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论》：活力城市研究的缘起是什么？

唐黎明：从事咨询行业二十多年来，我去过很多地方，既有繁华的大都市，也有偏远的小乡村，我看过大都市中的荒芜楼宇，也体验过小乡村的热闹集市，还去过沙漠中的消失古城，我常常在思考，一个城市的生命力来源于哪里？城市活力的关键要素究竟是什么？我想探寻城市繁杂表象下的本质原因。

《中国商论》：在现在的中国城镇化阶段中，活力城市研究有什么现实意义吗？

唐黎明：中国的城镇化经过近30 年突飞猛进的发展，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7%，年均提升1.3 个百分点，我们用30 年的时间走过了国外100 年走过的城镇化道路，城市经过大跃进式的发展，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在改善民众居住条件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新城过剩、新区过剩、房地产过剩，一些地方投入巨资建设的新城缺乏人口和产业，沦为鬼城空城，像滨海新区、贵安新区；一些地方人口不断流失，房子成为城市的负资产，像鹤壁、牡丹江；一些地方的中心城区出现衰败迹象，还有一些地方出现大量的烂尾工程、烂尾园区。如何为新城吸引产业和人口？如何为老旧城市带来新的生命力？都是活力城市要解决的命题。

《中国商论》：活力城市的概念是什么呢？

唐黎明：活力城市是一个城市生命力和发展质量的综合体现，包括人口活力、产业活力、生态活力、资本活力、人文活力和空间活力，你可以从很多角度进行定义和解读，这其中，人口活力和产业活力是活力城市的两大基石，产业和人口对于城市发展来说，缺一不可。

《中国商论》：活力城市的关键要素有哪些呢？

唐黎明：我把它提炼为三个关键词：活力中心、多元功能和新型社区。城市的活力中心，可以持续集聚人口、资金、产业等城市要素，从而使城市的功能更加多元化，在一个区域满足人们的工作、居住、休闲、购物等多种需求，使得这个区域不再是单一的居住小区或产业园区，而是拥有多元功能的新型社区。产、城、人融合发展，共同形成产业、城市、社会协调共生的城市新生态。

从图8中可以看出，加补偿网络的电路有一定的超调量。当有电阻串联到电路产生扰动时，输出电压发生了波动，系统能迅速的调节，稳态时使输出电压恢复到5 V；当有电源串联进电路和电阻并联进电路时，产生的扰动也能够被控制系统迅速调节。由于所加的电源扰动为1 V，输入电压为3 V，扰动过大，所以会产生如图8所示的大波动，但控制系统最终也能够稳定输出电压到5 V。

《中国商论》：如何理解“活力中心”？

唐黎明：凡是能够给区域和城市注入活力的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都可以称为活力中心。微观而言，可以是一所大学，可以是一个集市，一个公园或一家上市公司，中观而言，也可以是一个大型交通枢纽，一个汇聚了上下游产业链产业园区，或者是政府机构组团。

《中国商论》：你刚才有提到大学作为活力中心，近十年各地兴建了很多大学城，但这些大学城与城市的关系并不密切。

唐黎明：是的，很多大学城的选址出现了问题。大学校园的土地，大多象征性的交少量土地出让金，地方政府往往会留着地段较好的土地用于商业开发，把远离市中心位置不好急需造人气的土地，留给大学园区。有的距离主城或中心城镇过远，由于教师绝大部分都住在主城区，不得不依靠校园车辆上下班，大大增加了城市交通压力。新校区的区位选择不当，与市区的距离过远，削弱了教育发展的后劲，也不利于学生融入社会。因为选址不当，后期配套不完善，很多本该是城市活力源泉的大学校园，反而成为了城市中的孤岛。

《中国商论》：校园如何能成为城市的活力源泉呢？

唐黎明：对于城市来说，大学是一个文化机构、文化组织，是城市中最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助于提升城市的品位，提升城市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大学里充满活力的学生、老师和研究人员，这些高素质的人口，会给城市带来无穷的活力和创意。

《中国商论》：有没有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呢？

唐黎明：牛津大学城是个很好的例子，牛津大学城位于英国南部，距伦敦约90 公里。牛津大学城不是源于规划设计，而是源自早期学术活动的集结，知识分子汇聚而发展形成的。大学和城市发展融为一体，大学内的公园、博物馆和动植物园等都对公众开放，并为市民举办讲座、展览、参观等活动。大学作为城市发展的原动力，带动了商业、住宅、工业和高科技等产业发展。所以，当地方政府费尽心思引进大学院校时，应该以更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从土地出让的选址、城市配套完善、规模和尺度控制等方面系统考虑，让大学园区成为城市的活力源泉和宝贵资产。

《中国商论》：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正是因为活力中心可以吸引人口、资金、技术、产业，才使得这个区域的功能更加多元化。

唐黎明：是的。城市的活力来源于多样性。中国的城市规划思想，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条块分割 渭分明的把城市划分为居住区、政务区、产业区、商务区等区域。然而人在城市中工作生活，需求并不是单一的，即便是在工业园区上班的工人，也有购物、休闲等需求。如果一个人要完成居住、娱乐、购物、就业、办公等需求，需要跨越无数个区域，就会增加许多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进而埋下城市病的隐患。

《中国商论》：如何让一个区域的功能更加多样化呢？

唐黎明：这实际上与区域现状密切相关，首要任务就是对现状城市功能进行梳理，查缺补漏，产业新城、政务新城、居住新城、商务新城等名目繁多的新城，从规划、设计、建设到后期运营管理都需要转换思维，使得居住在其中的人能够方便的实现居住、购物、娱乐、消费、休闲、治病、就业、上学等多种需求。

《中国商论》：对地方政府而言，还需要做哪些呢？

唐黎明：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 而就。最关键的是两大要素整合：一是对土地性质进行整合。多元的城市功能，对应的是多元的土地利用格局。我们经常会在许多城市看到类似的土地规划图，在工业园区里几乎全是棕色的工业用地块，在居住区里几乎全是黄色的居住用地块。要实现多元功能，就要避免大规模的单一性质的土地利用规划，进行相应的土地性质调整。二要对行政体制进行整合。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对地方政府而言，分属发改局、住建局和国土局等不同部门管理，产业规划、城市功能要和土地性质整合，需要不同部门步调一致。

《中国商论》：如何理解新型社区？

唐黎明：新型社区与多元功能是相对应的。以产业社区为例，我们先来看一下产业园区和产业社区的区别：在早期的工业园区规划建设中，普遍优先发展生产功能，注重招商引资，忽略了产业园的生活、生态功能，产业社区与工业园、产业园区相比进步之处在于，产业社区将产业反映的空间形态与城市的各个层面融合起来，是未来产城布局的创新空间模式。

《中国商论》：产业社区，是否集合了产业和社区双重属性？

唐黎明：是的，产业社区是以产业为基础，融入城市生活等功能，打破了地理边界，空间更开放、企业生态更多元、社群交流更活跃。产业聚集了大量就业人才，是社区形成的基础，而社区强化了对人才的吸引力，通过搭建产业主体和就业人才的社群平台，打造生态、舒适的生活环境。产业社区改变了传统产业园区把生产功能作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功能的发展方式，促进了产业功能与生活功能融合发展。

《中国商论》：活力城市，是否类似于把城市看作一个有机的生命体？

唐黎明：是的，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就像人的身体一样，它会成长和发育，会发生改变。城市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它的规模、尺度与速度，决定了城市发展的态势。而中国城市出现的种种问题，不是在于发展太慢，而是在于发展太快，大跃进式的城镇化，让政府官员、企业和民众都 及不妨，手忙脚乱。以活力城市的视角来正确认识城市的生命力，既可以为新城区集聚产业和人气，也可以为旧城更新带来新活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