影响，降水充沛，滨海地区多平原，易开展农业。但偏北的地理位置，使其长期“遂臣属（高）句丽”［5］（卷三十《沃沮传》，P846），而北部的挹娄则“喜寇钞，北沃沮畏之”［5］（卷三十《沃沮传》，P847），虽有一定的农业基础，但文明演进受制于高句丽与挹娄。从整体看，夫余农业发展所具备的地理条件优于周边民族。

其次，除地理条件外，地缘位置也是影响夫余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古代生产工具与技术的传播多受制于被传播地区的所处地形条件， 往往地形障碍越小，生产工具以及技术传播难度越小、传播频次越高， 而中原文化传播至夫余也遵循这样的逻辑。在地缘意义上，夫余所在的西流松花江流域正好处于东北亚的几何中心， 从夫余王都所在的西流松花江中游南下至其支流辉发河上游，再顺水而下即可抵达辽河平原， 这条南北向的路线缺少东西向大山的阻隔，地形障碍小，便于经济与文化的交流。辽河平原自战国燕破东胡开始，就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目前在辽宁中、北部均发现了战国中晚期燕文化的考古遗址， 其中已发现中原样式的青铜器、铁器等⑦。至西汉时，中原文化已传播至辽河、辉发河一线，受中原文化影响，本地土著文化也开始趋于一致［12-13］。汉武帝征伐匈奴、朝鲜后， 汉廷彻底打通了辉发河至西流松花江的孔道，夫余朝贡汉廷的记载也开始见于史书⑧，而中原农耕技术与铁器也通过这条孔道进一步传入夫余。在时空上中原文化呈现由远及近、渐次北移的特点。与之相比，如上文所述高句丽、沃沮受大山阻隔与中原交流不便，而挹娄受夫余阻隔，至魏青龙三年（235）才开始朝贡中原［5］（卷三《明帝本纪》，P107）。综上，夫余较周边民族地缘位置更优，而优越的地理条件与地缘位置， 是夫余立国以及农业发展的客观动力。

二、夫余建国前后的农业发展状况

在夫余建国前，松嫩平原已出现西团山文化，目前多数学者认为， 夫余早期文化是在西团山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6］（P131），并认为西团山文化以农业为主［14］（P251）［15］。

但目前学界对西团山农业的探讨尚存两点不足：一是缺少时间分期，通常将西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看作一个恒定的整体； 二是对西团山文化不同时期的农业属性缺乏区分⑨，并习惯地认为只要农业占优，就标志着人们走向定居［15］，但是否定居取决于农业类型， 进入农业社会并不完全与定居画等号。按董学增的研究，可将西团山文化分为早（西周初至春秋早）、中（春秋中至战国中）、晚（战国晚期至秦汉）三期，这三期法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16］。故而本节首先以此分期为纲，对上述的两点不足展开讨论， 以期揭示夫余建国前期的农业发展脉络。

首先，从西团山经济形态出发，西团山早、中期出土的生产工具多石器，金属器少。早期石器以石斧、石锄、石锛为主，目前仅在星星哨墓地中发现一件青铜矛［17］，至中期金属器较早期虽有增多，但多为铜斧、刀、鱼钩等小型器。生产工具落后导致西团山早、中期对动、植物的驯化相对缓慢。仅在西团山遗址的石棺中发现了少量野猪牙齿，其作用应是作为墓葬贵族的陪葬品［18］。猪的驯化是判断人类社会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 因为猪是杂食类动物，需消耗人类大量的粮食，所以只有生产出足够多的剩余粮食才能完成其驯化。 但目前仅在西团山遗址的石棺以及猴石山遗址中发现了野黍、金色狗尾巴草［18］与炭化谷粒［19］，显然西团山文化早、 中期尚不具备驯化猪的条件。 经济形态方面，因西团山所在区域纬度较高，受生产力所限，西团山早、中期先民改造自然的能力较弱，农业较易受到低温、冻灾的影响，所以农业的演化需要一定时间的经验积累才能完成。 而松嫩平原密布的河网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渔业资源， 与需要稳定居住环境的农业不同，渔猎资源则更易获得，所以在西团山早、中期，经济形态以渔猎经济为主，农业占比小［18］。

至西团山晚期，生产工具虽仍以石器为主，但金属器较前两期有明显增加， 特别是这一时期铁质农具的出现［20］。在动、植物驯化方面，在杨屯大海猛下层已发现可以提高收割效率的石镰， 还有人工栽培的大豆与炭化的粟［21］。夫余种植“五谷”⑩应始于此时， 农作物的多元也促使人们完成了对猪的驯化， 目前在属于西团山晚期的土城子13号墓中发现了大量成年猪骨， 且90%墓内都有猪牙制成的祭祀品［20］。在经济形态上，西团山文化晚期农业的比重增加，人民逐渐走向定居［8］（P106）。

其次， 以西团山文化农业属性作为考察对象，古代农业按类型大体可分为游耕农业与定居农业⑪，相比于定居农业，游耕农业呈现出生产效率低、季节性迁移、居址不定等特点⑫。而游耕农业向定居农业转变标志之一就是自然对人的束缚减弱，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增强。在文明兴起之初，受自然所限，河谷地区的河漫滩与阶地等谷底区域虽拥有更平坦的土地与更强的人口承载力，但易受泥石流、洪涝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所以西团山文化早、中期的遗址多分布在河谷两岸的谷坡（山岗、山腰间）［16］，这样既可利用山势减少水患，又不至于远离水源地。但由于山岗本身的环境承载力有限，很难形成有效的社会组织系统，在人力有限、生产工具落后的情况下，无法修筑用于防洪、灌溉的水利设施，不易形成稳定的居住环境。 所以不断迁移、 开辟新的农田便成为常态。故而西团山文化早、中期分布范围非常广，核心区域在今吉林市，西至伊通河，北到拉林河，南达辉发河，东抵威虎岭［14］（P18-47）。

至西团山文化晚期， 以杨屯大海猛遗址下层为例， 其遗址已有从谷坡与谷顶下移至谷底的趋势。地势上大海猛遗址周边地势平坦，北至大海猛沼泽，南抵西流松花江。大海猛遗址中、上层分别叠压着汉代、渤海早期的遗址［21］，说明西团山晚期部分先民已开始具备在低岸河谷地带生存的能力。结合上文分析，这应与其生产工具的进步，以及经济形态改变有关。 在大海猛遗址内还发现了较多的房址、灰坑与墓葬，较之早、中期，其建筑规模增大，分布密度提高，室内布局开始由不定型到基本定型， 由石块垒成地面建筑开始逐步代替地穴建筑［16］。建筑工艺的复杂证明人们开始有更多的时间去营建结构复杂的建筑。另外，从遗址分布范围看，晚期遗址多集中在今吉林市区、永吉县与榆树县附近［16］，分布范围较早、中期有所内缩。综上可以看出，晚期的人们迁移趋于减少，农业也呈现定居化倾向。

如第一节所言，中原文化的传入是渐进式的，西团山晚期文化承接了夫余早期文化［22］。目前已认定的夫余文化早期遗址不多， 比较典型的有泡子沿前山遗址、土城子遗址［23］，两地均位于河谷冲积平原上，在泡子沿前山上层出土了铁锛、铁攫铁各一件［24］，土城子遗址仅出土一件铁箭头，其铁器的汉文化因素明显［20］。就数量而言，铁器总数较西团山晚期并无太大增加。

至东汉， 夫余朝贡汉朝的记录开始见于史书中⑬，汉廷与夫余的交流增多，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汉地的铁器、农业技术更快传入夫余。榆树老河深中层被认定为西汉末至东汉夫余文化遗址［8］（P116）［25］，其时间正好与史料中夫余朝贡汉廷的时间吻合。与夫余早期相比，老河深中层的铁器数量已有明显增加，其墓葬内发现540件铁器，其门类涵盖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车马器等。在老河深中层的33座墓葬中，总共出土52件铁制的农具，以攫铁、镰、凿为主，这些墓葬多为平民墓葬［8］（P48-86）。除了个别墓葬外，绝大多数墓葬中都发现有铁器，证明铁农具已广泛运用于日常农业生产中，这些农具较之夫余早期无太大变化，铸造工艺上依然受到了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在老河深中层周边还发现了杨屯大海猛中层、学古村东山上层等同期夫余遗址，这些遗址内也发现形制近似的铁器［21］［26］， 说明在汉地的影响下，夫余冶铁技术此时已走向成熟。整体来看，这些遗址的分布范围较夫余早期更为集中，持续时间也更长，其时间越晚，墓葬器物越趋丰富，文化也越趋发达，而本土文化自身差异则不断缩小，逐步与中原文化趋于一致。

三、夫余农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根据范恩实的研究， 随着汉代中原铁器的传入，夫余农业的发展又上升到一个新台阶［23］（P81-90），农业的进步为夫余建立秩序化、 阶级化的国家提供了保证。随着铁器的普及，夫余改造自然的能力也得到提升。上文已述，夫余文化遗址逐渐缩小至河谷平原地区。在目前已知的夫余文化遗址中，尤以老河深中层与杨屯大海猛中层为代表， 两地都处于河谷谷底，从墓葬的延续时间看，老河深沿用至北周［8］（P120），而杨屯大海猛则沿用至唐初［21］，证明两地居民能够长期在水患频发的河谷谷底生活。虽然目前还没有材料可以直接证明铁农具与夫余改造自然的关系，但《三国志·夫余传》中的记录可以为探索两者的关系提供新的思路。

据《三国志·夫余传》载：“（夫余）有宫室、仓库……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俭讨句丽，遣玄菟太守王欣诣夫余，位居遣大加郊迎，供军粮……其国殷富，自先世以来，未尝破坏。”［5］（卷三十《夫余传》，P842）可见粮食已成为夫余国家运转的关键， 并影响其社会稳定。至迟在东汉，夫余国中就已设有储备粮食的“仓库”，这证明夫余不但能满足日常粮食的供给，还能储备粮食，以备不时之需。如若没有足够的粮食作为保障，夫余很难形成“其国殷富，未尝破坏”的局面。在铁器未普及前，石器对荒地的开垦，以及单位面积耕地效率应十分有限。而铁器的运用则提升了夫余改造自然的能力，并能帮助其实现对荒野、森林等原始植被的开垦，随之而来的是耕地的扩大、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提升。而粮食的增加带来的是人口的增多，至东汉末，夫余人口已达到“户八万”［5］（卷三十《夫余传》，P841），而同期高句丽为“户三万”［5］（卷三十《高句丽传》，P843），沃沮为“户五千”［5］（卷三十《沃沮传》，P846），可见夫余人口数已远超周边民族。西晋太康六年（285）“（慕容鲜卑）率众东伐扶余，扶余王依虑自杀，廆夷其国城，驱万余人而归”［11］（《晋书》卷一零八《慕容廆传》，P2804）。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慕容鲜卑并没有占据夫余故地，而只是以掳掠人口为主［27］。换句话说，如若没有铁器的普及，以及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 夫余的粮食产量与人口数量应都难有大的突破。

而人口、耕地的增加，也为夫余营建国家统治所需的配套建筑体系提供了人力、物力保障。夫余在东汉时已是“作城栅皆员”［5］（卷三十《夫余传》，P841），说明城池在此时已成为夫余地方统治的核心，上层的国王、诸加、豪民与邑落大都应居住于城中［28］，在城池内还建有“宫室、仓库、牢狱”［5］（卷三十《夫余传》，P841）。目前在夫余王都中心已发现了龙潭山山城、 东团山山城、新街、福来东城址与上河湾镇堡垒群等结构复杂的建筑群，按照地形可分为平地城、山城，两种城池,均有城门、城壕、蓄水设施，以及军事防御所需的角楼与瞭望台；在王都附近的杨屯大海猛中层遗址、学古东山中层等遗址中还发现了居民的生活遗址［6］（P41-54）［29］。这证明夫余已形成了围绕完备的国家体系而建的一套完整复杂的建筑群。而复杂宫室类建筑的营建，正是社会组织力与上层对农业的控制力加强的表现。

随着夫余经济、社会结构改变，夫余政体也随之发生转变。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夫余建立阶级化、秩序化的社会提供了物质基础。《三国志·夫余传》载：“国有君王，皆以六畜为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邑落有豪民，名下户有奴仆……有敌，诸加自战，下户俱担粮饮食之……位居死，诸加共立麻余……位居遣大加郊迎，供军粮……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于王，或言当易，或言当杀。”［5］（卷三十《夫余传》，P841-842）这条信息应反映的是东汉时夫余的国家组织状况。 农业在夫余的社会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职官设置看，夫余以六畜为官，体现出夫余畜牧业的发达， 而畜牧业的发展往往与农业息息相关。上文已述，只有当农业不断发展，而粮食出现盈余时， 才能完成对猪等杂食类动物的驯化，以六畜为官正是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表现。另外，对粮食的掌控渗透于夫余社会的各领域，诸加与夫余王各自拥有不同的粮食资源分配权。高度自治的诸加有自己私属的军队， 并拥有一定的粮食私属权。而隶属于诸加的“下户”多为奴隶或贫民，他们是战争中重要的粮食供给者，在农业生产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同时诸加也会把部分粮食供给国王， 而处于政权顶端的国王则会被赋予神权，具有预知灾祸的能力，而判断天气的能力使得国王掌握了对国家粮食总体的控制权， 然而一旦有自然灾害导致“五谷”绝收，国王的神性就会消失，而遭到处罚。

综上， 铁农具的普及带给夫余的是一系列连锁的影响。首先是夫余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具体表现为夫余对河谷谷底控制力的加强， 这也为粮食与人口的增加提供了保障；粮食、人口的增加又促使夫余上层可以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去营建国家所需的复杂的建筑体系， 并最终影响夫余国家的政治结构。

四、结语

较以往研究，本文提出以下新的认识：

夫余农业的崛起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农业多起源于地理环境较好、物质资源相对富足的地区。较之周边民族，优越的地理环境与地缘位置是夫余农业发展的客观基础。 从农业的演进时序看， 从西团山文化至夫余文化历经近600余年，但农业演进速率并非呈均匀、稳步的向前发展趋势。

以往学界较少对西团山文化时期的农业类型进行区分。 故本文通过对生产工具演变分析后发现，西团山文化从早、中期多为石器，至晚期金属器增多，农业比重也随之加大，农业属性也从游耕农业开始向精耕农业过渡，定居化倾向加强。但受寒冷气候，以及水热条件的影响，农业原始积累较为缓慢，石制工具长期居于主导地位。

至夫余文化时期，原始的农业积累趋于成熟，同时其与汉廷互动， 使得中原的冶铁技术传入夫余，最终铁器取代石器，成为夫余农业生产主要的工具。此时农业发展速率也明显高于前期，具体表现为对河谷阶地的控制力， 以及改造自然能力的加强。受益于农业的进步，夫余的社会体系也随之转变，阶级化、秩序化的国家组织形式逐步形成，并最终让夫余成为东北较早建立政权的民族。

注释：

①因西团山文化与夫余文化具有较强的前后继承关系，为行文方便，本文将西团山文化也纳入到夫余文化的讨论范畴。参见刘景文、张志立《西团山文化及其族属》，载《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

②参见杨军《夫余史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页。

③据《三国志·夫余传》载：“夫余在长城之北，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据李健才考证， 汉时夫余的疆域西到吉林洮儿河， 南至浑河、辉发河上游的分水岭，东抵张广才岭，北达东流松花江。参见（晋）陈寿等《三国志》卷30《夫余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41页；李健才《夫余的疆域和王城》，载《社会科学与战线》1982年第4期，第170—173页。

④范恩实根据对高句丽早期文化兴起的考古学分析认为： 春秋战国时高句丽文化受本地土著文化的影响较大，外来文化因素有限，至汉时中原文化才开始对此地产生较大影响。参见范恩实《夫余兴亡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93—97页。

⑤中国社科院碳十四实验室对滚兔岭遗址的F1与F7居住面上的木炭标本进行测定，探明其时间为1955±70年和2140±70年，年代为两汉时期，后多数学者均依此时间。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 《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13）》，载《考古》1986年第7期。

⑥贾伟明、 魏国忠认为：“挹娄系统的物质遗存应包括滚兔岭文化、波尔采—蜿蜒河文化。”郭孟秀、胡秀杰认为：“对挹娄文化的讨论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文献所记的两汉三国时代，而是延伸至魏晋时期。因此，在考证挹娄考古文化时也应扩大时间范围， 其中主要位于三江平原且已经被命名的两支考古文化——滚兔岭文化与凤林文化当共同纳入研究视野。”参见贾伟明、魏国忠《论挹娄的考古学文化》，载《北方文物》1989年3期；郭孟秀、胡秀杰《挹娄文化考》，载《求实学刊》2019年第4期。

⑦参见裴耀军 《辽宁昌图县发现战国汉代青铜器及铁器》，载《考古》1989年第4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凌源安杖子古城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96年第2期；王增新《辽宁抚顺市莲花堡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64年第6期。

⑧据《后汉书·夫余传》载：“建武中，东夷诸国皆来献见。二十五年，夫余王遣使奉贡，光武答报之,于是使命岁通。”参见（南朝宋）范晔著《后汉书》卷85《夫余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12页。

⑨目前仅董学增与范恩实两位学者提出西团山文化的农业应属于游耕农业（或称“原始农业”“园艺农业”），但两位学者对西团山文化定居的情况未展开讨论。 参见董学增《西团山文化研究》，吉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252、277页；范恩实《夫余兴亡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9—81页。

⑩“五谷”解读历来说法不一，但目前学者对夫余五谷多习惯将农作物的具体品种对号入座， 笔者认为这种“对号入座”式探讨并无太大意义。因为中原王朝对夫余的了解应多从夫余朝贡中原时的口述中得到， 信息几经转引， 所以史官在编史时很难完全将这些农作物与夫余实际种植的农作物实现一一对应，故笔者认为这里的“五谷”应是一种泛指。

⑪在不同的论著中， 对两个阶段的农业类型称呼略有不同。游耕农业有时还称作园艺农业或原始农业，精耕农业有时被称作集约农业。但关于集约农业的定义，目前学界还未形成更为明确的内涵，为行文方便，本文采用游耕农业与定居农业来指代农业发展的两个阶段。 参见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9—103页；周大鸣《文化人类学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118页。

⑫游耕农业的耕作方式即先把树林、草木都烧光，并利用草木的灰烬来进行施肥，待这片土地肥力耗尽，再转移至另一处地方继续耕作。相较于定居农业，游耕农业的定居性较弱，这种游耕的耕作方式导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很难长期定居并完成文明所需的财富积累。 参见董学增 《西团山文化研究》， 吉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252页。

⑬夫余分别于建武二十五年（49）、永宁元年（120）、延光元年（122）、永和元年（136）、延熹四年（161）、熹平三年（174）来汉进贡。参见（南朝宋）范晔著《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卷5《安帝纪》、卷6《顺帝纪》、卷8《灵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7、232、265、309、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