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龙

（中共成都市委党校 领导科学教研部，四川 成都 610000）

平台化发展是当今世界城市主要发展趋势，也是城市形成较强资源配置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城市平台化发展是互联网技术推动下的城市发展新功能和新形态，主要是通过城市重大功能平台的运行来实现。从城市运行管理和功能发挥过程看，不论什么时期，重大平台都是城市功能发挥的重要载体，是城市实现资源汇聚、社会生产力输出、扩大辐射影响力的重要内容。成都作为人口超2000万的超大城市，正在深入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加快重大平台建设，推动城市平台化发展，对于成都形成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市平台化发展理论研究

城市平台化发展是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广泛运用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产物，其运行机制表现为实体资源数据化、数据资源智慧化、资源响应广域化、价值增长共享化。根据平台化发展的过程，可以将平台分为链接、汇聚、交互、价值共享等平台类型。

（一）城市平台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城市平台化发展的理论源头发端于双边市场理论、平台型组织理论、平台经济学等新兴学术成果。双边市场理论中，平台被视为市场的一种特殊体现，主要功能是实现不同客户种类之间的交易，如果不存在平台，就难以实现这些交易，这些平台被称为双边或多边市场。Rochet 和Tirole等人在2003年就对双边市场展开了研究，提出了“双边市场”相关概念[1]。2006年，Armstrong从平台外部性视角出发，给出了平台与双边市场理论相关的定义[2]。2009年，我国学者张延海对不同类型的平台（如竞争或垄断平台）进行了初步分类确定，同时对不同平台的进入制度和服务费用进行了相关研究[3]。关于双边市场，有着一个共同的认识：通过某种方式产生的相互具有供需关系的两组或两组以上的消费群，依赖于平台作为中介在群体之间进行交易。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运用日益普遍，由此产生了大量的互联网企业也称平台企业，推动了“平台经济”的发展。比如在微信、QQ等在线交流平台，淘宝、京东等购物平台。2004年贺宏朝通过研究大型实体企业的合作与竞争，较早地在我国提出了“平台经济”相关概念[4]。2017年，国内学者王千、赵敏明确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角度解释了平台经济是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基础，为多方参与者提供价值升值、资源优化创造等服务的新模式、新经济类型[5]。总的来说，平台经济就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通过数据网络链接多方资源，实现资源交互、价值提升的新型价值系统。

（二）城市平台化发展的内涵

从人类发展史看，人类一切交往活动都离不开信息的交互，从而决定了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实物资源与信息资源一体化协同的结果。人类信息传播主要是通过人对人、书信、信号（如狼烟）、电报、电话、互联网等实现语音、图画、文字等交互。实物资源与信息资源一体化协同主要通过链接、汇聚、交互、增值几个环节和过程发生作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物资源与信息资源一体化协同一旦发生之后，如果逐步形成稳定的交互场所或载体，这些稳定的交互场所或载体就是人们通常称呼的平台。所以，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平台就广泛存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各种市场、生产办公场所、社会空间、产业园区、社会组织等都构成了功能各异的平台，但是有平台不等于有平台经济，更不等于平台化城市或城市平台化发展。

城市平台化发展主要是互联网技术推动下的城市发展新功能和新形态，通过链接、汇聚、交互和增值过程，使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从传统主要依托实物资源的汇集接触实现增长，转向依托实物与数据一体化协同汇集，经由资源的高流量交互（非面对面接触）实现价值增值，从而推动城市经济社会的增长和发展[6]。

（三）城市平台化发展的运行机制

1.实体资源数据化。依托高速发展的网络信息技术，将城市发展所需的各种实体资源要素（如工业园区、轨道交通等）的数据与资源信息导入智能化数据平台，通过数据平台对导入的资源实行数据管理。

2.数据资源智慧化。借助数据应用管理新技术，将现有数据资源的系统结构、资源配置、功能管理等方面进行优化升级，实现数据平台的智能化管理和配置，推动需求与资源精准快速自动匹配。例如通过数据资源的智慧化升级改造，可以形成个性化的数据匹配，实现精准匹配送达。

3.资源响应广域化。通过平台化智能管理的资源利用实时、多向、互动、共享的优势，打破传统运输通达的时空限制，为跨区域资源提供便捷高效的通道，最大限度扩张资源集聚的影响范围。

4.经济增长共享化。经济增长共享化是指个人、组织或者企业等平台的多元化参与者，通过平台的交互、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参与各方的价值增值。同时，平台形成的基础性通用性成果可面向众多参与者开放，实现共享平台化发展带来的成果。

图1 平台化发展机制示意图

二、国内外城市平台化发展比较分析

从国内外公认的城市平台化发展先进典范的实践经验看，城市平台化发展的基础或者是拥有明显的优势资源或优势竞争力，构成城市平台化发展的内核。

（一）国内外城市平台化发展主要模式

城市平台化发展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的综合体系，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能全面铺开。从全球主要典型城市旧金山（硅谷）、杭州、上海、深圳①的发展情况来看，各个城市均依托自身具有独特优势的领域，强化数据、实物资源的协同，从而推动城市平台化发展。因全球各城市的基础优势各有不同，而形成了多种平台化模式。

1.旧金山（硅谷）

硅谷通过搭建高效创新资源交互增值平台，汇聚海量的创新资源要素，推动硅谷成了世界著名的创新中心，实现了城市平台化发展。

硅谷依托世界知名大学、科技创新机构及优越的营商环境，尤其是硅谷发达的电子信息网络技术，实现了资金、技术、数据等海量资源的汇聚，推进了现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重要领域的科研创新，通过发达的风险投资推动创新成果转化，由此带动了大量科技公司落户，目前已经突破2000家，通过创新型企业的快速汇聚，有效的汇聚了大量的科研创新人才。旧金山正是通过构建的创新资源交互增值平台吸引了大量的科技企业、科技创新、科技政策以及金融机构、金融资源、金融政策在区域内的集聚，使其成为发达的科技金融中心。

2.杭州

杭州依托阿里巴巴、淘宝网的电子商务领导地位，构建大规模的链接交互平台，实现了全球需求和服务信息以及商品资源汇聚[7]，推动杭州成为世界电商之都，实现了平台化发展。

近年来，杭州抓住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机遇，积极培育互联网龙头企业，形成了阿里、海康威视、华三通信等大型互联网信息技术、设备企业以及上下游产业链等大规模集聚的新经济产业集群，在全国乃至全球都拥有较大影响力。杭州是城市平台化发展的典型模式之一，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培育阿里巴巴这样的龙头企业，形成了全球最大C2C平台（淘宝）以及支付宝这样的全国最大民营网络支付平台等，并由此汇聚大量的互联网技术、物联网、互联网金融等资源，我国1/3左右的互联网相关的专业网站以及电子商务网站都在杭州落户[8]。

3.上海

上海则利用强大的经济中心和航运中心地位，快速融入互联网信息技术，主要以浦东新区、跨境电商和进口博览会等为主导的高能级资源汇聚交互平台，开启了城市平台化发展的大踏步进程。

上海是我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大量的全球总部汇聚，辐射影响能力迅速提升，基本上形成世界性的资源配置中心，成为资金、科技、消费品、物流、信息等要素的汇聚中心。上海从物流流量来看，旅客、货物集散能力均拥有全球影响力，集散旅客超过30万人次，航班日均起降超过2000架次。货物运输量达到250万吨左右，港口货物吞吐能力达到日均200万吨左右；从消费品集散能力来看，全国主要的进口汽车集散地，主要的奢侈品消费集散地，医药品、医疗器械等商品的集散中心；从大宗商品的国际影响力来看，相继建立了面向国际的重要矿产、石油天然气、棉花等交易中心，有色金属贸易额超过了全国的50%，有色金属及钢铁行业相关价格指数具有了国际影响力。

4.深圳

深圳着力推动制造业应用和数字化创新发展，依托华为、腾讯等企业形成了全球数字化集成解决方案输出能力，数字化价值增值共享平台，使深圳成为世界科技之都，推动了深圳平台化发展。

深圳依托科技产业创新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依托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实验室、高科技博览会等平台，以华为、腾讯等高科技企业为代表的强大数字化解决能力初步形成。智慧城市、现代通信前沿技术、智慧化智能化设备等现代信息技术方面居于世界前列，其AI领域的探索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力量，目前已经形成了超过300家的人工智能企业汇聚规模，名列世界前十，形成了从研发设计到生产服务的全产业链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此外，深圳作为我国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目前拥有300家左右的AI企业，位居世界前列，已经形成了从研发、生产、服务全产业链的现代AI产业系统。

（二）国内外城市平台化发展的主要经验

1.实物资源发达，数据转化领先

城市平台化发展必须拥有强大的制造业为支撑，它是实物资源的主要来源。通过典型城市的实践可以看出，在城市平台化过程中均展现了较强的实物资源能力，同时通过数据驱动打破地理空间限制，形成强大的跨区域实物资源智慧响应。如苹果公司的设备制造都是通过苹果链接的全球各地生产厂商实现的。同时旧金山还有思科、英特尔、甲骨文、特斯拉等世界500强的平台型企业超过30家。杭州也表现得尤为典型，利用发达的电子商务，驱动全球商品数据和用户需求汇聚链接，拥有阿里巴巴、吉利等4家世界500强企业。

2.资源配置的智慧化，响应能力较强

平台化城市都具备强大的数据资源智慧化处理能力，这就必然要求城市具备强大的创新基础。根据展动力人才集团发布的《2020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人才流动趋势白皮书》报告显示，2019年旧金山湾区研发投入强度达到了6.1%。根据各城市统计局公布2019年数据显示，深圳研发投入强度达到了4.93%，上海研发投入强度也达到了4%。硅谷、杭州、深圳等重点发展现代前沿通信技术、新材料、电子商务等技术产业，推动现代数字信息数字经济的汇聚。上海更加注重贸易相关资源如资金、货物等相关实物资源的数字化集成以及相关技术的创新应用，推动城市平台化发展。同时,这些城市积极建设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现代新型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如深圳积极打造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实验室，通过创新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城市平台化发展。

3.拥有强大的创新人才汇聚能力

人才是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科技创新中坚力量。城市的平台化发展离不开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离不开优秀的专业人才队伍。以上平台化发展典范城市都具备了良好的创新能力和互联网技术应用能力，拥有高素质的创新人才队伍、城市管理队伍等。如上海依托城市经济和对外开放政策、跨国公司、相关科研院汇聚了一大批高素质管理及科技应用人才。根据上海、深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上海2020年大学专科及以上的人口在常住人口中占比约为33%，深圳约为28.8%。

4.构建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实现资源汇聚交互的重要条件。优化营商环境成为提升一个国家或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以上城市发展经验可以看到，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吸引市场主体、资本、技术特别是人才等要素汇聚交互。如上海、深圳等积极营造公开高效的政务环境、良好的社会秩序、充满机遇的市场环境以及文明诚信的生活环境。旧金山、深圳都拥有良好的法治环境和鼓励创新的氛围，风险投资相对发达。

三、成都平台化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成都是我国西部重要的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基础良好，生态环境优良，交通及区位条件优越。近年来，成都市努力建设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加快创新平台、对外开放平台、区域协同平台等重大平台建设，有力推动了成都经济增长、社会和谐以及生态治理，提高了成都市辐射影响力，但是对比发达国家以及我国的平台化发展典型城市，其平台化发展的整体水平仍然较低，已有平台还不足以支撑成都实现平台化发展。

（一）成都平台化发展现状

1.加快了数字经济发展

2018年成都发布《成都市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22年数字经济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元，要大力发展现代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提升现代数字经济软件服务能力、提升数字终端设备的研发和制造，推动大数据应用等方面。当前，成都市形成新经济、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人工智能产业园、数字文创产业园、5G产业园等全面发展局面，推动数字经济产业集聚成链成片发展。成都已经引进了超算中心、华为鲲鹏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重大产业项目，积极加快数字经济试验区建设，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2.城市智慧治理稳步推进

成都着力建设数字孪生的智慧样板，突出“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加快布局5G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出台公共数据资源共享管理办法，着力打通“天府大脑”数据壁垒、管理壁垒，“一网统管”的城市运行系统和“一网通办”的政务服务体系加快成型。

3.城市功能平台体系逐步完善

成都围绕产业发展、区域协同、开放合作、科技创新等方面，建设了多个平台，初步形成了城市平台化发展的体系基础，凸显了城市平台的支撑作用和增长带动力。围绕成都科学城集聚了多个国家级创新平台、协同创新项目和创新型企业；积极建设多个产业功能区；加快建设“一带一路”合作园区及交流中心等重点项目；天府国际会议中心主体完工，西博城顺利通过国际展览联盟UFI认证。天府、双流双4F机场全力保障旅客接送。保税物流中心（B型）封关运营，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青白江国际铁路港等开放平台加快推进。

4.平台型企业加快集聚

截止到2020年底，成都市拥有电子商务平台型企业4万多家，拥有86万家左右的网商，上百个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汇聚了主要的平台经济企业区域总部，如京东、阿里、快手、腾讯、华为、字节跳动等，另外还有极米、准时达等本土大型平台企业。培育5家电商独角兽企业、3 家国家级数字商务企业，孵化市级平台企业 61 家、创新型企业300 余家。在材料、鞋包、服装、食品、家居、中药材等细分领域已成长出了一大批行业领先的平台。

（二）成都平台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1.数字经济规模仍然较低

虽然成都市在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数字经济领域发展迅速，但是由于汇聚的企业较少，特别是缺乏有影响力的本土龙头企业，产生的营收较低，没有形成数字经济规模，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较低，难以支撑城市平台化发展。2019年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超过了60%，近两年仍然在增长。而2019年国内主要城市上海、北京等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均超过了50%，而成都还不到50%。

从数字基础来看，根据《2020年成都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2020年成都互联网普及率仅为70.8%。对比深圳的93.2%差距较大，同样落后于上海、杭州等城市。

2.相关产业的数字化运用不充分

由于历史的原因，成都大部分企业相对传统，近年来成都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积极推进两化（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但是传统企业对数字化融合认识不足，融合发展存在较大差距，简单地认为数字技术就是一种辅助工具，未充分挖掘数字的真正潜力。同时，成都数据服务企业相对弱小，难以形成大型的数据处理、交互能力。从两化融合发展情况来看，虽然成都两化融合水平有所提升，但是对比上海、深圳等城市有较大差距。

成都缺乏具有较强成长性和再创新的跨领域跨行业的产业领导性、支持性平台，平台化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平台的运用方向、技术和系统性不足，数据化平台、数据化处理能力仍然不够，引领产业智能化发展的能力不足。对比旧金山、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仍然缺乏有影响力的数字信息尖端前沿技术，无法形成有效的资源集聚能力。

3. 引领性头部平台缺乏

总体来看，成都在产业、开放、创新等方面构建了相关平台，但是多数领域平台数实协同水平较低，且辐射影响范围较小，导致资源配置不能实现精准化匹配，要素资源汇聚能力较差。此外，还有许多城市平台化发展其他领域重大平台存在空缺，对整个城市平台化发展的支撑仍显不足。如成都几乎没有本土成长的高新技术超大型企业和金融企业、大型互联网企业等，总部效应较弱。而深圳拥有腾讯、华为、华润等，杭州有阿里巴巴，成都则仅仅只有新希望集团一家本土世界500强企业，头部引领能力较弱。

4.平台化专业人才培养和供给不足

平台化发展既需要大量软件、应用开发等网络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又需要贯通经济发展各行业领域的复合型人才以及大量新型服务人员。虽然成都市加快现代人才培养和引进，实施优惠的人才政策，吸引了一大批数字人才汇聚。但是对比旧金山、上海、深圳、杭州等地，数字人才的集聚能力仍然差距较大。特别是与平台化发展相关的数字人才尤为短缺。据清华经管学院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人才与就业》显示，成都占全国数字人才的2.5%，而同期上海占全国数字人才比重达到16.6%，北京达到15.6%，目前成都平台建设各类专业人才缺口仍然较大。

5.创新氛围较弱，平台化发展意识不强

对比旧金山、深圳、杭州等城市，成都的创新氛围较弱，风险投资不发达，许多创新项目难以成长。长期不发达的创新投资体系，更容易导致创新人才的外流。从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发明授权量的情况来看，根据《2020年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0年成都全年发明专利申请量为30415件，发明专利授权量为10881件。根据《2020年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同期杭州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分别为55344件和17328件，均高于成都。成都目前的创新平台多为基础性科研平台，与主导型制造业产业有直接关联的科研平台较少。同时，成都的企业特别是制造业集中发展程度较高，但是产业集群效益并不明显，企业与企业之间联系少，配套成本较高，协同缺乏，简言之就是平台化意识不足。

四、成都城市平台化发展路径

城市要实现平台化发展转型必须发现并形成优势资源，推动优势资源链接、聚合、交互的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实现跨越地理空间限制的资源配置，最终让所有城市发展参与者实现资源和成果共享。成都城市的平台化发展应紧紧围绕党中央、省、市关于“十四五”规划的相关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根据成都市的功能定位，聚焦聚力高质量，全面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推进数实一体化协同升级，加快形成要素资源集聚、交互的新优势，策划建设相关重大平台，为成都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

（一）强化平台化基础建设新型基础设施

紧盯现代信息技术前沿，做好顶层设计，统一规划，强化全成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5G网络的全域覆盖，推进物联网和现代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积极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推进主要领域和产业进行数字化升级融合，在全成都形成全覆盖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推动移动通信和现代有线互联网的服务升级，提高使用规模和质量。

（二）转型提能补缺，构建“1+4+2+1+n”平台体系

成都市构建的“1+4+2+1+n”（即1个世界级影响力平台、4个全国影响力平台、2个区域协同平台、1个本地治理平台以及构成上述平台的n个基础支撑平台）重大平台体系初步建成。成都致力于建成对外开放和国际化交往门户平台，提升成都国际影响力。

1.聚焦数字技术运用，提升既有平台数字化水平

城市的平台化发展是一套整合平台体系，通过数字化转型升级形成的综合系统，是现代信息技术的集大成。平台化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数字化网络信息技术，数据资源已经成为许多平台实现平台化转型的关键要素。因此，应大力提升成都传统平台的数字化水平，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各领域构建大数据平台。

（1）依托天府文化独特魅力以及会展名城建设，推动数字化升级，打造文化博览展示协同平台。构建中国西部网上会展大数据中心，充分发挥会展交流合作的引擎作用。构建全球重大赛事数据信息中心等基础支撑平台。

（2）实施自贸试验区和保税物流中心（B型）数字化赋能，强化国际贸易的数据与实物汇聚协同，打造国际贸易现代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

（3）依托成都产业发展优势及现有产业融合发展基础，打通一二三产业融合通道，加快各行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打造产业融合发展平台。推动建设乡村振兴综合数字融合平台，推动工业互联网建设，加快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强化现代服务业数字化融合。

2.对接国家战略，提升平台实物数据汇聚能级

成都应抢抓“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以及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施机遇，提升开放平台能级，依托内部开放门户建设契机，将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数字经济以及地方发展平台积极融入国家战略，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交往门户平台。同时，依托成都科学城，打造全国科技创新策源平台，打造全球基础研究开放共享数据中心，加速国家重大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等科研创新子平台的落地。

3.强化头部平台引领作用，构建城市发展新平台

成都要实现平台化发展应积极推动各领域的“头部”重大平台建设，引领相关支撑基础平台建设，构建成都平台化发展新平台体系。构建平台化技术产业集聚平台，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研发形成强大产业带动力，并以此推动成都相关产业形成全国领先示范。同时，建立成渝联动协同示范平台以及成德眉资一体化协同合作平台，形成区域协同发展新动能；强化公园城市治理和现代城市平台化表达，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城市治理升级，构建城市智慧治理平台，营造良好城市发展环境，形成具有独特魅力的要素吸引力。

（三）大力发展平台经济，彰显平台化经济效益

加快推进成都主导优势产业与数字经济的协同融合，提升平台经济规模和效益。一是打造跨境贸易服务平台，构建跨境电商试验区、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服务，构建国际商品期货交易平台等。二是建设优势产业数实融合平台。依托成都先进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推进数字与产业实体的一体化协同融合，形成数字经济在优势产业领域深度应用，培育建设以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产业发展平台。重点打造新材料、新能源等云服务平台。三是发展大数据云服务平台。着眼于成都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经济发展等方面，构建各个领域的综合大数据服务平台，推动各领域的数字化综合服务提升。

（四）增强平台化发展专业人才培引力度

人才是事关城市平台化发展的关键。必须加强平台化专业人才的培育和引进力度，尤其是要强化数字人才的培育。出台相关政策，解决人才落地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保等问题，营造良好居住氛围。强化本土创新人才的支持力度，出台更加优惠的财政支持、税收、贷款政策，加大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创业的支持力度，形成成都平台化技术人才高地[9]。

注释：

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中指出：“我国线上经济全球领先。”表明我国城市的平台化水平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的增长比较迅速，发展势头很好，实际上无论是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还是金融科技、新零售等新产业、新业态都属于数字经济的范畴，而无论从数字经济的整体规模，还是其在GDP中的占比来看，目前中国在全球都处于前三，比较领先的地位。因此，典型案例中中国城市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