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珍

（1.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州 213022；2.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富国强兵”后，推行大陆政策，将侵略的眼光瞄准近邻中国和朝鲜。一方面，通过武力发动战争，采用暴力手段强取豪夺；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民间势力通过在华的长期经营，拓展政治人脉资源并取得清朝官绅阶层的好感。在此过程中，日本驻华领事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1]在复杂多变的近代中日关系中，在大陆政策支配下，日本驻华外交官不仅是侵华国策的执行者，也是侵华国策的制定者。[2]他们从维护日本外交大局的角度出发，针对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提出更加“合理”的建议，甚至在实施对华政策过程中偏离日本政府预定的轨道，使其侵略行动更具隐蔽性。

寺内（正毅）内阁成立后，吸取大隈（重信）内阁倒台的教训，在日本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的局势下，放弃以武力威胁获取侵华权益的做法，采取“日元外交”，通过西原借款扶植代言人，扩大侵华权益。[3]目前，学界对于林权助与西原借款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驻华公使林权助与“私设公使”西原龟三之间的争斗，以及由此凸显出的日本政府“二重外交”策略上。有论者认为在当时的中日外交活动中，西原已经取代林权助，成为寺内内阁推行对华政策的外交官[4]；也有论者认为当时存在“大藏省→私设公使”与“外务省→驻华公使”两条对华外交执行渠道，形成“二重外交”的局面，并由此引发了西原龟三与林权助之间的矛盾[5]，二者的身份之争和外交理念的迥异是造成林与西原两极对立的思想根源。[6]36

通过相关资料可以发现，林权助与西原之间固然因为外交理念、政治利益等冲突而存在着对立，但是作为日本政府侵华政策的执行者，在攫取中国利益这一目标上，二者不但不对立，反而不乏“情投意合”之处。梳理林权助与西原借款的关系，有助于揭示日本统治阶级侵略中国的手段之争，揭露日本政府在“中日亲善”口号下的真实面目。

一、驻华公使林权助

1887年，林权助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进入外务省，任中国烟台领事馆随习领事。1898年，任使馆参赞，一度代理馆务。1898年9月，戊戌政变后，林权助大力救助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最终使康、梁二人安全抵达日本；多方奔走，最终促使清政府释放被捕的驻日公使黄遵宪；与各国公使联名致函总理衙门，迫使清政府保证不会废除光绪帝。这些举动为他赢得了维新派和部分清朝重臣的好感。

大隈内阁为了实现侵略中国的阴谋，对中国革命、维新两派，均欲加以拉拢。伊藤博文也试图通过林权助，以支持戊戌变法的手段，成立一个能被日本完全控制的新政权。[7]日本政府和林权助的行动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梁启超曾经说过：“余在护国之役略前，脑海中绝无反日之种子，不但不反日而已，但觉日人之可爱可钦。”[8]

1906年，林权助出任驻清公使，在处理“二辰丸”案等中日冲突时，极力维护日本的利益，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之前博得的国人好感逐渐消失。特别是“二辰丸”案的处理结果引起了国人的不满，爆发了大规模抵制日货的运动，使日本在华经济遭受极大打击。

“二十一条”签订后，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大隈内阁倒台。1916年，林权助临危受命，出任驻华公使。日本报纸对此进行大肆宣扬：“林权助对于中国素持温和主义，今出使该邦，实为日本决意根本上改变对华方针之明证。林权助氏并不赞成日本干涉及日本政府对待中国之态度。”[9]7月1日，《新闻报》转载日本《大和朝日新闻》和《大阪朝日新闻》报道称：“近已内定命林大使代日置公使驻扎北京。可谓日本对于中国之外交方针已有多少变更矣。按林男爵所持之对华意见全为不干涉主义……故起用林氏一事，诚为极当之更动。”[10]“前驻义（意大利，引者注）大使林男语及任命为驻华公使一事曰：……今日日本国民对华外交一层当持沉着之态度，常以日本地位、中国幸福、东亚和平三事置于脑际，而出适宜之态度而已云云。”[9]

西方列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在密切关注林权助再次任驻华公使一事，猜测是否意味着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变。8月18日，《时报》援引英文京报发表的社论：“日本公使林权助男爵到京矣。男爵此来其为中日邦交史上偶然之相值乎，抑将开一远东事情之新纪元乎……换言之，日本派此新公使来华也，其将执行一新政策新方法以替代二十一要求之政策之方法欤，抑彼向来之政策方法仍继续不变欤。”[11]

相较而言，中国报纸因“二十一条”的签订，认清了日本的真面目，从而对林权助的到来充满戒心：日本政府所持之“中日亲交之政策”究竟是什么？“愿取日本万朝报参观之，一则曰中日交涉第五号中留待日后解决之某某条件自徐徐交涉，行在事实上解决；再则曰林权助君之对华政策：一则务使山东为日本之势力范围，二则确保日本于中国全国之军队及警察有优先权。子矛子盾，抑何其相抵触至此欤。”[12]更有报纸援引日本人创办的《上海日日新闻》的报道提醒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之心不死：“林氏既曾就大使之职，降为公使，是胡可者。林氏任命之日，或将开官制上之特例也。关于此点美国对于二等国之墨西哥亦驻大使为可注意之一例……日本对于中国其仿此例也乎”，并大声疾呼“人固已墨西哥（待）我矣”，号召国人奋发图强，希望“我国人不以墨西哥自待也”。[13]

日本媒体为了降低大隈内阁赤裸裸的侵华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大力塑造林权助对华亲善的形象，营造日本政府努力改善中日关系的虚假氛围。西方报纸认为，林权助出任驻华公使，是日本政府释放的某种对华政策的信号。中国报纸则因为日本的侵华野心日益显露，以及林权助“对华政策皆用强项主义”[14]，从而对林权助的到来充满戒备：指出日本政府一方面大喊“中日亲交”，一方面却要确保在中国的“特殊权益”，视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面对日本人的“厚望”、西方人的观望、中国人的戒备，林权助作为外交人员，自然清楚要改善中日关系，达到树立“百年大计”的目的，一方面需要与西方列强进行“协调”，减轻外交压力；另一方面必须改变以往蛮横、强硬的对华手段，采取“光明正大”的外交政策，以“取信”中国人。

二、西原借款之所图

日本通过西原借款在中国攫取了一系列的权益，但日本国内对西原借款并不买账：“日人方面亦以此项债款……仅以将来之权利为担保，毫无实在把握。借款之目的固未达，而借款之本息亦全无。……承借银行颇受窘迫……故日人之痛心疾首于西原借款也已深，而要求早为解决之心尤切。”[15]这种不满的情绪在寺内正毅死后也并未消失，甚至有日本舆论认为：作为借款的负责人，寺内正毅给日本带来了长久的隐患。日本《纪事报》就曾经评论道：“人生为时虽无几，而其失检查行为之恶果，则长留存于世。寺内伯爵，今已与世长辞，而彼为总理时，所作所为，将长为日本之忧。”[16]《东京时事新报》主张向后来出任清浦内阁藏相的胜田主计追责：“此项借款原为今藏相胜田在寺内内阁藏相任内所主持，根本解决之责，自应由彼负之。虽谓三银行今日之困窘地位，应由胜田氏独负责任，亦不为过。”[17]日本《报知新闻》指出：“数年来，日本对华之最笨政策，无过于寺内内阁之财政政策，于政治上经济上许多恶因，迄今未克解决。……以致日本在物质上、精神上均大受损失；列强以日政府赞助中国，大起猜疑，几使日本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现今胜田藏相当时亦任藏相，主持此项借款。今日本因此大受损失，彼当然须负责任。”[17]

日本舆论认为，西原借款不但没有为日本谋得经济上的实利，反而使银行等遭受巨大损失，并且还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和列强的猜忌，使日本在外交上陷入被动局面，因此掀起了一波声讨西原借款的浪潮。寺内内阁为什么要实施这个出力不讨好的西原借款呢？笔者认为需要从西原借款的主要负责人——寺内正毅、胜田主计以及西原龟三此三人希望通过西原借款以达到的目的进行分析。

寺内内阁成立后，面临的最重要的外交课题，是转变大隈内阁时代陷于混乱的对华政策。[18]416寺内内阁吸取大隈内阁对华一味武力威压、制造分裂动乱而引起国内外谴责的教训，另辟蹊径，采取了表面上与大隈完全不同的侵华策略。1917年1月9日，寺内内阁通过《对华政策》决议。主要内容是：一、援助提携。“为使中国推行其维持独立及领土完整所必需之各项改革，帝国将诚意给予指导和启发，以增进两国友好。”二、国际协调。“在中国，帝国除与享有特殊利益地区有关之问题外，尽可能与各国保持协调，同时努力使各国逐渐承认帝之优越地位。”此外，还有“不干涉中国一切内政纠纷”，逐步扩大增进帝国在南满东蒙的特殊利益，确保在福建的特殊关系并逐步扶植帝国势力等。[19]

这份决议充分体现了寺内内阁希望在“中日亲善”“国际协调”的前提下，逐渐扩大在华权益的愿景。西原借款寄托了寺内的极大期望，以至于他在辞职后，特地通过西原龟三向章宗祥转达其关于铁路借款的意见，指出中国“本不可时时忖度日本或美国与其他各国之鼻息，借以成就国计，实不如自行其是，独立猛进为善也”[20]177-178。

此语看似有理，颇有为中国考虑之意。然而，中国“自民国成立以来，财政紊乱，整理需时，为维持现状计，舍借款几无他策”[20]171-172。当时段祺瑞政府为消灭南方的革命势力，完成南北统一，正大肆举借外债。寺内希望通过对段祺瑞的支持，使中国陷入持续内乱的泥沼，以达到乱中取利的目的。有评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对华始终以扰乱中国为唯一政策，中国‘乱’，而后日本始有机可乘，始有辞可藉，中国愈乱，日本愈利。彼当局政客日言希望中国日臻治理，皆自欺欺人之辞耳。”[21]对于西原借款造成的中国内乱，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评论道：“（中国的军阀们）今天正被我们的那个一心只想消弱中国的东方邻居所利用。他们被人用连同中世纪也从未产生过的阴险黑暗的外交权术和阴谋所愚弄而自相厮杀。他们在别人的财政资助下，彼此攻击，混战不休，以致到处苦难达于极点，正如我们当初用鸦片政策加深中国的苦难一样。”[22]

寺内正毅希望以相对优越的借款条件，在向中国借款的竞争中取得领先于各列强的优势，逐渐控制中国的财政权，为日本帝国的“百年大计”奠定基础。寺内下台时，就曾夸耀其侵略中国的功绩说：“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实际扶植日本在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23]

西原龟三作为西原借款的实际执行者，自有一番打算。他曾经就日本侵华政策广泛征求日本在华各方面人员的意见。经其归纳，认为大体有两种主张：一种是以斋藤季次郎为首的驻华武官，以及在华新闻记者和实业家们（如正金银行等），主张“强横蛮干”；一种是以公使馆官员为中心的在华顾问等的主张，有些类似“宋襄之仁”。西原说：“我本人的看法，适介于此两者之间，即认为‘宋襄之仁’固不可行，‘强横蛮干’亦大不可为。……目前形势已迫使我们必须拟订一个妥当准确的对华方案。”[24]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西原认为：“日本对中国处理的方法，或是采取彻底的亲善协调，或是彻底的征服，别无其他方法。当然最好是采取彻底亲善的方法。这样可以由日本开发中国的资源，以弥补日本之原料不足，同时又可以通过资源的开发，增加中国民众的购买力，提供日本的廉价商品，这种经济上的提携是根本上策，我之所以为缔结所谓‘西原借款’而奔走者，其根本目的即在此。”[25]273西原的目的看似是中日两国经济互补，各取所需，是一个兼顾两国利益、两全其美的方法，但是在其自传里自认西原借款是为了使日本能够“在欧洲战乱期间，扶植处理支那的百世之基”[26]195。

胜田主计作为当时的藏相、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所思所虑自然要比西原龟三更加深远。他曾就实施西原借款的原因解释道：“从来对华发展，图利太急，譬如对华投资，所望彼者太烈，吾所得者甚多，往往反致纷纠。故只顾眼前之区区小利，而不顾将来之大利者，徒招华人之疑惑而已。予特极力避去此等弊窦，而行‘欲取先与’之格言，以期获大利于将来。”[27]10-11胜田主计深信西原“借款之手段及其方法，万无遗漏”，因此，面对日本国内舆论的不满与指责，感到“甚难谅解”。西原借款实施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告结束，胜田为此遗憾不已：“惟如此苦心经营之对华借款，尚未经过第一期，而寺内内阁总辞职，其后仅两个月，而欧洲大战告终，世界之形势突然变化，四周之事情，不幸未予日本以发挥借款效力之‘时间’。”胜田认为西原借款没能充分发挥效果，才导致“本金不能收回，利息亦迟还”的后果，他勉励日本国民“为实行国家重大政策，不能不忍受重大难负之牺牲”。[27]5-6

尽管如此，胜田依然对西原借款寄予厚望：“予·等·所·关·系·及·所·施·设·之·事·件·使·其·有·效·实·现，·有·或·需·数·年·者，·有·或·需·数·十·年·者，·所·望·朝·野·上·下，·同·心·一·力，·务·须·不·毁·此·基·础，……·为·国·家·繁·荣，·及·确·保·东·方·霸·权，·当·鞠·躬·尽·瘁，·希·望·世·人·原·谅·此·旨。”[27]99（着重号为原文所有）明确表示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其希望通过西原借款达到的目的——日本的“国家繁荣”与“东方霸权”才有可能实现。可谓所谋者甚大。

寺内、西原、胜田都把西原借款作为缓解中国人民高涨的反日情绪的手段，希望通过西原借款控制中国的经济，最终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他们妄图得到的甚至不是眼前的经济利益，而是扩大“帝国的特殊利益”、扶植帝国在华势力的“百年大计”。

三、林权助与西原借款

林权助反对大隈内阁既援助革命党，又援助清朝顽固势力的做法。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后，林权助认为“国民党只有议论，毫无实力，段祺瑞既得国会之一致承认，又有相当力量，则援段较为贤明”，所以主张“日本应援助段祺瑞”。但是寺内内阁并没有积极地援助段祺瑞，帮助其统一中国。林权助认为寺内内阁的“动机及目的与此相反”，对寺内内阁拒绝援段的做法感到不满。[20]114-115

林权助反对西原借款，首先是因为二者的外交理念不同。[6]37林权助认为要想从中国获取更大的利益，需要帮助有实力的段祺瑞完成南北统一。林权助并不反对向中国提供借款，“因援段之故，借款亦非不可”[20]115。但是出于“协调外交”的理念，他主张对华借款应该“暂代列国借款于中国，求英国谅解，堂堂实行援段政策”，以免日本单独向中国借款的消息泄露，使日本在外交上陷入被动。[28]外交理念不同所引发的矛盾，还体现在发行金券的问题上，据西原回忆：“关于发行金券问题，林权助公使认为中国无论怎样，还不是能够自己独立的国家，应该置于列强各国共同监视之下，不能即行发行金券。他的这种反对与我们的想法——始终要维护中国独立自主的意图——是完全相反。”[25]380-381那么，西原龟三所谓的要“维护中国独立自主”具体是指什么呢？这从他制定的《在目前局势下的对华经济措施纲要》里可以找到答案。西原主张：“中国政府应颁布法令，在现行银本位货币的同时，并行一种金本位的货币，其形状、成色、名称应与日本现行金币划一。”[20]190最终实现“日中货币之并用流通”，并“扶植我国在华之经济势力”。[20]191

林权助认为，寺内内阁在制定西原借款计划时，忽视了与西方列强的“协调”，以及由此带来的外交风险。“对于列国不特不求谅解，且乘列国忙于战争不顾及中国之机，夺取其权利”，实在是“独断专行之武断外交，胡闹外交”，因此，对于对华借款，林权助“始终一贯断然反对此种方法”。[20]114-115林权助作为外交官，更多的是从外交的角度考虑，希望避免过于刺激中国人和西方列强，主张立足于“欧美”，重视“协调”。寺内、西原等人则妄图趁着西方列强忙于一战，无暇东顾的“天佑”之机，在“中日亲善”的幌子下，维持中国表面上的统一，通过西原借款控制中国，为日本谋利。

林权助反对西原借款，还出于利益之争。这从西原龟三向坂西利八郎求助，希望其能够促使“交通银行主动向朝鲜银行秘密提出借款要求”的函件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交通银行借款、中山氏所斡旋之电报、电话借款以及其他二、三地方借款等，均系前内阁未决之悬案……上述借款，目前一律停止交涉。……如阁下能从中斡旋协助，在对外保守秘密（正金、大仓两方面自不待说，即公使馆方面也绝不可泄露）的前提下，促使交通银行主动向朝鲜银行秘密提出借款要求，我们即可作为新问题而考虑接受，并直接与该行磋商。此等事体实恐难保绝密，一旦消息外露，不免累及寺内首相（即猜疑朝鲜银行夺了大仓和正金银行先已着手进行的事业）。”[25]378

日本外务省在西原借款实施之前，已就借款问题开始与交通银行进行交涉，不过双方未能达成一致。西原龟三明知此事，还是横插一脚，林权助当然会感到不忿。不仅如此，西原龟三插手凤凰山铁矿买卖，损害了大仓组的利益，引起日本内部的矛盾，也是林权助反对西原在华活动的原因之一。[20]227

寺内正毅为了垄断对华借款，提高大藏大臣的对外借款权限，不断弱化原本属于外务省及其驻外使馆的借款参与权，无视外务省的外交权[29]，是林权助反对西原借款的另一个原因。为了让西原借款顺利进行，西原龟三向寺内正毅建议：将“包括驻华公使林权助在内的外务省一部分人及正金银行首脑等”“违反国家政策、妨碍日华亲善的家伙”“迅速排除”掉。[20]216寺内内阁为此特意将林权助召回国内。[30]在回国途中，林权助就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进行评论：“据新闻纸报称现内阁（指寺内内阁）一变对华方针，须知一变犹不足，余以为……今日（原文加粗）也，所谓日本态度之必须百变者，即在此点也。以中国人为蠢然之物，谓可统御之者，实大错也。如倡言此种议论之人一少，则固至善。”[31]

林权助明确指出，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外表虽标明光明正大之态度，而内则左偏右曲”[32]，认为长此已久，“今后之对华外交将愈见困难”[33]。这既是对寺内内阁外交政策的批评，也表达了其所谓“光明正大”的对华外交理念。

林权助主张的“光明正大”是否就是与列强“协调外交”或者实行真正的“中日亲善”？他在1918年的3-4月间向外务省呈报的题为《日支缔结同盟之议》的政策意见中给出了答案：“帝国外交之中枢，在于对支政策。而对支政策之要谛，归根结底在于结成政治及经济的密切联盟。……如果以同盟之形式，明白确立日支两国关系，那么，作为盟约上的权利或义务，帝国则可以不必顾虑各国及支那的疑惑，而公然地实施对支政策，诸多悬案也可随之容易解决。……随着日支同盟，帝国之利益更大。……鉴于支那的国情，我适当表示同盟之利益，要仿效俄法同盟之经验，同时在财政经济上给予援助……。今日正是其必要而急迫的时机，在实现对支那政策上也实为千载一遇之良机。切望此时断然缔结日支同盟，以确立国家百年大计。”[26]199林权助对于列强，并不是一味地坚持“协调外交”的政策，而是主张根据外部条件的变化随时加以调整，抓住时机与“支那”结盟，利用“盟约上的权利和义务”，就可以“不必顾虑各国及支那的疑惑”，“光明正大”地“确立国家百年大计”。

林权助出于维护与西方列强的“协调外交”政策及公使馆外交权的考虑，与西原龟三产生了对抗。但是，林权助对于西原的意见也并非全盘反对。据西原龟三回忆，林权助赞成他提出的改革中国内政问题的意见：即提高海关税率，废除国内的厘金税，劝中国参加协约国，调整庚子赔款，取消对德、奥两国的赔款等。[20]194林权助之所以同意西原的意见，是因为这些内容没有损害日本的利益，体现了日本提倡的“中日亲善”，符合日本的“百年大计”。林权助反对的不是通过侵略中国来树立日本的“百年大计”，而是寺内内阁和西原树立“百年大计”的方式。1918年8月3日，西原龟三在回国前拜访林权助，表达了“此行使命已基本完成，不日将回国”之意。林权助对于此事的反应，西原有以下记载：“公使与平日不同，态度显得有些很不自然，使我感到人的本性还是善良的。总之，林公使由于对我的工作干涉过多，而内心稍感不安，到最后分手时又多少有些惜别之意，于是显得有些局促。”[20]229-230

林权助作为驻华公使，代表日本政府的利益，在实施侵略中国、树立日本帝国“百年大计”这一侵华策略上与寺内正毅、西原龟三等人并无二致，这也是他没有全盘否定西原借款的原因。林权助认为西原等人在实施借款的过程中过于急躁——虽然胜田主计也好，西原龟三也好，都称他们制定的是长久大计，自以为已经采取了“中日亲善”的手段——因而将之斥为“武断外交”“胡闹外交”，引起了驻华公使与“私设公使”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源于双方外交理念与利益的不同，但更多的是侵华手段之争。由此暴露出无论是寺内内阁，还是驻华公使林权助，抑或是“私设公使”西原龟三，他们标榜的所谓“不干涉中国”“中日亲善”，实际上都是侵略中国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