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双

(1. 清华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084; 2.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法学院, 上海 201620)

一、 问题的提出

在互联网、大数据主导的信息时代,网络经济在科技驱动下飞速发展,互联网商业作为网络经济中最具生命力的板块,肩负着行业开拓者的荣光。然而,网络世界的日新月异也使电子商务合同形式更为复杂多样,跳脱制度约束的隐患与日俱增。在互联网商业领域,电商经营者普遍在格式合同中为自己专门设置诸如规则制定权、单方执行权、个人信息特许使用权、纠纷裁决权、责任减免权、违约处罚权、法律适用选择权等特殊权利[1]。含有上述特权的格式条款往往表现出严重的倾斜性,导致权责分配失衡。

电子商务合同中不公平格式条款的大量涌现将这一现实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而现行法在电子商务合同格式条款规制方面却显得捉襟见肘——我国有关电子商务合同格式条款的法律规范仅在《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有所涉及。早期的《合同法》及其法律解释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较为粗糙,对电子商务合同的针对性不足,未与“互联网+交易”的新型发展模式接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学术界对于新增“互联网服务合同”之有名合同的呼声强烈[2],然而随着法典的出台,典型合同中并未新增该条目,“合同编通则”对电子商务格式条款的回应也付之阙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然对格式条款有所涉及,但毕竟只是作为《民法典》格式条款规范的辅助,仅有单个条文加以规定;何况其调整对象为各类消费者合同,无以针对电子商务合同作专门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