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溢/文

根据《自传契约》所述，自传是“一种趋于总结的回顾性和全面的叙事”，虽然它往往强调传主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个性历史，但是社会历史内容不可避免会出现在自传中。西班牙“二七一代”女作家的自传就有大量社会历史记忆书写。

“二七一代”女作家包括罗莎·查塞尔（Rosa Chacel)、玛利亚·特雷莎·莱昂（María Teresa León)、艾尔内斯蒂娜·德·常布尔辛（Ernestina de Champourcín)、玛利亚·桑布拉诺 (María Zambrano）等，她们和“二七一代”的男作家一起，在西班牙20世纪早期的文坛，谱写了辉煌的篇章，成为西班牙文学“白银时代”的重要成员。她们都出生于19世纪最后几年或20世纪最初几年，在青年时代都见证了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成立，并都积极拥护，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她们因为共和党人的身份被迫流亡他国。西班牙内战和流亡的经历及由此造成的创伤是她们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记忆，也成为她们自传的重要主题。

这些女作家的自传因其涉及的大量社会历史记忆书写，成为优秀的见证文学。下文基于这些文本分析自传记忆和见证文学的关系，并讨论见证文学的真实性和虚构的可能性，以及见证文学的文学表征。

1 自传记忆和见证文学

见证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自传文学”，“它指的是那些亲身遭受过浩劫性历史事件的人，作为幸存者，以自己的经历为内核，写出的日记、回忆录、报告文学、自传体小说、诗歌等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迎来见证文学的发展期，二战的纳粹集中营，成为见证文学最大的焦点之一；而西班牙见证文学的高潮是关于西班牙内战及共和党人流亡经历的自传。

李金佳指出，“见证文学的悲哀的‘花季’，是在194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这正好对应“二七一代”女作家们自传的写作时期：莱昂的《忧伤的记忆》（1970）于1966年到1968年流亡罗马时写就，查塞尔的日记三部曲（1982，1998）第一部写于1940年4月到1966年6月，第二部写于 1967年1月到1981年5月，桑布拉诺的《胡言乱语与命运：一个西班牙女人的二十年》（1989）写于1951至1953间，只有常布尔辛的《艾尔内斯蒂娜·德·常布尔辛的日记和自传片段》（2008）是她在1972年回国后分别于1977、1983、1987-1991写成。

吕鹤颖指出：“见证文学强调的是个人性，是从亲历者个人的经验、情感和知觉进入到历史灾难的普遍性层面,从而与国家权威性的描述、集体性的言说和宏观的大历史叙事区隔开来。然而, 见证文学的个人性并不等于个人见证行为的可能性。见证是无法在一个人身上发生的，它只能发生于公共群体中。”见证文学的构成有两个必要因素：见证的对象，即灾难；见证者，即经历灾难的人。西班牙内战对于几乎所有西班牙人来说是一场浩劫，“二七一代”女作家是这场灾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她们不仅经历了浩劫，而且还是幸存者，带着强大的勇气记忆和思考过去，将内化的灾难用文字表述出来。

莱昂通过自传勇敢地承担起见证者的任务：“我知道已经有很多书是关于西班牙那些不可调和的岁月。战争在西班牙历史上划下了生硬而鲜明的痕迹。现在那些战役被冷冰冰地讲述，政治上的分歧也是如此。为了书写所谓的英雄事迹，那些书中避免了忧伤的文字。……你们得原谅我，我在书写西班牙人的那场战争和流亡时，反复使用了忧伤的词语。是的，也许它们是我作为一个历史记录者的无能表现。但我不能掩饰自己……我没有回避，我在认为有必要时形容我的西班牙是可怜的，形容我的人民是不幸的，形容那些遭受迫害的人是无助的，形容那些被抛弃的人是绝望的。”

查塞尔的日记逐一记录了自己流亡时度过的日子。她强调流亡生涯对于其日记写作的重要性：“我在这里还能做什么？我只想在此时——在我挥霍自己生命中最具决定性的时刻——记录下我的执念。这些时刻可能是我在大西洋上度过的，因为其它的时刻，无论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我都没有挥霍。”她的日记“记录了与每个流亡者所特有的日常生活方式相对应的证词：恐惧、痛苦、悲伤、孤独等。”

桑布拉诺的自传充满了哲学和思辨的色彩，同时融入了见证性的叙述。她描写自己在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时期的所见所闻，“文本将破茧而出的年轻女孩的个人轨迹与经历了几个世纪阴郁停滞后醒来的国家的重生融合在一起”。1929年，她见证了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的失败和阿方索十三世国王君主制的结束，同年4月14日第二共和国宣布成立。桑布拉诺积极参与了这时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进程，塑造了自己西班牙历史见证者的形象。此外，她见证了西班牙一些重要文学家——如著名诗人马查多——30年代末的流亡遭遇，及40年代诸多共和党人流亡时的悲惨。在她的文字中虽然有呐喊，但不是主基调，她用富有哲理性的话语冷静地剖析流亡给家人（包括自己）带来的痛苦，思考流亡者在世界上的地位。

“二七一代”女作家们自传和日记的见证功能使记忆书写具有了社会文化意义。段吉方指出：“见证文化的意义就在于使文化创伤与记忆能够有效地突破某种区域限制、政治抽离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遮蔽，历史的真实景象可以通过‘见证’的过程而揭示出来，从而还原关于文化创伤的真实面目。”

2 见证文学的真实性和虚构的可能性

“二七一代”女作家们的自传属于见证文学，在这些文本中，记忆具有社会属性，这些文本具有历史意义。作为西班牙内战和共和党人流亡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女作家的记忆与历史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这些记忆试图还原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见证文学因其见证的功能，其真实性是它的重要特性。正如吕鹤颖指出：“纪实（non-fiction）是见证文学最基本的标准，而见证文学本身的限度又来源于其对真实性的高度要求。”

在桑布拉诺的文本中，流亡作者年轻时的亲身经历使文本中有关国家历史的叙述具有真实性。传主是叙述的主体，同时也构成被叙述的内容。她在文本中用第三人称替代第一人称强调：“她的经历的直接数据 ‘没有欺骗她’”。她在文中不断提及自己参与过的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并不断用“她记得”等表述来强调记忆对于回顾这些真实事件起到的重要作用：“她记得，在她童年的马德里，可怕的周日下午……当她期待着看到国王经过……她记得那种缺乏节奏的感觉……她曾近距离地看到……”

查塞尔用日记记录自己的流亡始末及整个过程，使流亡造成的创伤再现更有真实感。一般认为，“创伤事件最初发生的时间和创伤受害者后来回忆创伤的时间之间有一个延迟，这个时间上的延迟或潜伏（latency）可能有多久，什么时候创伤记忆会再次出现在受害者的脑海里，都是不确定的。在创伤受害者的意识中，‘记忆的复返……部分原因是想象介入细节的讲述，或是想象创造了一种对曾经发生事件的梦幻般的回忆’。”而日记即时记录下当下发生的事情和心情，避免了上述提到的延迟性，与自己的当下和当下的自己保持最近的距离，保证了记忆的真实感。

那么这些女作家的见证文学文本是否完全摈弃虚构？

见证者尽量从客观的角度来讲述自己所经历或目睹的灾难。然而，它“靠近情感而不是靠近权威，依靠人对人、人对语言的基本信赖而不是依靠证据，在它最具批判性和控诉性的段落，它也构不成一种政治话语，不具备审判的功能。”“见证文学不是英雄的文学，也没有拨乱反正的力量，无法提供一种是非代替另一种是非，因为是非在作者身经的浩劫中变得可疑。”陶东风指出：“真实与虚构的相互缠绕混合可以被视作西方整个自传书写中后现代转向的一个关键表征。”“见证文学几乎全部属于创伤记忆书写，而创伤记忆的特点正好是虚构和真实难以区分。”此外，吕鹤颖指出“作见证者对灾难的记忆本身也是不确定的。除了时间的侵蚀所导致的记忆本身的变形、消散之外，作见证者还要不断地对抗选择性的遗忘。这种选择性‘不单来自权势者和权力机制，亦来自幸存者自身’。”见证文学中融入的见证者的情感以及记忆的不可靠性使“二七一代”女作家的文本部分片段面临真实性的拷问。

如莱昂在自传中写自己15岁时生下儿子，但事实上是16岁，莱昂在此内容上没有保持真实性应该有两个原因，可能她想突出自己非常年少时就不得不完成传统观念强压在女性身上的结婚生子的任务，这从她感慨她当时还是喜欢玩洋娃娃的年龄可以看出；第二个原因，可能是记忆出现了差错，就像莱昂自己承认的：“记忆之镜会不可避免地有偏差，会摔倒和碰擦。”

在桑布拉诺的自传中，关于她的童年她倾向于表现“生命的悲剧意识”这一当时西班牙哲学界的重要命题。因此，她通过第三人称的方式表现主人公（即自己）强烈的个人危机状况，她使用反思和戏剧化的语气，对出生、死亡和不公正的命运的意义提出质疑。她自己承认，被书写的童年某些记忆不一定完完全全是事实。

查塞尔在文本中承认自己想表达一些想法，但是不得不对有些事保持缄默。

此外，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记录，这些女作家们承认自己所书写的是自己所看见的，那么，在残酷的战争里，亲历者所看到的一切可能是“有限的、片段的、零碎的”。

可见，见证者在事实层面的认知局限性、见证者的情感融入以及记忆的不可靠性等因素，会允许见证文学在保证其真实性的同时，有虚构的可能性。

3 见证文学的文学表征

可能有人认为，见证文学旨在披露社会某段特殊时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因此往往停留在线性叙述历史等方式，与美学无关。事实上，见证文学可以通过它的文学表征，以审美化的方式再现被见证的内容，增强其叙事张力，从而加强见证的效果。下文从叙述人称、元叙述、碎片化叙述三方面分析“二七一代”女作家自传的文学表征。

莱昂的自传中，叙述人称在第一人称单数、复数、第三人称单数间交替。第一和第三人称指向的是她自己，而第一人称复数则让和她一样有流亡经历的共和党人成为叙述者。桑布拉诺的自传也使用第三人称单数指射自己。西方见证文学名著《如果这是一个人》使用第一人称的复数形式叙述，对此陶东风指出，“这种人称一方面是群体受难者通过莱维的写作发出声音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通过这种语法也使读者积极地投入到对事件的记忆和复述中去。”

有学者在分析查塞尔的日记时指出，她的文本表现出了创作的过程。在元叙事过程中，查塞尔不断提到日记写作的本质特征所呈现的矛盾情况：“我怎么可能每天在这里描述那种每天夺走我生命的生活？”日复一日，作者对自己在日记中记录生活的方式提出质疑，她自己的悲观情绪使她怀疑日记中是否有任何真正的目的：“但是，我的上帝，怎么能写日记呢？……我写这些愚蠢的东西已经让我有时怀疑这一切是否只是挫折的预感。”“我为什么突然写这个？……我不知道：如果我自己都不关心，谁能关心呢？”她不厌其烦地在日记中探讨日记的书写方式及其意义：“如何写那些没有经过冥想的事情，那些在大雨中落下的事情，那些我们正在冥想的事情，那些扭曲了我们道路、使我们颠倒过来的东西，或者让我们处于一片空白的东西？现在我已经明白，日记的恩典就在这里面。”日记这一文体在查塞尔的流亡生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记录下了她当时的颓废状况，同时她乐意成为它的读者：“偶然间我看到了这本日记，我想到要读它。它不是伟大的作品，但它确实描摹出了这个不可见的、被卡住的、被扼杀的东西，那就是我的生活。”然而，她有时没有动力继续书写她的生活琐事，这种对日记书写的不热衷也被披露在此体裁的文本中：“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日子我觉得想写这本日记，但我没有写，不管是什么原因，而有些日子，比如今天，我不喜欢写，但我却开始写了。”所有上述内容都真切反映了女作家的流亡生涯。诸多此类的元叙事特征加强了日记作为见证文学的见证力度和张力。

日记往往以碎片化的形式写就，它可以直接记录日常，不加修饰，会呈现无序性、自发性和重复性等特征，而这些也是它所记录的对象——日常现实事件——具有的特点。日记的碎片化结构有利于展现流亡中痛苦的日常生活的自我感知，另一方面，日记一旦写成，就能使不连续的记录的经验获得新的统一性和意义。莱昂的自传叙述也呈现碎片化的特点，时间在这里不是线性，空间也会随着意识的流动而突变。桑布拉诺的自传也呈现类似特点，在一些篇章中，她没有按照线性的时间顺序来介绍自己经历的生活事件，如，当她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时，突然闪回到其童年时代：她记得“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塞戈维亚，她曾多次在半废弃的花园里玩耍。”朴玉在分析小说的历史记忆书写中使用的碎片化叙述手段时指出：“这是关于创伤记忆碎片的堆积和自我宣泄，由于其骇人之处无法被理解，创伤者往往丧失对创伤事件的理性判断，正常叙事和交流带来困难。”

4 结论

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曾指出，记忆与历史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它们的相互过度决定。”本文分析了作为战争失败者的“二七一代”女作家对于战争及流亡的见证。关于这类见证，阿莱达有以下评论：“历史学家科色勒克（Koselleck） 指出，失败者最后证明是比胜利者更好的历史学家。胜利者所书写的历史视野狭隘，而失败者书写的历史则更为复杂、更具启发性，目光更远大，更有阐释力。”的确，官方历史由胜利者所写，但是真正的历史有可能被胜利者遗忘，“他们遗忘得起；而被征服者则不能接受所发生的一切，而且不得不对之进行反思，重新激活它，思考它还可以或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二七一代”女作家的自传作为见证文学，提供了有别于主流史书的另一种叙述与视角。■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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