夭竹君

寄生虫病故事较早见于西汉文献，其常以“瘕”为其病名。《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淳于意治疗齐中尉潘满如之“积瘕”①（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03页。病和临菑泛里女子“蛲瘕”病②（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09页。，两则故事的叙事近似于医案，均以写实笔法描述患者的病状、病因、治疗方法，并引用经典医籍理论为其佐证，以突出名医诊疗手段的高超。西汉刘向的仙传小说《列仙传》中亦有两则故事谈及此病，即朱璜“病毒瘕”及河间王“病瘕”，朱璜病因为“腹中三尸”③（汉）刘向撰，王叔岷校笺：《列仙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3页。，河间王病因则为“六世余殃下堕”④（汉）刘向撰，王叔岷校笺：《列仙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6页。，是为道教三尸信仰和“承负”之说的反映。《列仙传》中的寄生虫病故事较之《史记》已具有夸张和奇幻色彩，如描写患者服药后排泄之物为“百日病下如肝脾者数斗”、“下蛇十余头”，初具后世寄生虫病故事的雏形。

寄生虫病故事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和史籍中数量较多，其故事情节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其一，直接说明病人患腹痛，解剖或呕吐后得一异物。其二，患者因嗜食某物而腹中结瘕，或因某种病而引发嗜食症，其结果皆大吐异物。其三，患者因误食某物而患腹疾，后吐出异物。目前学界对此类故事的研究甚少，崔建华《“马兜铃”原始》一文从《西游记》⑤崔建华：《“马兜铃”原始》，《古典文学知识》2012年第1期。中孙悟空以白马尿为朱紫国王治疗腹内积食之症的故事出发，溯源至诸医书和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马尿治疾的记载，并以唐宋时几则“马溺消瘕”衍生出的故事作为佐证，指出白马尿在医籍中尽管能治疗诸多疾病，但人们关注到的更多是此药方背后的逸闻趣事。另外，对寄生虫病症及唐前饮食习俗的讨论中也有提到相关故事，如宋大仁《中国古代人体寄生虫病史》①宋大仁：《中国古代人体寄生虫病史》，《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南朝·梁）顾野王：《玉篇》，《丛书集成初编》据《古逸丛书》本影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66页。、毋燕燕《关于“脍”的历史文化考察——兼及生鱼片的起源问题》②毋燕燕：《关于“脍”的历史文化考察——兼及生鱼片的起源问题》，《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9期。、王若涵《脍不厌细——中国古人食脍习俗小考》③王若涵：《脍不厌细——中国古人食脍习俗小考》，《文史杂志》2010年第6期。等，“寄生虫病”故事在以上诸文中只是作为病例或论据有所提及，并未详细阐释故事的叙事和文化内涵。

细读文本，可见魏晋南北朝寄生虫病故事在情节上可总结出一些共同之处：其一，患者腹痛或异常能食；其二，呕吐或排出奇异之物；其三，治疗手段或药方非同寻常。对于这些并非个案、情节相类的故事，我们不免生发出以下几点疑问：故事中的寄生虫病是否有客观的医学解释？为何在魏晋南北朝会出现这么多与前代不同的寄生虫病故事？患者排出体外之物为何会如此稀奇古怪？这些故事在叙事和审美上有哪些特色？结合故事文本和相关文献，本文试图将这些问题逐层解析，以期加深对魏晋南北朝笔记小说怪奇色彩的理解。

一、寄生虫病的医学阐释

剥去故事中疾病描写的怪奇外衣，我们能够发现寄生虫病，即“瘕”症在古代典籍中有据可查。《诗经·大雅·思齐》中有：“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④（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49页。意为赞颂文王断绝民间疾疫的功业。郑玄读“烈”为“厉”，并云：“厉假皆病也”⑤（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49页。，“厉”可解为恶疾，同“癞”，《战国策·秦策三》：“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为狂。”⑥（汉）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86页。“厉”为恶疮之意；“假”应为“瘕”的假借字，故郑玄说二者皆病。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瘕，女病也”。段玉裁注曰：“按女字必是衍字。《诗》：厉假不瑕。笺云：厉、假皆病也。正义引说文。疠疫、病也。或作癞瘕、病也。是唐初本无女字也。”⑦（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50页。另于省吾、程俊英等学者在释此句时会引用汉《仙人唐公房碑》中“疠蛊不瑕”，以此证明“烈”与“疠”，“假”与“瘕”、“蛊”同义。检《唐公房碑》中前后文意：“贤者所存，泽流百世，故使智乡春夏无蚊蚋，秋冬鲜繁霜，疠蛊不瑕，（去其）螟□，百谷收入，天下莫斯，德佑之效也。”⑧冯岁平：《汉〈仙人唐公房碑〉研究》，《碑林集刊》，2012年，第44页。可见碑文用此句是以《诗经》赞文王的笔法，颂扬唐仙人德被乡野、使民免于疫病的功劳。《说文》释“蛊”为腹中虫也，可证以上说法。《山海经·南山经》曰：“丽麂之水，其中多有育沛，佩之无瘕疾。”郭璞也注“瘕”为“虫病也”⑨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页。。此外，《太平御览》引汉代纬书《龙鱼河图》曰：“犬狗鱼鸟不熟，食之成瘕。”⑩（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298页。南朝梁顾野王《玉篇》“疒”部：“瘕……腹中病也。”⑪可知腹中有物，且大多为虫的病症是早期人们对“瘕”字的基本认识。而诸如《黄帝内经·素问》《灵枢》，东汉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等唐前医籍论证腹痛诸症时却鲜少提及“瘕”，只言腹满、腹胀、腹痛以及寄生虫等症状。

隋代巢元方编撰的《诸病源候论》对前代医籍中的病症做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寄生虫病诸症在书中有翔实记载，故事所描述的各种症状几乎能于此找到对应症候。具体来看，大致可分为两种：

其一，症瘕病诸候。“症”与“瘕”皆是饮食不消、聚集在腹中之病候，但二者有细微不同，“块叚盘牢不移动者，是症也”，“瘕者，假也，谓虚假可动也”①（隋）巢元方等撰，丁光迪主编：《诸病源候论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第385页。。前者包括暴症候、鳖症候、虱症候、米症候、食症候、腹内有人声候、发症候、蛟龙病候；后者则有鳖瘕候、鱼瘕候、蛇瘕候、肉瘕候、酒瘕候、榖瘕候、腹内有毛候。诸候名字所由来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所食不消者为名，如食米、鱼、发、蛇等；二是揣摩腹中之物的形状而得名，如形如鳖、虱，而因食某物而形成某种形状的“瘕”也多因想象得来。

症、瘕诸候的病状与大部分寄生虫病故事所描述的相符，如南朝宋东阳无疑《齐谐记》中郭坦大儿病后大能食，“一日食斛余米，……腹大饥不可忍，后门有三畦韭，一畦大蒜，因啖两畦，便大闷极卧地，须臾至大吐。吐一物，似龙，出地渐渐大。”②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347页。“食症候”载：“有人卒大能食，乖其常分，因饥值生葱，便大食之，乃吐一肉块，绕畔有口，其病则难愈，故谓食症。特由不幸，致此妖异成症，非饮食生冷过度之病也。”③（隋）巢元方等撰，丁光迪主编：《诸病源候论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第389页。据《诸病源候论》编者按，吐出肉块近似于今所见之姜片虫，此虫多存活于猪之粪或水生泥土中，人若生食沾染粪便的植物便易沾染此虫。但此症候之所以归于瘕症候类，而非寄生虫诸候类，是因为此病病因为能食不消，而感染寄生虫则是因嗜食所致的结果，然在巢氏等医家看来，此病的主要病因还是“不幸”和“妖异”。另如南朝宋陶潜《搜神后记》中有人与奴俱得瘕病，“奴既死，令剖腹视之，得一白鳖，赤眼，甚鲜明”④（南朝·宋）陶潜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后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90页。，此即为“鳖瘕候”，《诸病源候论》直接引用此故事来说明症状，并明言此病为“有食鳖触冷不消而生者，亦有食诸杂肉，得冷变化而作者。皆由脾胃气虚弱而遇冷，则不能克消所致”⑤（隋）巢元方等撰，丁光迪主编：《诸病源候论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第388页。。还有南朝宋刘敬叔《异苑》中新野妇人食蛇后“即得能食病，日进三斛饭，犹不为饱”⑥（南朝·宋）刘敬叔撰，范宁校点：《异苑》，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1页。，此为蛇瘕候；章安有人爱吃鸭肉，“乃成瘕病，胸满面赤，不得饮食”⑦（南朝·宋）刘敬叔撰，范宁校点：《异苑》，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84页。，此为“肉瘕候”⑧（隋）巢元方等撰，丁光迪主编：《诸病源候论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第391页。；有人“误吞发”，腹中便生出如蛇之物，此为“发症候”⑨（隋）巢元方等撰，丁光迪主编：《诸病源候论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第390页。。

其二，九虫病诸候。本篇论述九种寄生虫病，指出寄生虫由饮食而生，但其发动与否则在于人体脏腑之气的虚实，“腑脏气实，则不为害；若虚，则能侵蚀”⑩（隋）巢元方等撰，丁光迪主编：《诸病源候论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第371页。。寄生虫病故事中明确提到患者因寄生虫而病的故事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仓共淳于意诊临菑泛里女子病“蛲瘕”，张守节正义云“人腹中短虫”①（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09页。，与《诸病源候论》中“蛲虫候”下“形甚细小”②（隋）巢元方等撰，丁光迪主编，《诸病源候论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第372页。的描述一致；另淳于意曰：“病蛲得之于寒湿，寒湿气宛，笃不发，化为虫”③（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09页。，“宛”亦为“郁”之通假字，因外感寒湿而体虚气滞，这里看到了寄生虫病发的动机，巢元方的意见与之一脉相承，但认为虫为此郁气所化，则忽略了虫病的根由，反映了时人的认知局限。

再如《南史·徐嗣伯传》载徐嗣伯为张景治腹病，观其腹胀面黄，诊之为“石蛔”④（唐）李延寿撰：《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40页。作祟。“蛔虫”，即“蛕虫”，或“蚘虫”，蛕、蚘皆为蛔的异体字。《说文》注“蛕”为“腹中长虫也”⑤（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64页。；《灵枢·厥病》称为“蛟蛕”，“心肠痛，脓作痈肿聚，往来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热喜渴涎出者，是蛟蛕也。”⑥（清）张志聪撰：《黄帝内经灵枢集注》，出自郑林主编：《张志聪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474页。《伤寒论·厥阴篇》《金匮要略》中亦论及蛔病，巢元方亦称其“贯心则杀人”⑦（隋）巢元方等撰，丁光迪主编：《诸病源候论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第370页。。但“石蛔”并不见于宋前的诸家医籍，而宋以后如《证类本草》、明《普济方》《本草蒙筌》《本草纲目》《雷公炮制药性解》、清《奇症汇》等医书对“石蛔”症状及疗法的记载几乎皆引用了徐嗣伯的故事，神乎其神却无实证和临床效用可言。

又如《后汉书·方术传》中广陵太守陈登得病，华佗诊断为“胃中有虫数升，欲成内疽，食腥物所为也”，服汤药后，“吐出三升许虫，赤头皆动，半身是生鱼脍也，所苦便愈”⑧（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38页。。这是典型的食生腥所致的寄生虫病，很有可能属于九虫病诸候之一的“寸白虫候”，其病因为“饮白酒，一云以桑枝贯牛肉炙食并食生栗所成。又云：食生鱼后，即饮奶酪，亦令生之。”⑨（隋）巢元方等撰，丁光迪主编：《诸病源候论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第374页。以现代医学观点来看，这些认识皆较为客观准确。

除以上两种之外，寄生虫病故事患者症状能在《诸病源候论》中找到依据的还有“积聚候”，“肝之积，名曰肥气。在左胁下，如覆杯，有头足，久不愈，令人发㾬疟，连岁月不已。”⑩（隋）巢元方等撰，丁光迪主编：《诸病源候论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第377页。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卷八·第二论“肥气”时在“有头足”句下有“如龟鳖状”⑪（晋）皇甫谧撰，张灿玾等主编：《针灸甲乙经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年，第1484页。四字，指该积似有头足样之块状物。《搜神后记》中主奴二人腹中有白鳖之事亦有可能为肝气积聚所致。另有“水瘕候”和“水蛊候”，二者皆因“经络否涩，水气停聚，在于心下，肾经又虚，不能宣利溲便，致令水气结聚”所致，病状为“但欲饮而不用食，徧身虚肿”⑫（隋）巢元方等撰，丁光迪主编：《诸病源候论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第430页。，类于今之肝腹水。《搜神后记》中一督将“因时行病后虚热，更能饮复茗，必一斛二斗乃饱”①（南朝·宋）陶潜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后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88页。，所患即为此疾。再有“食鸭肉成病候”、“食鱼脍中毒候”②（隋）巢元方等撰，丁光迪主编，《诸病源候论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第496页。，前者与触冷不消而致的症瘕候相类，只是此候位于“蛊毒病诸候”下，重点强调鸭肉本无毒，只因其不易消化而致人患病，食鱼脍及其他六畜肉致病也是如此。《异苑》中便有食鸭肉、牛肉得病的故事。

通过对比寄生虫病故事中患者病症与医籍的记录，寄生虫病的大致病理已逐渐明了，即因寄生虫引发的腹胀、腹痛、腹泻或呕吐之症。故事的集中出现以及医籍的详细记载说明寄生虫病在唐以前应该并不少见，医家对其病状、病因、病机以及疗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已具有较科学的了解和探索。

但需要注意的是，以《诸病源候论》为代表的医书在描述寄生虫病时颇具志怪色彩。有的直接征引志怪故事，如前文谈到的“鳖瘕候”引《搜神后记》主奴俱患鳖瘕之事；“食症候”下能食生葱的记述也颇似《齐谐记》中郭坦大儿的异行；“腹内有人声候”中“夫有人腹内忽有人声，或学人语而相答”③（隋）巢元方等撰，丁光迪主编，《诸病源候论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第390页。的描写则是《搜神后记》中路永之弟患心腹坚痛时闻腹中有鬼呻吟之事的形象描述。有的采用民间传言，如“蛟龙病候”：“蛟龙病者，云三月八月蛟龙子生在芹菜上，人食芹菜，不幸随食入腹，变成蛟龙。其病之状，发则如癫。”④（隋）巢元方等撰，丁光迪主编，《诸病源候论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第390页。“云”字、“蛟龙”、岁时、食用某物患某病的说法都极具传闻性质；“虱症候”下有“俗云虱症人见虱必啮之，不能禁止。虱生长在腹内，时有从下部出，亦能毙人。”⑤（隋）巢元方等撰，丁光迪主编，《诸病源候论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第388页。此说亦荒诞无稽。最为常见的是生动奇异的形容和比喻，如“鱼瘕候”下“亦有饮陂湖之水，误有小鱼入人腹，不幸便即生长，亦有形，状如鱼也。”⑥（隋）巢元方等撰，丁光迪主编，《诸病源候论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第391页。“发症候”下有“有人因食饮内误有头发，随食而入成症。胸喉间如有虫上下来去者是也。”⑦（隋）巢元方等撰，丁光迪主编，《诸病源候论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第390页。食鱼则腹中长鱼、误吞发则胸中如有虫动的表述既形象，符合人患此二症时候的真切体验，同时给人以虚妄和怪诞之感。从寄生虫病这一病症来看，《诸病源候论》对志怪的多方借鉴一方面说明当时医家对此病的认识还不够客观和全面，擅长以形象、感性的思维进行病状的分析，而非理性实验下的阐释。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志怪小说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力，以及民间信奇语怪之风气的浓厚。正因为如此，寄生虫病故事的离奇和古怪才值得我们关注，接下来我们将分析此类故事之怪的具体表现及审美特征。

二、寄生虫病故事之怪奇

寄生虫病故事之怪，不在于神鬼妖邪，而在反映寻常生活事件中的极端异常，即普通疾病症状的奇特演绎。从故事文本来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腹中之物与治疗方式的怪异。

其一，腹中存在或排出物之怪。首先，腹中之物本身异常，或尺寸夸张。如东晋孔约《志怪》中患腹痛之人腹中之铜枪，“容可数合”，“枪”在魏晋南北朝时为一种酒器，“合”乃汉时的计量单位，《汉书·律历志》载“十合为升”①（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967页。，容量数合的铜枪生长于腹中着实令人惊异。故事后文说华佗以药投之，“枪即化为清酒”②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331页。，可推测此病为《诸病源候论》所载“酒瘕候”之类，病因饮酒过多而起，酒在腹中积聚成瘕引发腹痛，而“铜枪”应为因酒而生的触类联想。又如《搜神后记》患斛茗瘕之督将“有一物随吐后出，如升大，有口，形质缩绉，状似牛肚”③（南朝·宋）陶潜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后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88页。，前文谈到督将所患为水积于肝而引起的“水瘕候”，但吐出如此体积和形状的物体实不能以常理解释。其次，腹中之物变化多端。《齐谐记》中麻姑见一只头尾仍是大蛇的鳖，系之一月后，蛇完全变为鳖，吞食后遂生病，“啖中有物塞喉不下，开口向本，本见有一蛇头，开口吐舌”④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346页。。另有周客子之女吃鱼脍后便大吐之，“有蟾蜍从吐中出”⑤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348页。。又如《搜神后记》中一甲士采蕨茎食之遂患心腹疾，半年后“忽大吐，吐一赤蛇”⑥（南朝·宋）陶潜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后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90页。。再如《南史·徐文伯传》有一宫人误吞发患发瘕候，医者以油脂饮之，“则吐物如发。稍稍引之，长三尺，头已成蛇”⑦（唐）李延寿撰：《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39页。。诸多变化毫无规律、难以捉摸，皆颠覆了人们关于食某物患某瘕或寄生虫一般情状的常识。再次，腹中之物为活物。《搜神后记》中一沙门食烤羊肉，“炙便自走行道人皮中，痛毒不可忍。呼医来针之，以数针贯之，炙犹动摇。乃破肉出之，故是一脔肉耳”⑧（南朝·宋）陶潜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后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21页。。《异苑》中有人食鸭肉后患瘕症，“医令服秫米渖，须臾烦闷，吐一鸭雏，身啄翅皆已成就，惟左脚故缀昔所食肉”⑨（南朝·宋）刘敬叔撰，范宁校点：《异苑》，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84页。。所食之物化作另一物已让人讶异，已失去生命之食物的一部分居然还存在生机的设想更具有诡异之感。

其二，治疗手段之奇。医书关于腹瘕诸症候疗法的建议，多为用药、针灸、导引等，而寄生虫病故事只有少数几则提及药物或针法，多数疗法则令人匪夷所思。比如，以毒攻毒。《齐谐记》中患能食症、“一日食斛余米”的郭坦大儿大吐出一似龙之物后，有人“撮饭内着向所吐出物上，即消成水”⑩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347页。，大儿病遂瘥。另嗜食鱼脍的周客子之女在食尽五斛鱼后吐出一蟾蜍，“婢以鱼置口中，即成水。女遂不复啖脍”⑪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348页。。《搜神后记》中嗜饮茗之督将大饮五升茗后吐出一似牛肚之物，“客乃令置之于盆中，以一斛二斗复茗浇之，此物歙之都尽，而止觉小胀。又增五升，便悉混然，从口中涌出。既吐此物，病遂差”⑫（南朝·宋）陶潜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后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88页。。以患者嗜食之物投之从腹中排出之“瘕”，“瘕”即消散，患者遂病除，这种奇妙的疗法很有可能是“接触巫术”思维影响下的结果，“事物一旦互相接触过，它们之间将一直保留着某种联系，即使他们已相互远离。在这样一种交感关系中，无论针对其中一方做什么事，都必然会对另一方产生同样的后果”⑬[英]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8页。。当时人大概认为嗜食某物是腹中之“瘕”在作怪，故而将各种“瘕”赋予灵性，并以满足它们的嗜欲从而治愈疾病的思路来作为结撰故事的想象基础。

其三，奇特药方。《搜神后记》中主奴俱患寄生虫病，奴死后，剖腹得一白鳖，恰逢一客牵白马过，马溺溅鳖，鳖即消成水，“病者乃顿饮升余白马溺，病即豁然除”①（南朝·宋）陶潜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后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90页。。从现存医书来看，白马溺的治病功效在明清以后的本草类医籍中方可见到，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载白马溺“辛，微寒，有毒，（主治）消渴，破症坚积聚，……妇人瘕积，……治反胃杀虫”②（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第2776页。，继而直接引用祖台之《志怪》所载主奴腹中有白鳖一事，以此证明“马尿治症瘕有验”③（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第2776页。，之后明代缪希雍的《神农本草经疏》，清代的《本草便读》《本草易读》《本草备要》《本草从新》等几乎皆沿袭此种说法，且大都以此志怪故事来举证。因此白马溺是否真能治腹瘕之病，至今仍缺乏严谨的实证医学数据，其在故事中治病的偶然性以及在后世医籍中不断流传的生命力实在令人称奇。

与之相类的奇异药方还有《南史·徐嗣伯传》中徐嗣伯治疗张景之石蛔病所用的“死人枕”，“煮枕以服之，得大利，出蛔虫，头坚如石者五六升许，病即差”④（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40页。。《南史》所载“死人枕”，为墓中死者的靠枕，其不仅能治“石蛔”之症，还能疗愈“尸注”、“眼痛”。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卷十五“死人枕及席”条下全文引用《南史》中徐嗣伯之事，并增加其能“去疣”⑤（宋）唐慎微撰，尚志均等校点：《证类本草》，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435页。之效。明代李中梓所撰《雷公炮制药性解》卷六“人部”中则言死人枕为“人脑后骨也”⑥（明）李中梓撰，（明）钱允治订正，金芷军校注：《雷公炮制药性解》，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但言其能治“石蛔”病时亦提到神医徐嗣伯的医案。另《本草纲目》所载皆与《证类本草》一致。可知诸医书对“死人枕”究竟为何物实则不甚明了，对其性状、疗效的了解几乎皆来自《南史》中的医案，以及徐嗣伯所谓尸注、石蛔和眼痛皆因邪气而引发，“世间药不能除，所以须鬼物驱之，然后可散也”⑦（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40页。的言论，故言此方甚奇。

从故事的传播来看，寄生虫病故事之怪奇还表现在其情节和意象明显倾向于荒诞、怪异、丑恶的审美风格，但它却能够得以再三再四地改编和流传，甚至于影响史书和医药书籍的撰写。李剑国先生指出志怪小说的韵味在于“波谲云诡的丰富幻想和短小精悍的艺术描写”，也在于“以奇幻惊人，文笔迷人，也常以情致动人”⑧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7页。，同时认为其审美特性亦不止于此。我们在寄生虫病故事中所看到的丑与怪便是志怪小说审美特征的另一个方面。学者王军从“丑”字的形体和实质分析其两个基本含义：外貌难看，本质恶劣⑨王军：《丑的文化学阐释——读中国古典美学断想》，《中州学刊》1988年第5期。。“丑”字表意之“鬼”，既代表恐怖的形态，也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说明古人对此字的理解是建立在乐生恶死的情感态度之上的，故而王军认为“丑与其说是一个美学范畴，不如说是一个人本主义色彩极浓的生命哲学范畴，一个伦理学范畴”⑩王军：《丑的文化学阐释——读中国古典美学断想》，《中州学刊》1988年第5期。。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再来看寄生虫病故事中大吐、嗜食、呕血等情节，以及口中吐出的蛇头、蟾蜍、赤蛇、腹中的鳖瘕、破皮而出的脔肉，作为药方的马溺、死人枕、蒜虀大酢、猪脂等意象，无不与光明、美好、精致、健康等美的特质背道而驰，散发着诡秘和幽暗的气息。同时，故事中的腹瘕之症发病暴急，患者皆几近死亡，读来让人对此病不寒而栗，产生嫌恶之情。由此无论是外在还是本质，寄生虫病故事中描述的疾病无疑是丑恶的，而故事对丑、怪情节、意象的不惜笔墨也流露出其审丑和猎奇的倾向。接下来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古怪离奇的寄生虫病故事究竟是在怎样的文化语境下得以不断地复制和传播？

三、寄生虫病故事的传播及隐喻

首先，食脍风尚。寄生虫病故事的起因和线索无疑是这种腹内生异物的疾病，其病因为基于体内脏腑虚弱而致的胃肠瘀滞或寄生虫入侵，且从故事文本和医籍记载来看，寄生虫为主要外因。寄生虫进入人体与饮食密不可分，因此我们首先要考察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饮食习惯。故事中患者所食用而生病者，以鱼肉为最常见，其次是蛇、鳖、羊、牛、鸭等肉类，且大多是以脍或炙烤为主要的烹饪方式。“脍”在《说文解字》中释为“细切肉”①（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76页。，强调的是切肉的手法和标准，但没有提到是否熟成的问题。《礼记·内则》载：“肉腥，细者为脍”②（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51页。，“腥”即有“生肉”之意。另《汉书·东方朔传》载朔言“生肉为脍，干肉为脯”③（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44页。，可知脍即精细切制的生肉。中国古代食脍的习俗历史悠久，诸多学者对此有深入研究，在此不再赘述，我们只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食脍，尤其是食鱼脍的风习。

三国时曹植《七启》中有“脍西海之飞鳞”，李善注曰：“西海飞鳞即文鳐也。”④（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85页。《后汉书·方术传》载左慈以法术钓得两条大鲈鱼，“皆长三尺余，生鲜可爱，操使目前鲙之。”⑤（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47页。《晋书·王祥传》载：“（继）母尝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以归。”⑥（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87页。《晋书·文苑传》：“（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⑦（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84页。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三中载：“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脍，皆诣取之。”⑧（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33页。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南北，食鱼脍之风极为习见，它是市井中士人百姓皆存有的心头好，是人在病中虚弱时的念想，是身处异地时的乡关之思，也是文人寄托奇思妙想时信手拈来的意象。好食鱼脍在满足了口腹之欲的同时，也给身体增加了感染寄生虫的风险，这是寄生虫病故事大量出现的现实基础。

其次，群体想象的变异。从排出体外者可直观感知到腹中作祟的东西为寄生虫，这在早期医籍如《黄帝内经》中已有体现，也是大部分民众的共识，如上述《后汉书·方术传》中华佗诊治太守陈登食鱼脍患胸闷，服药后吐虫便是对此病状的如实记载。这样符合常理和逻辑的情节并不稀奇，令人惊异的是那些腹中之物为蛇、鳖、蟾蜍和许多不具名的怪物，以及种种不寻常的治疗方式。我们不禁思考，这些奇异的想象是如何形成的？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认为：“之所以会产生在群体中轻易流传的传说，并不仅仅因为群体极端轻信，还因为事件在人群的想象当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形。被群体目睹的最简单的一件事，立即就会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群体是靠形象思考的，而一个被唤起的形象，又会唤起一系列与它毫无逻辑联系的其他形象。”①[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9页。寄生虫病因为藏在腹内，造成一系列身体的病痛，一方面，不同的症状会造成不同的联想，如《诸病源候论》中对腹内诸多积瘕的形象性描述，“如覆杯，有头足”（积聚候），腹内症结如鳖之形状“鳖症候”等；另一方面，寄生虫的骇人形状也极易产生一系列恐怖的想象。关键问题是对这些变异后的症状及其怪异情节，众人都信以为真。理性让个体清楚疾病真实症状与脑海中症状的形象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群体则不予区分主观和客观，会把想象中的画面当作现实并继续传播。

同时勒庞还谈到“引起群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②[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53页。，对于引发寄生虫病病因及症状的想象力的，或许就是病人对患病体验的感性描述，这种思维方式也影响到医书记录寄生虫病诸症症状的叙事语言，继而影响后世小说对此类型故事的撰述和再创作。以唐传奇中与“寄生虫病”诸症相关的故事为例。唐郑处诲《明皇杂录》记载隐士周广通晓观人识病之术，一次于殿上觉察出交广使者腹中有蛟龙，使者自言“因于路旁饮野水，遂腹中坚痞如石”，周广以雄黄饮之后，“立吐一物，不数寸，其大如指。细视之，鳞甲备具，投之以水，俄顷长数尺。周遽以苦酒沃之，复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龙矣。”③（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675页。腹中之症为蛟龙的想象不仅源自寄生虫细长、身披鳞甲的客观形貌，更源于患者饮野水后腹硬如石的感受描述，以及周广对疾病的预测。故事在蛟龙生成之后写到“上深加礼焉，欲授以官爵”，旁观者对神异之事的期待和相信无疑为故事往更奇诡的想象加工的方向发展创造了条件。另如唐张鷟《朝野佥载》载崔融得病多日，感觉到“腹中虫蚀极痛不能忍”④（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689页。，其后下部排出一物如守宫，不久便卒；另有一则载崔爽贪食鱼脍，“每食生鱼，三斗乃足。于后饥，作鲙未成，爽忍饥不禁，遂吐一物，状如蛤蟆。”⑤（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688页。二则故事都谈到了患者的感官体验——“极痛”和“极饥饿”，这直接导致排出体外之物的想象描写：寄生虫生长乱窜导致腹内剧痛，有如体长行动迅疾的守宫在腹中一般；食脍不知足则感觉腹中存在着一只嘴大腹大的蛤蟆。

其三，除了疾病体验和群体性想象对寄生虫病客观病状的曲解，寄生虫病故事情节千奇百怪的缘由还有可能与魏晋南北朝人放浪纵欲的风气有关。儒家主张饮食节制，佛教和道教同样对饮食适宜有相应的规范，但由于魏晋南北朝“政失准的”、“士无特操”的政治文化环境影响，“士人在生活情趣、生活方式上也随之发生变化，从统一的生活规范，到各行其是，各从所好，而大的趋向，是任情纵欲”⑥罗宗强著：《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页。，饮食行为亦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嗜吃便是其中之一。以西晋士人罗友为例，《世说新语·任诞》载罗友曾经等候别人祭祀，“主人迎神出见，问以非时何得在此，答曰：‘闻卿祠，欲乞一顿食尔’。遂隐门侧，至晓得食便退，了无怍容。”①（南朝·宋）刘义庆撰，余嘉锡笺疏，周祖谟、余淑宜整理：《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54页。还有一次，桓温为王洽践行举行聚会，罗友进来坐了很长时间，不发一言便要告辞，桓温怪而问之，罗友答曰：“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尔，无事可咨。今已饱，不复须驻。”②（南朝·宋）刘义庆撰，余嘉锡笺疏，周祖谟、余淑宜整理：《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75页。罗友不顾一切地贪吃与刘伶、阮籍、王忱等人的纵酒放达一样，是士人们为彰显自己不与世俗礼教为伍的特立独行。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及世家贵族生活奢靡，吃穿用度竞相夸豪则是完全为满足人性贪欲的腐化行径，《世说新语·汰侈》载：“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摆，以手擎饮食。烝㹠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㹠。’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③（南朝·宋）刘义庆撰，余嘉锡笺疏，周祖谟、余淑宜整理：《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57页。贵族们常大摆筵席，“积果同山岳，列肴同绮绣”④（唐）姚斯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44页。，“陈必方丈，适口之外,皆为设目之费，富者以之示夸，贫者为之殚产”⑤（梁）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63页。，“一宴之馔，费过十金。丽服之美，不可赀算”⑥（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87页。。

无论是为对抗权威还是纯粹地享乐，放浪形骸都有可能会导致行止失当，展露出人性原始而丑陋的一面，同时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的混乱和弊病。反观魏晋南北朝频繁出现的这些寄生虫病故事，因贪食某物而患病，或以大量嗜食之物救治之，带给人一种失序的荒谬感，这是否是故事的传播者或编撰者们有意无意地对社会现状的一种呈现呢？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指出：“正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多重病因的（这就是说，神秘的）疾病，具有被当作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⑦[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55页。从上文对寄生虫病的病因分析来看，可知无论是故事本身还是医籍的记载，此病皆极富神秘色彩，而病人失常的行为恰与当时社会从上至下的放荡纵欲遥相呼应。事实上，寄生虫病的失德隐喻在道教的“三尸”信仰中便有所体现，所谓“三尸”，即按人体上中下三部分把人的欲望分成三类，其“作为某种‘虫’寄生于人体、与人共存的思想基础”⑧姜生：《道教与中国古代的寄生虫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从祛除三尸才能修仙的角度出发，对三尸的讨论也逐渐指向体内具体的寄生虫。故而道教在对寄生虫所致的寄生虫病进行治疗时，除了使用丹药，还强调道德的净化和欲望的节制，《河图纪命符》曰：“故求仙之人,先去三尸,恬淡无欲,神静性明,积众善,乃服药有益,乃成仙。”由此可见，寄生虫病故事中的奇异想象在魏晋南北朝礼崩乐坏、任情放纵的文化语境下更能找到合理的解释，而种种怪、丑的意象，我们也能将其看作是对当时社会纵欲及其后果的讽喻。

结 语

寄生虫病怪异、丑陋和死亡的恐怖气息是传说故事的天然素材，魏晋南北朝以后仍能见到以此类疾病为核心情节的小说创作。唐窦维鍌《广五行记》载一僧“病噎”殆死，临终前嘱咐弟子剖开其胸喉查证致病之因究竟为何物，弟子们依言行之，见一物“形似鱼而有两头，遍体悉是肉鳞”①（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688页。，以各种食物饲之皆化成水，最终以染布之靛蓝才将其消灭，遂引出“以靛水疗噎疾”的传闻。故事中人死后剖腹查看病因、僧人腹内之物的形态和行为及其消亡方式、民间偏方的佐证等描写基本沿袭魏晋南北朝诸多寄生虫病故事的情节模式。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五《诺皋记下》载和州刘录事食鱼脍数斤后咯出一骨珠子，此珠迅速变大长成一人，“遂捽刘，因殴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厅之西，一转厅之左，俱及后门，相触，翕成一人，乃刘也。神已痴矣，半日方能语，……自是恶鲙”②（唐）段成式撰，许逸民校笺：《酉阳杂组》，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049页。，腹中之疾排出体外后化作人的描写显然更具想象力，而与患者相击后又回到体内的设定则透露出诡异之感和显著的社会警示效果。唐戴孚《广异记》载句容县佐史啖脍百斤后“因觉气闷，久之，吐出一物，状如麻鞋底，县令命洗出，安鲙所，鲙悉成水”，当众人皆不识此为何物时，一胡人求买，并云：“此是销鱼之精，亦能销人腹中块病。人有患者、以一片如指端，绳系之，置病所。其块既销。我本国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赏之千金。君若见卖，当获大利。”③（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689页。患者吐出之物能治所患之病，这一魏晋南北朝寄生虫病故事中常见的情节要素与“胡人求宝”结合起来，使故事更为饱满风趣，且使得腹瘕诸病及其疗法更显诡秘。另外，北宋温革《琐碎录·医家类》载温革混吃鳖苋后患腹痛，遂以小奴做实验，奴吃下鳖肉和苋后果然腹痛至死，此时无数小鳖从奴口鼻爬出，遇马溺即化成水，温革即悟出马溺消瘕的药方。此为《搜神后记》中鳖瘕病故事的变形，重点放在食物配搭对养生的影响，故着重渲染了误食患病后的骇人画面。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五中《酒虫》一则写长山刘氏因嗜酒而患病，后在一僧人的帮助下吐出一条酒虫，僧人言此虫为“酒之精，瓮中贮水，入虫搅之，即成佳酿”④（清）蒲松龄撰，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07页。，酒虫酿酒的功效明显受到此前故事中腹内之虫能治病、为无价之宝的影响，强调了这种腹中异物的神秘性。故事的最后，原本体肥家富的刘氏在戒酒后形体渐瘦、家资渐贫，蒲松龄遂提出虫到底是刘氏之病还是福的疑问。这一带有哲学思辨意味的疑惑实际上概括了魏晋以来诸多寄生虫病故事的旨趣，即因贪食或误食而形成的腹瘕形态古怪可怖，有时能置人于死地，有时又是治病良药，甚至是宝物，其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故事性并能启发无穷的想象力。同时，它还牵引出复杂的人性欲望，以及民众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的好恶与风习，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鬼神志怪小说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打开了一片有趣而新颖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