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建东

自黑格尔以降，关于“哲学的终结”这一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而终结主体性哲学的任务最先是由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所开启的。马克思通过对以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为代表的旧哲学的批判，将哲学的关注点由抽象对立的“两极”引向了现实的人的实践，为破除“抽象对人的统治”指明了现实道路。现代西方哲学接过了马克思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帜，致力破除理性神话对人的片面束缚，尤其是后来一部分哲学家对人的“生活世界”的关注更是离不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论提示。马克思哲学所完成的哲学革命是出于马克思作为一个实践唯物主义者的理论自觉，也是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哲学发展到黑格尔哲学那里，思维领域的逻辑演绎已经到达巅峰，而哲学理论发展的最大源头活水必然是现实的人的历史实践，或者说是与人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生活世界。“回归生活世界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只不过马克思回归的是现实生活世界，而现代西方哲学所回归的则是人的日常精神世界。”①李文阁.马克思：一位现代哲学家［J］.天津社会科学，2000（4）：25-29.客观来看，现代西方哲学朝向生活哲学的发展趋势，所延续的正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遗产。遗憾的是，由于现代西方哲学普遍在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前提下讨论“生活世界”，因而无法实现对马克思哲学的真正超越。

一、作为“终结的哲学”的主体形而上学

哲学已经走向终结，这一结论蕴含着一个悖论：使哲学走向终结的仍然是哲学话语，并且哲学依然在当今时代对人类生活发挥着重要影响。从这一点来看，哲学并未走向终结。因此，我们需要深入反思“哲学走向终结”这一命题的真实所指。事实上，这一结论起源于20 世纪以来的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理论讨伐，其讨伐的对象基本聚焦于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黑格尔。因为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真正“终结”了传统知识论哲学的发展，这一哲学理论代表着传统知识论哲学的最高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哲学走向终结之本真意义恰恰是指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知识论哲学的终结。所以，要想理解“哲学走向终结”这一命题的真实含义，就必须破解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知识论哲学在其“终结”过程背后隐藏的基本逻辑。

从根本上来说，近代哲学是在超越中世纪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西方社会步入中世纪后，哲学发展与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神学紧密结合，哲学的立脚点由对人的关注上升到了对天国的崇拜，其结果是上帝作为万物的尺度取代了古代哲学中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最终导致哲学丧失了反思批判本性而沦为宗教神学的附庸。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为了摆脱封建神学对人的束缚，哲学家们开始重新发现人的价值、弘扬人的主体性的努力。在一定意义上，哲学研究逐渐由彼岸世界的“天国”再次回归到此岸世界的“现实”中来。以笛卡尔哲学为标志，近代哲学之序幕得以真正开启。笛卡尔是第一个将身体与心灵、主体与客体严格区分开来的哲学家，他主张从理性主体的“自我”出发来反思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关系，在此基础上对人所处的客观世界进行理解与认知，并通过弘扬主体理性以摆脱“神圣形象”对人的异化统治，最终形成一套以主客二分为逻辑特征的哲学体系。笛卡尔哲学对心灵与实体的严格区分，使恩格斯所言的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首次凸显出来，其意义在于推动了同一时期科学反对宗教、人性取代神性的思想运动。

按照笛卡尔的哲学提示，近代唯心主义者纷纷从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身出发考察外部世界，将理性主体作为建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的根本出发点，并体现出凌驾于一切学科、科学之上的形而上学特征，因此这一时期的哲学往往被称为主体形而上学。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哲学适应了早期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对哲学的发展要求。以19 世纪中期为节点，笛卡尔哲学所开启的近代哲学的内在矛盾开始凸显，“这突出地表现在原来作为近代哲学两大进步的对理性的倡导以及对主客心物的明确划分因被绝对化而都走到了其反面”①刘放桐.西方哲学通史——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近代哲学一反中世纪经院哲学对理性的遮蔽，转而强调理性的权威对人的生存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理性至上”和“科学万能”的信条又导致了新的权威的绝对化，理性转身成为一种新的“迷信形式”对主体产生了新的束缚。其结果是，“用理性建构的哲学体系变成了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②刘放桐.西方哲学通史——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因为，笛卡尔开创的二元论哲学对主客体的严格区分，虽然为克服传统哲学的朴素性和直观性奠定了逻辑基础，但是这种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方式却因其走向绝对化而忽视了主客体之间的普遍联系。正是因为这种哲学只能在对立意义上看到彼此分离、形而上学的“两极本体”，而看不到联结“两极本体”的现实世界人的活动，所以这一时期的哲学要么从“两极”中的物质、存在等范畴出发走向了机械唯物主义，要么从“两极”中的思维、意识等范畴出发走向了思辨唯心主义，二者相互责难、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体系完善且又具有“自反性”的二元论哲学图景。

尽管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家都在试图综合近代哲学研究中的二元论特性，但因为普遍局限于思辨立场，而忽视了现实的人的实践的重大意义，所以最终都未能解决近代哲学的根本命题。其中，康德以现象界和物自体的区分，试图实现主观与客观的高度统一，但由于康德对物自体的矛盾规定，其结果反而证明了主客体统一的不可能性，从而走向了不可知论和怀疑论的理论窠臼；黑格尔试图以概念运动的辩证法来消解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矛盾对立，但因为概念的辩证运动是在完全脱离思维具体内容、缺乏现实基础的前提下所完成的思辨逻辑演绎，所以从根本上还是属于意识领域内的综合，没有跳出主客二分的绝对范畴。但即便如此，黑格尔也不愧为近代西方哲学集大成者。因为现代哲学革命正是按照黑格尔“本体中介化”①孙正聿.从两极到中介——现代哲学的革命［J］.哲学研究，1988（8）：3-10.的提示，才得以将哲学研究对象由“两极本体”引向了“中介领域”。由于康德和黑格尔都无法找到联结主客体关系的真正中介，因此他们最终都未能完成近代哲学的上述任务。以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的解体为标志，近代西方哲学全面走向崩溃，由此产生了“哲学走向终结”的学术命题。

哲学走向终结的真实意义是哲学思想霸权的终结②高清海，孙利天.哲学的终结与人类生存［J］.江海学刊，2003（5）：16-21.，换言之，是主体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形态的终结。主体形而上学以纯粹思辨的方式，为世界的一切现象提供终极性的知识解释，以一种绝对的真理性明示，承诺能够解决现存世界的一切问题，自诩代表着人类终极的尊严和福祉。如此一来，其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是一系列无法兑现而又看似伟大的信条许诺，另一方面则是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在思维意识层面对人类主体造成了一种无形的抽象统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哲学家提出的一个响亮口号就是拒斥形而上学，以打破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霸权和神话地位。在拒斥形而上学的运动中，马克思率先扛起了大旗，主张从“现实的人”“人的实践”出发来反思以往的全部哲学，创立了以实践唯物主义为理论表征的新哲学。随后，现代西方哲学家们纷纷按照马克思实践观变革的哲学提示，在总体意义上实现了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哲学转向，开启了新的哲学形态构建，将哲学的关注视域由“两极本体”引向了“生活世界”。因此，当哲学的关注点由“世界存在之终极意义”转换到“人类生存发展之基础意义”的追寻之时，哲学的研究对象、致思方式也必然会发生重要转换。“哲学走向终结”这一命题的真实目的并不是终结哲学，而是再造、重建一个区别于传统哲学且符合当前人类生存发展要求的全新哲学样态。因而，“哲学的终结”并非哲学的消亡，它展现的是哲学的发展界限、哲学的关注视域的根本转变。从根本上来说，“哲学的终结”乃是对传统哲学转向现代哲学的一个否定性阐释，而在主体性哲学向现代哲学过渡的过程中，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无疑起到了“开端”的作用。

二、作为现代哲学“开端”的马克思哲学革命

1843—1844年，马克思先后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重要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开始了哲学变革之路。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现实生活中人的解放不仅仅是宗教或意识领域的解放，而且包括人的政治解放等在内的世俗生活的解放。在这里，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经济因素，距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尚有一定距离，但是他已经初步认识到应当从人的世俗生活（即现实世界）中来寻找人的解放之历史路径。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针对德国哲学的发展现状，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在这里，马克思事实上已经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神圣形象对人的异化统治。因为在资本主义时代，作为非神圣形象异化的“资本”彻底取代了近代形而上学语境下作为彼岸世界最高存在的“神圣形象”——先验理念世界中的绝对精神，并且以另一种形而上学的方式一跃成为此岸世界的最高“统治者”。这在很大程度上为马克思开展《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甚至是《资本论》的写作做好了思想准备。可以说，没有这种认识，马克思就无法完成以实践观变革为理论表征的哲学革命，更无法进行《资本论》的研究。在《导言》中，马克思已经明确提出了废除私有制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而要完成这种历史使命，就必须运用无产阶级自身的哲学。所以，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马克思已经开始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的束缚，而试图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以《手稿》和《神圣家族》的发表为标志，马克思为哲学变革进行了更为充足的理论酝酿。在《手稿》中，马克思的批判重点已经由《导言》中对宗教、国家和法的批判，发展至以市民社会范畴为表征的对人所生活的现实社会的批判。为了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马克思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一方面他接受了黑格尔思辨哲学对主体能动性的辩证肯定；另一方面又扬弃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是其类意识的观点，而发展为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3.马克思不仅超越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抽象性理解，而且还揭示了改造对象世界的物质生产活动对于人的生存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呈现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先在的自然和人化的自然等一系列二元范畴的科学理解。可以说，这一系列极具创造性的思想为马克思随后的哲学变革进行了重要且充分的理论准备。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法国唯物主义被德国唯心主义所战胜的根本原因，法国唯物主义这一哲学形态所处的阶段是“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水平，它不了解人的现实的、能动的实践活动的基础意义，因而只能以机械的方式展现物的意义上的“抽象的人”。对此，马克思深刻指出：“任何极端都是它自己的另一极端。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55.因此，《神圣家族》所展现的马克思的哲学任务是双重的。一方面，它需要超越黑格尔的“抽象王国”；另一方面，马克思还需要批判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观点，从而为其以“现实的人的历史”为出发点的新哲学开辟道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但是，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 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49.因此，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的核心工作就是揭露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哲学学说的历史局限（即这种哲学学说从根本上无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武器），实现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的哲学理论构建。

作为无产阶级理论武器的马克思哲学，其根本使命是为无产阶级进行粉碎旧世界、再造新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理论指导。因此，马克思哲学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从现实的人的实践出发，对旧哲学进行彻底改造，最终完成科学地解释世界和革命地改变世界之历史任务。基于这一任务，马克思哲学必须消解旧唯物论之机械性和唯心论之抽象性的理论缺陷，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统一起来，而这一切都必须立足于现实的、历史的人的实践。正因为如此，在结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过程中，马克思始终坚持将二者与人的“感性活动”（即人的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因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将实践的观点引入哲学，并作为其全部学说的根本出发点。马克思正是立足现实的人的实践，“深入到‘历史一度’中，将作为存在者的人的背后的社会关系从人的实践活动中开显出来，进而发现了历史发展的‘真相’。也正是通过此种研究路径，马克思将哲学所切中的‘现实’透入问题的始源性层面，即总体性的‘社会存在’及隐藏于其中的‘社会关系’”①胡建东，穆艳杰.从哲学“如何切中现实”到“切中何种现实”——论“新唯物主义立脚点”问题［J］.理论探讨，2022（3）：144-151.。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理论水平来理解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尤其不能简单地将物质第一性原理作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因为，新唯物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并不是旧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物质、存在、自然等抽象范畴，而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作用于物的现实的人的实践。脱离了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由于看不到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是基于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所产生的，在马克思看来其本身仍旧是一种“抽象”，最终只能滑向唯灵论，从根本上无法战胜唯心主义。也正是立足于实践的观点，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继承与超越。

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最大区别在于，马克思不是在思维运动的基础上理解辩证法，而是在立足于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基础上，在现实的历史领域来理解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尽管也能因其“巨大的历史感”而展现出历史发展过程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由于他不懂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不是从人的现实实践而只是从思维意识出发来理解辩证法，因此只能将辩证法以一种“手脚倒置”的形式展现出来，无法从根本上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真正统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唯心主义虽然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而在马克思哲学中，“通过实践对辩证法的揭示与通过实践对物质的客观性和先在性的揭示是统一的。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而他的唯物主义则是辩证法的唯物主义”②刘放桐.西方哲学通史——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7.。这就是马克思立足于实践论基础之上形成的具有丰富历史内容的新哲学。在马克思的新哲学中，唯物主义与辩证法高度统一、互为前提，而统一的基础就是新哲学的出发点，即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在这里，实践既具有作为人的认识来源之解释世界的认识论含义，同时还具有作为人的本质体现之改造世界的存在论含义。实践作为主体与客体相互联系的现实的、历史的“中介”，是马克思构建新哲学最为基本的范畴。因此，实践的立场作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最根本观点，是其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界限，如果遮蔽了实践的立场，就无法从根本上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大意义之所在。

马克思所完成的哲学史上最伟大哲学变革集中表现在将哲学研究的重点从传统哲学形而上的“两极”引向了人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以实践的观点和立场变革了传统哲学的致思方式，这种变革从根本上预示着西方哲学由近代向现代发展的内在逻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消解了从抽象出发，在思辨理性的基础上构建的无所不包的体系哲学的思维霸权，使哲学研究重点由形而上的抽象本体转向了现实世界的人及其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从自在性和自为性两大维度揭示人的生存发展的本真状态。例如，语言哲学试图通过对语言“中介意义”的阐释，以消解传统哲学对绝对本体的追寻；生命哲学以生命的发生、流变来解释世界运动，以川流不息的“绵延”范畴帮助人类理解生命意义的真谛；存在主义从揭示存在的意义出发，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以存在为前提基础的意义世界；等等。但是，由于它们往往只是局限于人的实践的某个层面，而没有立足社会现实，从现代社会的“基底样式”来揭示这种关系，也就认识不到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存在方式和存在样态，因此无法完成对现实世界中的人及其所生活的现实世界进行科学解释的哲学任务，而能够完成这一哲学任务的理论学说恰恰就是马克思建立在实践观点基础之上的实践哲学。不论现代西方哲学是否自觉认识到了这一点，“整个现代哲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以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理论所实现的伟大哲学革命为实质内容和根本方向的”①孙正聿.从两极到中介——现代哲学的革命［J］.哲学研究，1988（8）：3-10.。

三、从“宏大叙事”转向“意义叙事”的生活哲学

现代哲学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消解自笛卡尔以来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主体性哲学，以破除理性的神话对人的片面控制。主体性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人从宗教束缚和与自然的对抗中解放出来，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理性化设计，使主体获得关于客观现实的明证性、确定性解释，从而造就一个全面理性化的世界（如自然科学发展带来的工具理性、人文学科理论语境下的价值理性、经济学发展衍生的经济理性）。总之，理性主义哲学的目的就是让人的生活世界全面理性化，以理性的手段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20世纪以来，理性主义哲学不断受到非理性主义哲学和反理性主义哲学的冲击，但是非理性主义哲学在本质上仍旧在使用一种看似非理性的“理性”来反对启蒙的理性。从哲学的视角来看，“理性”这一抽象范畴只有与“非理性”和“反理性”进行区分时才能确证其自身意义，二者就好比一个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同时存在才是可能的状态。因此，从这一点来看，非理性主义哲学本身还是属于理性主义哲学的范畴，而这种微妙的关系恰恰表明，非理性主义哲学反对的恰恰就是自身。这一悖论也是非理性主义哲学始终未能撼动理性主义哲学中心地位的根本原因所在。自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的主流是理性主义，近四百年的西方现代哲学都可以称为“理性的时代”②孙利天.21世纪哲学：体验的时代？［J］.长白学刊，2001（2）：36-40.。尽管如此，自20 世纪伊始，以生命哲学、意志哲学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不断冲击理性主义哲学的中心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种反理性的观点从理性的另一面阐释了对人类生活、真理知识、意义价值甚至是哲学本身的不同理解。

20 世纪中叶，从根本上区别于理性主义哲学的哲学形态——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使得理性主义受到了真正挑战。后现代主义这种全新的哲学形态所展现出的理论内核，用海德格尔的哲学术语来说就是“非规定性之思”。以海德格尔对该范畴的论证为例，我们能大致窥视出后现代主义在消解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方面所作的努力。按照海德格尔的认识，我们不能在消极的意义上简单地把“某物的终结理解为单纯的终止，理解为没有继续发展，甚或理解为颓败和无能。相反地，关于哲学之终结的谈论倒是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完成”③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M］.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81.。也就是说，当代西方哲学面临的危机和困境，一方面体现为以思辨哲学为特征的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终结；另一方面意味着哲学通过研究主题、致思旨趣的转换和超越，以另一种与时代要求相符的方式实现对人类命运的拯救。海德格尔认为，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哲学的理论本质是以思维规定存在，试图寻求“切中性问题”④海德格尔指出，以往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对于“切中性问题”（即内在意识何以切中外在世界）的追求是一种“哲学的耻辱”，见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M］.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6．之解的主体形而上学，理性的神话造就了一种纯粹的控制论，或者说线性的思维方式，其结果带来的是以技术时代为表征的现代社会的全面危机。海德格尔深知，现代人类已经受主体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太久，控制与被控制、改造与被改造的线性思维已经深入人心，离开了这种思维方式，人类就失去了其安身立命之本而感到无所适从。因此，在海德格尔哲学视野下，人类要想化解这种存在危机，只能通过非规定性之思来寻求出路。

非规定性之思是与规定之思相对应的范畴。规定之思建立在传统形而上学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基础之上，因为只有在主客二分这一规定的前提下，才可能有对经验对象的思维规定，所以规定之思本质上是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一种肯定性和还原性的思维方式。非规定性之思则超越了主体形而上学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的理论局限，它从现象学的观点出发，以最原初的存在经验，消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论范式。在非规定性之思的哲学视野下，经验对象不是人所规定、在人之外、与人对立的存在，而成为人的存在经验和其日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非规定性之思在时间性和历史性高度统一的前提下使我们深刻地感受着周遭世界的种种变化，并以一种思维规定边缘的不规则性和异质性，向我们展现一个隐含着种种奥秘的意义世界。非规定性之思反对理性主义所主导的规定之思，自然而然给人们提供的世界是一个去理性化和去中心化，转而追寻存在意义的生活世界。生活在非规定性之思世界的人们虽然同样思考主客之间的关系、探寻人类存在的自由状态、进行改造世界的生产劳动等问题，但是非规定性之思所“规定”的主体已经褪去了理性时代的狂妄和自大，从而能够摆脱利益最大化的元叙事之外在束缚，从而走向平等地交往、交流、倾听和互动。

事实上，自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这一全新的哲学概念以来，现代哲学的研究视域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即哲学家们开始关注这个先于科学世界、哲学世界的本原性视域——生活世界①孙利天.21世纪哲学：体验的时代？［J］.长白学刊，2001（2）：36-40.。哲学的这种转换表明人们的生活世界发生了重大改变，也表明哲学所依赖的时代基础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和消解后，人们开始追寻一种与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紧密联系的意义世界。顺应这一时代要求，哲学开始由崇尚思维领域的宏大叙事转向对人的生活世界的意义叙事，具体呈现由传统形而上学“一家独大”到现代哲学众多流派“多元共存”的发展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国内部分学者将这一全新的哲学形态定义为“生活哲学”②李文阁.生活哲学：一种哲学观［J］.现代哲学，2002（3）：7-16.。客观而言，“回归生活世界是马克思以来的西方哲学或者说现代哲学的普遍趋向，也是现代哲学的基本或根本精神”③李文阁.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现代哲学的基本趋向［J］.教学与研究，2000（1）：44-51.。但应该明确的是，马克思哲学对于“生活世界”的关注与现代西方哲学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在胡塞尔现象学的原初语境下，“‘生活世界’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以文化意义而出现的生活世界；二是以我们能够通过纯粹的感性、知性所能够直接‘经验’到的生活世界”④穆艳杰，胡建东.自然价值的疏离与回归——论生态现象学“生活世界化的自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2（1）：75-83.。现代西方哲学语境下的生活世界虽然也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但其更多关注的是日常精神世界、语言世界和文化世界，而马克思哲学语境下的生活世界则是从社会现实出发，更多关注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虽然也关注具有超越性特征的人的精神世界，但更为关注的是对人的生存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基底样式”。

从生活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来看，包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领域范围，其反思的核心问题是在人成为人的过程中如何形成和达到好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即如何良好地实现这个人成为人的过程⑤庞学铨.生活哲学：当代哲学的一种可能路向［J］.哲学分析，2016（6）：74-84，193.。具体而言，其理论的主要表现形态有：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理论，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理论，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诠释学理论，以德里达、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解构理论以及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论和商谈伦理学，等等。他们之间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都将哲学讨论的旨趣集中于实践和生活领域，其中许多哲学流派自称是实践哲学”⑥庞学铨.生活哲学：当代哲学的一种可能路向［J］.哲学分析，2016（6）：74-84，193.。在这个意义上，以关注人的生活和实践为理论主题的生活哲学已经从根本上取代传统形而上学高高在上的自大狂妄，而走向了大众化的日常生活。如“哲学的危机”事实上就是传统形而上学终结后，哲学自身发展所面临的迷茫境遇，而后现代哲学通过对形而上学所崇尚的宏大叙事的消解，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哲学终结后进一步发展的任务，将哲学由单纯的思辨领域引向了人的现实生活的实践领域，使哲学的发展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力。可以说，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无疑已经成为当代哲学发展最耀眼的新路标。进入21 世纪，相较于之前的哲学研究主题，我们相信哲学研究的生活化趋势将更加明显。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四、结 语

现代哲学的两大叙事逻辑“解构”与“重构”都能从马克思哲学变革中找到逻辑线索。尽管现代哲学在理论旨趣和理论主题上都与马克思哲学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哲学是沿着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理论提示而有所发展。马克思哲学对现实的人、人的实践、现实的历史的强调暗含了哲学由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这种趋势表明，现代哲学拥有一种区别于以往任何时代哲学的哲学思维方式，最为典型的就是马克思哲学变革带来的从“两极”到“中介”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现代西方哲学沿着马克思哲学的提示，将马克思在当时并未系统展开的对人的生活世界和现实实践的研究实现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但遗憾的是，它们基本上都没有超越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视野，并且对马克思哲学提示存在不同程度的理论误读，加之其各自出发点的片面性，导致在人类出路问题上诉诸抽象审美和道德救赎，最终丧失了哲学的革命性一面。尽管如此，现代哲学朝向生活世界的发展、对于实践问题的关注，也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精神遗产。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主体性哲学通向生活哲学甚至是整个现代哲学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