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婷婷,王若禹,田岳凤

(山西中医药大学,山西 晋中 030619)

针药结合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针对患者临床表现辨证论治,同时运用针灸和中药两种方式以达到防病治病的方法[1]。自古以来,针药结合治疗疾病的方法受到历代医家的重视,同时他们对于针药结合的理论及临床应用也流传至今,其内容成熟丰富,可供后人参考学习。

1 历代医家的认识及应用

1.1 两汉时期 成书于西汉时期的«黄帝内经»是中国针灸医学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标志着战国秦汉时期针灸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在«黄帝内经»中有关于针药结合治疗疾病的理论。«素问·移精变气论»曰:“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病形已成,微针治其外,汤液治其内。”首次强调了针灸和中药在治病时各自的优势,在针对疾病施治时提出了脏腑病需要中药治疗,而外在疾病则选用针灸治疗,在早期为人们提供了针药结合应用的理论指导。

东汉时期,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是针药结合的经典书籍,被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的杰出贡献对中医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张仲景认识到针灸和中药在应用时均存在局限性,有些疾病单用一种方法效力不佳,故在明辨病机基础上将针灸和中药相结合,二者合用,相得益彰[2],故在«金匮要略»中提出“审脉阴阳,虚实紧弦,行其针药,治危得安”的治疗原则[3],书中也详细记载了关于针药结合治病的临床医案。

在治疗疾病时,张仲景践行针药结合理论,如急性热病易于传变,以针药同施则能快速取效。«伤寒论»曰:“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愈。”介绍在治疗太阳经病时,由于风邪太盛,对于疾病而言仅用中药治疗效果甚微,遂加以针刺风池和风府,针药结合应用则病愈。这一医案对临床医生有较大的启示,当单一方法治疗疾病效果不佳时可以尝试将针灸和中药结合,以提高其临床疗效。

1.2 唐宋时期 针灸医学在该时期进入繁荣阶段。唐·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书中记载的内容收集分析了唐代以前中国医学的重要内容,经过系统总结给后世医家以启迪。

孙思邈认为施治要求针、灸、药3种疗法必须兼备,在应用中须讲究权变,灵活运用,相辅相成,真正掌握每种方法的精髓要点才能达到治疗效果。«千金翼方»曰:“若针而不灸,非良医也;针灸而不药,药而不灸,亦非良医也;知针知药,固是良医。”明确指出良医应同时精通针灸和中药,这是判断是否为合格医生的一个标准。孙思邈认为针灸和中药应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是其重要内容之一[4]。书中所记载的医案也多处涉及其重要思想内容,«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二针对疮痈肿的治疗应“刺中心至痛,又刺四边十余下令血去,去血敷药,药气得入针孔中佳”。现代临床在治疗疮痈肿也是使用此法,治疗效果较为显著。

孙思邈强调辨证后施以针灸和中药,发挥各自所长。在治疗疾病时,孙思邈总结出“若治诸沉结寒冷病,莫若灸之宜熟;若治诸阴阳风者,身热脉大者,以锋针刺之,间日一报之;若治诸邪风鬼注,痛处少气,以毫针去之,随病轻重用之”的治疗依据。孙思邈的这一思想也体现在医案中,讲述了针对不同原因导致的疾病所需治法不同,适宜的方法会对疾病的治疗事半功倍。

宋·王执中推崇孙思邈的针药结合理论,也提倡作为一名良医要同时精通针灸和中药,不可偏废任何一方。对于只知晓其一便行医治病者,违背了孙思邈的思想理论。在«针灸资生经»中,王执中设立了关于针灸和中药结合应用的专篇论述[5],在继承孙思邈理论的同时也在不断践行针药结合的方法。«针灸资生经»曰:“凡身重不得食,食无味,心下虚满,时时欲下,喜卧,皆针胃管、太仓,服建中汤及平胃丸。”“有人久患反胃,于以镇灵丹服,更令服七气汤,遂立食,若加以灼艾,尤为佳也。”王执中在选方用药时会针对疾病的具体表现进行调换配伍,注重针药结合,以提高治疗效果。

1.3 金元时期 这一时期针药结合的代表人物为李东垣及其弟子罗天益。针药结合应用也成为李东垣针灸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李东垣在针灸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针灸聚英»«针灸大成»称之为“东垣针法”。

“东垣针法”或针或灸,或针药并用[6]。«脾胃论»卷下清阳汤中涉及中风病,辨证后针对风中经络证予以针药结合治疗。一患者表现为口,颊腮紧急,适宜燔针治疗以通其滞,若患者不愿意使用燔针,则以清阳汤代替。一患者表现为前阴燥臭,根据其连日饮酒的表现给予龙胆泻肝汤治疗,在足厥阴肝经上利用泻行间以祛湿热,后又在手少阴心经上泻少冲,治疗后疾病痊愈。临床应用中应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灵活选用针或药治疗疾病。

罗天益师从李东垣,在继承东垣脾胃学说的同时吸收诸家经验,编写了«卫生宝鉴»,书中多处提及针刺与中药需配合使用。«卫生宝鉴·风痰治验»中详细描述了风痰致病的表现及治疗。如参政杨公忽然感到眩晕眼黑,伴有心烦、呕吐、偏头痛及足冷等症状,罗天益认为此证属风痰内作、上热下寒,故先用三棱针在头面肿处点刺放血以泄上热,后针对风痰表现服用天麻半夏汤,治疗几日后患者痊愈。在治疗风痰时考虑到寒凉中药对老年人的影响,而针刺的优势可避免这一问题,二者的结合实为良选。«卫生宝鉴·北方脚气治验»中以三棱针针刺患处并配合服用当归拈痛汤治疗,效果显著。罗氏的理论和临床医案记录较全面,其内容对后世医家在临床上针药并用时起到借鉴作用。

1.4 明代时期 针灸医学在明代达到昌盛,杨继洲所著«针灸大成»是对明代之前针灸医学的再次总结,对中国针灸医学影响深远。«针灸大成»中论述了针、灸、药并用的理论,并提出“针灸药者,医家之不可缺一”“针、灸、药皆为医家分内事”的观点,认为疾病位置有腠理、血脉、肠胃之分,当疾病所处腠理之时艾灸为最佳选择,若疾病在血脉时只有针刺才可取效,疾病在肠胃则用中药治疗较好,故针、灸、药三者缺一不可[7]。杨氏医案中提及一患者手臂不举案,患者表现为恶寒体倦,夏天着棉衣,经多位大夫诊断后均认为是虚寒之象。杨继洲脉诊后表示脉象沉滑,认为痰处于经络,予针刺肺俞以调和表里,针刺曲池、足三里以祛邪化痰,治疗后感觉手臂可举,不恶寒且脱去棉衣,此时再投除湿化痰之剂,痊愈后未复发。另一患者为疮疾,连日服药后反而日渐消瘦,杨继洲针刺患处,并艾灸章门穴,再服用蟾躲丸药,经治疗后其形体逐渐壮实,疮疾痊愈。医案中可以体会到杨氏对于针药结合并用的重视,以针刺调经络,以汤药治其里[8]。

这一时期的医学家吴崑也注重针药兼施,其认为:“针药二途,理无二致。”在临证时需要针药配合兼施治疗,善于针对不同经脉的疾病表现而施治。在其所著«针方六集»中提及带脉、足少阳胆经、阳维脉和手少阳三焦经的病证,宜刺足临泣、外关二穴,使表里和,营卫流畅,并可配用三化、双解、大小柴胡、通圣、温胆诸方治疗。冲脉、足太阴脾经、阴维脉、足阳明胃经和手厥阴心包经的病证,宜刺公孙、内关二穴,使经气运行无阻,三焦通畅则内部调和,并可配用泻心、凉膈、大小陷胸、调胃承气诸方治疗[9]。吴崑不仅对所列经脉进行划分,而且对所有经脉施治涉及的针灸和中药均有详细阐述,在历代医家论述基础上,吴崑加以学习并从经脉理论角度作为切入点,强调针药结合的重要性。

1.5 清代及近代 针灸在清代逐渐出现了衰退趋势,以李学川为主要代表的医者认为当时的医家过多注重中药的使用,而对于针灸的应用不再重视,针和药的分离对针灸医学的发展不利,故提倡二者应左右逢源。

«针灸逢源»曰:“举汤液以翼针道,明刺法以济汤药。”要达到左右逢源就需用针灸配合中药医治。在半身不遂的治疗中,强调要根据疾病所在经络进行针刺,同时予以补血养筋的方药;治疗牙床腐烂,在针刺基础上服用清胃泻火中药;治疗眼生翳膜,除针刺外要用退翳的中药辅佐使用[10]。李学川运用汤药辅助针灸的功效,或用针灸方法使汤药的疗效更佳。在针灸医学衰退的时期,李学川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振兴针灸事业具有一定的意义。

发展到近现代,名老中医秦亮甫认为:“针、灸、药,医者缺一不可。”治疗小儿遗尿时,根据病因病机特点认为要治疗遗尿首先要治气,治疗思路要考虑疾病与肺的关系,治疗原则也要体现温肾、缩尿、益气等方面,针刺关元、中极、百会等遗尿基本用穴,汤药以金樱缩泉方服之[11]。秦亮甫在临床上注重分析病因病机,从疾病根本入手治疗。在秦伯未编著的«中医临证备要»中,近半病证是以针药并用[12]。在«伤寒论新注»中,针灸名家承淡安阐述了针灸疗法及处方,其创立了伤寒针刺法,成为系统应用针灸与中药的典范[13]。临床实践中在六经辨证的基础上针药并用,精于针而略于药。根据六经的特点,病在太阳时,针刺风池、风府后服生姜红糖汤;治阳明经热证,针刺阳明经上的穴位并给予白虎汤清热生津。六经患病的临床表现均有差异,需要选择适当的治疗方案。承淡安在临床实践中以针刺为主,辅以汤药的治疗方法比单一针刺效果更显著。

2 针药结合的效应优势

针灸和中药结合时产生的效应优势如下:针药间的相互协调作用;针灸可减轻中药的不良反应;中药对针灸的辅助作用。二者结合使用是提高临床疗效的可取方法[14]。

针药结合已经是现代治疗疾病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其次现代医学的渗透使针药结合也有了新发展。如常见的穴位注射是用特定针具将药物注射在相应治病点以达到治疗效果的手段,是针药结合的一种新型体现方式,丰富了针药结合的内容[15]。中医在现代西医影响下分科越来越精细化,辨证施治时也大多攻于本专业,中医专业以方药为主,而针灸专业重于针刺,这些做法没有继承到各代医家的理论精髓,且在治疗疾病时会使疗效受到影响,但是部分医家仍在大力提倡应用针药结合治疗疾病,并在一些疑难杂病的治疗中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充分说明了针药合用的优越性,同时也彰显了中医治病的独有特色。

3 小结

针药并用不仅是针灸与中药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依据临床表现辨证施治,攻其要点,二者的结合绝不可随意堆砌,每一次的施治均要考虑主次、时机、方法、用量和时间等方面。医者针对疾病可针、可灸、可药,真正了解其优势应用才可达到应有的疗效。针药结合的效应优势要借临床方可体现,希望这一理论能得到不断继承和完善,为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