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凌林 沈 枭 谢海波

但纯粹的理论建立无疑是形而上的，科学的本身即要时时面对来自形而下的现实拷问。医案的出现，将理论从虚无的假设推进到客观的临床规律上来，国医大师熊继柏所以多次感慨：“中医的生命力在于临床”。如果说，是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理论著作教会中医说话，那么正是医案的不断传承，才使我们所说之话令人信服。

然而，在信息爆炸的今日，我们所面对的已不仅仅是医案专著所带来的便利，而是“欲思其利，必虑其害”的抉择。仅在笔者所在学校图书馆中以“医案”为主题检索馆藏图书，即有791条检索结果，而其中又不乏鱼龙混杂之现象，我们不得不承认与认识到：医案不是全然可信的。中医医案，需要去伪求真。现代中医人，更应具备甄别医案的能力。

1 医案的形成与意义

医案记载的形式最早可见于商甲骨文，在已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见到涉及病人发病原因、症状，甚至诊疗情况的内容。而后先秦《左传》、马王堆汉墓《五十二病方》等论著中，都可见到类似的医疗记录。先秦到晋唐时期，医案多散载于各处，或为后世医家所述，难有医者的一手记录。这一时期，虽有淳于意的《诊籍》，但始终未形成一种社会行为[1]。

第一部医案专著为宋代许叔微的《伤寒九十论》，它的别名《伤治验九十论》或更能体现该书性质。书中在记录诊疗过程的基础上，以《黄帝内经》《难经》等典籍为据，结合个人见解记载了90例医案。宋金元时期，统治者对医学的重视以及印刷术、造纸术的成熟将中医医案发展推向一个小高峰，医案的书写不仅成为一种社会行为，医案的体例、范式也逐渐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