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龙/

青海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8

2013年9月我国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构想。“一带一路”倡议除了关注技术、政治和经济之外，文化交流更是引领先锋。基于这一放眼全球的愿景，各个地区之间、边缘与中心之间要建立起可持续的文化交流，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这一构想积极促进了各族群、地域、国家的文化圈的深度交流、碰撞与互融，而多族群杂居区的节庆仪式音乐因其独有的鲜活性和认同功能，在文化交流与互鉴中则显得尤为生动活泼，传统仪式音乐文化也正在不断地进行内在的升级和变化。这为诸多跨学科、区域性、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多重视角。因此，不必纠结和急于从特征对比和细节“寻共”上，从艺术本体形态及传统文化内容以及保护发展层面的研究，而应是多视角关注民族音乐仪式的文化传承、演化过程、文化建构与身份认同等问题。

以青海土族“纳顿”仪式音乐展演为例，其音乐形态、表演行为、展演流程及表述内容呈现出个性和多元性的特征，这与其文化从属族群及多民族杂居之河湟地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多地杂居并与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促使其方言语调在不同地区的演化具有差异性，在信仰和文化审美上也略有不同，这种不同也促成了“纳顿”仪式音乐的丰富多元。当然，青海多民族杂居的东部河湟地区是其文化多元营养的根基，除土族日常生活轨迹中可见有藏汉和儒释道以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外，其仪式音乐的审美、流程、所述内容等都呈现出文化(原本)——(外部)多部融合的现象。其对应共生关系在仪式音乐的表达上就更为明显，而仪式音乐在展演行为和内容上对族群内部和对族群外文化的兼收并蓄，乃是传统文化身份认同之延续和新“创造”文化身份之演化的共同缔造。

一、“纳顿”仪式音乐展演中的族群认同

首先，如果将文化的诸元素统归概括为一个概念，或许“符号”一词是较好的总括。在田野调查时，人类学、民族学及区域音乐的研究人员考察的内容具有诸多的重叠部分，但在研究视角上则有所不同，此时的相互借鉴是有益的。仪式音乐具有族群识别的符号性，这种识别的个性与多元体现在仪式音乐的诸多方面。

基于乐经对乐的解读，其包罗万象的外在展演形式把文化内涵具体描绘在与音乐相关的仪式进行中的诸多细节上，从宏观的活动流程到具体的动作规范，细微到活动参与者所穿服饰的花纹颜色上，甚至演出环境的建筑搭配和审美对应上。这些都是文化内涵的符号化总结，音乐舞蹈动作是活态的，表演行为是活态的，而服饰是静态的，建筑也是静态的，这两种形态的文化符号在民族仪式音乐的展演上，都是地方民族文化的细节概括，而诸多动态和静态符号堆叠在一起所形成的宏观整体，便是“纳顿”仪式民族身份的族别性所在。

其次，仪式音乐限定于固定的族群、地域，与其生活生产方式息息相关。就以“纳顿”音乐仪式中的“会手”表现出的仪仗感来说，就可以从历史、地理、人文等诸多方面来剖析，而关联性更强的内容，有如先民“行伍”的身份，游牧及迁徙的记忆，以及两个有关“纳顿”起源的传说，实际上是“纳顿”在以艺术的手法进行记述和宣叙，在具体的审视下，“纳顿”这一音乐仪式中每个具有民族特征的活动细节，都是土族人民在特定地域和历史环境下打磨出的独有艺术创造。传统仪式作为族群文化与记忆的承载，是凝聚族群心理情感与身份认同的重要纽带，对促进族群之间的文化交往、交流和交融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土族独有的“纳顿”节日，既表明仪式音乐中身份的特殊性，又表明其族群的共性，这种共性在吸收其他民族文化艺术体裁和审美上有所表现，是身份构建的一部分与特殊性并为一体，参与到共同架构其仪式音乐独有的特征中。

“纳顿”仪式的艺术展演形式所体现出的艺术人文精神既是过去的积累，又有现代的融入，除源于先辈的“行伍”和游牧记忆外，在农耕生活及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其艺术表达的语汇是有新元素加入的，这些新元素随着环境更新而不断的创新会更多。尤其是近年来，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有很大的扶持，伴随着诸如道路的改善、文化广场的建设、民族文化产业品牌商业化、仪式音乐周边产品的设计与贩售等软硬件优化，仪式音乐在部分细节上进行调整和创新是可接受和必然的现象，而它所建构起的群体身份也更接近于新一代的土族人及其人文精神，是具有时代性的。

“纳顿”在土族用语中有“玩笑”“欢乐”的意思，这从侧面印证了仪式中游戏性和娱乐性的重要，其中“娱神”部分表现出特定族群的审美特点，是其个性区别和身份建构的外化表现。在仪式开始时，敲锣打鼓的气氛烘托及舞蹈人员“会手”高呼“大好”互致问候，体现出了更多情绪上社交上的精神需求，是基础的“游”，而后开始的面具舞以艺术形式叙述历史和传说故事，是进一步的“戏”。当然，戏中既有音律的审美，又有历史人文故事的教化，这是精神层面上更高一层的“游”，而后的跳“法拉”，则是精神层面人神合一的进一步升华。

事实上，“游戏”一词并非只包含最基础的娱乐活动形式，将“游戏”一词拆解并放宽视野来看，一切只满足于精神需求而不涉及物质需要的活动，似乎都有“游”的影子，而把这些关联于历史人物进一步地进行记述和升华，则可看为“戏”。“纳顿”仪式的音乐游戏性是审美上的人文表达，是土族与邻为善、坚韧忠义、克己敬天等人文精神的体现。

二、“纳顿”仪式表演场域中传统与现代的互交

仪式音乐具有濡化传承和涵化改变的特性。如果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线上来看，涵化后的再继承似乎也就成为了濡化行为，它们两者也总是杂揉在一起相互作用，而产生出来的对比痕迹，就像年轮刻在树干上一样，清晰地记刻下时间的美、文化的美。即使是信息发达如斯的当代，在参与仪式音乐活动时仍能被其丰富的内容所感染。这内容包含有与仪式相关的各类传说，有面具舞所记述的每一个历史神话故事，能将土族的人文和艺术审美对年轻一代人进行濡化传承。在“纳顿”仪式音乐中，对他民族曲调的借鉴及采纳，则是土族在人文精神上，在保有其本民族特征上，在中华民族的框架下涵化创造的历史记载。而“纳顿”仪式音乐展演所带来的族群身份构建也包含有土族和中华民族这两个具体的能指与所指。

“纳顿”仪式展演通常有两种表演场域：一是在乡间各村落中行进，多处于一种集体性、开放性的表演语境中。二是由政府在体育场搭建的舞台，由地方政府策划的、统一的、集体性的祈福禳灾仪式的大型广场舞台艺术展演。这两种场域中的“纳顿”仪式展演相向而进，无论是民间的“纳顿”仪式还是作为“非遗”仪式的广场舞台艺术展演，都呈现出神圣性与世俗性并行发展的音声景观特征。

这种影响最直接体现的，就是杂居与交流语境下，土族与周边各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及现代与传统的文化互交。

以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演化来看(图1)，有两个作用力：一个来源于民族外部，一个来源于民族内部。由于族群身份认同的主要标识在于族群边界，因此在文化上更多具有排异性，与他族群文化保持一种对峙、冲突并对话的关系。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原有文化在碰撞时往往会体现出一个由冲突到适应再到融合的过程，而在自身内部，则发生着接纳到整合再到创造的进程，这种吸收可以看作一个“接触”“内化”和“己化”同时进行的过程，这种同时进行并对外吸收这一过程成为民族文化不断丰富、融合、创造和始终延续的有效路径。

图1 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演化

在当前和而不同的世界背景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框架下，各民族文化间的彼此交流应体现出更多的开放性、活跃性和借鉴性，而这些在仪式音乐展演活动的创新上，应当有所体现，同时也成为洞察社会历史变迁、文化转型的重要向标。当代全球化语境下“和而不同”一词，相对准确地概括了在这一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下，世界各民族文化呈现出的对应关系和总体格局。在艺术展演舞台上，传统与现代多重艺术风格的音乐舞蹈表演形式形成了文化“杂交特征”，达成了化解自身文化与陌生文化间差异的跨文化对话。

传承不是保守，也不是在灰烬中扒炉灰，而是将火把的光延续下去。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文化的延续是只靠一成不变的继承来完成的。“纳顿”本身的音乐叙事风格构建了土族人的文化身份认同，但其借鉴的汉藏撒拉等民族的曲调和故事，也同时构建了土族人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这源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源于在这一过程中“纳顿”的对外不断吸收和对内不断创新。

任何一种传统在过去都是一种融合的过程，因而我们不能固守并停滞在所谓的传统中，这是我们过去对传统的一种误解。仪式音乐展演活动中的文化“涵化”与继承中的“再发明”，成就了多元文化的多姿多彩的人文景观，是一种文化纳入到另一种文化体系之中，将两种文化的元素融合在一起，是濡化、互濡化、涵化、选择性涵化共同作用下的文化重构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仪式音乐的再创造上，它的首要体现是“音乐语言”的表达，这里的“音乐语言”并不单指方言发音，还兼有音乐语汇的审美选择和使用，以及曲调中所体现出的音乐方言特征。音乐，是人类艺术性的声音表达方式，其信息交流的特征在传播视角的考量下也具备语言的功用。基于这一点，有两个值得考虑的部分：一是在仪式音乐中，它表达信息的方式有没有借鉴和再创造；二是它所传递的信息有没有借鉴和再创造。以“纳顿”仪式音乐来看，这两点都是具备的。也正是这种涵化和再加工，使“音乐语言”的表达变得更丰富，同时还体现在仪式音乐中的其他诸多细节上，诸如建筑和服饰的审美、民俗活动的规程等。

三、 现代与传统相互揉杂下仪式音乐身份建构的多元性

法国文学理论家、结构主义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热拉尔·热奈特认为：“承文本性是表示任何联结文本与先前的另一文本(称为蓝本)的非评论性攀附关系，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嫁接而成的。”[1]因此，若剖析土族仪式音乐“纳顿”中的身份建构，需充分了解其文化身份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并基于多民族地区文化交流带来的现代与传统的碰撞。应从仪式音乐展演中的身份构建、现代和发展视角下仪式音乐形态的演变、现代与传统相互揉杂下仪式音乐身份建构的多元性来解读“纳顿”仪式文化。“纳顿”仪式音乐在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与流行元素，改变了其起初的音乐舞蹈语境，而在新的表演语境中，构建成“纳顿”仪式多维的舞台表演空间，赋予其“新的”文化象征，即传统与现代仪式文化的揉杂与互交。当传统在现代中被注入一种新的文化元素后，不但是表演文化空间的变迁，而且是表演文化身份的重建，即表演文本的语境变迁。“纳顿”仪式通过音乐文化展演过程中的揉杂与互交，不仅是表演素材、表演语境的文化交互，而且是文化象征和文化身份的多维构建。

在土族“纳顿”仪式音乐展演中，其本民族文化特征有具体的体现。民族文化特征，是族群在文化上区别于其他族群的根本标识，与之关联的方言、音乐、服饰、民俗活动、信仰、生活方式等，都表现出一个民族的从属性和身份特征。如“纳顿”活动开始时的会手，虽然诸如鼓、锣、旗手的配置，高喊的庆贺声等环节并不独见于土族，但音乐展演发展至后期，队伍阵列开始变化后，在打击乐器的节奏律动和“一一一二”鼓点节奏的烘托下，在参演者呐喊声的助威下，那“一字长蛇阵”“二龙戏珠阵”已十分明确地把传说中先民那种蒙古军列的精神气抖擞了出来，跨时空地沟通和传递了现代土族与先民的传统，同时，各角色也进行戏剧化分类，武官、文官、传令官一应俱全，使音乐仪式在故事性的叙述中，加入了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涵化和教化功用。而后转场至面具舞，《庄稼其》作为有喜剧特色的剧目，以“游”的形式普及了土族人农耕文化的传承以及文化上对农耕技术的珍视，通过音乐展演游戏性与本民族农耕文化的有机结合，寓教于乐，使受众在快乐情绪中更好地接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加强民族身份认同。而《杀虎将》则通过扣人心弦的搏斗来增强音乐戏剧的冲突性，除了人与虎的搏斗外，也有虎与牛的摔跤，实际上反映出的是先民与自然搏斗时的顽强精神和敬畏自然的精神信仰。舞者所戴的面具由本民族的手工艺人专人制作，其技艺靠口传心授代代相传，使得先民的文化审美在仪式音乐的发展中得以不断的保留和延续。作为仪式音乐展演活动收尾的跳“法拉”，从活动形式上看属于祭祀和迎神，有诸多古朴的萨满元素在里面，更反映出“纳顿”仪式音乐的民族文化和精神信仰的古今传承。

仪式中土族民族文化特征在活动的各环节自始至终都起到了文化传承和强调本民族文化身份的作用，无论是艺术审美上还是故事讲述上。“纳顿”仪式音乐在细节上刻画出的文化符号诸元，有着相对的一元性特征，这一特征也在不断地强调土族人的身份认同，在音乐展演的活动中完成了民族身份的建构。

“纳顿”仪式音乐展演中包含有外来元素，这是多民族地区杂居文化交流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内部文化交流和统一共识的见证。“纳顿”仪式音乐展演中的外来元素首先体现在其调性的选择上，其五声羽调的结构与藏族音乐关系紧密，宫音和羽音在功能上相互支持，互为支点，羽、宫的色彩不断交替，在歌曲的演唱中，陈词和虚词的使用有风格借用，与藏歌“拉伊”的风格相近，演唱中使用较多的4—3型宽声韵[2]，结合其萨满音乐色彩的特点，使其仪式音乐的风格也有自身的特色，这是在吸收外来元素吸收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民族审美和文化传统进行重构和再创造的结果。除了音乐审美层面，在艺术人文层面，“纳顿”仪式音乐也有所借鉴。在面具舞的戏剧展演中，《三战吕布》中关羽忠勇的故事，就体现了汉文化与土族文化的交融。关羽作为汉族城隍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被土族文化认可并接纳，在仪式音乐展演活动中将其编写为剧目进行展演，体现出中华民族构架下跨族群认同的文化融合现状。

如何认识和理解“纳顿”仪式音乐中音乐身份建构的多元性？笔者认为，依据视角的不同，一元和多元本来就是相对统一的概念，这不仅是在文化层面上，也是在身份认同层面上。“纳顿”仪式音乐借鉴吸收了汉藏文化的同时，在音乐审美上也与周边的其他少数民族不断地交流和交融，是中华内部各民族文化交往共进的彰显。民族文化所包含的要素是复杂的，有本民族的，有外民族的，有历史的，有现代的，而回归到族群身份的认知上也是这样。正如我们在“纳顿”仪式音乐的讲述中所看到的，它在讲好本民族的历史和传承的同时，也把中华民族这一多民族文化的框架默默地植根在下一代传承者的心里。

“纳顿”的仪式展演在新的表演语境中，自然被赋予一种新的文化事象。“纳顿”在多元表演场阈展演仪式的文化空间中既作为“非遗”文化符号的主体框架，又是“纳顿”仪式基础上的传统与现代乐舞文化的杂糅互交。不但是表演素材的文化交互，而且是表演语境与文化象征的多维构建。[3]土族传统文化在与现代文化的互交中，不断地自我改变、自我丰富，不断地进化发展，成为跨文化的个体，在文化涵化的非刻意的获取中具有多元身份。

结 语

土族“纳顿”仪式展演的过程，影射出一个相对封闭式的土族传统文化走向开放、多元的发展模式。土族“纳顿”传统民俗节日仪式音乐展演中现代与传统的相互杂揉，体现在以土族民间自发的民俗仪式框架为基础，由当地县政府主办的，融土族传统与现代文化表演，集流行化与时尚化以及地方旅游文化为一体的现代民俗仪式展演活动中。土族从民间场阈语境中的仪式转为从政府场阈语境中的展演活动，这不仅是一种民俗文化仪式身份转换，也是一种音乐展演与场阈的重构过程，同时也是文化认同的多层级构建与其表演空间从封闭性向多元性与开放性的转变。

在传统与现代相互杂揉与身份重构的土族传统“纳顿”仪式的变迁过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传统仪式及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生生不息，它们的发展与流变的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开放包容的态度才是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非排他性、灵活性和无限性及世界性的视野，引导我们进行批判性探索，质疑文化依恋、身份和审美边界，文化归属空间允许其他思维方式和异文化以及多方位、多方向的艺术创造。“日月不同光，昼夜各有宜”，多元文化的差异性使得世界多姿多彩，各民族间文化因交流而多彩，因着互鉴而丰富。因而各民族在传统音乐文化的交流中求同化异，相互尊重，凝聚共识，在文化的交流、交往与交融中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