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湘云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引起了全人类对生存环境的高度关注和警惕。2020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同疾病和灾难的斗争史”[1]，呼吁各国团结合作，携手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论人类怎样进步和文明，都不能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因此，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从唯物主义视角揭示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批判地审视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探究人与自然裂变的根源，寻求人与自然和解的社会化路径，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有机统一的思想体系。在全球生态危机及公共卫生危机背景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并进行学理分析，对于科学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由危机回归理性：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2]这充分说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方略的重要领域，彰显我们党追求优美生态环境、构筑绿色美好家园的生态使命。“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自然辩证法和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合理内核的提炼与升华，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强化哲学的问题意识，也表明人类环境意识的内在觉醒和人类生存危机的理性反思。考察人类实践发展的总过程，不难看出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由“交互共存”转向“发生裂变”，最终复归于“实现和解”的逻辑进路，这也是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所揭示的事物的螺旋式发展的历程。

(一) 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进行了科学的论述，明确提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3]103，“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4]209，“是自然界的一部分”[5]56。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是先于人类而自然生成并存在的，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自然界万事万物皆有联系，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同其他生物体一样，人类也只是大自然有机统一体的一个部分，是自然界进化的结果，属于自然范畴的物质形态。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是一个完整统一的生态系统，各种生物之间既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相互排斥，形成纵横交错、环环相扣的食物链，也就是物质变换和能量转化的链索关系，从而使整个庞大的生态系统能够保持动态平衡，得以有效运转。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即使人类是位于食物链顶端的优势物种和高等智慧生物，人类仍然无法改变自身的自然属性。无论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何种先进程度，其生命力都依赖于自然资源的滋养，大气、水、土壤等仍旧是人类最根本的生态资本，不可或缺。因此，人类的活动必然要受到自然界的制约，离开自然环境的人类社会是不可能存在和发展的。但是，“与其他生命物种同自然的关系不同，人不是被动接受自然整体样态，而是富有能动性”[6]。人类通过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从自然界获取自身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全部物质资料，从而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的样态，同时也给人类生存境遇带来直接的挑战。与人类的自然进化相同，危害人类世界的各种病毒也会通过变异和自然选择而演化。人类生活环境和资源的污染以及“人类与动物间物种屏障被打破”[7]，加速了人与动物种群之间病毒的传播和扩散，成为引发或助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主要动因。人与自然是多维、多层的交互关系，人类不仅依赖自然，也受到自然的制约。

(二)人与自然关系的裂变

人类不能脱离自然，可以根据自然的规律利用和改造自然，但却不能成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物质存在。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中向人类发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8]383人与自然的活动是一个“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的双重过程，通过对象性的活动即实践，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要求使自然变成“属人的自然”“人化的自然”，实现改造自然与改造自身的统一，而任何对自然界不合理的利用和改造都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报复。现今人类遭遇的全球变暖、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传染病肆虐横行等生态困境，都足以说明人与自然关系的空前恶化。大自然正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向人类发出抗议，告诫人类对自然的无视、僭越和破坏必然要受到大自然的严厉惩罚。人类产生之后，经过长期的劳动实践，使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使人对自然的物化能力空前提高，在给人类带来充裕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裂变，即形成了自然对人的异化。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来看，自然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的对象，自然是受动的，而人是能动的，因而人与自然关系的好坏关键在人。与自然的生态进化不同，人是智能进化的。人类思维的进化和智慧的升华，带来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飞速发展，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规模更是不断扩大。如果人类仅仅为了满足眼前的经济利益，而不惜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不合理利用，必然超出自然界的负荷与再生能力，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从而造成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最终换来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危害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

自然界对人的无情报复，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当今世界，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凸显，生态危机和生态环境问题复杂多样，并以愈加剧烈的形式爆发出来，譬如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横行，使人类危机重重。这些生态问题看似是自然界演变进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自然现象，而深层审视则是人类在长期实践中忽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造成人与自然异化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异化指主客体的异位现象，即主体外化为客体，并转化为与自我相异的存在，反而与自身相对立。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是指自然被人类过度对象化、客体化，使人与自然从统一走向了对立。人类社会在先后经历了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发展阶段之后，已经开始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坚持绿色文明理念，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扬弃人与自然关系异化，人类得以进入生态文明的唯一途径。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思想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一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密切相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物质变换指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方式，而破坏物质变换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过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合理的物质生产实践是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出现“裂缝”，即生态系统失衡的根本原因，明确提出受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利益驱使，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物质变换具有不可持续性，只有变革和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因此，要实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必须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和谐相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最终归宿，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人类在自然观上的重大转变，也是破解人与自然关系对立困境的理性回归。

二、以经典诠释现实：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生态意蕴

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肆虐高度警示人类：生态危机及公共卫生危机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难题。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在21世纪之初提出，人类“21世纪最重要的任务是克服人对周围环境和生态的重大影响所造成的后果”[9]。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促进学术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维度对生态问题做出理论回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出现了明显的生态学转向，更掀起了一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潮。生态问题的核心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从唯物主义的视角剖析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蕴涵着深刻的生态哲学意蕴，不仅为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生态难题提供了批判的武器和学理的支撑，也为环境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完备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哲学维度下的生态思想

马克思的生态观是辩证的自然观，与作为近代科学基础的机械自然观不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和辩证统一关系，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哲理，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哲学观。人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对象性的活动是人与自然建立联系的桥梁。现实的自然界是与人类主体处于对象性关系的自然界。“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10]58，这就是马克思所阐释的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也同样如此，二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马克思提出的自然概念对“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进行了区分：“自在自然”是指人类世界产生之前的自然界或人类活动尚未涉及和作用的自然界；“人化自然”是人类活动已经涉足并改变了的自然界。马克思把对自然的理解融入到人类实践活动的考察之中，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统一于实践，是以构建了“现实的人”与“人化的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强调的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是大自然，后者的主体是人类。“自在自然”意义上的自然生态系统可以自发地维持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而“人化自然”意义上的人类生态系统，由于人类处于主体地位，人类为了实现自身的物质和能量循环，有目的从事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会对生态系统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和重建，有可能干扰自然生态的自我平衡；这种干预一旦超出自然界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自我调节的限度，就会导致生态危机的产生。因此，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共同进化，人类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同时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即遵循人的需求和自然的规律两者的辩证统一，这不仅是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要求，也是构建人与自然关系应然样态的哲学范式。

(二)经济学维度下的生态思想

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批判中，马克思阐明了资本对自然“剥削”的必然逻辑，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资本的本性与自然是根本对立的，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异化，并最终引发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和生态灾难。工业社会的机器化大生产方式使得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现在一个小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11]275但是，这种生产方式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天然亲和关系的疏离，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为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敌对关系，形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范式，使自然对人的异化成为可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无情地制造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断层，切断了自然资源再生产的基本进程。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资本家无止境地追求资本增殖，使不断扩大的再生产持续增加自然资源的消耗，最终造成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严重破坏以及退化，从而导致生态危机爆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劳动创造了财富，而自然更是“直接对象性的财富”。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工人的劳动同自然资源一样沦为资本家创造财富的直接来源，劳动力成了商品，使异化的劳动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劳动异化产生的原因，自然的异化是劳动异化的必然结果，异化劳动的存在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所以自然的异化是人为造成的，归根到底是源自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分析蕴含丰富的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生态思想。他通过对异化劳动诸多表现的深刻剖析，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同时也指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将长期存在，不会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消灭而消除，解决人与自然异化问题的途径就是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三)实践维度下的生态思想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础和出发点是实践，实践是联系人与自然的中介。人的自然本质决定了人类的实践活动必然要受自然的制约，自然界相对于人具有优先地位。人类通过生产实践，也就是自身的劳动，才能摆脱对自然的本原性依赖，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性活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2]56马克思将劳动的过程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实现物质变换的相互作用，通过使用“物质变换”这一概念“给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入全新的理解”[13]78。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既依赖于自然而生存，又能动地改造、影响自然，人与自然是双向“变与换”的动态过程。人与自然的发展既是自然的人化过程，也是人的自然化过程。人类通过劳动从自然界谋取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物质生产生活资料，同时又将各种活动中产生的污染物、废弃物排放到自然界之中。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是交互的，这正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对破坏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认为资本主义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直接影响到自然界正常的物质变换，使人与自然之间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缝，即出现了“物质变换”的断裂，由此给人类可持续发展带来最大的威胁；而只有变革和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修复这一裂缝，更好地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物质变换断裂”思想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危机理论，不仅适用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同样也适用于当代人类生态文明发展的新阶段。从实践的维度看，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文明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需要跳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恶性发展模式，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逐步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马克思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确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可以说，马克思阐述的“物质变换”理论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的理论，也是马克思成熟的生态观的体现。

三、从理论走向实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阐述了“两次提升”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生态问题形成的认识论根源。 恩格斯说：“人类要进入自由王国，必须经过两次提升：一次是物种的提升，即正确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摆脱动物式的存在状态；一次是社会的提升，即进行社会制度的变革，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14]274-275生态问题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全球灾难足以说明生态环境危机是人类进入21世纪面临的最大危机，解决生存危机难题已经是摆在人类面前迫在眉睫的一项严峻的任务。然而，生态问题的治理是一个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面提升人类的绿色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全社会各个领域的协同效应，合理利用科学技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逻辑主线，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马克思说过“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15]453，人类唯有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并付诸行动，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方式，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

(一)遵循自然生态规律，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合理的关系，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得到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从而导致相互矛盾的激化。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16]马克思从人是自然存在物的角度揭示了人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认为人类应该在自觉能动性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之间保持一种适当的张力，达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人类要理性对待自然、理解自然，而不是以征服者的傲慢姿态凌驾于自然之上，要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来造福人类，形成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而非自然对人的异化关系。人类必须科学认识并正确把握自然资源各要素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积极协调人的利益和价值的实现与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之间的关系，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以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人需要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蕴含着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诉求和目标取向。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思想“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人应顺应自然、效法自然，即人之所为合乎自然规律谓之“天人合一”。这种朴素的天人哲学观中的生态智慧与马克思生态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具有异曲同工的思想内涵和理想境界，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思想文化根基。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对自然规律和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深化和升华，也承载了党在新的历史征程中践行生态观的使命担当，建设美丽中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心之向往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迈向生态文明时代的根本要求，“天人合一”思想和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为和谐共生方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并不矛盾，二者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当人类社会生产过程与自然生态循环分离对立时，生态环境问题也就由此而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意识到，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就必须增强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重视科技进步与创新，不断地改进和完善生产方式。生态危机是人类社会发展具体方式和道路的必然产物，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他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态缺陷，批判资本主义的非可持续发展性，并且探索了跳出资本主义恶性循环发展的经济模式，以及实现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实践路径。马克思提出的循环经济、集约和内涵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思想，对于当前人类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加深和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生态文明”正在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我们要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首先就要改变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由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资源节约型、生态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在深刻把握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以及正确掌握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物质循环、能量转化、信息传递和价值转移等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推进生态化、绿色化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自然生态的重要价值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这一理念是人类发展观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在当代中国的重大理论创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分别体现自然资源的生态属性和经济属性，两者有机融合、协同推进，才能建立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实现双赢的良性循环，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坚持科学生态导向，构建和谐型生态社会

疫情呼唤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自觉，只有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科学导向，走可持续的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的发展之路，才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应对并消解现代性生态危机。马克思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揭示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反生态本性，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中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考，提出了化解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说的这种崭新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即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高度的和谐，人类能合理地控制和驾驭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彻底结束人类与自然对抗的历史。马克思认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7]926-927而共产主义社会是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消解自然对人的异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最终价值目标。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思想为解决现今诸多的生态难题提供了一种唯物主义的视角，也为实现美丽中国的生态现代化找到了一条科学有效的现实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思考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辩证法则，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2]，“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18]，中国已经进入“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19]的新时代。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性。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亲近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着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变革，为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找准了着力点。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生态文明建设正在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全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型社会。

四、结语

从上述3个层面的剖释中，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不仅为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也为全球性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治理体系构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作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新冠疫情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和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愈发凸显“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中国理念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人与自然是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从生态问题生成的认识论根源来看，生态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而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世界性问题。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具有更为鲜活的生命力和持续的影响力，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化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对于树立生态文明新理念，构筑和谐美丽社会，以及建设人类美好家园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