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立波，周双娥

（湖南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一、问题的提出：农村“隐身党员”与乡村振兴动能不足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1]。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仅需要国家以工补农的外力支持，更需要激发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带动农民以积极的态度和饱满的热情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如何有效带动农民？群众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全靠“领头羊”。农村党员应是乡村振兴的“领头羊”[2]，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实施乡村振兴，要充分发挥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由基层党组织引领群众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凝聚乡村振兴合力，实现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

总体来看，我国农村基层党支部战斗力较强，基层党员在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但在部分偏远地区，由于党建工作不力，还存在纪律性不强、服务意识较弱、担当意识缺乏的党员，他们不积极缴纳党费，不主动参加党组织活动，不关心村集体利益和荣誉，对村庄公共事务不热心。这部分党员并非没有能力，只是他们在群众面前缺乏“亮身份”的勇气和“担责任”的魄力，成为公共事务中经常“不在线”的“隐身党员”。农村党员是农民中的先进分子，每个党员都是经过村党支部严格考察和筛选后才加入党组织的，相对于普通村民而言，他们对党组织认同度更高、社会交往面更广、办事能力更强，是农民中的中坚力量和精英分子。在入党之初，他们大都怀抱着对村集体负责、为村民服务的热情，但入党以后，随着时间流逝，其中一部分人逐渐丧失了对集体的责任感，将全部精力放在经营自己的小家庭上，重“小家”轻“大家”，公共服务热情不断减退，逐渐忘记了自己为集体发光发热的初心使命。这样的党员虽不是主流，但总体来看其人数规模也相当可观，对此人民网专门刊发系列文章呼吁广大党员同志莫做“隐身党员”，莫穿“隐身衣”，莫装“消声器”，莫砌“隔音墙”，莫为“袖手人”[3]。“隐身党员”危害甚大，面对矛盾不敢迎难而上，面对困难不敢挺身而出，面对失误不敢承担责任，这不仅有碍农村社会弘扬正气、传递正能量，还会让基层党支部丧失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而导致乡村振兴缺乏持续发展的引领力。

农村“隐身党员”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其一，从个体层面来看，农村“隐身党员”的出现是农民“原子化”的结果。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业的主体成为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在小块土地上分散经营的小规模经济，农民成为分散的小农。市场经济的兴起又让农民日常生活货币化[4]，传统农村中互惠型的人情交换变成了理性小农的货币交易，熟人社会的无偿服务网络被有偿的市场化服务体系所取代，村落中的情感联系日渐式微，农民蜕变为分散且孤立的原子化小农。由于农村人际关系日趋理性和淡薄，即便是作为农村精英的党员也只顾忙于获取更多货币收入而无心顾及他人和集体，在公共事务中逐渐“隐身”。其二，从村庄层面来看，农村“隐身党员”的出现是村庄“离散化”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农民第一次有了非农就业的机会，外出务工成为可能，其务工地点从小城镇延伸到大都市乃至世界各地。农民的流动一方面优化了劳动力资源配置，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另一方面让村庄陷入了空心化、离散化的困境。农村党员是村庄的中坚力量，但他们因谋生而离开故土，分散在祖国的四面八方甚至流动到国外，远离了村庄生活，疏远了村庄的公共事务，“不在场”的状态让他们难以发挥引领村庄发展的“领头羊”作用。其三，从国家层面来看，农村“隐身党员”的出现与基层治理的转型密不可分。在税费改革以前，农村党员需要协助村干部完成催缴“三提五统”和农业税的任务，要重视农民的各种诉求，便于完成催缴各种税费的任务，因而他们与农民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农业税取消后，村委会无需催缴税款，党员干部和普通农民之间不再有直接的利益联结，党员与群众的接触相对减少。此外，在新农村建设中，国家主要以项目拨款方式对农村水电路渠等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各村庄在公共建设上的成效取决于国家政策的实施力度，而不取决于党员干部对本村农民参与公共建设动员的力度，因此，原本基于群众自治的村委会便成了悬浮于农民之上的行政组织，干部和群众呈“油水分离”状态，村庄大部分党员因“无用武之地”而游离于村庄公共事务之外，成了可有可无的“隐身党员”。

由此可见，农村“隐身党员”的出现从主观上看是党员缺失党性修养和脱离群众的结果，从客观来说是市场经济下个人主义盛行的产物，是行政权力主导公共事务带来的村庄精英公共责任缺失的结果。无论哪种原因导致的党员“隐身”，其实质都是“私利”大于“公益”，将个人利益放在首位，对公共事务不担当、不作为，致使乡村振兴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样的党员是无法完成时代交给我们的任务的。党的十八大报告再一次指出，我党面临“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有“四大危险”——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和消极腐败危险[5]。党员是人民群众的主心骨，是党的战斗力的基础，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如何应对时代考验、消除潜在危险，当务之急在于多措并举，激活农村“隐身党员”的主体性和积极性，使他们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带头人。本文以湘西北龙家嘴村党建实践为例，探索新时代激发农村党员的引领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二、从消极隐身到积极作为：党员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桃源县龙家嘴村地处县城以西50公里处，面积2.88平方公里，全村1 120人，辖9个村民小组，现有村支两委班子成员4人，党员38人，60岁以上的党员20人，30～60岁党员17人，30以下党员1人，男性党员31人，女性党员7人。十多年前龙家嘴村是个基础薄弱、产业萧条的“问题村”，村部因欠外债而被变卖，村干部只能在临时租借的民房开会；村级公共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组级公路通拖拉机都困难，一条灌溉面积33.35公顷的主渠道因山体滑坡垮塌了一年之久，被冲垮的桥梁和渠道河堤一直没有得到修复，学生要赤脚过河上学，河道淤塞使该村洪水泛滥，群众生产、生活极为不便。而该村党员干部对此困境熟视无睹，无人牵头解决这一问题，更有甚者，部分党员纪律涣散，不缴纳党费，不参加党组织活动，对村支两委工作冷嘲热讽，甚至有个别党员站在支部的对立面带头反对村干部，村干部工作举步维艰，村支两委三次换届选举都没有成功，其混乱局面一度让乡镇干部头疼。最后，镇党委通过走访调查，动员在外办企业的村民龙建山返乡参加村支部书记选举，才解决了该村的干部人选难题。2008年新书记正式上任，并搭建了新的支部班子，新班子决定从党员入手狠抓党建工作，以党建聚民心，以党建促发展。

一是严肃纪律，整顿党员作风。为纠正党员的散漫作风，激发党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党支部在组织生活会上布置了党员教育活动。支部组织全村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在党员中进行了“党员不为民，入党做什么？村干部不为民，选你干什么？党支部不作为，拥护你凭什么”的大讨论。村支部从本村与周边其他村庄的发展差距出发，指出当前村庄基础设施破败已经严重影响了村民生产生活，但村民呼声一直得不到有效回应的现实问题，其症结在于村支部不敢担当作为，干部和党员遇到困难推诿退缩，缺乏为民服务的主动性和责任感。支部书记表示，自己带头垫资10万元兴建村部及文体活动中心，组织村民抢修被山体滑坡埋压的渠道，兴建村庄跨河公路桥，以解村民生产生活的燃眉之急。支部书记的表态使该村的党员干部既感动又惭愧，他们在会上敞开心扉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和反省。二是健全了党员会议制度。新支部建立健全了党员管理机制，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定期召开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支部党员大会，按时上好党课，并结合本村热点难点问题丰富“三会一课”内容。对长期不参加组织生活会、不缴纳党费、不参加党课学习的党员按制度给予严肃处分。少数党员由此受到触动，开始主动补交党费，按时参加党组织活动，不再与村支部唱反调，其涣散作风得到初步遏制。三是强化了监督考核。支部给每位党员发放一本自制的《党员履职纪实手册》，上面记载党员的个人信息、党员承诺卡、“三会一课”及活动开展记录、自愿服务活动记录、党员个人年度总结等情况，年底支部会根据这些活动记录进行总体评分，如对参加扶贫活动、助学活动、纠纷调解、塆场环卫监管等活动进行奖分，缺席“三会一课”、引发纠纷矛盾、违反村规民约进行罚分。年底遵照综合得分评定优秀、合格、不合格党员，将不合格党员列入帮教对象，帮教时间为一年，一年后积分评议仍不合格者按照程序进行处分。在履职手册的规约下，党员转变了原来的拖沓散漫作风，开始关注群众诉求，主动联系村民、服务村民，其精神状态大为改观。

二是勇于探索，发展富民产业。村党支部结合工作实际，把全村38个党员分成5个党小组，每个党小组成员5～10人不等，根据居住、工作地点和特长，党员被分配到能充分发挥其才能的党小组参与工作。5个党小组基本囊括了全村经济、政治、文化、卫生、社会等各方面的工作，是村干部开展工作的重要依托。其中，社会发展管理党小组工作最具开创性，该小组共5名党员，都是本村的致富能手，他们在村支书的带领下自费前往长沙、永州、北京考察水果种植业，最后决定与“湖南南方落叶果树研究中心”进行技术合作，引进湖南瑶山雪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落户，种植高品质的翠冠梨、脆桃、杂柑，打造了一个现代化农业产业示范园。为了让果树示范园顺利落户，村支部先期要做好农户的土地流转工作。党小组分区分块多次召开塆场会、小组会、恳谈会，向村民宣传国家有关土地流转的政策和方案，耐心为村民解疑答惑。在此过程中，有几户关键农户不愿流转土地，对相关党员冷言冷语甚至指责谩骂，相关党员顶住责骂多次上门，反复与户主及其在外工作的子女沟通，经过一户一户攻坚克难，最终促成6个小组147户农户与公司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初步流转了53.36公顷土地，使果树示范园得以顺利兴建。大面积、高标准建成的果树示范园是该县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其年产值达1 000万元以上，给留守村民每年带来了200万的务工收入，使20个贫困户依托产业园脱贫；同时它带动农户种植优质水果46.69公顷，为留守农民拓宽了增收渠道，让村庄经济发展有了产业支撑。以水果产业发展为契机，村支部陆续争取到了多项涉农部门的新农村建设资金，修建了办公楼、百姓舞台、文化广场，整修了损毁的河渠桥梁，将坑坑洼洼的村级公路改造成油砂路。基础设施的完善进一步促进了水果种植产业蓬勃发展，村庄连续3年成功举办规模盛大的生态梨园采摘节，种植的翠冠梨声名远播，村庄一跃成为了全省“美丽乡村”示范村，由此龙家嘴村开启了跨越式发展的步伐。

三是主动作为，开展环境整治。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治理环境污染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意。农村环境以内源性污染为主，污染源小而多，污染面广而散，系统整治需要激发社区内部农民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力。龙家嘴村充分发挥安全与环卫党小组的带头作用开展村庄清亮行动。该党小组一是制定和宣传《村庄环卫守则》提升村民的环保意识，小组党员集思广益，将树林防护、水源保护、厕所改建、秸秆焚烧、垃圾分类、违搭乱建、庭院美化等工作纳入环卫守则，分门别类制定了具体的执行条例，通过村庄广播、微信群、公告栏对村民广而告之，让环卫规章制度深入人心。二是党员带头维护公共区域环境卫生，党小组成员带头每年在镇村公路砍杂清障两次，每季度末组织一次公路沿线环境卫生大清理；以较集中居住区域为据点划分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责任区，组建以“一个党员+一个村民”为单位的责任小组，共同维护公共区域的环境卫生。三是积极监管农户的庭院环境，该村实行“门前三包责任到户”制度，对农户室内、庭院、房前屋后乃至菜园都提出了相应卫生要求，由环卫党小组随时检查、拍照并上传到村庄微信群，年底评选出“文明卫生户”“最美庭院”并授牌表彰。庭院卫生状况随时拍照“示众”倒逼村民重视环境整治，如村民龙海清夫妇在乡政府食堂工作，他们在市里工作的儿子在微信群中了解到党小组要来检查卫生的信息后马上打电话提醒父母，夫妻二人连夜租车回家打扫房前屋后的卫生，第二天清早又租车赶到乡政府上班。在党小组的持续监管下，农户门前清洁、庭院美化蔚然成风，留守老人也在子女的督促下开始垃圾分类、拆除违建、种花养草。龙家嘴村民骄傲地说：“有的地方是上级检查的时候作秀，检查之后就作呕，我们村自己的党员时时查、处处拍，犄角旮旯都干净得很！”该村因环境整治工作出色被授予“湖南省2021年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

四是化解矛盾，优化村庄治理。关于基层治理，习近平指出，要善于“从源头上预防减少社会矛盾，做好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做到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6]。龙家嘴以前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比较冷漠，村干部不作为、党员不管事，家庭矛盾、村民纠纷都无人理会，村里吵架斗殴现象较常见。新支部成立后专门设立了综治维稳服务党小组调解村庄矛盾。党小组首先是狠抓文明家风建设，先从党员抓起，规定党员家庭要率先垂范建设文明家风，若有家庭暴力、不孝顺父母、赌钱打牌等情况发生，则由支部召开党员会议对该党员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党员本人做出深刻检讨。党小组还实施了家庭文明档案管理制度，为每个家庭建立一份档案，用来记载该农户的好人好事和坏人坏事，即每个家庭都有一本“功德簿”。与此同时，村支部还多次组织开展“五大好婆婆”“五大好媳妇”“五大孝子”的村庄海选活动，在村庄形成了敬老爱幼的良好风尚。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风正则民风正，家户安则社会宁，家庭关系理顺以后，村庄的矛盾也就大为减少。二是积极调解村民矛盾。综治维稳服务小组成员既包片负责，又团结协作，化解和调处村民邻里之间、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确保矛盾村内化解不上交。如3年前村道上发生了一起两辆摩托车相撞的事故，其中一位车主受伤严重，党员李道春等3人得知后立即赶到现场将伤者送往医院，后又主动调解赔偿事宜，将矛盾化解于无形。对于重大矛盾，村庄实行“极端矛盾网上村庄公开评议”制，即对党员干部调解无效的重大纠纷，由党小组将纠纷事由及处理过程挂在村庄微信群进行公示，让全村人来围观评理并商讨处理方案。迄今为止，出于“网上公开评议”的舆论压力，村里还没有出现一起因线下调解不了而被挂上网由全村评议的纠纷。三是维护公共安全。党小组负责防火、防盗等安全事故，如村主任杨金华在暴雨期间为转移村里的留守老人多次工作到凌晨，获得众多村民点赞；小组党员大力宣传村规民约，坚决杜绝影响较大的聚众赌博、打架斗殴现象发生；教育群众不上当受骗，禁止假冒伪劣商品和农资到村内叫卖；定期组织民法、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常识的宣讲活动，主动为涉稳对象提供政策法规咨询服务，每半年上门走访一次包保对象，准确掌握其思想动态，确保包保对象不违法上访。全村10年来无上访、无事故、无矛盾纠纷上交，被评为市级“平安村居”和无上访创建先进单位。

五是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为了培育文明新风尚，村支部从红白喜事抓起，成立了以党员为主的红白理事会，对村民办酒宴实行了一系列整改措施：一是禁止违规办酒，除了婚丧嫁娶之外，升学宴、乔迁宴、生日宴等一律禁办，对违规者予以劝说或上报上级政府；二是纠正办酒中的陋习，如该村禁止村民在酒席中使用一次性塑料餐具，餐余垃圾要整体回收清运，丧葬中燃放烟花爆竹不能超过300元等，在尊重习俗的同时有效防止了村民无谓的挥霍攀比，提倡厚养薄葬的良好风气。凡有村民办酒，支部就派一名党员前往该农户家中义务帮工一天，党员在帮工的同时监督农户文明办酒。其次，以往龙家嘴赌博风气盛行，该村留守人口众多，留守村民闲来无事喜欢玩麻将，为此引发很多家庭纠纷，为扭转这一不良风气，村支部大力开展公共文化建设。由妇女主任牵头的协会联谊党小组先后组建了村庄舞蹈队、合唱团、民乐团、宣传队等，平时他们在村部文化礼堂排练节目自娱自乐，节假日就开展一系列大型活动。如在妇女节举办广场舞比赛，儿童节举办“庆六一”联欢会，重阳节慰问老人；寒暑假开办留守儿童夏令营，发动村里大学生和留守妇女集中辅导学生作业、教唱歌跳舞，邀请擅长书法、乐器的老党员带领孩子们学习特长；大年三十下午，党小组利用务工村民返乡团圆的时机召集所有父老乡亲在村部大舞台举办“春节联欢暨最美龙家嘴人”表彰活动，村庄男女老少踊跃报名积极参与，民心在热闹盛大的活动中聚拢，文明风尚在不知不觉中形成，原来司空见惯的聚众赌博逐渐被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所取代。现在，龙家嘴是远近闻名的“六无”村庄，即村里“无赌徒、无懒汉、无逆子、无邋遢、无赖皮、无邪恶”，多次被评为常德市文明村镇。

除了加强对村内党员的教育管理外，龙家嘴村也非常重视村外流动党员的党建工作。党支部成立了外出流动人员党小组，该小组发挥见多识广的信息优势，广泛搜集所在地工厂和城市的用工信息并发布在村庄微信群、抖音公众号上，为村民外出就业提供渠道。经过流动党员的大力介绍和帮带，龙家嘴村务工人员从100多人上升到400多人，务工范围从北上广等大都市延伸到柬埔寨、越南和印尼等国。党小组还建立了务工人员微信群，为散落在各地的村民提供服务。如村民杨安华在东莞务工期间病故身亡，党小组组长杨先国在微信群得知消息后自掏费用赶到东莞帮助维权，为其家属依法讨回5万元补偿款。由于党小组的凝心聚力，在外务工的龙家嘴人拧成一股绳，互相帮衬，其务工圈越来越大，每年为全村带回近3 000万元的收入，村民生活水平节节攀升。在党员和群众的协同奋斗下，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8年的5 000元上升到2021年的19 000元，翻了近两番；村庄水果种植面积达到100多公顷，成了湘西北著名的水果生产基地。原来破败萧条的“问题村”变成了一个生态环境优美、公共设施完善、水果产业蓬勃发展、村庄秩序和谐的美丽乡村，2021年被选为湖南省“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村民作为龙家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自豪感大幅提升。

三、以公共参与重塑公共精神：提升农村党员引领动能的再认识

抓好党建、培养带头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在党建工作中，增强党员的党性修养是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前提。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观念盛行，较易产生“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隐身党员”，因此，如何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培养共产党员甘于为集体奉献的优秀品质是考验各级党组织的一个难题。不过，市场经济原则和党性原则并非完全对立，二者有统一的一面。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五种：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7]。这五种需求可分成两类：一是沿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低级需要，二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当较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会追求较高层次需要。市场经济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低层次的生理需要（如温饱需求）较容易得到满足，从而满足高层次需要（如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成为更多人的追求。如何才能让尊重、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要得到满足？答案是为他人、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而这与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高度一致的。因而，市场经济既是滋生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温床，也是激发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催化剂。

现在，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已经极大地得到满足，应该积极用党性原则中的利他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去矫正市场经济中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带来的负面效应[8]，使“隐身党员”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转变成乐于为集体做贡献“公共人”，也即重塑“隐身党员”的公共精神，让党员从重“私利”变为重“公益”。公共精神是指公民摆脱了私人视界与个人功利，在建构公共秩序、参与公共事务、改善公共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公共态度与行为方式，公共理性、公共关怀、公共参与是其基本特征[9]。习近平指出：“衡量党性强弱的标准是公、私二字。”[10]对于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员来说，公共性不仅是人的社会属性，更是党员的本质特性，践履公共精神是党员的价值诉求。如何塑造农村“隐身党员”的公共精神？从龙家嘴的经验来看，可以从完善共产党员的公共参与机制入手，让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一是激发党员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提升党员为集体做贡献的热情首先要发挥村级党组织带头人的率先垂范作用，提升村支书的感召力。选好配强一个支部书记，就能带领好“两委”一班人，建好一个村[11]。龙家嘴的变化就是从更换支部书记开始的，新任支部书记龙建山原本在外经商，在乡镇政府领导的反复动员下最终放弃年收入50万元的实业回乡任职，回乡后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开展工作，不拿一分钱工资，不接受群众宴请，不收受村民的礼品礼金，不报销一分交通油费，不安插亲友插手村里的工程建设，其无私忘我的精神和干事的魄力感动了村里其他党员干部，最终树立了威信，铸就了一个作风过硬、能打敢拼的党支部。这样德才兼备的带头人在农村较为稀缺，基层党组织要善于挖掘培养。从笔者的调研来看，有很多企业家、退休干部具有深厚的乡土情怀，他们事业有成后希望为家乡建设发一份光、尽一份力，党组织可以增强吸纳能力[12]，充分发挥这批新乡贤的价值，让村里的贤人、富人、能人各尽所能，担当起引领乡村振兴的重任。除了榜样带动的“软激励”外，还要加强党组织建设，以党纪党规的“硬约束”管理党员。龙家嘴新党支部从组建伊始就出台了党员参加“三会一课”的纪律规范，制定了党员履职手册，记载党员服务群众的行为事迹，对党员参与的服务行动予以积分测评，并按测评结果进行评级考核。这些常规例会和监督考核一方面加强了党员与党组织的紧密联系，明确党员的组织归属，另一方面建构了个体党员对党员身份的自我认同[13]，使党员明确“我是谁”“我该干什么样的事”，促使其主动作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为群众排忧解难。

二是提供党员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培养党员的公共精神，关键是让他们参与公共事务，即不仅把党员“管起来”，还要把党员“用起来”，让党员尤其是无职党员有用武之地。“无职党员”是指没有任何党内和党外职务的普通党员，他们是党员中的大多数，因为没有职务，很难参与到村庄公共事务中去。龙家嘴村的经验是设置党小组，为无职党员定岗定责，给他们提供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事实证明，无职党员对于参与村庄事务有很高积极性，定职定责后他们的干事热情被充分激发，在村庄的产业发展、清洁卫生、矛盾化解、文化活动等事务中主动作为，工作开展有声有色，村干部的压力大为减轻，村庄也做到了“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其实很多支部都设置了党小组，但大多定位不清，职责不明，无职党员对公共事务参与性不强。党小组对上联系支委会，对下深入普通群众，是密切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的纽带，也是发挥党员价值的重要渠道，要根据村庄发展需求设置党小组，科学设岗，合理定责，调动无职党员积极性，确保党员积极履责，充分发挥他们振兴乡村的引领作用。

三是拓展党员开展公共服务的平台。除了无职党员外，农村党员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常年务工经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流动党员，因“不在场”而无法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发挥带动作用，但这部分党员恰恰是在外闯荡、能力最强的村庄精英。如何培育他们服务村庄的公共精神？前提是为他们搭建参与村庄建设和服务村民的平台，而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他们参与村庄事务提供了诸多途径。如龙家嘴利用微信、QQ、抖音再造了一个网上村庄，流动党员常在村庄微信群为村民介绍务工信息，一到收获季节就在朋友圈和抖音号积极推介、销售家乡的水果，为龙家嘴翠梨、黄桃等水果在全国的销售打开了局面；支部还建立了流动党员微信群、QQ群，在群里举行党小组视频会议，使流动党员能远程参加村党支部的主题党日活动。社交软件再造的网上村庄、小组群其实就是新时代的公共空间，它为村民互相交流、党员共同议事提供了共同在场的情境，重构了跨空间的各种村庄互动。在这些虚拟公共空间中，党员可以学习党的政策文件，发表乡村建设的意见看法，商讨村庄发展的公共议题，因而克服了流动党员脱嵌于村庄和党组织的困境，也为流动党员有效服务群众提供了平台。

四是开展凝聚党群关系的公共活动。公共生活是生发、孕育公共精神最丰富的土壤[7]，但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村民生活不断从公共空间退守到私人领域，村庄因缺乏互动而成了“半熟人社会”。为了增强村庄的凝聚力，龙家嘴首先高度重视开展公共文化活动，常在重大节假日举办盛大的文体活动和文明评选活动。这些群众性活动是密切村民联系和干群关系的纽带，一方面重新唤起了村民参与集体生活的热情，激发了村民的村庄认同；另一方面，公共生活有力促进了公共人格的生成[14]，党员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在付出了大量心血的同时赢得了村民的尊重和爱戴，体会到了一名党员的价值感和荣誉感，坚定了其为集体做贡献的信念。其次，村支部还积极组织党员开展公益帮扶活动。在脱贫攻坚中，村里组织党员帮助困难家庭购买种子、化肥，为他们免费提供水果树苗、技术，销售产品，帮助村民脱贫致富。村支部还积极救助身患重病的贫困村民，如男青年龙云平日与母亲相依为命，患上尿毒症，家中无钱医治，在危难时刻支部组织全村党员、干部和群众募捐，筹措救命钱1.7万元，为患者解了燃眉之急。支部还多次组织捐资助学、温暖孤寡老人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党员与群众真心相待、真情相融，村庄凝聚力在点滴中汇聚，党员为群众服务、为集体做贡献的热情也被充分激发出来。

总体而言，重塑农村党员公共精神的路径有很多，关键是要以高素质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为核心，创设公共平台，开展公共活动，让“隐身党员”进入村庄公共领域，用制定公共政策、承担公共责任、进行共同协商等方式让他们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以公共性的存在方式确认党员的公共身份，积极主动为村集体发展做贡献。以公共参与为依托，可以完善党员的公共人格，彰显其公共情怀，密切党员与群众的关系，使党群关系“水乳交融”，让党员在行动上与群众手牵手、在情感上与群众心连心，在实践的反复锤炼中成长为引领乡村振兴的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