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辉，朱翠英

（1.湖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2.湖南农业大学 东方科技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一个世界瞩目的奇迹。但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并不意味着贫困的完全消除，贫困作为困扰人类社会的顽疾，反贫困始终是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

一、全面脱贫后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仍然存在

2020年后，农村居民所面临的贫困形式将发生转变，由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农村相对贫困、多维贫困将交织并存，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仍然存在。

（一）贫困文化的遗传性造成了农村贫困的代际传递

贫困文化是贫困阶层共享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体系，是他们在主流价值观念下无法获得成功而采取的应对挫折和失望的选择，是一种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1]。贫困文化主要表现为价值观念陈旧落后，受这种价值观的制约，贫困者往往充满着宿命感和自卑感，从而导致看问题时目光短浅、视野狭窄，缺乏改变贫困现状的信心以及同贫困作斗争的意志。

贫困文化的生命力极强，且能实现代际间的传递[2]。对于贫困文化的传递性，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这种亚文化价值体系相当稳固恒久，会在家族内部世代传承[3]。贫困文化与贫困经济总是紧紧缠绕在一起，贫困文化根源于贫困经济，又反过来造成经济贫困，贫困文化与贫困经济在一定条件下互为因果、互相转化，正因为如此，刘易斯指出贫困文化的最可怕之处在于具有复制贫困的功能。这一观点不断得到学者们的研究证实，方清云指出贫困文化的群体性决定了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性[4]。辛秋水认为贫困文化通过“圈内”交往而不断得到加强，并且被制度化，于是贫困文化发生世代传递[5]。李晶、刘洪认为贫困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交通条件阻断了该地区与外界的文化信息交流，既促成了贫困文化的形成又促成了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6]。我国虽然在经济上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是贫困文化不会马上消失。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长期生活在贫困文化的氛围中，贫困子辈很容易受贫困文化影响，也变得缺乏改变生活处境的信心与勇气。

（二）侧重经济帮扶为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留下了空间

中国实现了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2012年底农村贫困人口有9 899万，但到2020年，仅仅用了8年时间，我国就完成了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整整提前10年完成了联合国确定的脱贫目标，创造了脱贫路上的中国奇迹，但巨大成就背后也留下来一些隐患，其中就包括为贫困的代际传递留下了空间。

我国的精准扶贫并不是单纯经济意义上的脱贫，而是包括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等多重扶贫内容的综合式扶贫，但为了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在帮扶的内容上会有主次之分、轻重之别。经济帮扶相对更容易出成果，而且也是其它方面脱贫的基础，因此，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扶贫，政策落地仍然集中体现在贫困户经济收入增加上，对脱贫的评估也是以经济收入作为标准。这样一来，在精准扶贫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各种措施主要是围绕帮助贫困户发展产业、增加经济收入而展开，各级帮扶者虽然在发展农村教育、文化、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这些方面的建设由于投入不够以及人员缺乏，农村地区的学校、文化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仍然不足、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还是比较欠缺。这些都直接影响贫困者综合素质的提高。贫困者综合素质不提高，脱贫工作就难以持续，这为贫困的代际传递留下了空间。

（三）脱贫者缺乏各种资本使农村贫困代际传递成为可能

全面脱贫以后，农村原来的贫困者在经济上摆脱了绝对贫困，但他们绝大多数还处于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的状态中，自身所拥有的资本比较缺乏。首先缺乏经济资本。他们中绝大多数经济水平还比较低，只是达到国家“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标准，受帮扶发展起来的种养殖产业才刚刚起步，能给他们带来多大的经济收入还很难预期。其次缺乏个人资本。他们虽然在脱贫过程中参加了一些技能培训，但受文化水平的制约，他们在学习生产知识、数字技术，掌握劳动、管理技能，以及获取市场信息等方面仍然表现出能力欠缺。再次社会资本比较缺乏。他们由于生活环境影响，人际交往比较狭窄，一般在“圈内”进行交往，这导致他们的社会资本也比较贫乏。

绝大多数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本都在其人生早期阶段积累，而这一阶段的人力资本投资又基本上是在家庭内部进行的，父母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预期能力都会影响到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7]。贫困家庭缺乏经济资本、个人资本、社会资本不仅直接影响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和质量，还会影响子女职业选择的范围，从而使贫困的代际传递成为可能。

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存在反映出农村代际流动性差、阶层固化严重，它将直接影响中国贫困治理工作和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也影响着社会公平的实现。巩固扶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努力阻断农村贫困的代际传递。

二、阻断农村贫困代际传递需要新的理论视角

为阻断农村贫困的代际传递，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各种阻断策略。葛林芳、吴云勇指出城镇化可以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但阻断效果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效应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效应并不显著，而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并没有产生阻断效应[8]。吕世辰认为构建农民新生人口保障体系是阻断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9]。曹军会，朱玉春提出通过代际合力、代内分工等策略激发家庭的自我发展能力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10]。段义德主张让贫困子女得到好的教育，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11]。有关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中，李晓嘉、刘湖等提出要通过提高农村教育财政支出，保障农村贫困子代的受教育权利，提高农村贫困子代的受教育质量，从而阻断农村贫困的代际传递[12][13]。何爱霞，孙纪磊指出要重点在农村发展继续教育，农村继续教育可以分为职业技能培训、综合知识教育以及身心健康指导三种类型，分别提升贫困农民的技能、知识和健康人力资本，从而阻断农民能力、文化与健康贫困代际传递[14]。段义德，郭丛斌则强调要依靠高等教育，这样可以显著促进农村贫困子代非农就业，提升子代职业层次，提升子代向上流动的能力，从而降低贫困代际传递的概率[15]。

以上研究为阻断农村的贫困代际传递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但有一个方面还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那就是贫困者内在动力的激发和培养。许多研究都发现，缺乏摆脱贫困的内在动力是造成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决定性原因[16]。人的行为动机分为内在和外在两类，内在动机是基于个人内在需要和兴趣，外在动机则是基于外在获得物，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都对行为起作用。但过分激发行为的外在动机则会降低行为的内在动机，这种现象被称之为“过度辩护效应(Over-justification Effect)”[17]，即当人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由外在原因引起时，他们会低估内在动机对行为的影响。一旦产生“过度辩护效应”，只有不断地增加和改变行为的外在获得物才能引起行为者的行为。因此，积极调动个人的内在需要和兴趣，再结合外在诱因的刺激，才能使目的行为具有可持续性。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策略下的扶贫，总的来说都是属于外部输入式扶贫。外部输入式扶贫主要是通过创造外部诱因来激发贫困者的目标行为，但他们的内在潜力和能力却很容易被忽视。在扶贫实践中，同样是面对贫困帮扶，贫困者却有两种不同表现，有的非常积极主动地利用扶贫所提供的各种条件来提升自身能力，以求早日脱贫，并对国家的帮扶充满感激；而有的则表现出非常被动和消极的一面，参与产业发展只是应付，甚至直接将国家资助用于可持续能力培养的钱花在建房和日常生活消费等方面，总是等着国家“送馅饼”[18]。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贫困者所处外在环境是相同的，他们的不同表现正是因为“过度辩护效应”在起作用。阻断农村贫困的代际传递需要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抗逆力理论恰好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三、抗逆力理论对阻断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意义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医疗、教育等领域开始关注风险对儿童健康成长的影响，并提出抗逆力理论。研究者观察父母精神有异常的儿童时发现，尽管这些儿童面临多种生活风险，但是其中一部分却发展出良好的适应能力，没有出现任何精神疾病症状，这种能力被称为“抗打击能力(invulnerability)”[19]。这一概念的内涵在实践中得到日益丰富，并发展成一种对抗逆境的理论，即抗逆力理论。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引入该理论，并广泛应用到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和社会工作领域。易法敏、张琦等将抗逆力理论运用于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研究中[20][21]，展现了新视角、新方法。

（一）抗逆力理论注重从“优势”视角激发贫困者的内在潜力

全面脱贫后，贫困者面对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困难，还包括医疗服务、子女就业、养老保障等方面的问题。贫困子辈除了要和父辈共同面对多维贫困外，还要面对家庭内部的不利因素，比如父母文化层次低、婚姻稳定性差、教养方式简单粗暴等。这些不利因素很容易挫伤贫困者及其子辈改变生存境遇的内在动力。抗逆力理论并不回避生活中的逆境，而恰恰是承认逆境的存在，在抗逆力理论中，逆境并不是指个体生物学或者认知方面的弱点，而是指环境中容易使个体遭遇生存失败的单个因素或者多个因素的整合[22]。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风险因素 (risk factor)与保护因素(protect factor)相伴相随，个体积极主动地利用保护因素，能重构自己的处境。抗逆力理论改变一贯的问题视角，从“优势”视角出发，引导贫困者发现和利用自身所拥有的保护因素，特别是贫困者自身内在的品质、意志、精神、态度等优势，激发贫困者的内在动力，使他们积极地应对生活的挑战。

（二）抗逆力理论注重为贫困者“增能”

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扶贫者对贫困者的帮扶只是创造了外部条件，没有贫困者自身主体作用的发挥，贫困者也难以真正摆脱贫困。马克思主体性理论认为“只有当人具有主体意识、主体能力并现实地作用于客体的时候，他才可能成为活动主体，具有主体性”[23]。人的主体性即主观能动性，是人在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自觉性、目的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主体作用发挥的程度和大小取决于主体能力，主体能力是主体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是指具有一定素质的社会主体从事对象性活动的内在可能性及实际本领，是主体的综合素质或内在本质力量的外化活动和水平体现[24]。主体能力是多侧面、多层次复合系统，贫困者及其子辈可能在某个或某些能力上有所欠缺，但每个人都会具有自己的优势能力，贫困者也不例外。除了继续发现和发挥贫困者的优势能力外，为更好地应对风险因素，抗逆力理论注重增强他们适应环境参与实践的主体能力。

（三）抗逆力理论注重“重构”贫困者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环境中，还生活在社会环境中。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社会环境对人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人对社会环境的融入和适应情况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的生活质量。长期贫困的生活状态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贫困文化，贫困文化具有相当程度的封闭性，如同一块无形的天花板，制约与阻碍着贫困者向上的社会流动。缺乏向上的流动，贫困者生存的社会环境得不到根本改变，生存境遇也就无法改善。要改善贫困者的生存境遇，就需要“重构”贫困者的社会网络体系，建立与社会环境更多的联系。“抗逆力决定了一个系统内部各种关系的持续性，是一种测量系统吸收诸多情形变量产生变化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驱动变量和参数并且能够保持承受状态。”[25]抗逆力理论注重引导贫困者重新发现和链接环境中的资源和机会，“重构”他们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四、抗逆力理论视角下贫困代际传递阻断的策略

根据抗逆力理论，阻断农村贫困代际传递，要从激发农村贫困者及其子代追求更高人生价值开始，通过增强贫困者及其子辈生计抗逆力，帮助他们发现和链接所在环境中的资源，优化他们与环境之间互动的模式。

（一）激发农村贫困者及其子代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

抗逆力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素质和能力。心理学领域的抗逆力测验将其分成外在保护因子和内在保护因子，内外保护性因子得分越高，抗逆力也越高。很多研究都指出宿命论、无助感、依赖性和自卑感是贫困者以及贫困子代共有的心理特征，这造成他们缺乏战胜贫困的内在动力，是形成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原因。人的心理状态总是在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贫困者及其子代形成这样的心理状态，并不是单纯因为个人因素造成的，他们也曾有过抱负，只是他们的抱负总是受制于贫困而无法实现。人都希望能过有价值和尊严的生活，贫困者同样渴望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也是他们最根本的内在保护因子。

发现和宣传贫困者自身的优秀品质可以激发他们追求更高人生价值的动力。贫困很多情况下都是因病、因灾、因祸造成的，而贫困者身上不乏吃苦耐劳、重义轻利、勤俭节约、知足常乐等优秀品质，这些品质对于乡村振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乡镇文化站、村委会在总结扶贫经验、开展农村文化建设时，可以充分发掘贫困者的优秀品质，形成典型案例，利用乡村广播、宣传栏等进行宣传报道。Beaman等人发现，印度女孩在接触当地政府的女性领导人后，尽管她们享有的教育资源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她们的抱负和教育成就获得了极大提高[26]。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通过自身努力脱贫致富的优秀人物，除了对他们的事迹进行宣传报道之外，还可以动员他们现身说法，这样对贫困者可以起到很好的示范和激励作用。

（二）增强农村贫困者及其子代的生计抗逆力

根据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村家庭生计模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务农型、务工型和农工兼业型。一般而言，农工兼业型家庭收入来源较广，陷入贫困的概率小；务工型的农民只要身体健康，没有发生意外事故，尽管收入不算高，但陷入贫困的概率较小；而纯务农型家庭主要依靠农业产品获得收入，农业产品属于初级产品，附加值少，产量不稳定，因此，这种类型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最大。在扶贫攻坚的过程中，务农型贫困家庭一般都在国家的帮扶下发展了种养殖产业，并接受了专业技能培训，这为他们摆脱贫困的代际传递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务农型贫困家庭的种养殖产业往往刚刚建立，产业的维护和管理、产品的加工和销售、产业链的开发和延伸，这些都既需要掌握专业技术，又需要了解和掌握市场信息。“对于穷人来说，要想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自己家人的未来提供保障，他们需要拥有更多的技能和更强的意志力。”[27]因此，阻断农村的代际贫困，要重点提升贫困者及其子代的生计抗逆力。

教育是提升农村贫困者及其子代生计抗逆力的主要途径。发展农村教育，要注意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贫困阶层的父辈和子辈对教育的需求不一样，子辈接受教育是为未来生活作准备，父辈接受教育则是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子辈需要更多的经济扶持来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以便提高应对未来的职业竞争能力；父辈则需要更多实用技术，以提高增收能力。对贫困阶层的子辈进行教育时要特别注意对他们进行心理干预，提升他们的自信心和自我期望水平，而对贫困阶层的父辈进行教育时要特别注意把教育内容转换成他们能够听懂的语言，提升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农村发展教育，要注意教育主体的可选择性和主体之间的互动性。要动员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专业技术协会、龙头企业、高等院校（尤其是涉农高校）、科研机构参与农村教育，为贫困农民提供多种选择，从而彰显他们的主体地位。教育者在进行教育时，要及时跟受教育者进行沟通，了解贫困者的培训需要以及以他们对培训内容的掌握情况，以保障教学效果。在农村发展教育，要注意教育形式的多样性和方便性。除了政府组织专题培训、帮扶干部教育引导、技术人员现场教学、师傅技艺传授、创办田间学校等线下方式以外，还要积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在线教育平台，开展线上培训、远程技术指导以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培训，以便农民能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灵活安排学习时间，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学习资源。

（三）帮助农村贫困者及其子代发现和链接亲友、组织、社区的资源

抗逆力的高低取决于人们在逆境中寻找资源，并在短期内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28]。贫困者之所以贫困，就是没有与所属的社会生态系统建立起有效的联系，从而不能融入到社会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信息流动中，因而无法从社会生态系统中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足够资源，也就没有好的资源传递给下一代，这是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原因。就拿子女的就业来说，现阶段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大量的就业信息缺乏公开性。此时，父代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帮助子代收集的信息就越多，越能获取更多、更好的岗位信息，既扩大子辈的职业选择范围，同时又降低了他们搜寻工作的成本和时间[29]。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贫困者的社会环境资源会越来越丰富，其亲属能提供劳务支持和无偿经济支持，邻居和朋友也能够提供就业及精神支持；企业和各种社会组织能够提供资金、信息和项目支持；社区能提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及其结构决定了贫困者获取资源的能力，从而直接决定了抗逆力的高低。阻断农村的贫困代际传递，需要帮助贫困者及其子代提升交往能力，从而使他们能发现和链接亲友、组织和社区中的资源，不断扩大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并改善其结构。

总之，利用优势视角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要注重发现和激发贫困者及其子代个人的内在动力，但并不是说不再需要对贫困者进行外在帮扶，贫困者所面临的风险因素是多维的，既可能是个人生活压力的累积，也可能是家庭、组织、社区资源的缺乏，因此，要真正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提升内在心理动力是关键，教育帮扶是基础，物质、资源、信息资源链接是必要条件，国家政策是基本保障，只有将这些多重因素进行整合形成合力，才能使农村个人或家庭跳出贫困陷阱，阻断农村贫困的代际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