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30日，《制止与国际民用航空有关的非法行为的公约》（以下简称“《北京公约》”）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获批，表明了我国严惩民航相关国际犯罪、维护航空运输安全的决心和态度，意味着国际航空安保公约全球现代化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也为国际社会防范民航领域的恐怖主义活动、打击民用航空非法行为，维护航空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法治保障。以《北京公约》获批为契机，国际公约与国内立法的衔接，也成为接续而来的新的重大命题。其中，与作为罪刑基本规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的衔接又尤为引人关注。

《北京公约》新增罪名与《刑法》衔接的一般性问题

《北京公约》兼具实体和程序规则。实体方面，在更新航空犯罪行为类别的同时，对罪体相关的要件和要素如行为主体、行为方式等进行了补充、完善；程序方面，通过优化管辖权规则等，强化了缔约各国的司法追诉能力。公约新增的四个罪名中，第一条第一款第（六）、（七）两项主要体现的是航空器所具有的工具意义，也即“利用使用中的航空器”和“从使用中的航空器内释放或排放”；第（八）项则主要体现的是航空器所具有的对象意义，也即“对一使用中的航空器或在一使用中的航空器内”，因此与《刑法》衔接的难度总体不大，需要额外评估的因素主要包括：

（一）罪名的适用

《刑法》分则各罪尤其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一般不限定犯罪工具，而是通过如“破坏”“爆炸”“暴力”等用语直接表明行为性质，至于行为时所使用的工具，并非定性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