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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的工具性异化与价值性复归
——基于马克斯·韦伯的理性二分法

2023-01-04高思鹏姚强华姜国睿陈卫卫卜庆乐

湖北体育科技 2022年3期
关键词:工具性指向异化

张 龙,高思鹏,姚强华,姜国睿,陈卫卫,卜庆乐

(1.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 200241;2.甘南县查哈阳农场高级中学,黑龙江 讷河 161122;3.赤峰学院 体育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4.赤峰二中国际实验学校,内蒙古 赤峰 024050)

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学校教育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五育并举”则是学校教育的核心所在,其中体育更是至关重要,正如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所言“无体是无德智也”。 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但在“唯分数论”的应试需求下,学校体育的式微却长期存在,随之而来的是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连年下降,肥胖、视力不良检出率持续升高,学校体育的式微已然产生极大的负向效应。 从马克思关于异化理论的角度来看, 这种体现在体育上的教育异化已然失去了使人成为人、实现人的本质的意义和目的?反而沦为实现某种现实目的的手段? 这显然已经背离了教育与人的内在同一性[1],学校体育也因此而出现了异化倾向。

近年来,学校体育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从国家到地方,不断出台政策,实施改革,以保障学校体育的顺利开展,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 然而学校体育看似得到了重视, 但以马克斯·韦伯的理性二分分析,便不难发现,学校体育在其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对指导思想的理解,还是学校体育的考评体系选择和教学实施方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工具性异化倾向,这就导致作为体育本真意义的价值理性趋于弱势,长此以往,势必使学校体育陷入工具理性的异化困境而无法走向价值理性的复归。 溯本清源,了解学校体育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追溯其可能成因,并提出可行方略,对于促进学校体育复归教育本源,进而促进学生健康全面发展意义重大。

1 学校体育的发展存续

自1903 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将“体操课”引入我国学校教育体系以来, 学校体育就成为了我国学校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相关理论也随着教育实践的发展,得到了不断进步和丰富。 学校体育经过100 多年的发展先后形成了军国民教育、体质教育、素质教育、健康第一等一系列的教育形态,这些不同的教育形态既反映出不同时期国家对人才的需求, 也反映出时代变动下人们对学校体育的认知发展。

1.1 建国前学校体育的军国民指向

清朝末年,清政府昏庸无能,而西方列强崛起,帝国主义势力不断入侵,泱泱中华,岌岌可危,部分有识之士意图变法图强,开展维新运动,宣传西方教育理念,引入军国民教育思想。 学校体育也在这一强烈的爱国主义影响下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以注重个体身体训练和军人精神培育的军国民教育模式。 此后,清政府被推翻,中国陷入军阀混战,随着北伐战争的结束,国民党完成了形式上的统治。 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在军事、经济等重要领域均需美帝国主义提供支撑,因此,在教育理念上曾推崇美国的自然主义思想,但在“九一八”事变后,人们想通过改良体育来达到救国救民、复兴民族的良好愿望?认为学校体育应培养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养成军事上、国防上所需运动技能,学校体育应当军事化和普及化[2],此时,军国民教育思想再次成为学校体育的基本指向。

从清末到建国前, 指向军国民教育的学校体育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 而这一时期的学校体育其本质来说就是通过体育运动达到强健身体,塑造精神的目的,这也就不难理解蔡元培先生为何会有“健全人格、首在体育”的呼吁。

1.2 “文革”前学校体育的运动能力指向

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由于中共产党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无论是军事,经济、教育都大量引进苏联模式,在进行中国化的改造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学校体育领域则引进了苏联的“劳卫制”模式,意在对体育运动项目进行等级测试,从而促进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积极参加各项体育运动。但由于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 以及苏联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所暴露出的现实问题, 党和国家开始反思中国体育的发展之路。 1961 年,教育部颁布《小学体育教材》和《中学体育教材》,确立了“增强学生体质”的体育课程目标,并于1964 年推行《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代替原来的劳卫制[3],学校体育开始走向重视运动技能和体质健康的道路,各项工作步入正轨。 但之后的十年“文革”,使前期的学校体育成果受到了极大地冲击,直至“文革”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学校体育才重获新生。

从苏联的“劳卫制”到中国化的《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均是通过对运动能力的评定来促进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参与,这一时期的学校体育的教学内容也是围绕促进学生运动技能掌握和体质水平的提升而开展, 这种指向运动能力和体质水平的教育模式对于体育运动的普及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1.3 改革开放后学校体育的健康指向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次年,教育部联合国家体委、卫生部、共青团中央等多部门召开了“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史称“扬州会议”。 这次会议对学校体育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并明确指出, 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与归宿是有效增强学生体质[4]。此后,增强体质成为了学校体育的工作重心,而以提升体质健康水平为目标的教学形态也逐渐生成。90 年代末,素质教育思想传入我国, 轰轰烈烈的素质教育改革开始在我国落地,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健康第一”确立为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而此前的“增强体质”则成为了“健康第一”思想下的重要布局和首要任务[5]。 至此,学校体育全部重心都围绕“健康第一”这一要求展开,而指向健康的学校体育也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从“增强体质”到“健康第一”,人们对学校体育有了更加深入地认识, 学校体育也开始承载起了更加重大的责任,“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的指示也对学校体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纵而论之,将体育课程的任务弱化为体质的增强,是体质教育思想的影响造成的,有一定历史原因的[6],但学校体育发展至今,其核心指向随着时代和国家的需要不断地发生改变。建国前的军国民指向, 关注体育对强健身体的塑造和爱国精神的培育;“文革”前的“劳卫制”,注重运动技能的学习,改革开放后的“增强体质”亦或是现行的“健康第一”,在关注体质健康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体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 学校体育的教育功能也开始以多元化的视角被挖掘和改造, 在此背景下,学校体育已经不再是局限于身体教育的工具,而是成为了促进人身心协调发展的利器, 学校体育也从蒙昧的身体改造走向了理性的全面发展, 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开始扮演起了更加重要的角色。

2 学校体育的工具性异化特征

马克斯·韦伯在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解释社会现象时指出, 当今社会的发展就是工具理性向社会生活各领域全方位拓展而价值理性全面萎缩的结果[7]。若将当前学校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以韦伯的理性二分思想进行分析便可发现,学校体育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工具理性倾向, 而受此影响,学校体育在对指导思想的理解、评价体系选择、实施方式等方面均出现了重视工具性而忽视价值性的异化现象。

2.1 对“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理解异化

自1999 年确立 “健康第一” 为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至2019 年初颁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强调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全面强化学校体育工作”[8],“健康第一”已然成为学校体育工作的基本遵循,但是对于“健康第一”的意义所指,至今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认知,而由于人们对“健康第一”的认知局限,学校体育在开展过程中,也就出现了不同向度的体育实践,而这也导致学校体育走向异化。

1950 年, 毛泽东主席针对当时学生普遍学习压力大而患病者众多的现象致信教育部长马叙伦,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要求,但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可知,彼时的“健康第一”仅仅是基于医学意义上的没有疾病[9],并不包括后来延展出的以体能素质为基础的体质健康。 而把体质与健康相关联最早是1999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中指出的,“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学校体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切实加强体育工作”[10],自此,响应健康体魄要求的体质健康成为了“健康第一”的重要内容。 然而由此可以发现,无论是基于医学意义的“健康第一”还是基于体质基础上的“健康第一”,其所指向的均是生物意义上的理性, 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体育这一实践活动强化人体生物意义上的发展, 而并不包含关涉人体精神层面的发展,若以马克思韦伯的理性二分思想来界定,学校体育的“健康第一” 显然是在弱化了人的情感和精神的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教育实践。

就当前学校体育而言,其“健康第一”的指向已然更多的是偏向于学生的体质健康, 在教学结构设计中有学者提出在体育课教学中加入体能模块, 通过强化体能练习来发展学生体质,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然也是一种崇尚工具性的选择,其本质仍然是对“健康第一”的理解异化。

2.2 学校体育评价体系的异化

教育评价往往决定教育的发展,学校体育也不外乎此。 受学校体育政策的变化影响,学校体育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然而就学校体育评价而言,自《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代替“劳卫制”的评价模式以来,学校体育始终把体质健康作为教育评价的重要组成,时至今日,一年一度的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已然是学校体育评价的重要指标, 而体育学习评价更多的是发挥筛选作用, 而非教育的功能[11]。 此外,关于学校体育评价的相关研究还指出,长期以来学校体育在评价方式上向度单一,以教师评价为主,在评价类型上以终结评价为主,弱化过程性评价,就评价性质而言,多为量化评价,而少有质性评价。

学校体育经历了从“三基”到“领域”再到“核心素养”目标的发展阶段[12],但其评价准则却始终未有较大改变,尽管从“三基”到“核心素养”,学校体育的目标有所改变,不再是以量化的目标为主,“健康行为”“体育品德” 等难以量化的目标对于学校体育改革有所推动, 但相关评价标准由于难以制定和抉择,学校体育评价仍然局限于可量化的评价,而无法上升到质性的评价。 如果说目标引领内容,那评价则引领着学校体育的实践, 由于缺少质性的评价也就导致在学校体育的评价体系上出现重“量”而弱“质”的异化。

重 “量” 的评价可以评价学校体育之于学生的工具性价值,学习态度、体质成绩、健康水平等均可测量,然而,“量”的评价终究难以测量学校体育对于人的心灵亦或是精神的本真影响,也就难以评价学校体育的价值理性指向何处,这种“量”而弱“质”评价体系,显然也是学校体育工具性异化的直接体现。

2.3 学校体育实施方式异化

诚如民国教育大家蔡元培先生所言 “健全人格, 首在体育”,体育之于人的教育意义并不止于体魄的强健,更在于其对人格的健全发展。 然而,在应试教育的工具性导向下,“一考定终生”似乎成为所有家庭的和学校的共识,而体育由于并非高考科目,在学校教育中,体育始终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境地。 近年来部分省市不断加大中考中体育的分数占比, 甚至全国两会也不断有体育纳入高考的呼声传出,体育不可谓不受重视。

我们国家虽然自20 世纪末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素质教育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成为了国民教育的最终目标,但现实却是,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 就学校体育而言,为平衡体育与其他文化课的地位差异,中考体育不断加大分值,部分省市将体育中考分值加大到语数外同分,这使得初中阶段对体育较为重视, 但随之而来的围绕应试科目实施的教学实践,又使得初中体育出现“应试化”倾向[13],被作为工具性得分项目的学校体育, 俨然忽视了对人内在的价值提升的作用;此外,由于学校体育并非高考应试科目,高中的学校体育相比于其他应试科目,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这种边缘化也使得学校体育也出现了教学内容童稚化、教学方式随意化、教学目标混乱等不同程度的异化, 此时的学校体育更多是扮演了一门学校课程而不是扮演促进人健康发展的教育手段。

无论是“应试化”的初中体育还是“童稚化”“随意化”的高中体育,就其实施方式而言,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工具性异化即忽视体育之于人精神塑造的价值性而重视体育对于应试教育的工具性,这种体现在实施方式上的工具性异化特征,也是学校体育异化的又一表现。

3 学校体育的价值性复归路径

现代社会的发展,工具性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在效率至上的时代,人们对于事物本身价值意义的思考严重缺位,教育的本真意义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其中固然有工具性的选择,但决不可追求工具性的现实效益而忽视其价值性的本源。 学校体育所呈现出的工具性异化倾向导致其所具备的价值性趋于式微,而学校体育要想走出这一困境,使体育走向价值性的复归则需要诸多方面做出超越性的变革。

3.1 以工具理性奠基学校体育的人格塑造

学校体育所呈现出的工具性异化倾向固然脱离不了人们对体育的认知局限,但所谓“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学校体育的工具性异化, 事实上也是整个学校教育乃至国民教育在工具性上的实然需求。 在应试教育大行其道的现实下,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受到挑战,而体育之于健康的效用实是大有裨益,这就为学校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尽管此时的学校体育指涉的是学生体格强健的工具性,而非人格发展的价值性,但不可忽视的是,人是身心统一的整体,身体的不断强化势必会对指涉人心的内在价值产生影响,潜移默化的改造人的价值认知,这也就为人的人格健全发展创造了可能。

当前学校体育发展依然困难重重, 但若以工具理性驱动学校体育的发展,推动学校体育真正落地生根,同时利用学校体育的工具合理性,创生良好的学校体育氛围,引导更多学生参与体育活动,让学生在体育情境体验运动的乐趣,如此,潜移默化之下,也可发挥体育之于人的健康诚成长、人格塑造的重要作用。

3.2 以价值理性引导学校体育的融合发展

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看,人的认识不外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14],这两种判断均是人对事物的理性认知,其中事实判断指向的是工具理性的“实然”认知,而价值判断则是指向价值理性的“应然”认知。 就当前学校体育而言,若以学科地位差异而论,学校体育并非应试科目,能存在于学校教育序列很大的原因是其具有强身健体的功效, 而在这种工具性的实然指向下, 学校体育的开展不仅可以有利于学生的身体健康发展,也可以为学生应试科目的学习提供体质层面的保障;但若以教育的全面发展而论,学校体育所承载的对于人格塑造,对于学生意志品质培育价值性应然指向要远远重于所有应试科目, 其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意义是其他应试科目所不能比拟的。

教育的发展需要以工具理性的思维创生实然的教育生态,为价值理性的应然回归提供保障;但同时,教育的发展更要以价值理性的应然反思并预防工具理性的异化。 就学校教育而言,应试导向虽然难以规避,但是关于教育育人的意义思考却可以一以贯之, 培养健康全面发展的人才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学校体育要在当前学科地位弱化的现实下,以价值理性作为目标指向,通过与应试科目的协同融合,共同作用以实现全面育人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

4 结语

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但就教育而论,诚如英国过程哲学的创始人怀特海所言——当把学校里学到的知识都忘掉之后,剩下的就是教育。 由此观之,学校体育的教育意义事实上并不在与运动技能的习得, 而在于其所指向的强身健体的工具性以及人格培育的价值性。 尽管当前学校体育存在过分注重工具理性的异化倾向, 以至于学校体育的价值理性趋于式微,但这种异化并不会持续太久,随着人们对体育应然思考的不断加深,学校体育终将走向价值性的复归,其最终形态必然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相互制衡,协调发展。 方其如此,学校体育才会走向价值复归,学校教育才会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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