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起峰，秦海燕

（南京工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1899）

1 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迈入新常态，产业发展不仅对扩大内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1]。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标志着发展的重心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而且产业结构升级与城镇化存在互促共进的关系。产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城镇化发展又会推动产业的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产业结构升级协同发展，对于新常态下缓解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结构性减速问题”具有重要意义[2]。

城镇化进程迅速发展伴随着能源需求的增加，中国应该将产业结构从重工业升级为技术和知识密集型部门。重工业产能过剩作为工业化的标志，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3]。中国高速增长的城镇化吸引了大量劳动力转移就业，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4]。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5]。

王强和苏敏采用Johansen 协整理论及协整检验研究城市化和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影响，发现城市化水平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由于规模效应，工业化对早期的去耦弹性产生了抑制作用，这意味着工业化带来的经济效益远远大于其产生的环境污染[6]。

目前，相关研究仅限于城镇化与经济、能源、环境等一些细节方面，却忽视从宏观上根本上找出问题所在。文章从宏观上研究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关系，旨在找出当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中国各地区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及政策建议。

2 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2.1 模型设定

借鉴张家平等（2018）[7]、李江苏等（2014）[8]的协调度模型，构建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耦合协调度模型如下。

上述模型中，D为城镇化和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协调度水平；Urban 为城镇化指标，选取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Industry 为第二、第三产业指标，GDP 是衡量国民经济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世界范围内普遍采用的评价指标，因此采用第二、第三产业GDP 率（第二、第三产业GDP/总GDP）来衡量产业化水平；k为调节系数（k≥2），因为城镇化和第二、第三产业两个系统，所以k=2；α和β为待定权重系数，假设城镇化和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程度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则有α=β=0.5。

D的取值范围为［0，1］。当D=1 时，表示城镇化和第二、第三产业为极度协调；当D=0 时，表示城镇化和第二、第三产业为极度不协调。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将城镇化和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度划为3 个等级，0.701≤D≤0.800 为中度协调，0.801≤D≤0.900 为高度协调，0.901≤D≤1.000 为极度协调。

2.2 数据说明

研究样本为中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8—2017 年数据。在计算城镇化率和产业化率时，各区域的年末人口总数与第二、第三产业年末GDP 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3 中国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耦合协调度分析

3.1 中国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度

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1），计算中国城镇化率与产业化率的耦合协调度水平，见表1。由表1 可知，中国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度水平呈现逐步上升趋势，2008 年协调度0.735 8，为中度协调，2017 年协调度0.825 0，为高度协调，在此期间协调度逐年增长。从总体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度水平在考察期间呈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地区2008 年耦合协调度为0.810 1，2017 年耦合协调度为0.872 8，为高度协调，在此期间耦合协调度稳步提高；中部地区2008 年为0.713 8，为中度协调，2017 年为0.801 5，为高度协调，在此期间耦合协调度年均增长幅度显著；西部地区2008 年为0.673 3，为低度协调，2017 年为0.779 1，为中度协调，在此期间耦合协调度年均增长显著。对比可知，2008—2017 年，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耦合协调度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和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耦合协调度密切相关。

表1 中国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度

3.2 中国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耦合协调度收敛情况

从以上分析可知，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差异。为了考察各区域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度是否收敛，借鉴张家平等（2018）的δ-收敛模型和β-收敛模型来评估2008—2017 年期间中国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度发展变化。

δ-收敛模型如下。

式中：CV代表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度的δ-收敛系数；Di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协调度；为样本和平均值。

先计算每年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的耦合协调度的δ-收敛系数，若在考察期内δ-收敛系数呈显著下降趋势，表明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协调度存在δ-收敛，即区域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度的差异度呈下降趋势。

β-收敛模型如下。

β-收敛模型中，如果估计结果显著β为负，则β-收敛成立，表明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的耦合协调度低的区域发展速度超过了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协调度高的地区。

δ-收敛模型和β-收敛模型的估计结果分别见表2 和表3。由表2 可知，2008—2017 年，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耦合协调度的δ-收敛系数存在显著的下降趋势。由表3 可知，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β-收敛模型估计的β值显著为负，说明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协调度存在β-收敛。由此可知，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协调度差异性呈不断缩小的趋势。

表2 δ-收敛估计CV 值

表3 β-收敛模型估计结果

4 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用2008—2017 年中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耦合协调度模型，接着对协调度估计结果的趋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各区域城镇化和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度不断优化，各区域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度存在显著的差异。

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全面考虑各地区的发展差距，逐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体系，为产业集聚提供有力的支撑环境。增强各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与合作，建立跨区域协调机制，推动各地区产业分工、基础设施协调联动，逐步提高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度及经济发展水平。

二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和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理念。从以上研究可知，中国各地区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度在逐步提高，但仍有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协调度处于较低水平。要提升城镇化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质量，应从产业布局、产业生态等多方面综合考量，多措并举，也应加强产业协作。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应立足全局和长期目标，规划包含制造业、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现代化产业布局，助推创新型增长，走可持续发展道路[9-11]。

三是合理优化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比重。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城镇化空间区域里主要包含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研究发现，当前的生态环境等问题主要是由于在城镇化的空间领域里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占比不合适造成的。应精简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向高、精、尖等知识密集型行业方向靠拢[12-14]。具体来说，应该优化高污染、高消耗和高排放的企业，增加科学技术相关的高科技和其他低碳产业，促进新兴、节能和环保产业逐步形成现代化发展体系，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从根本上解决生态、资源和环境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