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定

（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教授，《云梦学刊》主编，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金雅的著作《中华美学民族精神与人生情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是一部汇聚了著者独立思考、独自感悟、独特观点的高水平学术著作，值得我们好好品味，值得学界予以特别关注和重视。全书包括上、中、下三编，上编对中华美学民族精神与人生情怀的基础理论、基本观点、重要命题、发展脉络等展开多侧面、全方位的深入论析；中编和下编则是在把握中华美学民族精神与人生情怀基本观点基础上展开的实证研究，其中中编集中研究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下编分别展开对梁启超与王国维、梁启超与朱光潜、梁启超与宗白华等的比较研究以及丰子恺等美学思想的研究；这样全书看起来虽然是一部论文集，但实际上已经初步建立了著者关于中华美学民族精神与人生情怀的系统框架和完整体系。笔者认为，同时展开基础研究与实证研究，做到基础研究与实证研究相交融、相统一，是这部著作的最大特点。

该书的上编由13篇既相对独立、又有机联系的论文组成，属于基础理论研究。《中国美学须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一文，就是一种富有理性的提议，文中指出：“我国美学之所以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是因为美学既需要面向全人类的普适性的审美价值向度，也需要形成不同的民族化审美话语。”接着，著者就中国美学如何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确立自己的基本范畴”；“建构自己的命题学说”；“形成自己的方法思维”；“弘扬民族美学精神”。可谓抓住了最本质、最核心、最重要的几个问题。《人生论美学传统与中国美学的学理创新》一文，明确肯定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美学在中西古今的交汇撞击中，传承古典美学的人生情韵与诗性意向，接引西方美学的术语学说与学科范型，初步创化出以人生论美学精神为标识的中国现代美学传统。著者对人生论美学做了非常具体的、深入浅出的概括：“人生论美学扎根于中国哲学的人生情怀和中华文化的诗性情韵，吸纳了西方现代哲学与文化的情感理论、生命学说等。其理论自觉，奠基于王国维、梁启超等，丰富于朱光潜、宗白华等，构筑了以‘境界—意境’‘趣味—情趣’‘情调—韵律’‘无我—化我’等为代表的核心范畴群，以‘美术人’说、‘大艺术’说、‘出入’说、‘看戏演戏’说、‘生活—人生艺术化’说等为代表的重要命题群，聚焦为审美艺术人生动态统一的大审美观、真善美张力贯通的美情观、物我有无出入诗性交融的审美境界观，成为迄今为止中国美学发展最具特色和价值的部分之一，区别于以康德、黑格尔等为代表的西方经典美学的学理特质与精神意趣。”著者在这里将人生论美学的渊源、形成过程、代表性学者、主要命题、根本特质论析得清楚而深刻。《论美情》一文，富有原创性地提出了区别于西方形式主义美学和非理性主义美学的“美情”命题，著者在展开层层深入分析后，指出：“‘常情’可以是真实的、丰富的、敏锐的、强烈的，但不等于‘美情’。‘美情’是审美活动对特定的主体情感的美化创构，它需要有内涵上的美化提升和形式上的美构传达的完美相契。‘美情’不排斥真实，但不浮泛；不排斥丰富，但有条理；不排斥感受的敏锐，但不陷于纷乱；不排斥强度力度，但有节奏韵律；不追求唯形式纯形式，但有形式的创构。‘美情’是把日常情感的质料，创构为富有审美内蕴及其美感形式的诗化情感。‘美情’是人通过创美审美的活动对自身的情感品质和情感能力的独特建构提升。”紧接着，著者还将“美情”与“常情”相对照，总结出“美情”具有挚、慧、大、趣等重要的美质特征。从上面所举三例来看，著者对中华美学民族精神与人生情怀所包含的理论命题、重要观点、基本特质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和论证，显示出著者理论研究的原创性特点。

该书的中编包括14篇，是对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的专论，属于实证研究。《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理论特质及其价值》一文，首先从根本上肯定了梁启超是中国美学思想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是中国美学思想近现代转型期的重要人物。梁启超对“趣味”范畴的阐释和趣味美学思想的建构，在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图谱中极具特色。著者颇具新意地概括了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理论特质：“把趣味提到生命本体的高度，放置到人生实践的具体境界中来认识，是梁启超趣味哲学的基本特点，也是其趣味与美融通的关键。在梁启超这里，谈趣味就是谈生活，就是谈生命，也就是谈美。”这样的概括既准确又深刻。著者进而中肯地论析了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价值：“从现实的文化建设来看，梁启超的趣味美学思想是中国近代以来特定的政治、民族、文化危机并至的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以人的生命活力之激发和人生趣味之实现的统一，直指腐敝的社会与浑噩的人生。审美被赋予了鲜明的启蒙特质。”其评析既有理论性，又有时代性，可谓深中肯綮。《梁启超的“情感”说及其美学理论贡献》一文讨论了梁启超的“情感”说。我们知道，“情感”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美学思想中最具民族特色的审美范畴之一。对于艺术情感问题，梁启超有非常精辟且较为系统的论述，这些论述不仅与梁启超的整个美学思想体系有深刻的内在关联，而且在20世纪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先导意义。在该文中，著者一方面以主要笔力细致、具体地论析了梁启超“情感”说的丰富内涵、核心观点、理论贡献；另一方面也敏锐地指出，梁启超的“情感”说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比如对于情感本质的理解，梁启超就表现出某种自相矛盾的倾向，他既认为艺术情感应与真善相联系，同时又认为艺术情感具有“神秘性”，是理智无法解释的。著者的分析，是冷静、客观、全面的，也是有深度的。《论梁启超的崇高美理念》一文，讨论了梁启超关于崇高美的看法，抓住了其本质和核心。著者认为，对于艺术崇高之美的审美鉴赏与理论表述，是梁启超崇高美理念的集中体现。正是在具体的艺术审美实践与理论批评中，梁启超高度肯定了艺术崇高的美学价值，阐释了自己对崇高型艺术的美学理想。在对梁启超崇高美理念整体把握的基础上，著者充分总结了梁启超崇高美理念独特的理论品格：首先，梁启超的崇高美理念与对中华民族现状的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次，梁启超的崇高美理念与对西方文学的比较和对传统文学的批判紧密相连；再次，梁启超的崇高美理念与悲剧精神紧密相连。由此可见，著者对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研究和阐释已经达到了非常准确、非常深刻、非常全面的程度。

该书的下编包括7篇论文，主要是展开了梁启超与其他几位著名美学家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趣味”与“境界”：梁启超、王国维人生美学旨趣比较》一文，深入比较了中国现代美学的两位奠基人——梁启超和王国维的美学旨趣。“境界”在王国维的诗学与美学体系中，既是一个本体认知范畴，回答着“什么是诗”的问题；也是一个价值意义范畴，回答着“什么是好诗”的问题。梁启超以“趣味”这一范畴为核心，提出了趣味人格建构与趣味人生建设的问题，构筑了“化我”型的诗性人格范型和审美超越之路。著者指出：“境界与趣味，无我与化我，王国维的哀情和梁启超的豪情，呈现了民族美学和谐蕴藉的人生情致在中国现代的衍化与分化、深入与拓展，在生命的体验、情感的意义、价值的追求等多个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探索、奠基、开掘的作用，是在现代性冲击下、从痛苦和毁灭中寻求超越的中国现代人生论美学精神自觉的重要始源。尽管梁启超、王国维的具体观点有着个人和时代的种种局限，但其精神旨趣所达到的深度与高度，在今天这个实利化、技术化的时代仍具有重要的启益。”著者的评价，既理性、客观，也充满情趣、富有审美特点，可谓是用“美文”写美学著作。《“趣味”与“情趣”：梁启超、朱光潜人生美学精神比较》一文，着重以后期梁启超（主要是20世纪20年代）和前期朱光潜（主要是20世纪20至40年代）的美学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侧重梳理比较两位美学家以远功利而入世为核心旨趣，以审美艺术人生相统一为主要路径，以关注现实、关怀生存为重要特色的人生论美学思想精神的基本内容、特点与特质。著者在深入论析的基础上明确肯定：“从‘趣味’到‘情趣’，从‘无所为而为’到‘无所为而为的玩索’，从‘生活的艺术化’到‘人生的艺术化’，较为清晰地凸显了梁启超、朱光潜这两位中国现代美学大家之间的某种承续与衍化，也从一个侧面比较集中地呈现了中国现代人生论美学精神传统的某些特点特征。”著者对梁启超、朱光潜这两位中国现代美学大家各自贡献和特点的把握及对二者之间传承与发展关系的描述，高屋建瓴，清晰明白。在《“趣味”与“情调”：梁启超、宗白华人生美学情致比较》一文中，笔者认为，梁启超的“趣味”范畴与宗白华的“情调”范畴是同中有异：其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主张真善美的统一，主张出世与入世、有为与无为、感性与理性、个体与众生、物质与精神、创造与欣赏、有限与无限等对立面的相洽；其相异之处在于，梁启超的“趣味”说以“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的统一突出了美善的关联，更倾心于诗性生命的高度提升；宗白华的“情调”说则以“至动”与“韵律”的相谐突出了真美的关联，更倾心于诗性生命的深度体认。总之，梁启超、宗白华以生命实践及其诗性超越为旨归的人生美学情致，是中国现代美学精神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著者的分析，让我们清晰地窥见到了“趣味”说与“情调”说的奥妙所在及二者的异同。

综合起来看，笔者认为，该书上、中、下三编组成了一个有机交融的整体，上编为中、下编提供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前提；中、下编则为上编提供了实际案例，提供了扎实的支撑材料，使得上编的理论基础更为可信，更有说服力。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金雅《中华美学民族精神与人生情怀》一书既是一部美学著作，也是一部美学史著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部美学与美学史相交融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