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刚，徐晓光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高校的早期传播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其上限是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壬子学制”、确立新式教育制度后，各地相继开办专门学院和大专院校；下限则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部分高校内迁大后方，从而引发了中国高校组织的重大调整。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高校的早期传播，具体是指1912年至1937年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各类大专院校和专门学院的传播(1)钱聪、王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的早期传播：历史逻辑与现实启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8页。。高校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阵地，也是促进青年学生正确认知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环节，更是中共早期组织发展的“策源地”。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1页。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高校早期传播的历史条件、传播进程、传播内容、传播特点入手，既可以还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高校早期传播的真实面目，也可以为当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传播，进而引导青年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侵袭，提供历史经验与现实启迪。

一、马克思主义何以进入近代中国高校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指出：“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3)[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1页。。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一个个不同的场域，近代中国高校作为一个特定的场域，它何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较早被扎根的土壤，而近代中国高校学生又是如何在众多纷杂的社会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承担起传播的责任？这些都是必须予以解答的重要问题。

(一)条件变换：近代中国高校的改革与发展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文明的输入，新式教育随之兴起。特别是甲午战争失利之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近代中国高校随即纷纷建立。

时人以为，救亡必先重视教育。清政府为维持其统治，适应时代之需，废科举、办学堂，积极推行“新政”，先后实行“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但并未改变“中体西用”的基本立场和态度。直至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开始推行“壬子学制”。这一举措，变革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逐步确立了较为完整的新式教育制度，近代中国高校和在校学生于是呈爆发式增长。相关统计表明，“在民国元年，大学及独立学院，除出未立案的私立各校，只有四校，到民国十九年竟有五十九校，差不多增加十有五倍。同时大学教员数，从二二九到六二一二，增加二十七倍，大学学生数，从四八一到三三八四七，增加七十多倍”(4)黄任坚：《大学教育论业》，上海：新月书店，1932年版，第1—2页。。

新式学堂的建立必然要求新的校风建设，而如何破解读书等于入仕的思想是当时最大的难题。时任江苏教育司长的黄炎培讲述当时的学风道：“光复以来，教育事业，凡百废弛，而独有一日千里、足令人瞿然惊者，厥惟法政专门教育。”(5)《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从时人对法政学校的向往中，足可见出多数高校学生并没有专注于学习，而仅仅是将其作为踏入仕途的跳板而已。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时人寄予厚望，盼其“一则扫除学生作官之思想”，“再则限制官吏兼任教员及求官者而权任教员”(6)《北京大学校之沿革》，《东方杂志》1917年第4期。。蔡元培将北京大学的问题归于学制和课时的零杂以及校风败坏两个方面。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有三：一是重塑校风，改变学生观念。他反复强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7)《蔡元培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50页。。二是建设和优化师资队伍。蔡元培极力倡导网罗众家、不拘一格地录用教师。他聘请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聘请辜鸿铭、胡适、李大钊等任北大教授，使得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有机会一较高低，北京大学也因此而成为近代中国高校自由民主学风的一个缩影。三是改良教学制度。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8)《蔡元培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4页。。他提倡各种学术主张都可以立说，并将学年制改为选科制，将学门改为学系，破除文理法之学科壁垒，改设为14个系，北京大学学生可自行兼习。这些改革，使近代中国高校的“尊西崇新”思潮被初步激发出来，进而使得高校的外语教学大为盛行，因为学生们渴望效仿西方，所以掌握跨文明知识的基础学科——外语就备受青睐，如当时的北大预科“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9)《蔡元培自述》，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页。。同时，学生对“新知”的探求热情也被激发出来。由于蔡元培等人的改革打破了学术壁垒，高校学风遂大为改观，学术至上逐渐代替了学而为官的观念。此外，高校留学生教育成为时代潮流。20世纪初是中国留学生的大发展时期，由于地缘优势和相似的文化背景等，留日风潮成为主流。中国的留学生人数尽管在整个学生群体中所占比例不大，但是他们在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承担了重要角色。他们在校园中进行思想启蒙，传播各种文化思潮和知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得到传播，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得益于留学生群体的集体“盗火”。近代中国高校的条件变换，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传播奠定了校园环境和人才储备。

(二)力量变革：学生群体崛起

皮埃尔·布迪厄指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10)[法]皮埃尔·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近代中国高校学生以其共有特点和自我身份认同而成为社会变革的新兴力量。

首先，从共有特点看，近代中国高校学生分布集中，社会联系广泛。1912年后，新式高校学生多集中于国内各政治、经济、文化等中心城市和沿江、沿海的大中城市。如1916年，北京拥有高校17所，在全国的占比为约16%；上海拥有12所，占比为近12%。高校的集中便于学生间的联络、动员和组织。同时，封建统治阶级歧视政策的废除，使得不同阶级阶层的人们都可以得到入学受教的机会，从而打通了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社会联系。此外，近代中国高校学生的自主性增强，具备一定的抗争意识。一方面，青年学生就读于新式高校或者出国留学，他们在接受了新式教育和新思想新思潮的熏陶后，必然成为新兴力量的一部分，且会率先要求实现政治和社会变革。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增加了高校学生失学失业的威胁，学生的自身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和满足，因此他们具有一定的反抗意识。亨廷顿指出：“大体看来，失业的、疏离的或因其他缘故而牢骚满腹的人受教育的水平越高，不安定因素走向极端的可能性就越大。”(11)[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基于此，青年学生群体已然具备了参与社会运动和政治变革的力量和资本。

其次，从自我身份认同看，近代中国高校学生具备了国家主人翁的自我认知。新式教育虽使青年学生逐渐从传统士大夫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群体，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内圣外王”和“心忧天下”的爱国意识不会消失。民族危亡之际，青年学生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结合起来，他们“纷心于政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之问津”(12)杨荫杭：《老圃遗文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同时，中国社会呈现出“崇新重少”的倾向。当时的社会舆论普遍以他者视角看待和认知青年学生群体，且大都以正面积极的言论宣传青年学生群体所蕴含的潜力，将他们描绘为中国未来的希望，鼓励和动员他们推进社会变革。如李大钊就曾号召青年学生“取世界一切白首之历史，一火而摧焚之”(13)《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4页。。

总之，以校园为纽带的青年学生群体取得了参与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共同资本，他们拥有了社会公认性的权利和地位，并以相似的教育背景、集中的受教之地，甚至地缘、学缘等关系，共同塑造了学生群体，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高校的早期传播打下了良好的受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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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变迁：五四前后社会思潮的演变

中华文明诞生至今已历五千多年，早已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打下深深的烙印。中国社会也是一个文化导向型的社会，每一次社会变革的背后都必然有思想文化的推动。五四时期，以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的落后在于思想文化的落后，遂大力倡导向西方学习，认为只有思想文化的觉悟才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4)《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页。。他们大力宣传西方文化，使得大量西方社会思潮纷纷涌入中国，而这也深深影响了近代中国高校。

当时涌入中国高校的西方社会思潮主要有四种：一是进化论，主要是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严复对其中的世界本源、“优胜劣汰”及将进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和阐发，这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理论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鲁迅回忆自己在南京水师学堂学习的场景时写道：“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15)《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6页。二是“改造社会”学说。五四时期，改造社会成为最时髦的话语，所指大致包含三个向度：第一个是将目光从国家转到社会，号召人们积极从事改造社会的实践。如时任四川大学校长的张澜反对学生死读书，号召他们积极参与改造社会环境。第二个是将以劳工为主的平民作为改造对象，主张用渐进式改良手段对他们进行改造。第三个是将社会责任意识和平等互助等理念贯穿于社会改造之中。三是社会主义。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是最为普遍和重要的思潮之一，但其流派众多。北京大学当时曾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相信“社会主义”的高达47%，居第一位，但是其中包括了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流派。四是俄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6)《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十月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主宰世界的格局，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给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指出了未来发展的新路。俄国革命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也迅速将目光投向于此。他们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从笼统的社会改造问题转向社会革命问题。周长宪指出：“政治的改造，是要以社会革命为前提的”(17)周长宪：《社会根本改造运动》，《国民》1920年第3期。。二是如何在革命策略上通过阶级斗争促进革命转化。毛泽东指出：“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8)《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总之，五四时期，伴随着西方社会思潮的大量涌入，近代中国高校学生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转变，从而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高校传播的大幕。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高校早期传播的历史脉络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高校的早期传播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高校由传入到广泛传播、再到具体深入传播的历史进程，更是近代中国高校青年学生从对马克思主义形成初步认知到自觉运用和创新的过程。随着形势的变化，每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也有所不同。

(一)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高校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很快就引起中国高校广大师生的兴趣。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初入中国，所以高校的普通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理解大都存在偏差，只有李大钊、陈启修等人进行了较为客观和正确的探索和传播。他们主要是利用课堂授课、讲座、发表文章等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此同时，一批进步社团也开始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如觉悟社、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新民学会等。而伴随各种“主义”的涌入，中国高校内部甚至出现一个“主义”不同传播方案的争锋，在彼此之间的激辩中，青年学生出现了分化整合，这也在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各个高校的传播。特别是伴随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以北京大学为中心，辐射全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网络初步构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校际联动传播。中国共产党甫一成立，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党的一大专门研究了建立和发展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的问题，这就更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高校的传播。

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高校的传播，就内容而言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剖析各派社会主义，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针对当时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青年学生纷纷参与思想争论，在这一过程中，很多青年学生改变了自己的原有观念，摆脱其他思潮的影响，树立起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如杨匏安对当时国内外各种社会主义进行了系统的对比和归类，指出：“只有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真正救国救民的社会主义道路。”(19)《杨匏安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页。此外，他还对践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二是开展学生运动，建立学生组织，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围绕争取学生自身利益、反帝反封建、追求民族独立和倡导社会革命等,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23年的“驱彭挽蔡”运动等。在开展学生运动的同时，学生组织纷纷建立。特别是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后，青年学生充分发挥其作为各省高校学生联合会联络中心的作用和便利，利用各省高校学生联合会创建的刊物，如《湘江评论》《学生联合会周刊》等，使其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载体。三是开展五一纪念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工的知识。青年学生借助五一纪念活动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真相，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他们利用报刊、平民教育演讲团、平民夜校等传播媒介和路径，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鲜活生动的事例传播剩余价值、分配、交换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他们探讨工人阶级解放的方向和途径，提倡一切生产手段归社会公有，宣扬阶级斗争理论。他们还提出联合工人阶级，组建工会，进行社会革命。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成长到能够独立领导革命运动的地步，因此要“吸收一切革命的势力都参加这个奋斗，这是一件最大需要”(20)《高君宇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页。。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各高校设立党、团支部，整合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力量，促使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传播得到了有力发展。

(二)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高校的传播

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高校传播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反对国家主义派，宣传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以曾琦、李璜等为代表的部分留法学生提倡“全民革命”，宣传国家主义而掩盖阶级本质。他们反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宣扬“国家至上”。对此，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青年学生群体积极予以反驳。恽代英指出，阶级存在是客观事实，国家的本质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因而不能否认阶级差别，“谁敢说中国人当中个个都是一样平等，没有压迫的人和被压迫的人？所以阶级是有的”(23)《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1957年版，第228页。。他就此提出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并进一步论述其存在的合理性。二是传播被压迫民族解放的理论。随着苏俄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渠道，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也随之传入，特别是第三国际成立后，一批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创办杂志和报纸来译介列宁的生平和著作、俄国革命史以及共产国际历史与重要会议等，因此，一系列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相关理论著作和报刊新闻出现在了中国民众的视野中，《共产党》《新青年》等刊物上也相继译介共产国际文件和理论文章，如《加入第三次国际大会的条件》《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等。此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进行世界革命的理论受到众多中国高校学生认同。三是传播革命统一战线理论。大革命时期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列宁的统一战线理论如何在中国推行成为青年学生群体关注的焦点，他们开始意识到“扩大及巩固各阶级联合战线，这是我们当前的生死问题”(24)《邓中夏全集》(中)，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3页。。当时，他们对统一战线理论的传播主要集中于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明确革命对象，宣传革命动力包括工人、农民、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等，以及必须由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四是向农民传播马克思主义。农民在中国人口中的占比极大，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青年学生就肯定和重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作用、如何唤醒和动员农民的革命觉悟以进行社会革命，以及正确分析农民阶级的固有弱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期望通过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来教育中国农民，提高他们的觉悟，调动他们的革命积极性。

(三)土地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高校的传播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制造“白色恐怖”，共产党领导红军通过不懈斗争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一阶段，国统区和革命根据地高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呈现出极大的不同。在国统区，国民党的文化“围剿”配合军事“围剿”，减弱了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内高校的传播势头，再加上土地革命前中期，党内存在严重的“左”倾错误，在“城市中心论”指导下，国统区的中共地下组织过分强调工人运动，某种程度上轻视了学生运动，也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高校的传播。“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策略。党敏锐地意识到，“善于利用公开或半公开的可能，是今后开展救亡运动的重要关键”(25)《中国共产党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7—1949.9)》，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437页。，国统区高校的党组织开始利用其领导下的外围组织、学生进步社团等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国统区截然不同，中央苏区高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则开展得如火如荼。以红军大学和苏维埃大学为例，这两所高校不仅在校内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课程和军事课程，而且还重视对外的革命文化宣传，鼓励青年学生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通过巡讲、画报、舞台剧等各种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

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高校传播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与集中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统一的，列宁则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苏区高校积极传播这些思想，并与高校党组织建设实际相结合。如针对党组织“只有从上而下的集中，而没有从下而上的民主”(26)《蔡和森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1页。的问题，提出发挥党内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二是传播苏维埃建设理论并进行实践探索。一方面，在经济建设上，党要求青年学生大力发展生产，帮助农民获得土地，帮扶失业工人和小手工业者。另一方面，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党要求青年学生重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分清两类矛盾，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三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斗争形式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暴力革命，但也不能否认和平斗争的方式。高校党组织充分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要求“青年应该能够担任革命所加于他的一切责任，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武装”(27)《李求实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基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党采取了特殊的方式领导广大青年学生开展武装斗争，即动员党员和进步青年，利用合法形式，将壮丁队、自卫队等发展成为党领导的武装队伍。如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广州的侵略，党领导成立了东莞模范壮丁队，而东莞青年学生成为了这支150余人队伍中的先锋和中坚力量。此外，区别于直接武装斗争的其他斗争形式也广泛开展，特别是党领导下的青年统一战线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广大青年学生开始组建半军事性质的团体组织，如广州学生抗敌救援会、救亡呼声社、中山大学抗日先锋队、东莞青年抗敌同志会等，宣传和动员青年开展革命斗争。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高校早期传播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来到近代中国，再转而进入中国高校，在“转场”的过程中，基于传播环境和传播意图的不同，呈现出独有的传播特点。

(一)传播主体的嬗变性

近代中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经历了从个体自发传播向有组织的系统传播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高校时，由于中国普通民众的整体文化素质不高，难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即便是一般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也大都难以读懂。因此，最早能够接触并进行传播的，是具有一定理论修养的高校活跃教师和青年学生等个体，他们的传播也是自发进行的传播，如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等。此外，高校内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无政府主义等知识分子个体也开始自发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但是这些传播者出于自身的政治目的和受理论水平的限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往往存在片面性的解读。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入，高校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开始向有组织的系统传播转变，这当中，一类传播主体主要包括以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进步社团和学习小组，如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另一类传播主体则是以高校党组织、各校社会主义青年团、党小组及外围组织为主。此时，高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体呈现出新的样貌，表现为他们信仰目标的共同性、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性以及不同群体间的关联性，即是说，他们为共同的信仰和目标而有组织地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重视加强与青年学生群体以外的劳工群体等的联系，以联合传播马克思主义。

(二)传播内容的选择性

“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是指传播者为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或其他目的，在一定的语境下经过有目的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过程。”(28)王刚：《论中国早期知识精英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8期。马克思主义在进入近代中国高校时，在传播主体、传播受众、传播形势等因素影响下，也必然呈现出选择性的特征。

首先，传播主体的不同目的所造成的选择性传播。马克思主义不是甫一传入就立即为中国高校青年学生所接受的，而是经过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解读。在这个过程中，与传播者的理论水平和现实条件相联系，他们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必然有详有略，解读也有所侧重，这就不免会造成传播主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选择性传播。同时，部分传播主体还会利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政治宣传。如彭殷柏在称赞十月革命的伟大成就及苏俄对中国的帮助时就说：“中国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29)《共产主义小组》(下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76页。。此外，传播者还寄希望于运用多种革命文化形式渗透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们通过诗歌、小说等形式讴歌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宣扬反帝反封建主张，这必然会带来马克思主义传播在具体内容上的不同取舍。

其次，面向不同受众的选择性传播。马克思主义传入近代中国高校，除了增强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同外，还需要借助青年学生作为中介向更广大的社会公众进行传播。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受众不同，传播的取舍也会有所不同。面对青年学生时，考虑他们的文化理论素养较高，传播主体必然侧重于剖析社会现实，引导青年学生树立坚定的革命信仰，倡导他们投身革命。如此，传播重点就落在国家主权、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带有学理性、革命性的内容上。面对其他群体时，传播主体则会侧重强调革命联合、建立统一战线等相关理论。

最后，针对不同形势的选择性传播。“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为了达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预期效果，传播主体必然会灵活结合形势和任务进行宣传，根据现实需要有选择地重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如五四时期，面对国家的生死存亡，传播主体宣传的重点集中于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传递俄国十月革命所带来的希望，倡导人民大众起来进行革命；而在大革命时期，传播主体考虑到国共合作的现实需要，就必然会倡导革命联合，侧重于统一战线理论等方面的宣传。

(三)传播媒介的多样性

传播媒介是勾连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的中介，只有借助于相关媒介，才能使信息在传播者和受众间实现共享和反馈，从而顺利实现传播意图和目的。

马克思主义正是借助多样化的媒介，才顺利完成了在近代中国高校内外的传播。一是口头宣传。高校拥有独特的集会便利，青年学生广泛利用讨论会、学术讲座、授课、集会、培训班、演说和辩论等口头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如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根据地点和时间的不同，分为城市演讲、农村演讲、巡回式定点演讲、定期演讲等多种方式。二是文字刊载。进步书籍的翻译出版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通俗读物的翻译和出版发行，特别是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和华兴书局等出版机构成立之后，相继出版了《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十二讲》等一系列书籍，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高校的传播有了第一手资料。同时，进步报刊也是高校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媒介。列宁指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31)《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1页。。青年学生群体广泛利用《中国青年》《向导》等公开报刊及高校内部发行的诸如《北京大学学生周报》等内刊进行传播。此外，传单、小册子和宣言书等也是高校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媒介。特别是伴随口头演讲和游行示威过程中的各种传单、小册子和宣言，它们所具有的传播速度快、可操作性强、隐蔽性高、方便传阅等优点成为高校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途径。三是图像记录。当时因国人整体文盲率高，各地方言不通，宣讲和传单等很难在普通民众中起到效果，故而画报、歌曲等灵活生动的图像、音像媒介就更加适宜马克思主义的大众传播。它们可以形象地与时事结合，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从而号召民众进行革命。四是话剧演绎。五四后期，话剧运动迅速兴起，遍及全国各地。话剧拥有独特的舞台表演形式，它以最形象、最动人的方式成为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武器。如以青年学生群体为主的“人民抗日剧社”在各地开展巡演，他们紧贴现实，宣传抗日和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斯诺曾评价道：“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32)[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页。此外，具有民族特色的戏剧、活报剧等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媒介。五是利用各种纪念活动进行传播。青年学生抓住每年的五四、五一等具有集体记忆的象征性节日举行纪念活动，开展政治游行、演说、集会等，卓有成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

(四)传播环境的重塑性

有效传播不能离开特定的时代环境，在马克思主义进入近代中国高校的本地化过程中，也面临着如何更好与中国高校这一独特“土壤”相结合的现实境遇。

一方面，不同区域、政党、派系控制下的高校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呈现不同的形式。如军阀政府控制下的北京大学和四川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多集中于学术团体的研究等，而国共合作创办的上海大学则具有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刊物、纪念活动、社团及系统课程等。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高校亦有所不同。如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术型高校更侧重从自由民主思想层面来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以交通大学为代表的技术型大学则因其独特的学科定位，并不热衷举办相关活动，这些高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多依靠校内党团组织进行。为此，我们党充分把握传播环境的可塑性，对不同传播环境进行重塑。一是加强思想文化的融合。重视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以中国化的方式加以呈现。二是利用不同的策略和形式。针对国共统治区的不同环境，我们党利用显性传播和隐性传播相结合的策略，充分利用各种直接和间接的形式，如漫画、杂文、打油诗等进行公开、半公开的传播。三是营造观念改变的环境。“宣传家只能顺势利用受众已经接受的语言和观念”(33)[美]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中国共产党则努力营造“革命”的观念来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如中山大学乃是为了革命和建设而建立的新型大学，青年学生群体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我们党便利用这一特点，不断营造“革命”的观念和氛围，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高校的早期传播，为当今中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3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1页。高校是传承文化和承载思想的重要场所，而“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3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78页。。所谓“因事而化”，就是高校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理论素养水平与知识储备，凭借历史尤其是党史上的重大事件，讲清楚事情的真实情况，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事例揭示背后所蕴含的道理，在科学理论与历史事实的有机结合中，完成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目标任务。所谓“因时而进”，就是要紧跟时代潮流与步伐，创新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传播内容、方式和载体。如利用网络新媒体等使宣传教育工作活起来，既在战略层面上布好局，又在关键节点处落好子，尤其要抓住重大纪念活动、重要会议等关键节点和重要时机，连点成线持续推进。坚持将理论教育与实践活动相结合，将宣传灌输与启发引导相结合，将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以情化人、以理服人，运用课堂主渠道和第二课堂等营造校内外合一的全社会良好教育氛围，在上下齐心、内外合一、情理交融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所谓“因势而新”，就是依据国际发展新形势，遵循国家发展新趋势，基于高校青年学生学习生活新态势，既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又创新宣传教育的软性表达，丰富宣传的实践形式和路径，在显隐结合中达到既定效果，如构建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组织、立足实际构筑话语风格与叙事方式、拓宽传播渠道等。此外，还应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区域、不同性质和不同办学层次等对高校进行细致划分，重视利用当地红色资源、人文底蕴等特色禀赋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共同将各地高校打造成为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阵地。这对新时代持续深化高校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维护高校意识形态领域安全、推进高校思想理论政治课建设，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