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晴初，李翠珍*

（1.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2.浙江工商大学土地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18）

我国过去偏向城市的发展战略使乡村发展长期处在复杂失衡的状态。随着乡村衰退、城乡发展差距大等问题不断加深，广大农民主体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为解决“三农”问题，我国先后实施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等，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重要决议中亦进一步强调了坚持实施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是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实现主体和关键成员，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推动者和创造者。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促进农民积极参与，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农民的主体作用和参与有限，制约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乡村经济的发展，应着力研究如何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

随着“三农”问题日益凸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乡村振兴的研究领域逐渐被拓深。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3 个方面：一是从乡村振兴的内涵、逻辑等进行理论探讨[2]；二是通过城乡关系分析[3]、实证研究等对乡村的发展困境进行研究；三是关注乡村发展的类型识别[4]，进而探索乡村振兴路径。乡村振兴的研究成果日渐丰硕，但仍缺乏从农民参与等微观角度的研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国家投入了大量公共财政和社会资源进行乡村建设，在乡村振兴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出现“政府干、百姓看”的现实窘境。如何调动农民参与、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成为乡村振兴实践的关键问题。本研究的调研数据中，表示愿意和非常愿意参与乡村振兴的农民仅占调研总数的44.8%，不到半数，可见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较低。基于此，本研究运用半结构访谈、实地调研等形式，以结构方程模型为主要方法，重点探讨乡村振兴下的农民参与意愿，分析影响农民参与乡村振兴意愿的因素，提出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相关建议，以期为提高乡村振兴的农民参与意愿、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1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1.1 理论框架与问卷设计

计划行为理论建立在社会认知理论的认知自我调节框架上，将影响个人行为意愿的认知因素扩展为行为态度、社会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3 种。基于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角度，行为态度是农民对区域乡村振兴的预期，当农民认为参与乡村振兴这一行为的有利性越大，农民便越有可能作出参与乡村振兴的决定；知觉行为控制是指农民感知到参与乡村振兴这一行为的控制能力，当农民认为自己能够控制参与乡村振兴的行为时，则更有可能形成参与乡村振兴的意图；社会规范是农民基于他人对乡村振兴态度影响下的行为感知，其对他人行为态度的高度感知会增加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概率。基于以上分析，从对乡村振兴的预期、参与能力评价和他人行为态度压力3 个方面对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进行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1：农民对乡村振兴的预期正向影响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

H2：农民对参与乡村振兴的能力评价正向影响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

H3：他人行为态度压力正向影响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

1.2 研究案例与数据来源

研究案例地潭头村位于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是第三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在保留农村社会特征的同时，具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和基础，在现实层面上具有研究性和可行性。

数据来源于2019 年8 月23 日至2019 年9 月2 日在开化县潭头村的驻村调研。调研采用半结构式访谈，除季节性或永久性迁移农民外，对所有在家农民进行了访谈和调研，获得145 份问卷。问卷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调研农民的社会关系信息；第二部分是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设计的变量问题，测量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法，1 为非常不同意，2 为不同意，3 为一般，4 为同意，5 为非常同意。

2 农民参与乡村振兴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

2.1 信度与效度分析

信度测量工具使用最为广泛的是克朗巴哈系数，其能够表示观察变量所能解释的潜变量的程度。公式如下。

式中：k为检验的题目数，si为第i题数值的方差，sx为总数值的方差。

结果表明，本研究总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为0.931，其中“对乡村振兴的预期”“他人行为态度压力”“参与能力评价”3 个维度的克朗巴哈系数值分别为0.808、0.871、0.774，均高于0.6，问卷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在效度检验方面，通过SPSS 23.0 对数据进行Bartlett 球形检验和KMO 值分析。检验结果表明，P值为0.000，通过了Bartlett 球形检验，而KMO 值为0.906＞0.7，样本数据适合作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并计算CR 和AVE。一般认为，CR 临界值达到0.6 就具有较好的一致性，AVE值越大其解释潜变量的程度越高，但至少应大于0.5。由表1 可知，3 个维度的CR 值均大于0.6，且AVE 值均大于0.5，解释程度良好，可见问卷的解释性较好。

表1 问卷效度分析

2.2 模型验证与拟合

借助Amos 23.0 软件对农民参与乡村振兴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进行拟合和检验。建立初始模型，根据软件输出的MI 值进行拟合修正。修正后的模型结果显示：残差值均为正数，且所有测量指标均在0.1%具有显著性，模型基本符合适配条件；各项拟合指数均符合评价标准，模型整体拟合优度基本处于理想状态，见表2。此外，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社会规范3 个潜变量之间的协方差关系表明，三者间的交互作用明显，在0.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

表2 模型拟合指标及结果

2.3 乡村振兴农民参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模型拟合结果发现，“对乡村振兴的预期”“参与能力评价”“他人行为态度压力”对参与意愿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26、0.30 和0.29，其中“参与能力评价”和“他人行为态度压力”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在10%的水平上呈现差异性，均对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具有直接正向影响，假设H2 和H3 成立；“对乡村振兴的预期”在5%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对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1成立。这说明，对乡村振兴的预期越高、参与能力评价越高、他人行为态度压力越大，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就越强烈。

在“参与能力评价”的3 个观测变量中，“我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参与到乡村振兴”因子荷载系数更大，对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影响也更大。就“对乡村振兴的预期”而言，3 个观测变量中“能提高生活质量”和“能增加家庭收入”对潜变量的作用更大。对于“他人行为态度压力”而言，3 个观测变量中“身边人赞同我参与乡村振兴”和“身边人想要参与乡村振兴”的影响更大，是影响社会规范维度的重要因素。

对所调查地区的农民情况作进一步分析发现，被调查农民中教育程度为没上学、小学以及初中的数量占被调查农民总数的88.96%，家庭存款在5 万元以下的占比为78.62%，农民的教育程度和经济状况较差，影响了农民对参与乡村振兴的能力认知和预期情况，也对农民的主观参与意愿产生影响。此外，农民之外主体的行为对农民所处的社会环境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观意愿。

3 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构建自下而上的协同机制

乡村振兴包括产业、生态、文化、组织、人才5 方面的振兴。由农民主动发起创建和创新是农民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形式之一，见图1。从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来看，由部分农民基于对乡村振兴预期而开展的实践出发，同时对其他农民产生他人行为态度压力，社会规范效应加强。随后村集体介入，实现农民与外界对接。政府根据村集体的反馈参与其中，运用政策手段调控村集体、企业和社会组织的行为。在市场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双重影响下，企业等组织将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投入村庄，通过技术培训等提高农民的技术能力和自我认知，推动村庄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村集体发挥组织作用，整合村庄内外资源、协调村庄群体关系，使其他农民通过预期、能力认知和他人的社会压力方面的作用增强了自身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在坚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基础上，形成村集体、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方协同发展机制，众力归一，拓展农地功能，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实现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图1 自下而上的协同机制

4 结论与建议

从农民主体来说，影响农民参与乡村振兴意愿的重要因素主要可分为对乡村振兴的预期、参与能力评价、他人行为态度压力3 个方面，均对农民的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因此在乡村振兴实践中提高农民的参与意愿需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能力素质，加强技术培训、宣传教育等，提高农民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增强农民对参与乡村振兴的信心；加大乡村振兴的力度，让农民能够切实享受到建设乡村的经济效益，提高农民对乡村振兴的预期；积极营造社会共同参与的氛围，形成全员参与乡村振兴的良好社会风尚。

在农民自发展开实践时，乡村振兴的参与状态属于低度参与，此时农民的实践较为脆弱，容易出现反复。而当村集体及时感知并向外对接、政府介入并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引导、企业和社会组织等积极参与后，在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以及社会规范等方面对农民参与意愿产生积极作用，同时乡村振兴转变为多主体参与的高阶参与状态。农民的实践行为得到了多方主体的支持和保障，进而推动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和乡村经济的发展。政府应注重政策支持和引导，完善政策和公共产品配套，形成有利于激发农民参与和发挥自身主体作用的保障协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