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恒兵，许 迪

（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上海 201602）

长期以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不断遭受质疑和批判，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人们较为普遍地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理解为与人无关的自在自然辩证法，认为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是根本对立的，进而构造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神话”。这种观点被以卢卡奇所开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普遍坚持，并在马克思学的代表者中得到尖锐化的表达。例如，塔克在其《卡尔·马克思的哲学与神话》中提出，“关于自然（离开人类历史的自然）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产生于恩格斯晚年的著作中”，在他看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学说是“黑格尔的最坏的方面与诸如海克尔的19世纪唯物主义的大杂烩”[1]。另一方面，对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学科门类归属问题，很多人将其视为对“自然是什么”予以探究的实证自然科学。这两个方面的质疑不仅扭曲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真实意涵，而且消解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重大理论意义。针对这些质疑和批判，真实地回归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原初语境，还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以本来面目，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自然辩证法就是历史辩证法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流变中，很多思想家给予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以实在论的解读与批判，将其视为脱离了人的实践的自在自然的辩证法。早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就认为，辩证法最根本的内容应该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但是，恩格斯却将辩证法非法移入到“自在自然”领域，以致丢掉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其结果是，虽然还葆有辩证法之各个规定不断流动和转变的一般特质，但辩证法应有的革命精神却被消解了。卢卡奇明确认为，没有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辩证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不管如何想（终归是妄想）保持‘流动的’概念”[2]。在他看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是实在论意义上的辩证法，是关于“自在自然”的辩证法，其根本缺陷在于彻底消解了人的实践能动性在辩证法中的作用。卢卡奇由此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不一致，因为对于马克思而言，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

毋庸置疑，卢卡奇极力强调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践维度，是为了凸显其内涵的革命精神，因而有其合理性，但以此为标尺判定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背离了马克思，则实为严重的误读。首先，以是否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出发来测度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根本差别，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的确，从马克思思想演进的历程来看，基于物质生产的逻辑或者说主客体的关系来理解历史的辩证运动，的确构成了历史辩证法的重要维度，但这绝非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全部。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逐渐主要地依循客体结构性逻辑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批判，即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本质中的客观矛盾运动来暴露资本关系的历史局限性及其被新型生产关系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要求将“主体”的作用“悬置”起来，即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中所明确指出的：“我们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3]10就此而言，当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仅仅从主客体关系的视角来解读历史辩证法，并以此为标准界分历史辩证法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时，恰恰没有看到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关键，即在坚持“对象化活动”之本体论地位的基础上，马克思基于客体结构性逻辑对现实所展开的批判，并无可避免地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拉回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水准。就此而言，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主义解读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更为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绝非是脱离了实践或历史的自在自然领域的辩证法，从本质上来看，自然辩证法就是历史辩证法。对此，恩格斯对其揭示自然辩证法规律所遵循的步骤的概括总结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首先，为了阐明自然领域的辩证运动规律，恩格斯首先对自然科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绝非如西方很多学者所认为的，是为了对“自然过程”进行直观的反映，因而属于纯粹的自然科学研究。实际上，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他在自然科学方面并非是一个行家，并指认是当时的微耳和给了他几分勇气，使其“敢于放手来引用某些自然过程和自然规律作为我的一般理论观点的例证”[4]435。在这里，恩格斯清晰地表明了他研究自然科学的意图，那就是通过自然科学所提供的“事实”来阐明辩证法的特质。恩格斯强调指出，正是这种研究使得“自然辩证法”“这部著作的最终面貌”[5]416逐渐呈现出来。既然如此，恩格斯所研究的自然辩证法就绝不是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自在自然”辩证法，而是“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5]385。正是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多次提及他研究自然科学的目的就在于充分利用它所提供的“事实”来概括、总结、验证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他明确指出：“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4]25因此，当恩格斯指认其要从“自然界”中找到辩证法规律时，这个“自然界”绝非是指那个与人无关的自在自然，而是自然科学所呈现出来的观念化的自然图景，因而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实践的本体论基础上的。

进一步来看，自然科学何以能提供这种据以展开自然辩证法研究的自然图景呢？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充分表明了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高度统一。恩格斯认为，这种观念化的自然图景绝不是纯粹观念构造的产物，也不是对自然的直观反映，而是人们在实践和历史基础上的能动性构造。就此而言，卢卡奇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是“自在自然”辩证法的定位不符合实际，对自然辩证法丢掉了实践或主客体关系的指责更是“无的放矢”。恩格斯明确指出：“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构想出种种联系塞到事实中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而且这些联系一经发现，就要尽可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4]440而科学为了发现既有的“事实”，就必须立足于物质生产实践。在恩格斯看来，我们的认识所能触及的只能是已然进入人的实践场域的自然领域。实际上，早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就已经对费尔巴哈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或者说离开卢卡奇所强调的主客体关系抽象地谈论自然展开了系统批判。在他们看来，迄今为止的“周围世界”都是人类能动性活动的产物。而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对抽象的自然主义历史观再次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这种自然观的缺陷在于，它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上只看到了自然对人和历史的作用，而没有看到人对自然的作用，看不到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对自然不断进行着再塑造，即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愿望使自然发生变化。正是由于人的活动，今天我们处于其中的周围的自然领域已经发生了无限的变化。在恩格斯看来，人与自然不仅发生着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而且人正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深化着对自然的认识。就连对自然展开研究的自然科学同样离不开实践活动的支撑，例如，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各种类型的器材就是通过商业和工业而提供给人类的。如果说这种依赖还属于浅层次的，那么，更深层次的依赖则在于，作为人们认识自然之结果的观念化构造本质上乃是实践活动之内在的客观构型和秩序的思想反映，对此，恩格斯明确指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4]483就此而言，卢卡奇认为恩格斯“背离”马克思构建了一套别样的“辩证法”，显然不符合实际。在恩格斯看来，作为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4]427，因此，通过概括和总结自然科学所提供的“事实”而形成的辩证法也必定是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的。

由上可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绝非是撇开了主客体关系或实践的自在自然的辩证法，作为辩证法规律的概括总结和系统论证，它是依托于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的自然科学提供的“事实”来展开的，因而是关于“历史的自然”或“人化的自然”的辩证法，其本质就是历史辩证法。

二、阐明现代唯物主义的“直接理论前提”

既然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在本质上就是历史辩证法，那么，恩格斯为什么还要用8年之久的“黄金时间”来研究自然辩证法？虽然马克思未曾完成用“几个篇章”来概述辩证法一般原理的心愿，但他却留下了娴熟运用辩证法分析人类历史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创造性地运用辩证法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实现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革命性变革，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我的实际方法”“正是辩证方法”[3]21。在这情况下，恩格斯似乎没有必要再研究自然辩证法了。

事实并非如此。深入阅读恩格斯阐述自然辩证法的主要著作以及相关书信可知，恩格斯致力于自然辩证法研究的重要动因乃是为了确立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这个任务马克思早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相关注释中作出过明确说明。马克思指出，历史实际上包括人类史和自然史两个维度，由于理论和实践斗争的需要，他和恩格斯将更多的精力置于人类史研究，而将自然史暂时搁置了。暂时的“搁置”并不是说自然史研究就没有必要，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完整建构而言，没有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系统建构，无疑就会留下“空白”。恩格斯展开自然辩证法研究，即通过充分占有自然科学所提供的事实论证自然界物质运动的辩证本性，就是为了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并以此填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建构中的空白。

进一步来看，恩格斯展开自然辩证法研究更深层次的动因则在于澄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直接理论前提”。考察马克思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思想构造过程可知，其中的关键绝不在于从观念本体论转向物质本体论，如果是这样，就无法揭示以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为何一进入历史领域，便无可避免地陷入唯心主义。对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对其作为“半截子”唯物主义展开了批判。在他们看来，费尔巴哈沦为“半截子”唯物主义的深层原因就在于其缺失了辩证的思维方式而陷入了抽象的形而上学。同样，在恩格斯看来，离开了辩证的思维方式，既不可能达到彻底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水平，更不可能达到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水平。对此，恩格斯以当时实现了“新发展”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因为背离辩证法而无可避免地导向唯心主义为例作了说明。当1848年以来的德国哲学由于忘记了黑格尔，因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新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但它仅仅只是在论证的材料上运用了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所提供的事实，而从实质上来看，“这种唯物主义在理论上同18世纪的唯物主义几乎完全没有差别”，因为18世纪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都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正如恩格斯进而指出的：“许许多多的自然科学家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证明，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那门科学中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在本门科学以外不仅是唯心主义者，甚至是虔诚的正教教徒。”[4]459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要确立彻底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首先就必须确立起辩证的思维方式。从哲学史上来看，是黑格尔第一次全面确立了辩证法的形式，并构成了“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6]602。在恩格斯看来，正是基于辩证的思维方式，黑格尔在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框架中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既然在受制于唯心主义体系束缚的前提下运用辩证法能取得如此斐然的思想成就，如果脱去其唯心主义的“外壳”，合理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将其作为深入现实本质的方法论前提，那不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吗？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主动担负起了这一重要使命，并成功将黑格尔的辩证改造成为“唯一正确的发展形式”[6]603的辩证法。在恩格斯看来，“这个方法的制定”乃“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6]602-603。这一重大判断的理论意义非同小可，对于廓清现代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并进而准确把握现代唯物主义的理论本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一判断的核心之处就在于，马克思之所以能创立现代唯物主义，首先在于他“改造”并充分地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来分析和把握社会现实。

那么，恩格斯是如何论证辩证法之于现代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前提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现代唯物主义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关键所在。正如恩格斯所说，唯物主义之本来的意义乃是“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7]。从这个角度考察黑格尔哲学，其所以会导向唯心主义，是因为黑格尔颠倒了思维过程和现实过程之间的关系，认为现实过程是按照思维过程展开的，从而在建构辩证法时，黑格尔主要依靠纯粹的概念演绎代替对现实关系的考察。这不仅导致其建构的体系中存在着牵强附会的东西，而且由于脱离现实而陷入了思辨的幻想。正是基于对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深刻认知，恩格斯明确指出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就是面向现实，以现实的客观运动为依据来建构观念的辩证运动过程，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彻底的唯物主义。因此，现代唯物主义之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就在于“从事实本身的联系”出发来研究一切对象。那么，如何才能始终确保思维面向“事实本身的联系”呢？恩格斯认为，必须始终依循辩证法的指引。辩证法作为“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4]401，始终要求从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出发认识和把握对象，因而为“从事实本身的联系”出发彻底唯物主义地阐明对象提供了思想前提。

就此而言，恩格斯通过总结自然科学所提供的事实来论证辩证法，其重要的理论诉求就是，彻底摆脱传统“自然哲学”用幻想的联系代替现实的联系的唯心主义观念，从而唯物主义地说明整个世界的发展，即“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4]26。因此，在恩格斯看来，正是由于遵循了辩证法，马克思才能实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并进而确立其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而在马克思之前，这个领域完全被唯心主义的各种观点充斥着。

三、澄明人类认识世界的理论思维前提

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更为宏大的意图在于澄明人类认识世界的理论思维前提，从而进一步证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以往一切旧哲学的根本区别。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绝非照镜子式的直观反映，它势必会受到一定的思维前提的制约。对此，恩格斯强调指出，“自然科学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4]460，也就说要受一定的理论思维前提的支配。问题只是在于，人的思维到底受何种理论思维支配才能更加有助于通达对象之本质？回答这个问题，恰恰构成了恩格斯阐述自然辩证法更为重要的指向。恩格斯在回顾人类基于物质生产方式的变迁对自然的理解史历程后认为，在经验的自然研究所积累的庞大实证知识材料的基础上，要建构起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的正确联系，“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4]435，并且，这种理论思维只能是辩证思维，“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4]436，也就是说，辩证法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构成了人类最切实地通达现实之本质的理论思维前提。

那么，作为理论思维的辩证法到底从何而来？恩格斯明确指出：“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明。”[4]15这一论述充分表明，在恩格斯看来，作为思维方式的辩证法归根到底源自于自然和历史过程的辩证性质。在这一点上，恩格斯与马克思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正是在诉说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原则性差异时，马克思明确指出：“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3]22对此，恩格斯以马克思遵循辩证法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为例作了说明。在他看来，既然这种分析指向的是现实的经济关系，那么，它就必定会考察这些关系中的各个方面，并考察它们的相互作用，正是这种考察发现了现实运动中需要解决的矛盾。由于现实运动过程是在人的头脑之外客观地运动着，不是在我们头脑中发生的抽象的思维过程，因此，这些矛盾的解决首先就绝不是思维中的事情，而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解决。矛盾在实践中解决的过程为我们的思维所把握，便构成了思维中的辩证运动过程。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我们考察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展开说明，等等。”[6]603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模式化说明，揭示了资本关系对整个资本主义大厦的统摄关系，以似乎是“先验的结构”（马克思语）揭示了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客观运动规律。

循着恩格斯的思路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其必定的结论就是，马克思绝非如传统所理解的那样，通过简单地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颠倒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从而创立唯物辩证法，然后将其贯彻到自然和历史领域，形成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实际情形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内涵着一个循环，即马克思——当然也包括恩格斯——通过学习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精髓要义，用其理解与把握自然和历史的过程，从中探究实际存在的辩证联系，并由此形成了切实把握事实本身的内在联系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正像在其他一切思维领域中一样，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遵循的外来的规律而同现实世界相对立”[4]42，从而源自于自然和历史的理论思维层面上的辩证法也必定与现实世界相分离，并构成人类进一步探究对象之本质联系的理论思维前提。由于现实本身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所以这种循环必定是螺旋式的递进的，从而作为理论思维的辩证法也必定呈现出历史性的特质，因而“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4]436。这样一来，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都遵循了“理论思维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即主观思维和客观世界“必须彼此一致”[4]538。由此，马克思辩证法也绝非是我们可以用来套在一切对象并推导一切的公式，恰恰相反，它真正的意义在于为我们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提供了方法论指南。

综上所述，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绝不是要在历史辩证法之外另搞一套自然辩证法，也不是为了探究自然的奥秘而进行的纯粹实证科学研究。作为恩格斯的重大理论贡献，它不仅填补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自然史维度的空白，而且阐明了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直接理论前提”，并通过阐明人类认识世界的理论思维前提，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以往一切旧的世界观的原则性差异及其方法论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