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斯扬，林晓艳

(1.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55；2.济宁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00)

道德是当代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研究的一个核心话题，主导着当今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方向。受此影响，国内外学界在关注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时也会把研究目光投向道德领域，试图从元伦理学的人性、自由等领域，或从规范性伦理学的平等、正义等方面，来论证共产主义思想的合理性。这就形成了学界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道德化研究，但这种研究遮蔽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本真面貌。恢复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本义，明确道德观念及其范畴在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限度，是当下学界无法回避的一项任务。这项任务不仅要求我们深入考察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化研究的起因和过程，而且要求我们明确道德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关系。唯此，我们才能超越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化研究。

一、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化研究的形成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道德化研究是指从道德观念及其相关范畴出发，阐释和研究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学术行为。这种行为源自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道德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卡尔·海因岑就提出，道德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核心动力。对此，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不向人们提出道德要求。”[1]275共产主义思想不能建立在资本主义道德观念上，而应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然而，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相继离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如布洛赫、萨特等人再度从元哲学角度，运用道德观念，探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他们认为，元哲学领域的道德观念，如人的自我决定(自由)、自由、发展等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支撑，也是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在动力。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应建立在一种现实个人及其所在的社会应当确立并遵循的道德原则基础上。这种观点引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化研究的关注。

20世纪70年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齐雅德·胡萨米站在道德社会学角度，探讨了道德在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重要性。他指出，道德可欲性是推动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实践的重要力量，“在无产阶级的意识转变中，这些观念发挥了批判性作用”[2]53。此后，道德成为了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进路。以威廉·肖、R.G.佩弗、凯·尼尔森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都参与其中。这些学者或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文本症候学，或站在新的研究角度，如方法论个人主义，探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他们认为，道德是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运用道德理论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同时运用了道德范畴来辩护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不能缺少道德范畴的支撑。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进行道德化研究，是理解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关键要素。这些学者的关注和探讨，使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化研究成为了一种国外学界的研究风尚。

与国外学者相比，中国学者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化研究的关注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人的现代化、自由、全面发展成为了学界探讨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争论焦点。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3]14作为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人的自由、发展，社会的平等、正义等道德范畴成为了学界探讨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进路。从总体上看，国内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与道德的关系、评述当代英美学界在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道德问题上的特定观点、介绍当代英美某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思想等方面。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学者之所以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道德化研究如此关注，并不是一时兴起或是迎合潮流，而是基于理论和现实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理论方面来看，以道德为切入点展开的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符合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趋势。正义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热点，当学者们关注正义时必然会涉及正义的内在规范性维度，即道德。但由于马克思本人对于道德的模糊论述以及道德对建立和稳定现代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许多学者都把这一论题当作一项亟待解决的任务。他们通过积极地分析、探讨来呈现和发展这一理论，如上文所述的胡萨米、佩弗和尼尔森等人。他们都是根据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语境中的道德观念，来重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这种重构引发了广泛的辐射效应，成为“当代关涉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4]。同样，在以往唯物史观的解释模式中，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道德问题并没有被充分关注，甚至可以说在国外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被引入以前，国内马克思主义者鲜有针对这一问题的直接论述。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可被看作是我国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面对这一领域中的新挑战，吸收、借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内容也就成为了国内学界所采取的首要步骤。

其次，从现实方面来看，道德作为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绝不仅仅是国内学界对西方理论界的亦步亦趋或盲目跟从，它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现实的积极探索和回应。改革开放的40余年来，我国整体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和改善，但涉及道德领域，学者却常用“‘道德失范’、‘道德沦丧’、‘道德危机’之类的字眼形容问题的严重性”[5]。道德作为一定文化和历史传统中支配人们品格和行为的社会规则，对个人应当怎样生活、怎样行动，对一定的社会形态在秩序安排中如何进行策略选择具有重要的内在指导和约束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夯实国内文化建设根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从思想道德抓起”[6]160，“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6]160，应以道德来引领当代人的社会生活。可以说，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道德化研究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热点，既是理论工作者回应社会发展问题的不断努力，也是他们对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的深刻关切。

总体来看，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道德化研究真实地切中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道德化研究之所以成为理解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进路，有来自理论和现实的双重需要。在这种需要的驱动下，国内外学界沿着这一进路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推动了当代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时代问题之间的呼应与互动，而且推高了学界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化解读的热情，使研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化成为了一种不可回避的学术现象。

二、道德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

虽然学界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道德化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回避的学术现象，但理论工作者们不能在未经反思的情况下就接受并使用这一研究路径，必须对这一研究的前提展开追问。这种追问建立在道德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之间关系的基础之上。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本人如何看待道德问题，他的观点和态度是什么；第二，马克思探讨共产主义的最终旨趣是什么，道德能否确切地表达这个终极旨趣。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我们才能基本上揭示出道德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之间的契合程度，并由此来判定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道德化研究是否能够作为一条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

首先，就马克思本人的态度而言，在目前的文本中，马克思对道德问题进行的具体论述少之又少。在涉及道德观念及其范畴时，马克思往往把道德与宗教、法律等并列在一起，从社会阶级属性角度来说明道德。道德的阶级属性是指，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资本主义道德建立在这种物质基础之上，是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资本主义道德被资产阶级定义、阐释和支配。马克思将其表达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7]550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决定了资本主义道德的内在矛盾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倡导的现代西方道德观念，如平等、自由等，带给了人们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和行动的热情；但另一方面，这些道德观念就其本质属性而言，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领域和交换领域，它们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服务，即马克思指出的“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8]47，对资本主义社会“成员来说真正有价值的唯一活动就是挣钱、积累资本和剩余价值”[9]120。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这种意识形态必会走向毁灭。毁灭它们的，不是哲学的语词批判，而是与物质生产相联系的社会运动，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的社会革命。

道德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其在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所占的地位。马克思在论述共产主义思想时是一个非道德论者。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全新形态，无论在经济基础方面，还是在上层建筑方面，必定会超越以往一切社会形态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马克思必定会展望，未来的社会不会再有任何意识形态，它会清除一切道德，而非在道德上推陈出新”[10]158。即便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论述共产主义思想时使用了某些道德语言，表露出了一定的道德态度，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会对共产主义思想进行道德化研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将资本主义的道德表述为对劳动个体独立性和个性的剥夺(1)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参见参考文献[11]74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制度斥责为对劳动者的压迫和贬低(2)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参见参考文献[11]743。。道德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或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核心范畴。马克思是要从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出发，建构新的人类社会形态，从而科学地表达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运动。

其次，就马克思探讨共产主义思想的最终旨趣而言，尽管马克思在不同文本中都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义愤，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论述却并没有被这种情感主宰，而是将道德与唯物史观的科学研究相联系。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现实决定了道德观念的不同。道德之所以被学者关注，是因为它在理论层面再现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运动，表现了不可逆转的人类社会形态的辩证发展。道德以“见微知著”的方式，表现了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中占社会主体的物质生产关系和生活关系。马克思曾用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说明道德观念的不同。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作为共产主义道德原则主要表现为废除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个人对自身劳动产品的拥有和支配，即个人的劳动“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11]20，因为这一时期的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尚不充分，“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2]18。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13]164，那时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开始被打破，旧社会的痕迹烟消云散，道德开始体现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及社会对个人需要的满足与秩序的安排，即各尽所能和按需分配。

共产主义的道德不是某种抽象的观念，也不是某种空洞的口号，而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以及由这种生产方式所确定的社会关系。共产主义的道德应来自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规律。这种规律，不仅包含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及社会领域(包含道德)的剖析和批判，而且包含着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揭示。事实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道德思想正是通过科学分析得出的。马克思从不主张对道德进行先验的逻辑分析和概念推演，而是主张从人们现实生活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历史发展等方面去发掘道德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即便有学者指出，“关于社会历史的事实判断不同程度地以预设某种价值知识为前提”[14]182。但在一个人的思想中存在道德前提并不能等于其全部思想都以道德化的方式进行。在《道德化的批评与批评化的道德》中，马克思斥责海因岑对共产主义道德化的理解是一种“倾泻自己的道德愤怒”[12]333的行为。离开社会发展阶段，空泛地谈论道德或把道德当作一种普遍原则随意使用的话，恰恰是一种被马克思斥责为“犯罪”(3)马克思指出：“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们一方面企图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思，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另一方面又打算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关于权利等等的空洞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参见参考文献[12]23。活动的重复。

事实上，马克思没有提出一个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绝对道德命令，没有将人的自主和自由发展归因于道德。马克思拒绝将共产主义思想发展为一种纯粹的道德理论，道德化研究不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旨趣。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主要目标在于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现实的解放，这与西方学界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化研究倡导的内在超越、爱与救赎是不一样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不是一种对于最高善的筹划和分析，而是一种现实的社会运动。这种运动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物质极大丰富和变革社会关系的总体性革命基础上。无论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的要发展一种通往最高善的合理道路，还是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倡导的那种基于自由、权利、责任和义务的道德理论，都不能承担起这一任务。实质上，学界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道德化研究是一条走偏了的道路。

三、超越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道德化研究

当区分出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与道德的关系，我们就能意识到，共产主义思想作为一种对未来社会形态的阐释，其中的道德问题必然是与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现状相结合的，是涵盖经济、政治和历史等方面的复合问题。相应地，超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道德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的思想整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与时俱进地把握当下的社会现实。

首先，虽然道德关涉个体层面的自由、自主，社会层面的公平、正义，但道德并不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研究的全部对象，共产主义思想也不是脱离马克思思想整体的独立部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的。任何人都不能脱离唯物史观这一思想整体来研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国内外学者将道德作为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因为他们忽略了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没有抓住道德与共产主义思想之间的实质性关联，没有抓住共产主义思想与马克思思想各个部分内容之间的有机联系，没能把现实的道德观念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相互融合。因此，他们只能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进行碎片化和割裂式解读。而超越这种解读，唯有把握道德在一定社会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握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并加以整合，才能恢复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整体性把握。

其次，应坚持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核心动力。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论述建立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之上。唯物辩证法阐明了道德观念产生的物质生产实践基础，揭示了一定社会形态下道德观念的具体性，即某种道德观念总是和人的物质生产实践相关，是对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要素及其关系的反映。这就意味着，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研究始终要坚持实践立场，致力于解释共产主义道德观念所包含的丰富社会物质生产内容。唯有从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起源、社会结构及其相关实践入手，才能掌握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形态的基本要求。以往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道德化研究的偏颇之处就在于遗忘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如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强行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丰富现实旨向归结为道德规范，这“实际上是一种后期的经验实证主义传统”[15]94。马克思曾指出，去掉现实世界的矛盾运动，去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至多还剩下最纯粹的道德”[7]606。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是孤立的‘人之为精神’的‘心理’和‘人之为群体’的‘伦理’，而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16]。只有坚持唯物辩证法，将人的现实发展作为研究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方法论核心，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所强调的，道德观念背后的作为总体性力量而起支配性作用的物质生产的逻辑，才会关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这才是恢复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研究的根本性基础。

最后，应从社会现实出发。道德作为人类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要素，道德的实践性在于其具有指认现实、超越现实的否定性力量。对共产主义道德研究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力量激发出来。尽管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道德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人们对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关注，促进了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认知，但这种“坐而论道”式的研究并不符合马克思的要求。反而，它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即便到了21世纪，我们仍需高度重视马克思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中不仅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共产主义的建构，而且包含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革命行动和人类解放的坚持。这意味着，我们研究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不应与当下的社会现实相分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遵循新的社会发展规律，把握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共产主义社会生成的条件，明确道德是“确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科学性、实践必然性的关键因素”[17]，唯此才能实现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