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辰晨，郑敬斌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深入人心，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得以极大提升。但意识形态领域仍存在一些问题。当前，新媒体迅速发展带来的网络信息“泛娱乐化”发展态势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在新媒体浪潮的助推下，网络“泛娱乐化”发展态势致使许多内容严肃的信息成为娱乐附属物。“泛娱乐化”的弥散不仅有歪曲现实、扭曲信息的倾向，还有可能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风险。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提出，只有取得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才能长期稳定地维护统治。本文将立足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阐释网络信息“泛娱乐化”发展的风险及成因。

一、“泛娱乐化”的界定及表征

娱乐是人民大众的正常需求，提及娱乐人们便自然产生一种轻松感。与娱乐相比，“泛娱乐”旨在强调娱乐范围的过度扩大，即不适合“娱乐化”演绎的内容被“娱乐化”解读或呈现，从而被强行赋予娱乐特质，遮蔽了该事物原本的功能并对大众心理及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曾提出，由于“泛”化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1)[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当前出现的网络信息“泛娱乐化”现象，是与新媒体迅速发展相伴而生的新的社会现象，即在资本助推下，以现代传媒为依托，将不应被娱乐化呈现的信息以娱乐的方式演绎，从而达到吸引公众关注传播某种社会思潮或实现“流量变现”的目的。网络信息的“泛娱乐化”借助于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我国曾对“泛娱乐化”现象进行批判。2016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艺工作要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不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2)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总体而言，我国的网络信息的“泛娱乐化”发展呈现出如下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去主流价值。“泛娱乐化”网络信息常宣称信息的“去价值化”，即认为在信息呈现中对事件、人物进行价值方面的判断是不必要的。其实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6页。，价值“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可见，价值产生于人对外界事物的感受中，事物无法在脱离价值的情况下吸引人的关注。那么，网络信息如果没有“使人愉快”或“对人有用”等属性，便难以与人产生情绪的共鸣或精神的共振，也就难以吸引人的关注。网络信息之所以呈现一种“泛娱乐化”的发展态势，根源在于在资本逻辑下以娱乐方式重新演绎的信息能尽可能多地引起注意，从而实现流量变现。因此，当前网络信息的“去价值化”的本质不是“去”而是披着“去价值”的外衣进行价值置换，即通过去主流价值来为其他价值的传播开路。

二是去中心化。清朝晚期以来，中国社会出现过诸如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多种社会思潮，无论这些思潮是否具有进步意义，其发展脉络、主要内容及代表性人物往往是相对清晰的。“泛娱乐化”的根基泛娱乐主义却与之相反。“泛娱乐”概念出现之初，仅指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业态，当泛娱乐快速扩张、具备某种广泛流动性特征时，泛娱乐便发展成为泛娱乐主义，并对社会生活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5)杨宇辰：《祛魅与超越：网络泛娱乐主义思潮下的青年亚文化审视》，《宁夏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可见泛娱乐主义本身并没有明显的政治立场，也难以找到其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正因如此，泛娱乐主义表现出一种“中空”的特点，易被其他消极社会思潮利用，也易与其他消极社会思潮融合。泛娱乐主义影响之下产生的网络信息“泛娱乐化”也不外如是。“泛娱乐化”弥散性地附着在各种网络信息之上，从而使其他各种消极社会思潮打着“娱乐”旗号猖獗于网络空间，进而威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三是去历史化。去历史化是解构主义叙事逻辑的产物，通过解构历史事件、历史结论，达到抛弃历史评判标准的目的。“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0页。，去历史化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背道而驰。一些影视作品所涉及的主题承载着历史记忆与民族情感，本应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事件的还原与精神的升华，但在泛娱乐主义的去历史化影响下，这类影视作品对历史事件进行歪曲，对领袖人物进行丑化。例如，抗日战争承载着中华民族永不能忘的民族伤痛，也镌刻了中华儿女团结一心的精神印记，抗日剧应通过对抗日战争故事的再现与升华，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但是，在去历史化影响下，本应严肃的抗日剧被剥离了历史属性，“娱乐化”地在网络平台播出并引起大量关注。这类抗日剧通过扭曲抗日历史、丑化英雄人物博取关注，不仅无法起到弘扬民族精神的效果，甚至会造成网络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误解。此外，也有少数个人或团体在综艺节目、科普节目或谈话类节目中对严肃的公共事件或历史事件进行调侃性解读，其中不乏所谓“社会公知”和“微博大V”。这类节目受众中相当一部分是易于被误导的青年学生，更应加以管制与引导。

二、以文化领导权理论阐释网络信息“泛娱乐化”的理论支点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形成于探索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应如何进行的过程之中，试图通过凸显人的“主体性”唤起无产阶级革命意志(7)卢德友：《开显意识形态的革命意蕴》，《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从而达到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目的。当前网络信息呈现更加明显的“泛娱乐化”特点，大众被裹挟着陷入“泛娱乐化”的漩涡而不自知。“泛娱乐化”通过消解主流社会思潮的价值意义，为消极思想和落后思潮提供发展空间。本文将立足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网络“泛娱乐化”现象进行剖析，并试图探索其治理的现实性方案。

1.场域基础：网络社会的形成

西方“市民社会”的概念历史悠久，在古希腊时期已经出现了这一概念的萌芽。当历史行进至20世纪，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应在斗争中夺得并加强革命的文化领导权，否则就有“被征服”的危险(8)《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页。。葛兰西在反对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重新审视了文化领导权，强调“市民社会”的文化和象征意义，即“市民社会”在价值观形成、行动导向规范和认同方面的作用，形成了对国家的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合而为一的“总体性”认识。

在葛兰西看来，西方的发达国家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总体”，“我们目前可以确定有两个上层建筑的‘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9)[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1页。。可见，“国家”既包括政府、军队等政权的各组成部分，也涵盖民间社会组织所代表的“市民社会”。相比较于“政治社会”相对直接、具象的统治机关，“市民社会”强调了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对社会全体的文化霸权，或者是一个国家统治的“道德内容”。一定程度上，“文化霸权”的提法不再适用于今天，但葛兰西言及的“文化霸权”，强调的是通过政党、工会、教会、学校等组织宣教作用的发挥，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对其他各种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的引领力，并为我们探讨当下中国互联网的舆论治理提供了支点。

视角切换至21世纪的中国，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期《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20日，中国互联网用户达到9.89亿，按照中国14亿人口计算，中国约有70.6%的网民。在网民基数巨大的条件下，任何一种消极社会思潮的泛滥都有可能威胁意识形态安全，因此，网络安全工作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当前，网络信息正呈现着“泛娱乐”的特点，“全民娱乐”“娱乐至死”等口号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时尚，有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与此同时，大数据发展所致的“个性化推荐”更易形成“信息茧房”，网络使用者将会在感兴趣的领域获取越来越多的信息，并进一步沉溺其中，若不加干涉，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与无节操的垃圾信息便有可能充斥网络及我们的生活。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意识形态攸关旗帜、道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将意识形态引领工作置于重要位置。在新媒体迅速发展与网民激增的情况下，网络成为各类思想交流、各种思潮交锋的重要场域，故而网络社会治理也在事实上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葛兰西强调了“市民社会”领导权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力量，“对其历史发展的领导权属于民间力量，属于‘市民社会’——它也就是‘国家’，而且是事实上的国家本身”(11)《葛兰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42页。。然而，当前我国网络社会发展规模与网络社会治理组织的发展并不平衡，网络信息的“泛娱乐化”发展仍有待进一步治理。因此，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舆论的引领力，仍是需长期关注的问题。

2.思想基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同意”

前文已经提到，在葛兰西的理解中，国家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总体”。“政治社会”领导权强调了军队、政府等强制性管理；“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则强调了基于民众“自愿同意”的意识形态引领。葛兰西通过探讨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提出文化领导权对国家政权稳固的重要作用，“正是列宁本人在反对各种‘经济主义’倾向时，重新估价了文化斗争阵线的作用，正是列宁本人提出了领导权(统治加思想和道德的领导)的理论作为对国家——武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补充，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形式”(12)[意]朱塞佩·费里奥：《葛兰西传》，吴高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页。。可见，葛兰西主张无产阶级应通过取得基于广泛“同意”的文化领导权，作为更为长久地维护及巩固政权的有效方法。因此，葛兰西有一个基本判断：一个阶级，只有取得文化领导权，才能被称之为“统治阶级”。“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统治’和‘知识和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13)[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9、5、6页。。

葛兰西认为，某一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依靠强力统治的国家将会由于缺乏合法性而再次陷入动荡，只有取得“市民社会”领导权的国家才能根基稳固。那么，“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应如何获得？葛兰西深入探查西方政治制度与国家构建的合法性，将同意分为自愿的同意与选举创造的同意。选举创造的同意指向民众的被动同意，自愿同意则凸显了民众同意的主动性。通过这样的界分，葛兰西进一步强调民众自愿同意的本质是对社会制度与国家秩序的认可，也构成国家领导权的基础。葛兰西在逻辑上打通了“市民社会”领导权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关系，即“市民社会”领导权的实现，以建立在广泛同意基础上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为基础。也有学者认为，葛兰西将“市民社会”的“知识和道德的领导权”理解为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市民社会”的功能自形成以来就被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14)吴金花、杨章文：《“历史”对话“现实”：“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递嬗谱系及其当代建构》，《理论导刊》2020年第6期。。

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网民人数激增对人民群众意识形态倾向的影响逐步增强。网络社会可能成为维护统治的“稳定器”，也可能成为维护统治的风险点。而构建网络社会“集体同意”的本质，就是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地位，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泛娱乐化”作为当今网络信息异化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针对性治理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

3.方法基础：“有机知识分子”职能发挥

葛兰西对意识形态认同的思考是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他的分析又打破了马克思主义依据社会分工划分知识分子的标准。“葛兰西没有将经济看作文化与政治的决定物，而是提出文化、政治和经济被组织在一种彼此交流的关系、一种持续循环和变化的影响网络之中。他将这个过程命名为领导权”(15)[英]琼斯：《导读葛兰西》，相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第6页。。葛兰西以将“知识分子”扩大化为全体民众为基础，进而将知识分子界分为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的”或“有组织的”知识分子。他认为，严格意义上“在任何体力劳动中，甚至在最为低级和机械的劳动中，也存在着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即最低限度的创造性智力活动”(16)[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9、5、6页。，在实践中，任何劳动都有一定的知识要求，没有知识参与的劳动是不存在的，因此“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17)[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9、5、6页。。在打破知识分子社会分工划分标准之后，葛兰西又从社会功能发挥的角度进一步提出，“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18)[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2、11页。，只有发挥了传播、创造文化并实践理论的人才是知识分子，也就是“统治集团的‘代理人’”，即葛兰西理解中的“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强调，有机知识分子是“具有组织整个社会，包括所有复杂的服务机构以至于政府机构的能力”(19)[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2、11页。的知识分子。可见，正是有机知识分子作用力的发挥，成全了各类行政机构的组织力。

在界定“有机知识分子”之后，葛兰西将其社会职能具象化为社会的主导者，通过制定和传播新的世界观教化大众，通过本阶级文化组织来促进大众的知识分子化，形成渗透到整个社会的本阶级意识形态。在这里，葛兰西实际上强调了“有机知识分子”在稳定本阶级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作用，正如韩淑梅与刘同舫在《狱中札记》的简评中，将“有机知识分子”界定为“文化领导权的依靠力量”(20)[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2、11页。。

照此理解，莫不如暂从“有机知识分子”“功能发挥”的角度来解释当下“泛娱乐化”现状乃至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工作。在网络大发展以前，思想传播与意识形态引领工作基本形成了一套常态化体制。现实社会中的宣教机关、官方媒体及相关工作人员作为意识形态维护的职能部门，承担起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意识形态的任务，发挥了“有机知识分子”的作用。网络大发展之后，网络在事实上已经成为社会的重要部分，引领网络社会思潮更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工作。但是，网络信息“娱乐化”包装之下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解构，却成为网络发展以前的传统引领者及机制的未及之地。传统的意识形态引领者与引领方式尚未找到彻底解决网络“泛娱乐化”问题的突破口，这也是当今“泛娱乐化”难以治理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学者在探讨“有机知识分子”的当代启示时提出，任何时候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么，用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作为支点理解当前存在的网络“泛娱乐化”问题，进而汲取“有机知识分子”的思想精髓，真正实现其引领作用从而解决“泛娱乐化”问题，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三、文化领导权视域下网络“泛娱乐化”的风险分析

为什么不能任由网络信息“泛娱乐化”发展？回归至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葛兰西认为国家由“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组成，获取“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是政权长存的必要条件。但是，“泛娱乐化”极易被利用，在杂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落后思潮之后，便有可能成为动摇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地位的风险来源。

1.“泛娱乐化”扰乱网络信息正常的传播秩序与态势

网络信息“泛娱乐化”的发展与传播方式的变革联系密切。在信息自上而下垂直传播的电视媒介时代，民众多处于接受信息的角色。在现实社会中，政府通过行政区划进行治安管理，责任明确，区分到位。大众在真实的物理空间和现实的组织结构中，受到身份、关系、道德与法律等多重限制，会相对自觉地约束自己并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自媒体的兴起革新了信息流动方式，信息的垂直传播被取代，大众有了多样化的发声渠道。在网络空间，身份的虚拟化使语言的约束性大大减小。科技进步在为大众提供获取及发布信息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人类社会在思想、道德、法制等方面还未做好充足准备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在网络化大潮中开启了新的生活历程。这种新的生活历程将给一部分人带来新的利益契机，借由迅速发展的网络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并获取利益。以此为驱动，许多网民言行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有时会被忽视甚至漠视。当前，由于网络社会的诸多规章制度尚不完善，也使诸多不实信息获得了泛滥、蔓延的时机。两相作用之下，“泛娱乐化”信息泛滥，势必挤占主流、正向信息的空间，造成网民在网络信息中沉迷、麻木，继而引发网络信息传播的无序。

2.“泛娱乐化”解构主流识形态“集体同意”的认识根基

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对主流意识形态自觉的、集体的、长久的同意，构成了领导权稳定的基础。不同政治立场的政党通常持有迥异的意识形态倾向，而每一个政党都试图将自身理念灌输给民众。在竞争中，“直到其中一个或至少一种联合开始盛行、占上风、并在社会中传播——不仅带来经济和政治目标的一致，也引起精神和道德的统一”，葛兰西强调了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发挥的重要意义，它不仅体现于政党对政治经济生活的领导，也带来社会精神与道德的统一，而其引领力发挥的前提，应是“建立在‘普遍的’基础之上”(21)[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7页。，应基于社会大众对执政党所倡导的价值观普遍性的自愿、自发的认同。韦伯也指出：“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护它的‘合法性’信仰”(22)[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39页。。政权统治的合法性信仰的本质就是政党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取。

可见，集体、自愿的同意构成了社会大众对执政党的“合法性”信仰，也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的来源，不能任由网络“泛娱乐化”发展的根源也在于此。网络信息“泛娱乐化”的发展来自于“泛娱乐主义”，但“泛娱乐主义”在理论上“中心稀薄的”(thin-centred)的特征导致网络信息“泛娱乐化”发展有明显危害：其一表现在对带有“泛娱乐化”特点的信息传播的扩张性，即将“娱乐”态度附着在大量与娱乐不相关的事件与信息之上，从而造成网络大众价值观的扭曲、政治冷漠等消极影响；其二是导致信息意识形态立场的变异，即为其他消极社会思潮所用，隐匿地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从而消解“集体同意”。

3.“泛娱乐化”侵蚀“有机知识分子”后备力量

“有机知识分子”被葛兰西视为实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的重要力量，能否发挥宣教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有机知识分子”与普通知识分子的重要区别。“有机知识分子”宣教功能的发挥以真正认同某一价值观为基础。

“泛娱乐化”的消极影响之一便体现于对青年群体的误导。青年是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群体，也是未来国家意识形态引导的主要力量来源，其思想引领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不同教育阶段，我国都开设了相关课程对青年进行意识形态的引导，目的就在于培育、引导青年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共识。然而，受年龄、阅历等因素影响，青年对世界的认识有自身特点与局限性。荣格提出，青年处于“意识二元阶段”：一方面，青年的基本特征是“扩大人生的见识”；另一方面，青年“遭到强烈抵制的也正是这个特征”(23)[美]马斯洛等：《人的潜能与价值——人本主义心理学论文集》，林方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也就是说，青年更容易受外界影响，辨是非识正误的能力也有待加强。网络的“泛娱乐化”发展态势，便有侵蚀“有机知识分子”后备力量的风险。

首先，网络信息的“泛娱乐化”发展有加剧青年一代政治冷漠的可能。娱乐作为互联网的主要功能之一，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公民政治参与产生消极影响的根源。帕特南曾提出“时间替代”假说，即电视娱乐“偷走了”公民本应进行社区和政治活动的时间，阻碍了公民的政治参与，还将助长自由主义态度(24)Putnam, Robert D.,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Simon & Schuster,2000,pp.178-195.。对今天的青年一代来说，网络成为比电视粘合度更高的耗时去向，已成为他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网络中“信息”与“娱乐”的概念变得更加不明晰，而合为一种“信息娱乐”(25)殷乐：《新闻和娱乐之间：概念群的出现及变迁》，《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6期。。如果不加以引导、制约，网络信息的“泛娱乐化”极有可能发展为强势的与“政治参与”相反的力量。其次，与其他消极社会思潮合流后的“泛娱乐化”又有可能宣扬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使本就鉴别力较低的青年群体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侵蚀。可见，“泛娱乐化”的过度发展将阻碍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阻碍主流意识形态的宣教与共识培育。

四、文化领导权视域下网络信息“泛娱乐化”的治理策略

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市民社会”是“总体性”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集体同意”是政权稳定的意识形态基础，“有机知识分子”承担了重要宣教职能。葛兰西通过描绘“有机知识分子”的教化职能，提出应通过“有机知识分子”职能的有效发挥，获得“市民社会”的集体同意，从而维护政权稳定。这为我们的网络社会治理和宣教部门职能发挥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1.正视网民和社会作用，贯彻落实网络社会治理

1994年，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经过20多年的推进，中国的网络社会已形成规模。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描述说，“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26)[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页。。 当前，认定网络社会已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成长为一种新社会形态或为时过早，但从网络和现实社会的交融程度来看，网络社会已不再是架构于互联网空间中的网络社会，不应被仅仅看作游离于现实社会之外的“虚拟社会”(27)黎慈：《习近平的网络社会治理观探析》，《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2期。。

正视网络社会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将网络社会理解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社会样态，网络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便不言而喻。习近平总书记曾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告诫全党，如果“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2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17页。。因此，贯彻落实网络社会治理应是破解“泛娱乐”及其他社会思潮危害的重要手段之一。从网络社会治理层面探讨网络信息“泛娱乐化”发展趋势，首先应把控方向，强化顶层设计，完善互联网管理体制，制定和修订互联网管理法律法规，从而保证互联网行政监管的合法性与规范性；其次应注重资源整合，倡导各方面联动，以国家相关部门职能发挥为依托，从主体、客体以及手段三大基本要素为切入点，有效促成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之间，经由特定手段或方式，达成强化和优化网络社会治理功能目标的动态持续过程(29)李一：《网络社会治理的“功能整合”：内涵、类型与实践指向》，《江苏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

2.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宣教，夯实“集体同意”认识根基

葛兰西理解的文化领导权是人民群众对国家事务的自觉参与，对国家统治与国家文化、价值以及倡导的道德规范的自觉的、广泛的同意，体现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力量(30)谢琦：《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启示》，《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5期。。我国持续宣教马克思主义，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与中国化的根本目的，就是夯实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当中的自觉的“集体同意”。信息技术革新所致的网络信息“泛娱乐化”发展是风险点之一。“泛娱乐主义”易被其他社会思潮利用，日常潜伏在网络的多元化社会思潮披上更具迷惑性且易为人接受的“娱乐”软性外衣，“日用而不自知”地腐蚀人们的思想。长此以往，极有可能侵蚀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破解“泛娱乐主义”与消极社会思潮的勾连可从两方面着手：

首先，强根固本，持续、深入地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宣教。中国共产党向来注重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构与巩固。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只有让中国人民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及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重要指导意义，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中国共产党是属性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尚存的多元化阶层决定了中国社会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因此，应通过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三化”，达到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凝聚力和影响力的目的，以形成广泛、集体、自愿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其次，破邪立正，明确娱乐与“泛娱乐”的界限。社会思潮利用“泛娱乐主义”的根源在于“泛娱乐主义”本身的易于利用性和以轻松、愉悦为特征的迷惑性。破解消极政治思潮与“泛娱乐化”勾连的前提是识别娱乐的边界。尽管娱乐带给人轻松愉快、易于接受的感觉，但并非所有的信息都适合“娱乐化”解读。“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页。。因此，应在实践中使公众明确娱乐的边界，向公众阐明“泛娱乐”的特点及危害。

3.加强监管职能，充分发挥平台的“有机”引领作用

葛兰西关于“有机知识分子”在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过程中的重要职能及作用，为我们探讨网络空间“泛娱乐化”的治理提供借鉴。葛兰西认为文化组织促进大众知识分子化，进而形成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认同。在现实生活中，相关单位及人员应持续发挥“有机知识分子”的宣教职能，通过集中宣讲、集体学习、典型案例示范多种方式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从而有效破解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相应地，在网络社会日渐规模化的今天，网络社会中也应有平台或组织承担起“有机知识分子”职能，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地位。

首先，充分发挥官媒在网络社会的引领作用。“有机知识分子”通过有意识地宣传主流意识形态，使主流意识形态逐渐深入人心。网络空间虽没有具象化的“有机知识分子”，但应有类似的平台或机构发挥同样的作用。官方媒体就是最主要的武器。自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人人可以在网络成为发声主体。以此为背景，官方媒体更应破除传统传播方式的局限，打通发声渠道，充分利用网络空间发声。当突发事件发生时，在重要政治新闻报道中，以官方媒体之“正”破“泛娱乐”之“邪”。

其次，强化以意识形态引导为目的的内容供给。葛兰西强调“有机知识分子”的“有机性”体现于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构建的依靠，有机知识分子应在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网络平台应优化内容呈现，摒弃不适宜的“泛娱乐化”信息。“泛娱乐化”信息背后往往存在资本的利益驱动，发声主体为实现“信息变现”往往会以“娱乐化”的态度吸引流量，而罔顾信息主体是否适合被“娱乐化”解读。此外，由于“泛娱乐主义”的空心化特征，更易被其他社会思潮利用以攻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及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占据舆论高地、充实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供给便显得十分重要。

最后，完善监管机制。“泛娱乐”虽是一种网络信息样态，但现实生活中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并造成消极影响。因此，应采取有力度的监管手段。当前，网信办开始着手的晴朗系列专项行动，诸如“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网上文娱及热点排行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等已取得一定进展。然而，要实现网络信息“泛娱乐化”发展态势的彻底扭转，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泛娱乐化”驱动原因复杂、呈现效果多元，引领之外应具体分析其具体特点，从而辅以有力的监管规范，实现网络社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