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丹

开封市妇产医院 妇科门诊,河南 开封475000

宫颈癌是临床妇科常见的恶性肿瘤疾病,我国宫颈癌患者数量多,患者发病后病情较为严重,目前外科手术治疗是较为有效的临床治疗手段,同时也是宫颈癌患者的首选治疗方式。宫颈癌患者外科手术治疗容易引起患者发生多种术后并发症,如留置尿管感染等,严重影响患者术后康复效果的同时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1-2]。留置导尿是宫颈癌患者术后常见的操作,但是留置尿管会增加相关尿路感染的风险[3-4]。研究[5]数据显示,医院感染超过40%为尿路感染,因此,针对宫颈癌患者术后留置尿管感染情况制定相关护理措施及探讨宫颈癌患者发生术后留置尿管感染的相关因素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外关于恶性肿瘤患者术后留置尿管感染的研究报道较多,但是分析细胞免疫状况与宫颈癌患者手术后留置尿管感染相关性的研究较少[6-7]。本研究探讨细胞免疫状况和宫颈癌患者手术后留置尿管感染的相关性,为临床医师预防、治疗宫颈癌患者手术后留置尿管感染提供了临床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8月于我院接受治疗的60例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术前对两组患者进行T 淋巴细胞水平检查。其中30例CD3+水平＜50%的患者为观察组,30 例CD3+水平＞50%的患者为对照组。观察组年龄范围29～62岁,平均年龄(45.29±3.12)岁;病程范围8～23 mon,平均病程(14.97±2.33)mon。对照组年龄范围27～63岁,平均年龄(44.97±3.41)岁;病程范围7～24 mon,平均病程(15.10±2.28)mon。两组患者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对比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本次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符合相关伦理标准。

纳入标准:①患者年龄在18～65岁之间,经病理学确诊为宫颈癌,需要接受外科手术治疗;②患者手术前未发生全身性感染疾病;③患者及其家属对本次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患者手术后生命体征不稳定;②妊娠期、分娩期、哺乳期妇女;③患者入院时、手术前有感染性指征。

1.2 诊断标准

参照《医院感染诊断标准》[9]进行留置尿管感染的诊断:①手术切口引流液或深部引流液经细菌培养后呈阳性;②深部切口穿刺或引流管有脓液流出;③人为打开切口或自然裂开有脓性分泌物,体温≥38 ℃;④局部按压有痛感,经影像或组织病理学检查有深部切口脓肿证据;⑤临床医师诊断为切口感染。满足上述条件之一则判断为感染。

1.3 检测方法

患者均接受宫颈癌手术治疗,于术前、术后1 d、术后3 d抽取患者清晨空腹静脉血4 mL 进行炎性因子和T 淋巴细胞亚群的检测。采用流式细胞仪(美国赛默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进行T 淋巴细胞亚群的检测,将血液以3 000 r/min速度进行离心机离心后分离出血清保存在-80 ℃的恒温箱中,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进行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10以及白细胞介素-8的检测,所有试剂盒均由山东济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3.0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正态计量数据用表示,非正态数据采用Me(IQR),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两组独立,正态,方差齐资料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多组独立,正态,方差齐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单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SNK 法;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样本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重复测量资料采用重复测量资料方差分析;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则纳入多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趋势性检验采用Cochran-Armitage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手术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的出血量、手术时间无显著差异,数据比较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住院时间显著高于对照组,数据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手术指标比较

2.2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血清炎性因子比较

观察组术前、术后1 d以及术后3 d的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10以及白细胞介素-8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数据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血清炎性因子比较

2.3 两组患者留置尿管感染状况比较

观察组留置尿管感染例数(7 例)、感染率(23.33%)显著高于对照组感染例数(2 例)及感染率(6.67%)。数据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正常状况下,膀胱内部是处于无菌状态的,只有前尿道口外三分之一处无法保持无菌状态,而留置导管则为细菌进入膀胱提供了途径。导管其本身对于微生物的生长来说是有利的,细菌能够在其表面快速繁殖形成细菌膜,从而促进感染发生[8-9]。另外,宫颈癌手术属于大型有创手术,手术过程中对周围组织的剥离操作较多,宫颈组织周围肌肉、血管的分离使患者在手术后一段时间内持续发生炎性反应和应激反应[10-11]。炎性因子水平的上升对于感染的发生具有促进作用,而留置尿管属于侵袭性操作,因此,发生感染的可能性更大。T 淋巴细胞亚群与其中的炎性因子合成、分泌具有密切关联[12-13]。

两组患者的出血量、手术时间无显著差异,数据比较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住院时间显著高于对照组,数据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两组患者的术中状况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手术过程中的出血量和手术时间不是引发宫颈癌患者术后发生留置尿管的因素。但观察组患者住院时间显著延长[14-15],可能原因是细胞免疫状况较差的患者,容易发生留置尿管感染等并发症,提高治疗复杂度和难度的同时,也使患者住院时间延长[16-17]。观察组术前、术后1 d以及术后3 d的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10以及白细胞介素-8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数据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能原因是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8以及白细胞介素-10均属于促炎性细胞因子,而白细胞介素-2 和人干扰素γ等抑炎性因子的分泌与合成均由辅助性T 细胞2、辅助性T 细胞1 的平衡状态来进行调控[18-19]。辅助性T 细胞2对于白细胞介素1β和肿瘤坏死因子α等促炎性细胞因子的分泌具有主要调控作用,而辅助性T 细胞2的合成和分泌与成熟T淋巴细胞表面标志CD3+水平呈反比[20-21]。

宫颈癌手术创伤会引发术后免疫反应和应激反应,血清肿瘤坏死因子和白细胞介素1β等促炎性细胞因子的水平会显著上升,术后3 d观察组患者炎性因子较对照组相比更高,这可能与对照组患者体内含有较高水平CD3+有关,且其体内辅助性T 细胞2的合成处于较低的水平。观察组留置尿管感染例数、感染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数据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体内血清CD3+水平较低的患者,其细胞免疫状况较差,而手术创伤所带来的应激反应和炎性反应则表现得更加强烈,这将进一步促进患者合成和分泌更高水平的促炎性细胞因子,显著增加了患者术后发生留置尿管感染的可能性[22-23]。

综上所述,术前细胞免疫状态较差的患者,术后其体内含有较高水平的促炎性细胞因子,显著增加了患者发生留置尿管感染等并发症的可能性,使患者住院时间延长,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和经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