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健

（西安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观念之一，德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学界围绕德治、德育、德文化等课题作了精深研究，但相对而言，对德观念自身的研究稍显薄弱，而其中关于其源头的探索尤不充分且歧见纷呈。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德”字的起始。文字与其所指示的观念未必同步产生，但文字无疑是判定该观念产生的直接证据。尽管有学者将德的出现时间上推至原始社会，但并无令人信服的铁证。学界的分歧主要集中于商周两个时期，出现这一分歧的症结是“德”字的问世时间问题。甲骨文中有一“”字，孙诒让、罗振玉释为“德”，思想史、哲学史等领域的研究者多未经详察即承其说，但更多的古文字学者则否认之①。“”与“德”的关系，亟待厘清。二是“德”字的初义。人们所熟知的某字之常用义，未必是其初义，但与之仍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弄清“德”字的初义，对我们准确地理解德观念的内涵至为关键。然而，这同样是一个聚讼不已的谜团。民国以来，学者们先后提出了数十种不同的见解[1]，惜仍未达成共识。以上问题貌似琐碎微小，但却是“德”研究中不得不直面的“源问题”，乃基础之基础。尽管对“源问题”的研究，向为学界的难点，然而，在关于“德”字义的考察上，之所以会如此纠缠不明，或许与研究方法的偏失（孤立地运用文献或甲骨金文资料）及先入为主的成见（以“道德”义作为分析字形、解读文本的依据）有关。有鉴于此，笔者拟将传世文献与考古文献互相参证，重加考索，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德”字始于商代辨

新中国成立后，陕西宝鸡出土过一件珍贵青铜器——《何尊》。多数学者认为其作于成王时期②。其铭文有云：“王龏德欲天。”（《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6014）此处的“德”写作“”，其“心”部乃心脏的样貌，象形意味浓郁，该字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德”字。这表明早在周初，“德”字即已出现。“龏”字，段玉裁云：“此与心部恭音义同。”[3]187又《甲骨金文字典》曰：“龏恭原本一字。恭从心，共声，是龏的后起形声字。”这是说，龏乃恭之本字，则“龏德”又可写作“恭德”。《尚书·君奭》（以下所引是书，仅标篇名）载周公曰：“恭明德。”孙星衍寻其本字，曰“恭，同‘龏’”[4]448，甚是。此与《何尊》铭文正好吻合，惟所用“恭”乃后人以常用字改定，而“明”不过用以修饰“德”而已。“龏”，《说文》解为：“悫也。”“悫，谨也。”“谨，慎也。”即谨慎、慎重之意。故《何尊》“龏德”与《君奭》“恭明德”都表示谨慎奉行德。后世径直用“慎德”来表达，如《文侯之命》：“慎明德。”《逸周书·程典解》：“慎德德开。”“慎德必躬恕。”

而“慎德”实与周初屡次提到的“敬德”同义。《召诰》曰：“王其疾敬德。”“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肆惟王其疾敬德。”《无逸》曰：“皇自敬德。”《君奭》曰：“汝克敬德。”这几处的“敬”字，伪孔传、孔疏均未作解，有些现代学者增字释义，训为恭敬、敬重，然欠贴切。周初金文中，敬写作“苟”。“苟”，甲骨文已见，“象狗两耳上耸、蹲踞警惕之形”[5]，有警戒之意，《诗经·大雅·常武》“既敬既戒”，郑玄即以“警”释“敬”。“敬”又有谨慎之意，《诗经·周颂·闵予小子》郑笺：“敬，慎也。”其实，“苟”的字形中已含此意，《说文》：“苟，自急敕也。……包口，犹慎言也。”警戒必然要求对自己言行的谨慎。周初统治者不厌其烦地反复陈述“敬”的观念，“这是直承忧患意识的警惕性而来的精神敛抑、集中，及对事的谨慎、认真的心理状态”[6]。所谓“敬德”，乃指谨慎于德[7]。

综上所言，《何尊》“龏德”意同于文献中的“恭德”“慎德”“敬德”。那么这个最早的“德”字，究竟是周人的独立发明还是渊源有自呢？幸运的是，周初金文中恰好提供了可供追索的信息。《大盂鼎》曰：“敬雍德（）。”③（《集成》2837）陈梦家考该器制于康王时期[8]。雍，众家多解释为“和”。如《尧典》伪孔传：“雍，和也。”《诗经·周颂·清庙》毛传：“雍，和。”孔疏：“雍雍，和也。……雍为和也。”但于此语意不顺。雍，当通“擁（即‘拥’）”。《说文》：“擁，袌也。”段注：“各本作‘抱’也。”该句意为谨慎地抱持德。又《酒诰》有言：“经德秉哲。”“经德”，传统解释有二：一是常德，为名词，如伪孔传、孔疏；二是行德，为动词，如《孟子·尽心下》赵歧注。该词又见于《齐陈曼簠》等其他文献中，刘起釪因此认为其为周人常语，从语序分析，以释为“常德”较妥[9]1405。“秉哲”，伪孔传训为“持智”。释“秉”为“持”无疑义，《尔雅·释诂下》：“秉、拱，执也。”《诗经·周颂·执竞》毛传：“执，持也。”但释“哲”为“智”，误矣。“哲”本应为“悊”。“悊”，西周金文常见。如《师望鼎》：“悊厥德。”（《集成》2812）《番生簋盖》：“克悊厥德。”（《集成》4326）《大克鼎》：“淑悊厥德。”（《集成》2836）《说文》：“悊，敬也。”故“悊厥德”即敬其德。而“哲”，《说文》：“知也。”段注：“《释言》曰：‘哲，智也。’《方言》曰：‘哲，知也。’故智、知通用。”可见，悊、哲字义不同。但《说文》又说：“哲或从心。”则“哲”又可写作“悊”。对此，段玉裁给出了两种解释：一是“疑敬是本义，以为哲是假借”[3]99，二是“盖浅人妄增之，因古书圣哲字或从心而合之也”[3]879。总之，在段氏看来，悊、哲实为两字，本义不同。据此，“秉哲”原为“秉悊”，意为持敬。孙星衍云：“哲者，《说文》作‘悊’，云：‘敬也。’”[4]378即追寻到本字以释其义。“经德秉哲”为宾语前置句，正常语序为“秉哲（悊）经德”，指持敬常德。上文云，雍，通“擁（即‘拥’）”，抱也。《广韵》曰：“抱，持也。”则“敬雍德”即“敬持德”。由此可见，《大盂鼎》“敬雍德”同于《酒诰》“经德秉哲”。而《辛鼎》有言：“厥家雍德。”（《集成》2660）此处“雍德”恰同于《大盂鼎》之“雍德（）”，但“德”却写作“”，这就意味着与是同一字，只是后者缺少了“心”部。又《麦方尊》：“终用造德。”（《集成》6015）“造德”，又见于《君奭》：“耇造德不降。”伪孔传释“造”为“成”，“造德”即成德也。该器“德”写作“”，同于《辛鼎》。关于《麦方尊》的制作年代，陈梦家、朱凤瀚、王冠英从纹饰、造型等角度推断其属于成王时期所制，袁俊杰则利用文献、考古及金文资料，亦考证制于成王时期[10]。辛鼎的制作年代被断为西周早期，若据其与《麦方尊》“德”字写法相同的特点推测，可能亦在成王之时。

二、“德”初义考

厘清了德字的起源问题，就为接下来对德之初义的考求提供了可靠的前提。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传统训诂对“德”的解释并非其初义。《礼记·乐记》云：“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广雅·释诂三下》云：“德，得也。”这种说法也为部分现代学者所接受。晁福林即认为殷代之“德”，即得到之“得”[14]。但在甲骨文中，“德”（）与“得”（）形义皆不同。有学者指出西周金文中尚未见德、得互通之例，两字的通假互训乃属较晚之事[15]。

《说文》中还提到另一个字——“惪”：“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段注：“内得于己，谓身心所自得也。外得于人，谓惠泽使人得之也。俗字假‘德’为之……”又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外得于人者，恩惪之惪；内得于己者，道惪之惪。经传皆以德为之。”这是说，“德”本与作为道德、恩德之意的“惪”无关，惟因假借之故，“德”始有此意。这一观点也成为某些古文字学者用以解释德惪关系的依据。陈初生说：“（惪）孳乳为德，为道德之本字。”[16]日本学者高田忠周也指出：“《说文》：‘德，升也。从彳，声。’升即登也。《易·剥》虞本‘君子德车’，此本字本义之仅存者也。又惪训‘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周礼·大司徒》‘六德’，左宣十二年传‘七德’，《书·皋陶谟》‘九德’，皆正惪字义也。今德专行而惪字废矣。”[17]986-987二人均奉《说文》为圭臬，认为惪才是本字。果此，则西周的“德治”，应写作“惪治”。但前文通过对周初金文的排查，已证其非。事实上，春秋以后，始见惪字[18]。

（一）释字形

《逸周书·商誓解》记有周武王对商贵族的训诫：“我闻古商先哲王成汤克辟上帝，保生商民，克用三德，疑商民弗怀，用辟厥辟。今纣弃成汤之典，肆上帝命我小国曰：革商国。”他先是叙述了成汤的理政措施及其效果，接着批评商纣因放弃“成汤之典”而引起上帝不满以致被革灭。从其所述可知，“三德”隶属于典。

何谓“三德”？《洪范》有专门的解释：“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该篇所载乃周武王向商贵族箕子询问治国之策，箕子答以洪范九畴⑤。伪孔传曰“洪，大；范，法也”，故洪范九畴指的就是九种统治大法。既然“三德”位列洪范九畴中，则可见其在商末确已流行，所以武王所讲的“克用三德”并非向壁虚造。《尔雅·释诂》云：“典、法、范，常也。”则洪范又意同大典。既然洪范包括“三德”，以语义置换便是大典包括“三德”，这与前文从武王言中所揭示出的德与典的关系是相符的。

（二）释字义

1.名词之“德”。《洪范》写作的年代上文的注释中已作说明，而《盘庚》也被视为有价值的商代史料[9]958。两篇文章多次提到“德”字，以下试举数例以观其在不同语境中所指代的具体为政措施。

《洪范》“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伪孔传：“能正人之曲直，刚能立事，和柔能治，三者皆德。世平安，用正直治之。世强御不顺，以刚能治之。世和顺，以柔能治之。”孔疏：“此三德是王者一人之德，视世而为之，故传三者各言‘世’。世平安，虽时无逆乱，而民俗未和，其下犹有曲者，须在上以正之，故世平安用正直之德治之。世有强御不顺，非刚无以制之，故以刚能治之。世既和顺，风俗又安，故以柔能治之。”这两种解释视“三德”为三种统治手段，世道不同，治理策略便不同。又如蔡沉《书集传》：“圣人抚世酬物，因时制宜，三德乂用……”“三德者，治之所以应变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他同样认为“三德”指不同情形下的治民方式。

《盘庚》中10个“德”字用例，也都与施政手段或政治行为有关。现举四例。其一，《盘庚上》云：“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兹德”，说明该处的“德”有确定的内容。联系原文可知，其所指为该句上文的“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即任用旧人来共同治理。“含”，孙星衍释作“舍”：“言非我废前人之德，汝自舍其德而弗勉也。”[4]226联系“兹德”的内容，知“含德”指不助商王理政。总之，此二“德”，因言说对象不同，意思有别，但其实均表示的是商代君臣的“共政”式为政模式。其二，《盘庚上》云：“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这里的“非德”，有些学者认为它与“非罚”呼应，两者意思相反。但最后一句提到了两类福灾情况：作善得福、作恶得灾，因此这里的“非德”显然有赏罚的两重意思。李民、王健释为“不合法度的赏赐或惩罚”[21]，是也。所谓“不合法度”即指不依典而行。那么，何以“德”可涵盖赏罚两义，但“罚”却仅能表示其自身之义？如前所述，“德”字所传达的是依从典法而行的意涵而非具体的行为，因此，该句的“德”并非与“罚”相对，而仅是作为合乎典法规范的赏赐与惩罚行为的合称而已。其三，《盘庚上》云：“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这里的“死”，恶也，与“善”为对文[22]；“罪”，此指惩罚；“德”，孔疏：“行赏是德，故以‘德’言赏。”即指赏赐。显然，该处的“罪”与“德”才是对举的关系。其四，《盘庚下》云：“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迁都在商朝历史上早有先例，这关系到商的稳定与发展，是重要的政治行为。盘庚解释说迁殷是要恢复自己祖先的这一施政传统，以治理好国家。

2.动词之“德”。今文《商书》和周初诸诰所见之“德”，均为名词。但甲骨文中出现了“德”作为动词的用法，意为循行察视，如“贞王勿德土方”（《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6389）、“贞王德土方”（《合集》6391）、“贞德土方”（《合集》6396）。

总之，尽管“省”与“德”均有视察之义，但两者差异明显。“省”取目光环视之象，其使用广泛而又随意灵活；但“德”则是依据典法而察视，具有相当的规范性。殷商时期，为了控制方伯诸侯，商王会对方国进行循行，对不服从者，予以武力攻伐。甲骨文中称之为“德方”，如“贞王勿德方”（《合集》847）、“王德方”（《合集》6734）、“贞王德方”（《合集》6738）。有学者认为，在早期国家发展阶段，这一方式是“扩展疆土与巩固共主地位，维持、控制与强化中央与地方统治关系，将商代国家联结成一个整体的最有力举措”，“不仅表现了商王朝与方国之间一种早期国家的政治秩序，而且是一种国家权力运作和制度模式的构建”[25]。这种用于处理与方国关系的统治方式在时间、地点、仪式等方面必有一定的章法，不会任意为之。

有研究者还认为，“德方”为后世巡狩制度的来源[26]。《孟子·梁惠王下》云：“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白虎通·巡狩》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为天下巡行守牧民也。”即天子循察诸侯所守之土。巡狩又通“巡守”。《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云：“王有巡守。”“守”，纂图本、毛本即作“狩”。不过，春秋以后的巡狩“突出了对行政功绩的视察”，“凸显了政教伦理色彩”，这与商代“寓武以狩、寓兵以猎”，“具有明显的武力威慑的军事性质”[27]的巡狩，无论在内容还是目的上都是不同的，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二者等同起来。

通过本节的考察，我们发现，商代“德”义虽多变，但多是对“目视典而行”这一初义的具体化。这说明，“德”自创字之始即与政治相连而与道德无关。

三、余 论

以上，我们对“德”之字义进行了重新溯源，得出二点意见：其一，关于“德”之本字。“德”并非周人独创，乃源自甲骨文中的“”。对此，我们完全以事实为据，而金文与文献恰好彼此印证，所以这一结论当是可信的。其二，关于“德”之初义。有些学者从字形中已认识到“德”最初表示目视正前方而行，我们在深察文献后，更进一步指出，其所视实有特定的对象，即典，因此其初义为目视典而行。但到底是视何种典而行，则不得而知，需返回到文本语境中去追寻。故在具体使用时，德的意思就显得复杂多变而非一成不变，可见，德在造字之初即具特殊性。这二点意见，有助于我们更为客观地认识周人之德以及商周之变。

学界多关注周人之德，甚至认为德是周人的发明，德观念始于西周。早在民国之时，王国维便提到：“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28]244“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28]242时至今日，这一观点仍被广泛接受，如刘起釪说：“作为道德意义的‘德’字，在甲骨文中也是没有的，到周代金文和文献中才出现。实际是西周统治者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范畴。殷代没有此德字，因为殷代尚没有形成而且也不具备德的观念，他们用杀戮的权威和上帝的权威来进行统治。”[9]1035他认为德即道德，为周人的创造，以此区别于商人沉迷神灵崇拜、暴虐杀伐的做派。但这种流行说法实不能成立。周人不仅从未否认过商人之德的存在，反而曾多次对其大加盛赞。周公说：“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多士》）“（自成汤）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多方》）帝乙乃纣王之父，为商代倒数第二位国王。显然，周公将商王作了区分：从成汤到帝乙是“明德”的，纣王则否。纣王不明德，故而失国，召公一语道破天机：“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召诰》）可见，周人认为政权得失的关键在于统治者对待德的态度而非有无德。

周代之德不仅其字形源自商，且其基本意涵亦袭于商⑥。商代之德隶属于典，周人仍从施政手段的意义上来理解德，但德已具有了典的语意，并最终取代了典的地位。武王灭纣后，命尹逸读策书祝文，其文曰：“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显闻于昊天上帝。”[29]“德迷先成汤之明”的正常语序为“迷先成汤之明德”，司马迁将其译为“殄废先王明德”[30]。另前引《逸周书·商誓解》武王对商贵族的训诫：“今纣弃成汤之典，肆上帝命我小国曰：革商国。”殄废，废弃也，故而，“迷先成汤之明德”意同“弃成汤之典”，由此可知，德、典同义。但之所以一云“德”，一云“典”，或许是因言说对象及场合的不同。前句是武王宣告灭商功成时的祝文，其中蕴含着周人的新政治观，因此使用了“德”字；而后句中武王言说的对象是商贵族，故采用商人的话语——“典”。足见，至少在武王时期，德已上升到了典的地位。又如《诗经·周颂·我将》：“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孔疏引王肃言：“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谋四方。”典指常道，此与商人之意同。陆侃如等认为该诗作于成王时[31]，此时去商未远，商文化影响犹存，“刑文王之典”并非周人的标准用语。《左传·昭公六年》引是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刑文王之德”才是周人常用之言，如《大盂鼎》曰：“今我唯即型禀于文王正德。”《诗经·周颂·清庙》云：“秉文（王）之德。”也就是说，周人以德取代了典，作为表达治道的总称之一⑦。商王要遵循祖先常法，周人同样如此，只不过在语言使用上，商人用“成汤之典”，周人则转用“文王之德”。

商周文字相承，为何周人会如此青睐“德”字，使其从众多的文字中脱颖而出？这应与德之初义的特点有关。德无具体的所指，是一意义性的表达，即只要符合遵从典法施政的行为，皆可称为德，这就使得“德”的外延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从这一角度而言，德本身即具有成为治道总名的潜质。而周人不愿全盘接受商人的政治思想遗产，不仅创造出“天命敬德”的新观念，还要使用新术语来表达，比如以“天”代“帝”，至于以“德”易“典”，亦是如此。既然我们认识到了商周之德的延续性，那么我们对周人政治观的探析，除了关注“德”意涵的新变化外，也要俯察“敬德”背后由来已久所蕴含着的政治传统。由此重审商周之变，有助于纠正以往过分拔高周人独创性的某些论断。

注 释：

②关于《何尊》的具体制造时间，学术界又有二说：一是武王死后，成王即位的第五年。参见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载《文物》1976年第1期；何幼琦《关于〈何尊〉的年代问题》，载《中原文物》1983年第4期。二是周公致政，成王改元后的第五年。参见唐兰《何尊铭文解释》，载《文物》1976年第1期；朱凤瀚《〈召诰〉、〈洛诰〉、何尊与成周》，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 1期。

④有些研究者便直接将其释为“徝”，如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甲骨文徝字又应为德之初文。”（第168-169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⑤关于《洪范》的年代，民国时期刘节等学者认为它并非产生于西周而是在战国。但近几十年来有些研究者从多个角度，并辅以新史料重加考证，指出其原作于周初，所反映的是殷代的思想。参见刘起釪《〈洪范〉成书年代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丁四新《近九十年〈尚书·洪范〉作者及著作时代考证与新证》，载《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5期。

⑥作为循行察视之意的动词之“德”，西周时已不再使用。不过，周代仍存巡察制度，金文中用“遹省”“大省”“省”“违省”等字词来表达。

⑦德与罚相对。《康诰》谓：“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孔疏：“是文王之道，明德慎罚，既用受命，武王无所复加，以为勉行，所以汝必法之。”这就将“德”与“罚”视为周人两大施政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