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虎 马明花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为了打开外交局面，党和政府对文化外交展开了一系列有益探索，制定了“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等文化外交政策，并将对外文化交流作为重要的对外工作来开展。其中，戏曲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之一，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承担了重要角色，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新中国的戏曲艺术对外交流规模庞大，影响深远，在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外交的深刻体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外交智慧。

一、新中国戏曲艺术对外交流的背景

戏曲艺术作为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凭借丰富的生命力、想象力和幽默感引起了外国观众的极大兴趣，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民国时期，就有梅兰芳等人将戏曲艺术带出国门的历史，只不过当时是以个人形式进行的。而新中国的戏曲艺术对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外交活动，因此，以政府主导的形式为主，其背景也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制定的外交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突破西方国家封锁政策的需要

20世纪50年代，国际社会呈现出美苏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出于保护新生政权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新中国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的提出加深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新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1950年《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的签订和朝鲜战争的爆发，更使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陷入了完全停顿的僵局，西方国家开始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军事封锁和贸易禁运等孤立、打压政策，这对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突破西方国家的封锁成为新中国打开外交局面的一大挑战。然而，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手段都难以打开局面的情况下，对外文化交流作为一种能够以柔性的方式打破外交窘境的有效途径引起了党和政府的格外重视。[1]

（二）让世界了解真实中国的需要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到“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影响，当时承认新中国并与中国建交的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缺乏认识和了解，再加上西方国家大肆宣扬污蔑和诋毁新中国的言论，导致一些国家对中国存在许多误解，在与中国建交这一问题上他们往往持有疑虑、观望和犹豫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亟需通过加强对外工作来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在此基础上争取与更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对外文化交流作为一种柔性的对外工作，能够从侧面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增进很多国家对新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在潜移默化中起到很好的对外宣传作用，有利于获得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同情和支持。

（三）戏曲艺术本身发展的需要

戏曲艺术是一种融合歌唱、舞蹈、哑剧、武功、音乐与美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极具幽默感与表现力，因取材于现实生活而富有深刻的人民性和民族性，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色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京剧演员梅兰芳等人为了推动戏曲艺术的不断发展而组织戏曲艺术对外交流。1919年和1924年梅兰芳两次赴日公演成功开启了中国戏曲艺术走出国门之路，1930年梅兰芳的访美演出受到了美国各界人民的广泛欢迎，在美国掀起了一股京剧热潮。1932年，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也曾赴欧进行戏曲艺术交流，期间他所表演的戏曲剧目受到了外国观众的广泛欢迎。1935年，在苏联政府的邀请下，梅兰芳成功进行访苏演出，促进了中苏两国的文化传播，增进了苏联人民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这些成功的戏曲艺术对外交流经历进一步推动了戏曲艺术的发展和完善，也为新中国戏曲艺术对外交流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新中国戏曲艺术对外交流的机制与内容

（一）新中国戏曲艺术对外交流的机制

新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对外文化交流作为重要的对外工作来看待，多次重申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并成立了专门的政府机构负责管理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周恩来将对外文化交流称为中国外交工作两翼中的一翼。[2]他指出：“我们的外交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而且往往是经济、文化打先锋，然后外交跟上来。”[3]“各国人民在文化上的交流，正如在经济上的合作一样，也是促使各国之间的和平、友谊和合作得到巩固的一个重要的条件。”[4]1949年，文化部专门设立了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作为文化部归口管理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执行机构，为新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创立了统一领导、归口管理的体制。1954年，在周恩来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主要负责接待各国友好代表团和派遣中国代表团出访等活动。1956年，中央政府制定了“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的外交方针。周恩来指出：“目前我国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但有民间往来的六十多个国家，可通过和平友好、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等活动打开局面……我们在外交关系上要创造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不通过外交途径也可以做很多工作。”[5]这进一步确立了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地位，明确了对外文化交流的文化外交意义。1957年，文化部又成立了北京演出经理公司，作为承办我国表演艺术对外交流工作的专门机构，负责经办外国艺术团体访华演出的接待工作和出国艺术团的组派工作，这为中国艺术团的出访交流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新中国戏曲艺术对外交流的内容

新中国戏曲艺术对外交流的形式主要以政府主导下的艺术团出国交流为主，新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出国艺术团非常重视，毛泽东向出访艺术团提出“宣传、友谊、学习”三大任务；周恩来也提出“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寻求知识”的方针。[6]277新中国艺术团的出访交流遍及很多国家，虽然当时大多数是以综合性艺术团的形式对外交流，但是每次中国艺术团的出访几乎都有戏曲剧目。

1.与已建交国家的对外交流：巩固建交友谊。

新中国成立以后，首先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了联络感情，新中国多次派艺术团前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访问交流。1951年，新中国首次派出大规模的中国青年文工团赴民主德国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出发前，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了文工团，并且指示文工团出去要宣传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要加强和各国青年的友谊，要向苏联学习。[7]联欢节后，文工团先后到多个东欧国家进行访问演出。在苏联演出时，“京剧《三岔口》的演出把观众都看呆了，开始他们有点弄不明白，当他们领悟到这是两个人因误会而摸黑打斗时的情景时，完全被京剧表演艺术家张春华、张云溪淋漓尽致的精湛表演所折服，惊叹不已。”[8]文工团演出的富含民族风情与特色的一系列节目受到了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有时谢幕达十次之多，为了答谢观众的热情，京剧演员往往会再表演一段打斗动作。戏曲艺术凭借丰富而生动的表演形式赢得了外国观众的极大欢迎，让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与热情，进一步增进了新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感情。

1955年5月，中国古典艺术团访问北欧几个国家，周恩来为其做出指示：访问北欧的时候，不要只带《三岔口》《拾玉镯》《秋江》《闹天宫》等这些动作性强、语言较少的剧目和一些武打剧目。带上这些固然是必要的，但不要低估了外国观众，要全面介绍中国的京剧，使外国观众了解中国京剧的剧情和艺术的整体风格，访问北欧五国时带上全出的《贵妃醉酒》和《二进宫》。艺术团在北欧国家的访问演出果然引起了巨大轰动，京剧以超乎寻常的魅力感染了北欧五国，受到了北欧观众和评论家的一致好评。芬兰教育部部长沙拉斯蒂夫人说：“我相信通过文化交流和相互访问，会有利于促进人类的文化。艺术是国际语言，通过艺术可以使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6]53-54艺术团访问瑞典时，瑞典国王和皇后观看了演出并接见了艺术团领导，对演出表示高度赞扬和喜爱。艺术团还举行了一场义务演出，为瑞典全国性的盲人福利团体“盲人协会”捐募资金。瑞典舞蹈促进会主席哈格在闭幕演出后的讲话中说：“中国古典歌舞剧团在瑞典的十一次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成功的不是戏剧本身，或节目的安排，或色彩的美丽，而是由于戏剧的生命力，欢乐的气氛和生活的力量，这些给予观众以感染力，并赢得他们的心。”[9]这次北欧之行，艺术团领略了北欧各国的优秀文化，与北欧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2.与周边国家的对外交流：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1953年以后，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意识有所淡化，开始发展同睦邻国家的外交关系。1954年，按照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讲学术、交朋友、细水长流”的对邻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方针，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了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演出了歌舞和京剧。印度总理和总统接见了全体团员并观看了首场演出，在印度各地的巡演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为了满足观众的需求，代表团还在露天广场加演了多场，每场演出广场上都是人山人海。印度报纸称赞：“中国京剧是用道白、歌唱、舞蹈、武技等美丽地交织起来的高度艺术作品。”[10]在缅甸演出时，缅甸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官员观看了首场演出。吴努总理为代表团颁发了三枚金质奖章，其中两枚给了京剧演员，他认为张美娟在《泗州城》中的打出手很精彩，神奇的踢枪令人目不暇接，李少春在《闹天宫》中表演的猴王非常出色。[11]在印度尼西亚演出时，印度尼西亚总统接见了全体团员，代表团的首场演出在象征着印度尼西亚民族国家荣誉的雅加达总统府国家宫举行，一千五百个座位在开演前一小时就坐满了，还有一部分观众只能站在后面和两边的过道观看。印度尼西亚总统、总理、外交部部长等国家领导人观看了首场演出，在最后一个节目《闹天宫》演完后，苏加诺总统立刻走上舞台，与扮演孙悟空的京剧演员叶盛章握手，并祝贺演出成功，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苏加诺总统在演出后的招待会上说：“你们在国家宫的第一次演出已经震动了整个印度尼西亚……全印度尼西亚的人民对你们都是友好的！”[12]此次中国文化代表团的访问交流成功开启了中国与亚洲国家文化交流的新篇章，为进一步深化中国同亚洲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但由于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和日本统治集团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使中日两国关系始终无法实现正常化，对此，周恩来创造性地以文化交流为先导，为恢复邦交创造有利条件。1956年，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梅兰芳、张春华、李少春、袁世海等著名京剧演员组成了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周恩来亲自审查全部剧目并提出整改意见。临行前，周恩来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并讲述了中日两国历史交往、长远友好的政治意义以及此行的方针任务等。最后，他说道：“日本人民是诅咒战争、盼望和平的，你们此去一定会受到欢迎。你们的演出，一定会取得成功！不过情况是复杂的，任务是艰巨的，相信大家会胜利归来，86位安全回国，就是胜利！”[13]37此次访日交流获得了巨大成功，代表团每到一地都会掀起一股“梅兰芳热”，每场演出剧院都座无虚席，还有很多买不到票的观众不得不通过电视转播观看演出，京剧表演每次都能赢得观众的满堂喝彩，为了答谢观众的掌声，演员们不得不多次谢幕。一些日本朋友说：“京剧艺术虽然是古老的艺术，但是新中国的京剧却充满了新的生命和充满了青春的气息。”[14]此外，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还为广岛原子弹受难者和战争孤儿举行了义演，将募得的款项全部捐献给了他们。梅兰芳在此次访日演出后曾说：“我过去也去过日本，可那是凭个人力量出去的，从没有过今天政府组织的剧团的阵容，因此演出的整齐是过去没有过的，而且由于澄清了舞台形象，整理了剧目，加强了表演艺术，我们演出的艺术水平比起以前来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演出的反应极好。”[15]周恩来说：“此次访日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艺术打开了日本人民的心扉，搭起了中日人民友好的新桥梁！”[16]

为了答谢1957年9月柬埔寨皇家舞蹈团对中国的友好访问，同年11月，中国政府派出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赴柬埔寨访问交流。在访问期间，艺术团受到了广大柬埔寨群众的热烈欢迎，王国政府专门成立了接待委员会，国王亲自接见了代表团全体团员。代表团在王宫为国王和王后表演了《秋江》《水帘洞》《除三害》等京剧剧目和一些民族歌舞节目。代表团举行公众首场演出时，剧院人山人海，在三十五度高温的闷热剧院里，没有一位观众离开。柬埔寨国家通讯社发表了关于《三岔口》的评论：“它是继承了中国悠久而优良的喜剧和哑剧传统，《水帘洞》是艺术的全部结晶、炼丹者的哲石、美学家的完整艺术。”几乎所有报纸都赞扬了代表团的成功演出，并刊登了剧照。艺术团的演出不仅轰动了整个柬埔寨，还吸引了很多老挝、越南人民前来观看演出。[17]这次访问交流很好地推动了中柬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也为两国建交创造了有利氛围。

3.与未建交国家的对外交流：充当“外交先锋”。

截止到1956年，仅有24个国家与中国建交，为了更好地为外交工作打开局面，党中央制定了“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的方针。为此，经中央批准，一个民间性质的中国艺术团准备出访智利、乌拉圭、巴西、阿根廷四个未建交国家。对于这次出访政治气候完全不同的国家，周恩来给予了高度重视，亲自审查并去掉一切带有政治色彩的节目，演出的京剧剧目选取了一些反映中国人民生活情趣和美好感情的“折子戏”。[13]41-42出行前，周恩来亲自为代表团送行，并叮嘱大家：“无论有多大困难，只要能进去，就是胜利；要认真执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要保证演出质量，通过演出交流文化，广交朋友。”[6]144在南美访演的第一个国家智利，京剧演出了全本的《霸王别姬》，获得了很大成功，谢幕达七次之多，智利总统观看了首场演出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艺术团在南美其他几个国家的演出也非常成功，京剧的服装、道具、演员的化妆、音乐和武打都引起了南美人民的极大兴趣，他们形容京剧服装“对于看得人简直是一种视力欣赏的会餐”。他们谈论《闹天宫》里的对打和《雁荡山》的水战，说他们“充满了令人奋发的生气和活泼、愉快，展开的时候像旋风一般”[18]。艺术团精湛的表演极大地增进了南美人民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感性认识，弥补了由于地理原因和人为原因所造成的发展两国关系的阻碍，为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60年，国际上掀起了反华逆流，为了消除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误解，从文化交往开始，逐步增加接触，最终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亲自下令要组织精英荟萃的一流艺术团在美国“后院”造成影响。4月，艺术团赴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古巴和加拿大四个美洲国家访问演出，这是中国第一次派遣艺术团到这些国家。当时中委两国虽未建交，但是艺术团全体受到了委内瑞拉总统的隆重接见。艺术团在委内瑞拉的访问交流获得了成功，引起了巨大轰动，每场演出谢幕次数达十次，观众迸发出“毛泽东”“北京”“人民中国”的呼喊，表现出他们对新中国的感情和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热诚愿望。[19]作为访问古巴的第一个中国艺术团，古巴政府邀请艺术团参加了古巴革命一周年庆祝活动，古巴的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在古巴，京剧演员第一次演出了全本的《野猪林》，演出过程中不时爆发出笑声和掌声，演出效果并未因语言的隔阂而受到影响，观众以雷动的掌声要求一再谢幕。[20]此外，艺术团还深入古巴革命军根据地马埃斯特拉山区进行慰问，为古巴革命军和山区人民演出。艺术团访问后不久，中古两国建交。8月，艺术团在加拿大参加了温哥华戏剧节活动，成为第一个访问加拿大的中国艺术团。艺术团演出的《白蛇传》令加拿大观众深受感染，应现场观众的强烈要求，艺术团不得不决定临时加演一场，但是当时的服装和道具都已经上了飞机，在道具和布景的简单拼凑下又表演了一次，观众仍旧不肯离场，有的观众甚至离开后又兴奋地跑回剧场，以为还有返场演出。[6]350这次美洲之行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中国与美洲国家之间的隔阂与距离，是贯彻“文化先行，外交殿后”政策的一次成功举措。

新中国的戏曲艺术对外交流可以看作是戏曲对外交流史上的第一个活跃期，具有鲜明的特点。由于新中国戏曲艺术对外交流主要是为了响应和配合当时的外交政策，故多以政府主导的形式进行。新中国专门成立了负责管理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政府机构，再加上艺术团成员的充分准备和高度的责任感，所以在对外交流过程中，戏曲艺术精湛、滑稽的表演技艺往往能够引起外国观众极大的兴趣，获得极高的评价，起到了巩固和改善国家关系的作用。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让世界更加了解真实的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驳斥了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歪曲和污蔑言论，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发挥了“外交先锋”作用，对于新中国打开外交局面并在国际社会站稳脚跟具有重要意义。

三、新中国戏曲艺术对外交流的意义

新中国的戏曲艺术对外交流不仅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实际上它还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外交的一种实践方式，具有一定的文化外交意义。1952年1月，正在苏联演出的青年文工团收到了一封发自我国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和外交部的公函电报，电报上写着：“文工团在各地演出中，展示了新中国的艺术成就，宣传了毛主席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增加了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扩大了新中国的影响，加强了我国人民与兄弟国家人民间的友谊。”[21]戏曲艺术对外交流从侧面彰显了新中国的国家形象，扩大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深化了与已建交国家的友好关系，促进了与未建交国家的接触和交流，培植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为发展两国关系创造了条件；增进了中国与他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奠定了民意基础，有利于新中国打开外交局面。

（一）利用人民性和民族性特点彰显新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国家对新中国并不了解，他们对中国的固有印象还停留在近代的旧中国，将中国的国家形象与“闭关锁国”“鸦片”“小脚女人”“东亚病夫”等联系在一起。另外，由于中国的国家政权长期被反动势力所掌握，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遭到污蔑和迫害。如毛泽东所言，“共产党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22]加之，很多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和破坏政策，大肆宣扬反华、反共言论。这些都导致很多国家的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形象产生了极大的偏见和误解。新中国迫切需要通过加强对外工作来改变这种状况，戏曲艺术对外交流在这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增进了外国民众对新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从侧面反映了真实的中国面貌。周恩来曾在审查出国节目时说：“京剧外国人听不懂，因此要在唱腔和动作上下功夫，搞得尽善尽美，增强感染力，让人家接受它，喜欢它。同时，他告诫演员一定不要有大国主义情绪，要谦虚谨慎，在国外多做友好工作，树立中国人的良好形象。”[23]中国代表团的演员们不仅在艺术表演上竭尽全力为祖国争光，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时刻牢记他们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京剧演员杜近芳在回忆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时说道：“出国访演的每个艺术工作者都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一言一行必须高度自律，都有着严格要求。在那些年代里，新中国的艺术家们牢记周恩来的教导，本着既不妄自菲薄也不闭关锁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基本原则，一次又一次地用自己的艺术和言行，向海外观众展示了新中国人民崭新的精神风貌和欣欣向荣的国家形象。”[6]354

“不仅是在戏曲节目本身上获得盛誉，而且通过演出，我们发扬民族文化艺术事业所做的正确的努力，已经引起国际的注意。”[24]戏曲艺术对外交流时让外国民众领略了古老、优美而精湛的中国戏曲文化，受到了他们的广泛欢迎和热爱，在很多地区掀起了戏曲热潮，进一步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限于当时的国际环境，虽然新中国戏曲艺术对外交流的国家不包括美国，但仍然在美国民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1955年7月17日，美国《纽约时报》上登载了第二届巴黎戏剧节中中国演出的京剧《三岔口》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剧照，并且在它的通讯里说：“在舞台上出现了来自美国、共产党中国、芬兰、波兰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演员。在那一晚的招待会上，法国、中国、东德和美国的演员开怀对饮，谈笑风生，好像铁幕只是薄纱一样的东西了。”[25]戏曲艺术对外交流在潜移默化中展现了正义、勇敢的中华民族形象，彰显了新中国和平友好的外交思想，让其他国家真正地了解并接受新中国，扩大了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

（二）通过柔性的文化交流方式积极配合新中国的外交工作

在新中国与已建交国家的关系发展上，戏曲艺术对外交流进一步丰富了两国间的文化往来，成为巩固两国关系的一种纽带。在对外交流时，艺术团除了进行戏曲表演，有时还会做一些义演和捐赠演出收入等慈善工作，充分展示了新中国的诚意和友好，进一步联络了两国感情。1956年，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赴缅甸访问演出，代表团将演出三场的全部收入捐赠给缅甸政府作为社会福利基金。缅甸总理吴努在致开幕词时说：“这些演出将大大帮助促进中国和缅甸之间已有的友好关系。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传统的友谊，这使得两国之间经常在舞蹈、音乐和戏剧艺术上有所交流。由于这一缘故，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与日俱增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26]新中国的戏曲艺术对外交流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建交国家，这表明政治外交为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文化交流又进一步推动了政治外交和经济外交的发展，生动诠释了文化外交与政治、经济外交的灵活互动与配合。

在新中国与未建交国家的关系发展上，戏曲艺术对外交流充分发挥了良好的“外交先行官”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西方国家对新中国进行封锁和打压的紧张局势，为建交工作奠定了基础。如陈毅在谈到新中国外交工作时所言：“我们是两个东西在打头牌。第一个派艺术团去；第二个就是贸易……我们要拿艺术这种交流文化、传播友谊的工具，它能达到外交、贸易所达不到的效果。”[27]1955年，中国艺术团在法国和英国演出了京剧《断桥》，当时西方国家大肆宣传反共言论，污蔑共产党的形象是“没有人性的洪水猛兽”，但是，这出戏所传达的女人敢于婚姻自主的思想内涵改变了很多外国观众的看法。同年11月，周恩来接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提出：“如果法国政府、法国议会有困难，现在可多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造成气氛，然后水到渠成，承认新中国，同蒋介石隔断关系。中国方面是可以等待的。”[28]这体现了戏曲艺术对外交流以一种文化交流方式为外交工作创造了一定氛围，促进了外交工作的开展。1956年以后，遵循“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的方针，中国的外交重点逐渐向未建交国家扩展，并且尽量争取和美国改善关系的机会。1956年，中国艺术团访问南美，艺术团每到一个国家演出时，都会向美国使馆送票邀请看戏，艺术团还利用招待会等机会认识了美国的一些知识界人士。虽然当时中国与几个南美国家还未建交，但是艺术团的成功演出表明了南美人民对于了解中国的渴望。[13]42艺术团在对外交流过程中展现了新中国热情友善的乐观姿态，为新中国的建交工作培育了良好氛围，发挥了很好的“外交先行官”作用。

（三）凭借丰富的幽默感和表现力拉近与他国人民之间的距离

周恩来指出，“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29]52。“两国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家来进行，更多地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来进行。”[29]171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但是其最终目的还是在于争取人民，人民在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往往能够推动外交工作的开展。周巍峙回忆新中国成立早期对外文化交流时说道：“每个艺术团成员都是新中国的形象代表，担负着让世界了解新中国的光荣使命，以弘扬、加强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发挥‘人民外交’作用，建立新的友好情感。”[6]15在戏曲对外交流的过程中，演员们将戏曲艺术的魅力与技巧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热爱以及热情友善、爱好和平的乐观精神深深感染了外国民众，广泛地发展了与他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除此之外，戏曲艺术之所以受到广大外国观众的欢迎，还在于戏曲艺术所蕴含的深刻的人民性和民族性。1960年，中国艺术团在古巴演出京剧《野猪林》，该剧目表达了一种人民不屈服于压迫和剥削，所以逼上梁山进行革命的中心思想，使古巴民众深受感染，他们像中国人一样热爱并赞扬剧中的英雄，憎恨反面人物。[20]戏曲剧目中所蕴含和表达的中心思想往往能够引起广大外国观众的共鸣，尤其是广大亚非拉国家，他们曾与中国有相同的遭遇，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都有相似的经历，戏曲作品包含着反对封建和压迫，争取自由和幸福的思想内容，它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一种理想、性格和希望，并且充满生活气息，引起了广大亚非拉人民的强烈共鸣，极大地拉近了彼此距离，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赢得了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戏曲艺术对外交流遵循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原则，不论国家大小、人民多少，一律平等对待，广泛地增进了中国与他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好。1955年，中国古典歌舞剧团在冰岛演出结束后，一位冰岛作家说：“你们的国家是那样大，我们的国家是这样小，但是你们还是想到我们，并且不顾路途遥远来为我们表演你们古老的文化艺术。我们把这看作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一生也不会忘记。”[30]除了进行戏曲表演以外，艺术团还参加一些招待会等活动，与其他国家的文艺界展开交流与学习，介绍戏曲艺术的同时学习他国的优秀文化，并与很多国家有名的文艺人士广交朋友。不仅增进了中国人民与广大亚非拉国家人民的团结和友谊，还拉近了与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距离。1958年中国戏曲歌舞团顺访西欧时，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特观看演出后说道：“中国就像是我自己的祖国，看了你们的演出，使我感到特别的亲切。”对此，随访的京剧演员俞振飞在《访欧散记》中写道：“这次会见让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极为深刻的启示，懂得了什么叫做友谊，懂得了为什么友谊是不分肤色不分种族、不分国界的道理；同时也再一次看到了外国朋友对我们伟大国家的深厚感情。”[31]

总体来看，新中国的戏曲艺术对外交流作为政府主导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对外活动，与新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制定的外交政策密不可分。作为文化外交的一种重要实践方式，在对外交流过程中，戏曲艺术以其深刻的人民性和民族性特点有力地彰显了新中国的国家形象，让世界更加了解真实的中国，扩大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同时，凭借其丰富的幽默感与表现力赢得了外国观众的强烈共鸣，广泛地发展了中国与他国人民的友谊与团结，营造了有利的舆论氛围，通过柔性的文化交流方式有力地配合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建交工作中发挥了“外交先锋”作用，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当时的戏曲艺术对外交流以官方项目居多，民间交流较少；剧种剧目形式较为单一，主要以传统京剧剧目为主，武戏居多，文戏较少，折子戏较多，全本戏较少；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交流较为缺乏，对于其他国家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不够等。而今天，全球化趋势和新时代的中国更加呼唤戏曲艺术的交流互鉴与推陈出新，对于戏曲艺术这一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而言，在保留优秀传统的前提下探索创新多元化的对外交流方式和手段，吸收借鉴有益成分，助力戏曲艺术不断创新与发展，是戏曲艺术不断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现实需要。同时，回顾戏曲艺术对外交流的历史发展，充分挖掘戏曲艺术对外交流的优势和经验，配合新时代中国“一带一路”的伟大建设，通过戏曲艺术对外交流让世界人民再次感受戏曲艺术的魅力，让戏曲艺术更加自信地走向世界，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文化自信。充分利用艺术是国际语言的优势，充分发挥戏曲艺术作为中国精神的载体作用，通过推动新时代中国戏曲艺术对外交流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助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不断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