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云飞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浙江金华 321013)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追求的根本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认识从最初的设想转化为国家重大战略，从基本的理论认知走向深度的积极实践。1953年，共同富裕作为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被首次提出。之后，在近70余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程中，我党历届领导人针对共同富裕做出了不同时代内涵的重要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战略高度，准确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方位，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如何促进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成为当下学界研究的热点。

1 问题的提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价值，但目前表现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不同于两级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表现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我国在历经20余年的高速增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之际，出现了与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价值相矛盾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伴随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在不断攀升的同时，贫富差距日渐拉大、两极分化现象日趋加重。一方面，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生产力水平得到历史性提升，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得到不断巩固。例如：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万亿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2012年11.4%上升到18%以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5万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近年来，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上保持在30%左右，中国经济越来越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力量。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层面出现差距持续拉大，贫富分化不断发展的现象。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基尼系数作为国际社会居民收入差距的代表性指标，2003—2012年一直在0.47～0.49，虽然近年来呈现出下降趋势，但总体远超国际公认的0.40警戒线，贫富差距现象呈现出持续存在且一直高位发展的趋势。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在不断变革中从以量取胜走向以质取胜。国有经济属于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质基础。纵观国有经济最主要实现形式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呈持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的绝对优势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达90%以上，而在改革开放后至今，历经基于不同理论为指导的改革实践，出现了质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在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背景下，国有企业开启了以减少亏损和增加盈利为主要改革目标的“搞好搞活国有企业”实践。到20世纪90年代，在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后，国有企业进入“抓好大的，放活小的”改革举措，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国有企业陆续从中小企业或一般生产、加工领域退出，国有资本所涉及的行业范围大幅度缩小。21世纪初，基于国有经济控制力理论，国有企业进入以“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导向的改革方向，由此开启了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大潮，国有企业数量锐减。新时代，我国国有企业进入深化改革阶段。目前，深化改革整体趋势表现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持续缩小但国有经济自身规模不断壮大的趋势。以国有企业资产为例，一方面，国有企业实现了资产超高速增长，如全国国有企业资产2012年为80.69万亿元，2020年为268.5万亿元，8年增长2倍多，年均增长14.9%。另一方面，国有经济占比持续缩小，以国家统计年鉴工业部门数据为例，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占比由 1998年的68.84%下降到2021年的36.7%。基于此，国有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何种关系？需要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新时代的解决方案中探析答案。

2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答案

共同富裕虽然不曾出现在马克思著作中，但共同富裕涵盖的基本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孜孜不倦追求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价值。从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出发，不难发现马克思早已揭示了共同富裕的基本实现条件。

2.1 国有企业社会化大生产与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必然要求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之间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段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凭借其强大的生产力取得巨大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自身无法解决的根本性社会问题，即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仅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力持续性增长的桎梏，还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劳资两方的阶级对立等。与之不同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矛盾。以国有经济为例，国有经济属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形态，从根本上遵循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发展逻辑。此外，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下的国有企业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国有企业有本质差异，虽然两者兼为国有企业，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存在的价值有天壤之别。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国有经济，是为调节宏观经济及阶级矛盾而出现，其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服务资产阶级利益。因此，资本主义国有企业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相较之下，我国国有企业具有双重功效。第一，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即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宪法》第七条明确规定，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下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主导国民经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有经济在建设、改革及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不同阶段都发挥了主导性作用。第二，我国国有企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经济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可以有效规避周期性经济危机等社会性问题，实现良好的社会再生产。在此基础上，结合市场经济的优势，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计划经济带来的社会问题，实现最大化的资源有效配置。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下的国有经济，是社会先进的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最主要的推动力量。

2.2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与共同富裕

从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来看，共同富裕实质上是个产权问题。马克思在批评拉萨尔主义者将分配问题作为研究主体时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看，在整个社会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的产权关系处于所有关系的核心地位，支配了产品的分配及交换关系乃至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其中，生产资料私有产权是指私人完全占有生产资料的形式，是产生剥削的所有制产权的基础；生产资料公有产权是指劳动者联合占有生产资料的产权形式，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基本制度保证。由此可见，不同产权制度下，从生产目的、剩余价值的分配方式乃至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形成的关系兼有本质的区别。首先，从生产目的来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权制度决定其生产的最大目的是获取最大的剩余价值，实现自身资本的不断累积，因此以生产资料私有产权制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展生产最主要的目的是获得商品的价值；基于生产资料公有产权制度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其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因此生产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其次，从剩余价值的分配方式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只能获取自身价值的工资，完全被排除在剩余价值分配体系之外，所有的剩余价值被生产资料所有者，即资本家占有，财富两极分化是其必然结果；反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除了获取工资外，生产资料全民占有决定了全体劳动者共同享有剩余价值的分配，劳动者之间的财富差距相对较小。最后，从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势必带来资本家对劳动者无止境的剥削，最终形成劳资双方阶级对立的境地。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由于资本剥削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因此劳动者之间容易形成共同协作、和谐的劳工关系。我国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最佳代表，全民所有的产权制度决定了其生产目的到剩余价值的分配及劳动者之间形成的关系都是符合社会大生产的历史规律，更是实现以避免两极分化为主要特征的共同富裕的主力军。

3 新时代的解决方案

致力于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是其中的实现路径。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一方面致力于“做大蛋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我国综合国力呈现蒸蒸日上的态势，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越来越注重科学合理地“分好蛋糕”，使劳动者通过自身的劳动既可过上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又可不断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我国国有企业主要通过以下几点致力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第一，我国国有企业是高端技术研发的主力军，是生产力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范畴中的一大重要要素，综合影响包括劳动者在内的传统生产力三要素，进而产生正协同效应。我国在全球具有竞争力的行业都离不开国有企业强有力的支撑，如高铁、核电、航空航天、大飞机等重大工程技术领域。致力于共同富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做大蛋糕”是基本条件，因此需要进一步释放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高端生产力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综合国力的同时，逐步提高我国在国际产业链的位置。第二，我国国有企业具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功能，是保障和提升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强大后盾。基于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国有企业的优越性不仅通过经济功能，还有制度功能和社会功能来综合展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产权关系上代表全民所有的国有经济在经济社会上的主导作用，势必要求我国国有企业体现出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在石油、天然气、电能等基础能源资源供给及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等基础网络建设上，我国国有企业长期承担着中坚力量作用，有效保障了全体人民能以相对惠民的价格享受到无差别的公共服务。此外，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危害，国有企业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顶梁柱。以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为例，突如其来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不仅严重打击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威胁到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国有企业在这次大考验中顶住压力，无论是在人民的生命健康还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上，都将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第三，我国国有企业分配体系保障劳动者既能获得公平的劳动报酬，又能获得有效率的薪酬激励。国有企业坚持按劳分配制度，保证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成为最主要的分配因素，有利于打造橄榄型收入结构，缩小收入差距。另外，为了保证国有企业的分配制度具有长效的激励机制，国有企业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陆续推出员工持股等激励方案。国有企业分配体系在按劳分配原则及其他激励方案的组合下，不仅保障了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还保障了劳动者既能获得公平的劳动报酬，又能获得兼具效率的薪酬激励。

共同富裕与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一方面，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符合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既符合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又有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成熟，两个“毫不动摇”理论不仅深刻反映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实况，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基于两个“毫不动摇”理论，“国民共进”必然呈现出不同往日的实质性新发展。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需要改变国有经济不够强大的现状，努力在多领域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展开良性竞争，带动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为我国经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推动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