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行为到认同表达：“行动者网络理论”视野下汉服文化的流行及争议
2022-11-05姜娜
姜 娜
汉服复兴是当下极为引人注意的文化现象。汉服的流行所催生出的相关学术讨论最早见于2005年，之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汉服的普及，学界越来越关注这种对服饰文化的研究，且呈现为几种不同的视角：一是通过辨析“汉服”“华服”“国服”等概念，对汉服文化运动的发展脉络及问题进行介绍；二是探讨汉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问题；三是从传播的角度讨论新媒体运用下的汉服推广实践。这些研究固然各有侧重，但研究的交叉点表现为，它们都涉及汉服文化与传统文化认同的关系。汉服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服饰文化，其在当代日常生活里的意蕴，被认为与大国崛起背景下的文明复兴和文化自信有着直接联系。
在新的语境中，经由现代精神传达、转换的传统服饰文化，在当下社会具有凝聚人心、加强认同的建构意义，其意义远远超过单纯的审美诠释价值。以往汉服常常被视为青年服饰文化中的一支，但作为当下“国潮”文化在服装领域的分支，依托于传统文化底蕴发展起来的当代汉服，不仅已经渗透进大众日常文化之中，而且显然有着更为深厚的文化根基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借助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ANT），本文试图厘清汉服作为一种群体文化运动的发展轨迹，聚焦汉服文化群体内部的诸多行动，以此透视媒介化时代的社会热点文化问题与当代中国社会心态之间的紧密关联。
一、“与子同袍”：“行动者网络理论”视野下的汉服文化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拉图尔将人类和非人类都视为行动者（Actor），这一方法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ANT探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共同构成，也被称为‘关联社会学’。”重视“物”的存在，不再将人类与“物”隔离开来，这对分析以“物”为中心辐射开来的社会关系有很强的借鉴作用。该理论的第二个重点是网络（Network），其探讨的社会关系范围不再局限于人类，而是由不同的事物或者说“非人类行动者”共同构成。这种网络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串联痕迹，指向行动者之间复杂的关系系统。拉图尔就这种“Network”指出：“与其说是Network，不如说是Work-net，因为ANT更强调行动者之间的实践、流动、作用，网络不是作为背景而存在的，而是将行动者连接在一起。”所以，“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网络”概念破除了传统社会研究对网络的理解，认为网络是社会关系的空间性拓扑，能够追溯行动者与其相连接的社会关系。没有独立于追踪行动者的行为而存在的网络，也没有任何追踪是由脱离网络的行为者完成的，所以借此能够记录和追踪社会关联。实际上，随着互联网和媒介技术的广泛应用，这一观点在现实中变得越来越有适用性，在数字媒介时代，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建构和踪迹在互联网空间中比以往更具有可视性。
行动者网络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的前提，认为“社会”是一种有迹可循而又难以确定的存在。拉图尔以怀特海的方式理解社会，在他看来，“社会不是涂尔干或韦伯想象中的社会联系的集合，而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所有复合实体（entities）的集合体”，拉图尔对实体的界定打破了传统，实体不仅是空间性，也是时间性的存在，社会不是一个形而上的抽象概念，而是实体的集合。
当注意到当代汉服文化的流行与互联网环境息息相关时，“行动者网络理论”就为我们分析汉服流行文化提供了基本构型。汉服的流行是一个由“物”而及“行”的文化现象，汉服的行动者网络包含了人类和非人类的实体，也即汉服爱好者、汉服、互联网相互连接，构成了人、汉服和媒介相辅相成的汉服行动者网络。作为“物”的汉服是这一行动者网络的核心。汉服的本质是服饰，既有服饰的基本功能，同时还是一种文化载体，其样式、风格、装饰等传达着深刻的文化意涵，也构成了自我身份认同的外部标志。中国自古就是“衣冠上国”“礼仪之邦”，汉服蕴藏着独特的审美和精神追求。衣裙飘逸，彩带纷飞，汉服的形制、花色、剪裁、名称、妆容、配饰等无不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趣，漫长的服装史也反映出中国文化兼容并蓄的品质。“非人类的存在物也是具有社会力量作用的活跃物质，尽管它们本身不释放力量，但是对社会演进起到催化作用。”因此，汉服的复兴与流行与其他大众文化现象不同，它有着相对强大的文化内驱力和底蕴，打破了流行文化的短暂性和流动性，聚合传统美学元素并将其与现代生活方式有机融合。从汉服的物质层面看，这种服饰本身昭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复苏，是对传统服饰文化加以现代化的结果。
基于汉服的物质基础，汉服文化的爱好者们得以聚集，以衣冠服饰为中介，不断传递出对“传统”的深刻认同。这从汉服爱好者的自我称谓便可见一斑。自2003年汉服文化运动以来，汉服爱好者之间互称“同袍”，这一术语直接源于《诗经》中的《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汉服文化中，从传统诗词歌赋中撷取专有名词相当常见，这显示出汉服爱好者通常也是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播者，他们普遍拥有古典美学的审美倾向，认同汉服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在加入“同袍”群体之后，与其他志同道合者交流汉服穿着、选取的心得，由此“同袍”将个体的自我表达与群体的认同相结合，不仅强化了个体对汉服的认知，也形成了具有凝聚力的集体情感，促使他们积极生产和推广汉服文化，在有意无意间推动了传统服饰文化向日常生活渗透。
“同袍”群体的汇合不仅是参与者自发聚集的结果，还得益于迅速发展的互联网媒介。互联网的媒介基础设施是一种技术与社会的混合体，媒介和社会的隐形关系决定了互联网能够为群体的社会体验和组织提供平台，当下的社会关系就是由媒介编织而成的聚合体。在汉服文化中，媒介无疑也是参与其中的重要实体，互联网媒介编织了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同袍”行动者汇集成群体，建构起汉服网络社群。具体而言，针对汉服文化，当下的媒介基础设施按照功能主要分为3种：（1）传播媒介，从图像时代进入短视频时代，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社交媒介正成为普通人接触汉服文化的主要途径。（2）交易媒介，以淘宝店铺为代表，充分连接了实体和互联网经济。（3）专业网络社群，如早期的汉服复兴者主要通过网络论坛和网站社区平台交流，“同袍”在网站发帖，网友以跟帖的方式跟进；而如今主流的汉服文化社群与汉服传播媒介相辅相成，包括微博的汉服超话、知乎的汉服讨论话题等意见讨论区，还有以“同袍”为代表的汉服App等。借助这些社交媒介的评论功能，汉服爱好者们交流汉服的设计和感受，针对汉服的发展问题展开讨论。
因此，以物质基础呈现的汉服服饰是搭建汉服文化网络的核心，以媒介物为中介，“同袍”群体以相近的文化审美和价值观迅速汇集，通过线上、线下交流互动以及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行动者网络演变为不断扩大的群体，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行动者凝结成具有相同目标的共同体。“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此正适用于观察汉服文化的上述特质，个体需要“求其友声”，从而形成人与人的聚合体，以此产生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也使得在其中的每一个个体成为群体的“代理”或“发言人”。当下活跃的汉服爱好者无疑是汉服文化的“代言人”，起到了传播汉服文化、进而在社会范围内强化传统文化认同的积极功能。“95后”“00后”逐渐走向社会，作为“国潮”的消费主力，他们以强大的行动力推动了汉服的大众化。时至今日，可以看到，汉服从一种小众的、仪式化的服饰，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街头巷尾，说明传统服饰的认同不仅深入人心，而且更有着向日常生活融合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服饰文化关乎生活方式，传统文化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不断传播和发展。
二、“形制之争”：传统融入现代的分歧与论争
经由行动者网络观察当代汉服文化，一方面能追溯传统文化复兴潮流向日常生活蔓延的趋势，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有其复杂的一面，甚至当追踪汉服文化运动的演进轨迹时，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服饰文化在向现代转化的进程中的困境。“转义者/调解者”（mediator）和“中介者”（intermediary）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两个关键词，拉图尔对媒介（media）概念作了拓展，“中介者”和“转义者”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媒介的功能意味。在汉服行动者网络中，互联网作为媒介基础设施自然承担了中介的功能，“同袍”作为集合体基于互联网展开流动和汇集，因而“同袍”就是行动者网络中的“转义者”，每个人会对汉服文化进行个性化诠释。尽管审美观念相近，不同“转义者”对汉服文化的理解还是会有差异，会导致共同体内部产生针对汉服文化阐释的社群论争，由此引出“形制之争”“仙汉分家”“复古”“改良”“山寨”等热门话题，形成网络社群中暗流汹涌的意见对抗。
“形制之争”不仅关系到汉服文化的走向，最重要的是，“同袍”群体围绕汉服形制的论争，反映出不同个体对传统服饰文化如何向现代转化，存在着不同的认知和理解。这也使得传统服饰的现代化、日常化，呈现出文化层面的阐释张力。汉服作为传统服饰文化在当代的代表，吸收、融合了几千年以来的中国服饰文化，现行的汉服形制主要以朝代来区分，分为魏晋制、唐制、宋制、明制，不同时代都有代表性的形制；按样式区分则有深衣、襦裙、上衣下裳等类型，各有独特的剪裁和专用名称。但有很多汉服爱好者，或对传统服饰文化存在知识盲区，或出于差异性的审美需要，无法正确判断汉服穿着的形制，而另一群具备传统服饰知识的“形制党”就会对这类“张冠李戴”的现象进行批评。学者田丰将这一群体定义为“汉服警察”。严格遵守传统服饰规范的“形制党”同不苛求形制规范的、被称为“仙服党”的汉服爱好者，就成为“同袍”群体中观念、实践均存在差异的两个群体，这种状况也被称为“形制之争”和“仙汉分家”。“形制党”追求对传统服饰的整体复原，指责“仙服党”对错误形制的纵容，影响并阻碍了汉服的复兴，无法将“正确”的传统服装理念和规范带到现代社会。
这里的问题在于，以汉服为代表的传统服饰文化，究竟该以怎样的面目参与和融入我们的现代生活？“形制党”标榜一种复原式的传统复兴，而所谓“仙服党”则更追求一种风范意义上的“传统”，对严格的文化考据并不感兴趣。这种区别不仅是两种围绕汉服的不同主张，也体现了汉服文化发展中，群体内部存在的分层现象。当汉服爱好者个体作为行动者进入媒介实践，汉服的大众化普及与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并实现了人们对传统“霓裳羽衣”的想象，即便这种想象指向过去的传统维度。汉服的实践作为时尚不可避免地在一开始就兼有个性化和娱乐化的特质。齐美尔曾经在《时尚的哲学》中揭示流行文化的本质：“时尚只不过是我们众多寻求将社会一致化倾向与个性差异化意欲相结合的生命形式中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大多数汉服爱好者最初是在影视作品、互联网媒介或现实中接触到汉服，通过信息初步检索和大数据的精准投递，经历了追求个性、寻求集体归属、最终汇入并成为“同袍”群体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个体自然会对汉服形成不同层次和深度的理解，客观上也存在差异化的审美追求。
现代大众文化中这种难以规约和统一的审美和观念，既导致了诸多汉服爱好者无法以严格的标准去接触汉服，也使得具备汉服知识的“形制党”对其进行批评。然而，汉服发展的规范化，从现在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如果没有确定的内涵和外延，就无法形成统一的文化发展理念。也就是说，群体在实践理念上的整合，通常与群体边界的划定、内部规范的整饬直接相关。同样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阈，群体中的行动者需要不断确定群体的边界，这是群体走向成熟和稳定的必然过程。“当群体（group）形成或重新分配时，他们的发言人相当疯狂地寻找定义他们的方法。他们的边界被标记、划定，并使之固定和持久。”因此，对汉服基本形制的讨论或许代表了这种文化正处在曲折上升的发展过程中，曲解、误读、争论看起来是“同袍”群体的内部纷争，本质上却是汉服行动者网络不断朝着更加规范性的方向发展的表现。兴趣和价值观的统一能够初步将“同袍”结为稳固的群体，可一旦群体在开放的互联网语境中参与话语权的竞争，就会将汉服文化不断推向文化定义、文献考据，目的是在论争中深入思考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生活融合的恰当方案。与此同时，专家、学者的专业研究，各类出土文献，以及博物馆展览活动的知识普及，都有效支持了“同袍”群体对汉服的知识性、规范性诉求，从而不断划定、升级汉服文化的实践边界。
总而言之，无论是出于对汉服文化规范化的需求，还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保护，“形制党”的行为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解释中，被认为在本质上是一种强化群体联结的表现，通过制定共同的准则，能加强汉服群体的集体认同和对外的一致性。这种特殊的社群运作方式推动了汉服文化的深刻化，也使得传统服饰文化如何与现代生活相融，成为整个“同袍”群体共同关心的议题。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形制党”对服饰“复原”的追求，即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汉服文化向“深刻”的方向发展，但极端的“汉服原教旨主义者”所标榜的从布料、花样、版型、穿戴都要严守规则甚至复刻古人的追求，是否就是传统服饰文化现代化、日常化的“必由之路”呢？或许也不是。因为过于苛刻的复古主张，不仅阻碍了爱好者参与汉服实践，“原教旨”的、复刻意义上的传统服装复原，实际上会使得传统服饰文化难以与现代生活的需求相融。相比之下，比较折衷的一派则对汉服形制的要求并没有那么严苛，他们认为在尊重形制的基础上，要根据时代的进步和审美的变化而革新汉服。从中可见，“形制之争”只是表象，透过形制问题去挖掘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度和底蕴，固然使汉服成为带领现代人回溯传统的“中介”，但作为一种活跃于现代社会的传统服饰，汉服在形式上集合了传统美学元素和文化内涵，所传达的应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以我们对汉服群体的观察来看，如何发扬汉服文化对传统服饰文化的弘扬功能，同时又使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生活相契合，仍处在曲折前进、上升的过程中。显然，诸多汉服爱好者对汉服的长远发展有着美好愿景，或许理想的结果是，在让汉服保留必要形制的同时，与时代的真实需要相结合。汉服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既源自传统也为时代所赋予。复兴传统并不意味着要因循守旧，改良是汉服适应现代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趋向。因此，对于汉服的发展，应当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考古、复古，同时根据现代的审美需求融合、转化传统元素。而当下汉服文化的流行，正得益于汉服的改良和创新。当汉服变得更加易于推广或者更日常，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尝试汉服。改良和创新也把汉服带到了更开阔的舞台，汉元素在现代服装中的应用，甚至开创了“新中式”风格，汉服改良也推动着汉服文化的普及，不仅限于国内，也让汉服走向了世界。
三、文化行为再审视：当代认同的自觉表达
借助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我们透过汉服文化的实践群体分析了传统服饰文化在当代的复兴状况，显然汉服的流行及这种文化的日益发展、壮大，传达出当代中国人对传统服饰文化的喜爱和认同；但与此同时，汉服圈内部的“形制之争”体现出个体对文化表达方式的差异，反映出“同袍”群体内部就传统服饰文化如何融入现代的问题，存在着非常不同的理解。我们也将这种群体在理念和实践上的分歧，理解为传统服饰文化在曲折上升中复兴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这里面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群体的行动者都是特定对象的“转义者”，他们的“转义”行为基于对“物”的解读，且这种解读处在不断发展的状态。“当锤子敲打钉子时，它不是社会的。但是当锤子的形象与镰刀的形象交叉在一起时，它就进入了社会领域，因为它进入了‘符号秩序’。”汉服文化就是以“汉服物”为中介被建构起来的。针对汉服的符号阐释，作为“转义者”的国内汉服爱好者和研究者主要分为两派。早期，汉服文化更多以“汉”为民族标志和符号，作为发起行动的动力，最早可以追溯到2002年，“一篇《失落的文明——汉族民族服饰》的帖子出现在舰船军事论坛上，名为‘华夏血脉’的网民在文章里归纳出汉民族服装的主要特点和消失原因”；2003年之后，国内早期的BBS论坛上，一些针对“汉民族服饰”的思考零星出现，这些初期的讨论大多对汉服进行了泛意识形态化的诠释。当时“汉服”中的“汉”具有特定的指向，但国内对于汉服定义也并未统一。学者张跣就指出汉服运动的认同有其复杂性；学者凯文·卡里科（Kevin Carrico）也曾对“汉本位”的汉服文化运动现象进行了全面研究，将汉服视为“汉文化”的开垦和复兴。然而，即便汉服文化早期偏颇、狭隘的认知最终未能成为主流，对绝大多数汉服文化的爱好者和参与者而言，对面向“过去”的“传统文化”的认同，最终支撑起了对汉服的向往和热爱。也就是说，当代的汉服文化最后与“中国文化”“华夏文明”“中华文明”“传统文化”等保持了情感态度的一致性，体现了在当代日常生活中“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的努力。正如汉服群体中所流行的口号说的那样：“我愿重回汉唐，再奏角徵宫商。着我汉家衣裳，兴我礼仪之邦。”这是一种自觉、主动传承中华美学精神和中华文化价值的表态。官方媒体也不失时机地进行引导，试图将汉服扩展为具有普遍性的“华服”：2018年4月8日，共青团中央在微博发起将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定为“中国华服日”的号召，鼓励人们穿戴中华传统民族服饰，传承传统服饰文化。
汉服在过去20多年间日益发展成为具有强大感染力的传统文化符号。“同袍”群体共同的情感取向，始终将汉服文化与一种爱国情怀、文化自信和文明认同紧密相连，而汉服作为一种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也为当代人（尤其是青年）表达传统文化认同提供了十分难得的“中间物”。学者汤敏指出：“汉服作为一个身份与文化认同的符号，背后附着了审美性认同、族裔性认同与国族性认同。”汉服文化不仅是概念，也能以实质性的文化符号将不同观念的群体联结起来。汉服文化的符号特质是流动性的，对汉服的不同阐释取决于不同的“转义者”，进而分化出不同的意见群体。这些群体对汉服文化的辩论正是当下中国人参与公共表达的一种特殊形式。
进而也必须看到，当下的媒介生态也在不断助长这样一种与日常生活交织的文化认同，这种媒介环境使汉服文化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和拥护，并成为一种具有文化倾向性的表示。
一方面，进入深度媒介化的时代，网络作为表达意见和观点的主流渠道，不断共时性地向全龄用户呈现国内外热门社会问题，新媒体增加了公民行为者参与政治表达的可能性，在公共领域施加声音和影响力的便捷，也使得当代中国人更愿意表现出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的积极性。“当前互联网对大众青年生活的深入，它已经成为青年的公共交往规则、习惯乃至文化。换言之，互联网不仅在终端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深刻影响了青年从‘私人’转化为‘政治人’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各类文化群体共享媒介话语空间，成为平等的话语生产者。他们怀着强烈的公共参与意愿，并充分利用媒介平台部署社会流行文化的符号和隐喻，将自我的文化表达与社会公共参与相关联。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语境中，基于传统文化的认同表达更有其十分突出的特质。近期，汉服博主“周宝宝”的国风视频在网络上被疯狂转载，她的视频将视角放置在如何对海外进行传统服饰文化输出上。这一系列的视频展现出令人动容的中国和世界的文化碰撞。“周宝宝”在海外收获了许多对汉服的惊叹，似乎更能激发起国人对汉服文化的深入认同。基于汉服这种特殊的中介，人们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自豪之情油然而生，甚至在评论区形成了表达爱国情感的集体“狂欢”。区别于汉服圈子内部社群文化的“党同伐异”，汉服在海外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让国人找到了集体的文化身份认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汉服的激情和幻想，其实是对当下全球化语境的一种反馈，也即在全球化的网络话语环境中，国人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表达欲望比以往更加强烈和迫切。
身处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媒介环境中，汉服文化这一案例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爱国情绪与文化认同，如何被中国所处的当今世界格局和处境所激发。汉服作为一种具有传承性和民族性的服装艺术，被青年群体拓展为话语途径来表达爱国情怀，使得以汉服为代表的文化内容得以深刻地嵌入当下的媒介政治生态。宽泛地说，在大国崛起背景下复兴的“国潮”文化都具有这种特质，相较而言，汉服文化仍旧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文化宣传方式，它勾连起传统文化的物质和符号象征层面，且成功地将传统服饰渗透进日常生活，成为建构民族文化自信的突破口。
综上可知，年轻人选择汉服既是出于个体的审美表达，但又绝不仅限于个体性的审美。伴随着媒介革命的影响，汉服作为具有生命力和阐释力的文化符号，正在不断促成民族情感、文化认同意义上的广泛联系。“如果没有符号，社会情绪只能是一种先天性的存在。如果所表达的情感与某种持久的东西相联系，这些情感本身就会变得更加持久。”情感能够使行动者或者物质汇聚在一起，对汉服文化的热爱与大国崛起背景下对国家、民族、传统的深刻感受紧密相关，汉服作为“中间物”使爱好者和参与者的情感、认同得到自觉的表达。更进一步说，当中国对世界话语的参与度不断提升，更需要广泛吸纳群体参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从而为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民族复兴确立根和魂。从汉服文化的发展和表现来看，“同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连同他们围绕传统服饰文化加以传承和改造的热情，正在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汉服群体的这种“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的精神，同汉服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文化精髓和当代中国人的审美追求，或许不失为一种在具有时代特色的大众文化潮流中继承传统文化和表达文化认同的典型。
四、结语
如前所述，借用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看到，汉服的兴起并非只是物质层面的复古，汉服的“物”贯穿起一系列的群体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汉服文化也可视作一整套自发的传统复兴运动，汉服、汉服爱好者和当代媒介共同构成了汉服文化的行动者框架。在数字媒介技术语境的催化下，汉服的持续热度标志着文化意识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觉醒，并且这一文化自信的担纲者和推动者，承接了早期汉服复兴者的知识和实践图谱，汇集成更为庞大、更有凝聚力的“同袍”群体。尽管其中出现了关于复古与改良的“形制”争议，但在“汉服”名义下展开的文化行动本身，充分展现了以传统审美为共识的文化共同体参与建构中国当代文化自信和政治自信的自觉意识。
汉服作为当代社会文化案例的典型性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如果将汉服文化放置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视野下，我们仍可以看到，热爱传统服饰的“同袍”群体的聚合，既推动了汉服文化，也带来了新的争议。至少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同袍”群体应突破“形制之争”所带来的“党同伐异”，以更富有建设性的态度、更为开放的心态面对时代的需求，不断寻找将传统服饰文化与当今生活融合的最佳路径。对个体而言，汉服正在成为青年群体参与公共表达的情感中介，在复杂而又喧嚣的媒介政治环境中，汉服这种具象而充满魅力的传统文化符号，为他们提供了身份和文化认同的依据，在满足个人化审美体验的同时，进而演变成在全球化语境中传播爱国主义情感的突破口。汉服已经成为人们所喜爱的文化图腾，借助这股带有强烈文化情感的风潮，中国优秀的传统服饰文化就此具有了融入现代、走向世界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