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承琪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 201600）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地区间交流越来越频繁，中国流动人口规模逐渐扩大。近年来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增长趋于平稳，2015年起，我国的流动人口数量已经由长期快速增长时期开始转入调整期[1]。但由于此前流动人口数量已形成较大基数，且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中国的老年流动人口已经成为一个规模较为庞大的群体。考虑到流动老人兼具年老与流动双重属性，环境适应能力更差，尤其是受身体不好等因素影响而被动流动的老人，他们流入时间一般较短，无法主动做出留返选择，社会融合程度一般较低。在健康中国发展战略背景下，探讨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情况对其健康状况产生的影响，通过改变社会融合程度改善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意义重大。

二、文献综述

流动人口作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是对该群体老年人的研究较少，研究开始时间也较晚，2012年以前几乎没有针对老年流动人口的研究，近年来研究主题主要包括留居意愿[2]、特征[3]、城市融入[4]等。

相关研究中，部分学者关注到了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并探究其影响因素，如宋全成、武玉等人研究了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发现流动强度、流动方向、流动模式、性别、户籍等对流动老人的健康状况有显著影响[5~6]。温笑笑立足重庆市老年流动人口，研究了其自评健康状况，发现流动老人自评健康状况较好，年龄、本地朋友数量、流动主因、小病就医、锻炼时长、医保参与类型等因素均影响十分显著[7]。谢瑾等进一步发现多元的社会交往和对流入地的正面情感有利于其自评健康[8]。但是，尽管有研究已经证明了社会融合对健康状况有一定影响，开展老年流动人口相关研究时，专门针对老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情况及其对健康状况影响的仍然不多。因此，本文试图从社会融合视角出发，分析老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情况对健康的影响，使老年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流入地，享有更好的健康状况。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次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共有样本169 989个，因研究目的是探讨老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情况对其健康状况的影响，结合不同学者给出的老年流动人口定义，选择样本中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的老人，剔除1957年之后出生人口，共获得6 478个样本。

（二）模型设定

本研究试图分析老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情况对健康的影响，其健康状况包括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二者均为二分类变量。因此，选用二元Logit回归方法进行研究，模型表示为：

（三）变量选取

核心因变量选择主观的健康自评指标，即CMDS问卷中401题“您的健康状况如何”，将回答“健康”和“基本健康”的赋值为1“健康”；回答“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和“生活不能自理”的赋值为0“不健康”。参考国内学者普遍赞同的分类原则，即陆淑珍与魏万青提出的“心理融合、文化适应、社会交往、经济适应”四维度[9]，以及悦中山、李树茁等提出的“文化、经济、心理融合”三维度[10]，将自变量确定为“文化、心理、生活、经济”四个社会融合维度。结合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流迁动因、流动时间、流动范围和户籍所在地，具体变量赋值见表1。

表1 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N=6 478）

四、研究结果

为研究老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情况对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将建立五个模型，探讨社会融合的不同方面对老年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首先，建立模型一，以自评健康状况为因变量，纳入文化融合变量；其次，建立模型二，以自评健康状况为因变量，纳入心理融合变量，模型三、模型四也同样以自评健康状况为因变量，分别纳入生活融合以及经济融合变量；最后，建立模型五，仍以自评健康状况为因变量，将社会融合四个维度全部纳入自变量，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老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情况对健康状况影响的logist回归结果

由上述五个模型二元Logistics回归结果可知，社会融合对于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是有显著影响的。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老年流动人口的文化融合情况大于0.05，没有统计学意义，此外的心理融合、生活融合以及经济融合对老年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影响显著。当把四个维度全部作为因变量纳入模型，心理融合维度失去了统计学意义，但是生活融合和经济融合依然显著。其中，生活融合对于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影响为负，经济融合与健康状况则是正相关。

加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流迁动因、流动时间、户籍所在地及流动范围这些控制变量后，生活融合以及经济融合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仍然具有显著影响，具体回归结果见表3。生活融合仍对健康状况产生负面影响，而经济融合与老年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呈正相关关系，且经济融合的Sig.值小于0.01，较生活融合的影响更加显著。

表3 控制变量下老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对健康影响的回归结果

续表

回归结果也验证了其他控制变量对老年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影响。由表3可见，除婚姻状况外，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流迁动因、流动范围、流动时间以及户籍所在地均对老年流动人口健康状况有显著影响。老年流动人口中，男性健康状况比女性较好一些。80岁及以上年龄段，年龄与自评健康呈现负相关，这也与日常认知相符，年龄越大，健康状况越差。受教育水平也与自评健康负相关，受教育水平越高，自评健康状况越差，这有可能是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疾病的认识越清晰，对自身健康状况也更加关注，更容易察觉身体不适。

五、结论与建议

（一）促进老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体系建设

社会融合对老年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影响显著，较高的社会融合可以提高流动老人的自评健康率，因此应积极促进老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体系建设。社会融合不仅指的是心理上对于自身所处环境的适应与认同，还包括能够获得必要的资源和平等的机会，能够参与正常社会生活。应重视生活融合与经济融合对老年流动人口起到的不同作用，一视同仁地保障流动人口就业，对于已经退休、没有工作的老年流动人口，应落实退休金、养老金以及其他老年福利的发放，提高老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经济融合程度。

（二）继续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统筹层面

当前老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较高，老年流动人口中有将近一半是由于家庭需要才离开户籍地，来到外地居住，这部分人或流迁时间较长，或与家人朋友接触密切，这有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流动后的生活环境。虽然从思想文化角度来看，老年群体安土重迁观念强于年轻人群体，但是家人朋友的陪伴能够大大减轻流动后的不适感。近年来，国家致力于社会保障全国统筹，老年流动群体在外地也能够享受政府给予的各项优惠政策，以至于绝大部分老年流动人口觉得自己已经是本地人了。应继续推行社会保障全国统筹，让流动人口能够在户籍地外方便地享受各项社保政策，继续维持老年流动人口的较高社会融合程度。

（三）差异化落实老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政策

了解不同老年流动群体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地促进其社会融合程度。例如，因家庭需要而流动的老年人口通常有家人朋友陪伴，但研究结果却表明这类群体健康状况差于其他类型流动人口。一方面，与外出工作或经商的流动老年人口相比，这类流动的老人年龄一般较高，身体状况较差；另一方面，因家庭需要而流动的老人很多是离开户籍地照顾自家小孩，来到陌生的地方环境适应能力较差，又要承担照顾孙辈的劳累和压力，自评健康状况更差。针对这类群体，可以从老人子女入手，提醒他们关注自家老人心理及身体状况，工作之余尽可能地陪伴老人，帮助其融入新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