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深 李艳茹 张 莉

（1四川大学 建筑与环境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2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商贸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3四川大学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韧性与健康城市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 610065）

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标志着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其典型特征是更加关注民生和可持续发展[1]，在此政策指引和价值导向下，流动人口在对就业地选择时更加关注城市包容性、宜居性和城市活力等。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下文简称“七普”）显示，至2021年底，按照常住人口指标统计我国城镇化水平已达到64.72%，从城镇化演进的国际历程看，人口大国的城镇化将进入以都市化为典型特征的阶段[2]，即以超（特）大城市为依托的都市区①将是吸纳新增人口的核心空间载体。“七普”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0年间，我国绝大多数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人口增幅均在30%以上，显示了都市区强大的人口吸引能力。对于中西部地区省份而言，省会城市是城镇人口主要集聚地，也是流动人口主要的承载地，以四川省为例，“七普”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0年间，成都市增加了581万人，2021年底常住人口达到了2119.2万人，占四川省人口总量的25.3%。成都近10年的新增人口中约80%来自四川省内，省内地级市中仅绵阳、宜宾和泸州分别有32.5万人、11.6万人和3.5万人的增长，其他城市人口均处于外流状态，且近年来其他城市城区人口也出现了增长乏力甚至负增长的现象[3]。总体来看，自2010年以来，我国人口向都市区集聚的特征更加明显，研究省会城市人口聚集特征及内因恰逢其时。

一、文献梳理

人口集聚以产业集聚为基本前提，对其集聚效应或内因的解析集中在经济或产业视角[4]。对典型城市群人口集聚的空间格局研究也是国内外长期关注的问题[5-6]，国外学者发现发达国家人口集聚特征和我国存在较大差异，例如欧洲人口大国除首都或经济首位城市规模较大外，其他层级城市人口规模普遍较小[7]；而中国城市人口集聚则主要集中在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经济较强的地级市[2]。人口集聚现象的出现主要由本行政区及外围地区人口流动导致，因此国内对人口流动研究较为深入，尤其是自 2009 年以来，国内学者利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流动原因、居留意愿等，发现它们与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户口类型、婚姻状况、劳动力市场等因素有着密切联系，不同城市产业类型和发展阶段不同，其影响因素也存在较大的差异[8-10]。近年来，部分学者从家庭式迁移[11]、随迁子女教育[12]、医疗等公共服务[13]的视角对人口流动动因进行了研究。王超深与赵炜发现韩国国民流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经济逐利和公共服务逐利有不同的关注[14]。杜明军研究了我国省会城市人口吸引力核心影响因素，认为出行规模、城市影响力对人口集聚有重大正向影响[15]。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对于我国人口集聚与人口流动的相关研究，研究对象呈现明显的地域化特征，北京、上海、江苏、东北等相关文献较多，这与城市或地区产业类型、地域文化、发展阶段等存在较大关系。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省际文化差异大且受较强的政策影响，因此不同省份类似的规模和定位的城市人口集聚特征和动因也存在较大差异，展开地域化的针对性研究更具有必要性。成都市作为中国西部最重要的国家中心城市，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背景下，研究其人口集聚特征具有更强的必要性，但相关文献较少 。钟易霖与罗若愚发现2000至2010年间成都市市域人口向中心城区集聚特征明显[16]，上述研究利用“六普”数据，至今已超过10年，且缺少连续性研究，不利于当下规律性特征的总结。孟立联与孟榆着重从县域空间单元视角分析了2010年至2020年期间成都市人口变化情况[17]，缺乏微观机制的解析。作为典型的内陆城市，受产业分工影响，成都市人口集聚特征与东部沿海特大城市相比存在巨大差异，研究成都市近年来人口集聚特征、动因和居住意愿，有利于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也有利于为其他内陆型城市制定相应的人口政策提供参照。

二、新增人口集聚特征分析及启示

城市劳动人口规模、教育水平和潜在的技能可塑性是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变量[18]，因此，本次研究对象为工作人群。从我国传统理念、教育层级体系及教育年限看，18岁以上人群大都完成初级教育且基本具备了独立生活的能力，能够为城市发展创造价值；根据“七普”人口调查结论，成都市18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达到近85%，在社会结构中起绝对的主体作用，此外，老幼群体尤其是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群体，几乎均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因此，本次调查对象确定为18岁以上的工作人群，能很好地反映都市区人口集聚特征。考虑到这一群体几乎均具有手机或其他手持电脑等现代通信工具，本次调查通过网络问卷的方式展开，主要通过微信推送、问卷开放问答等方式实现，保证了随机性；在作答人资格方面明确限定为在成都工作的人群。上述抽样方式和问卷设计保证了样本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次调查共获取1060份有效问卷，人群居住地均在“11+2”②的都市区范围内，在成都市落户和未落户的比例分别为68.87%和31.13%。从来蓉时间看，50.0%的人员来蓉时间为2010年至2012年间，2013年至2014年来蓉人员的占比为20.7%，其他近30%的人员为2015年之后来蓉。从性别特征看，男女比例各占50%。从年龄结构看，来蓉人员的年龄段主要集中在31岁至40岁，这一群体占比超过一半，达到51.89%，26岁至30岁年龄段次之，比例达到29.25%，两者比例之和为81.1%，是成都市外来人口的主要群体。

（一）个人特征

1.籍贯特征

从外来人口的籍贯分布特征看，成都市的新增人口主要来自四川省，达到总量的62.3%，明显低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相关调查数据，这与本次调查对象有直接关系。因本次调查仅研究2010年以来到成都市工作的人群，这一群体呈相对年轻化且一般具备较高的工作技能，不包括就学人群，一般也不包括随迁的老龄人口，而上述人群均纳入“七普”调查对象。因此，本次调查数据结果与“七普”人口调查相应问卷有一定差异，但通过“七普”调查的人口百岁图推算，本次抽样的人口结构基本可信。

外省来成都市工作的人群排名靠前的省份为陕西、重庆、贵州和湖北（见图1），占总量的比例分别为6.6%、4.7%、2.8%和2.8%，从空间区位特征看，这些省份除湖北外均与四川省直接接壤，在历史上与四川省均有紧密的联系，因此，当下在现代交通运输便利的情况，依旧有较大规模的人口来成都市创业。重庆市外来人口籍贯分布也存在类似的特征，基于大数据的分析显示，与之接壤的四川、贵州、湖北、河南和湖南五省外来人口占重庆市外来人口的比例分别是53.5%、7.7%、6.6%、4.6%和3.9%，显示了明显的空间比邻效应。从省外省会城市来源看，西安到成都市工作的人员高达近50人，占总量的约5%，显示了成都市强大的吸引力，这与近年来成都市良好的对外宣传形象、开放的城市气质等存在较大关系，也有西安市大学生毕业数量规模大而自身存在较大的就业压力有较大关系③。

图1 成都市常住人口籍贯分布情况（2010-2020年）

从省内地级市角度看，眉山、德阳、内江、广元等有便捷交通条件的城市来蓉人员明显高于其他偏远与交通不便捷地区。此外，从各地级市人口规模看，南充、达州等人口大市，2010年分别拥有627万人和546万人，且经济不够发达，外流人员较多，但是由于两市距离重庆较近，使得两市大量的人口向重庆集聚，来蓉工作人员占本地人口的比例明显低于成都周边城市，说明了区位和交通对人口流动有巨大影响。

2.学历特征

从来蓉人员的最高学历特征看，仅重庆有较大比例的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类人员来蓉工作，两者之和达到重庆市来蓉人员的50%，除重庆市外，其他外省来蓉人员普遍具有较高的学历，大都具有大学本科或专科以上学历，说明了成都市当前低技能工作主要由四川省和重庆市人口承担，还有极少量的外省来蓉人员从事物流、网约车等运输职业，这与存在较多的语言沟通障碍、地域文化差异大、低技能群体适应性弱等直接相关。发达地区来蓉工作人员学历高的特征更加明显，例如上海、广东来蓉人员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结合其就业岗位调查信息，课题组调查发现该类群体均具有较高的收入，均从事科研、管理等脑力劳动工作。

从学历结构看，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占绝对主体，大学专科与本科人群占比为56.6%，是来蓉人员中最多的群体，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占比为27.36%，高中、中专与技校人群占比为9.43%，初中及以下占比仅为6.6%。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来蓉人员占总量的比例达到84.0%，显示了成都市具有较强的人才吸引力。

3.收入特征

被调查人群税前收入主要分布在11万至20万之间，占比为34.91%；其次为5万至10万，占比为29.25%；5万以内的占比为22.64%，也拥有较高的比例；21万至40万的比例为12.26%；41万以上的比例为0.94%。对比当前居住成本，可以发现年均收入与居住成本高度吻合，例如当前居住在房价1.5万以下的人群占比为48.11%，1.6万至2万、2.1万至3万占比分别为25.47%和23.58%。

（二）家庭特征

调查发现，68.87%的被调查人群已结婚且有小孩，单身人群占比为19.81%，未婚有伴侣和已婚无小孩的比例均为5.66%。从家庭人口构成看，3人/户比例最高，占总量的31.13%，其次分别是4人/户和2人户，占比分别为21.7%和15.09%。根据问卷调查显示，5人/户比例和6人/户及以上比例分别为13.21%和4.72%，二者之和为17.93%，其中较大比例为“双孩”家庭。总体来看，成都市近年来新增人口家庭人均数量呈现分布较为均匀的特征。

调查发现，42.45%的人与父母或岳父母（下文简称老人）居住在一起，未与老人居住在一起的人口为57.55%，在有小孩的家庭中有约37%的人没有选择与老人居住在一起。其中仅有少量的家庭选择与老人同住在一个小区，而绝大多数年轻人选择自己抚育孩子。

（三）居住现状特征

1.住房总体特征

近年来成都新增人口中有68.87%的人拥有自有房屋，这些户主实现了在成都市的落户，这一数字与“六普”的成都市相关数据基本吻合④；从住房单价看，48.1%的调查者居住楼盘单价在1.5万元以下，1.6万至2万元的比例为25.5%，2万至3万元的比例为23.6%，中位数在1.7万元左右，与成都都市区房价均价较为接近。租住房屋群体中，2010年至2012年和2013年至2014年期间来成都市的比例分别是28.5%和23.8%，经过10年左右的奋斗仍未购买住房，也客观反映了成都都市区房价较高。从租房形式特征看，76.2%的租客为单独租房，合租比例仅为23.8%，反映了当前城市新增人口的居住需求，对于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而言，更加向往独立的生活空间，而已成家立业的人更加需要私密性更强的居住空间，使得单独租房比例明显偏高。

2.选择居住地原因

新增人口选择居住地的首要考虑因素为上下班方便，选择这一比例的人数占总量的32.1%，其次是房价或房租便宜（27.4%），再者为周边公园、商业等配套好（21.7%），最后才是小区环境好。由此可以看出，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增人口更加关注轨道交通、常规公交等便捷出行问题[19]，政府通过控制房价、增加公园及其他公共服务配套能显著提升外来人口的落户意愿。

（四）居住意愿特征

假定不受限购政策影响，将成都市下属的所有区（市、县）纳入备选项，发现新增人口最青睐的居住地选址主要集中在青羊区（28.3%）、锦江区（19.8%）、武侯区（16.9%）、金牛区（16.0%）四个区，其次是成华区（4.7%）。传统的二圈层城市吸引力较弱，温江区、新都区、双流区和郫都区购房意愿率分别为4.7%、3.8%、1.9%和1.9%（图2），中心城区仍旧是新增人口居住地首选地，与刁龙全研究结论一致[20]。没有人选择三圈层城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口向外疏解并不符合新增人口的居住意愿[21]。三环内绝大多数地区居住人口密度超过2.5万人/平方公里，大幅超过宜居城市1万人/平方公里的标准，但是老城区普遍拥有更好的教育配套和其他公共服务资源，且上班和公交出行更加便捷，因此仍然有很强的吸引力。

图2 居住地选址意愿调查统计

从具体的购房影响因素看，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和便捷的交通条件（主要为地铁和常规公交发达）是新增人口考虑的首要因素，57.5%的人群会考虑上述两个因素。其次是商业配套好、生活便利、小区环境好等因素，35%左右的人群会考虑上述原因（见图3）。仅有29.2%的被调查人群会考虑房价是否具备升值潜力，可见，通过近5年的调控，新增人口对住房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

图3 居住地选址考量因素分布

三、 人口集聚致因、趋势及问题分析

（一）人口集聚致因分析

1. 经济快速发展和广阔的人口腹地

人口在空间的集聚往往以这一地区能够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及能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为基本前提[2]，城镇化率水平越低、经济逐利特征越明显[14]。2010年至2020年间，四川省城镇化率由40.2%提升至56.7%，处于城镇化中期阶段，这一时期外来人口普遍更加关注经济收入。与2010年相比，成都GDP排名从全国第13名跃居到第7名，经济增长率明显快于其他近似规模的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为人口集聚提供了经济动因。且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四川省仅有一个特大城市，首位度居全国前列，基于2021年统计数据计算，成都人口首位度和经济首位度仅次于长春、银川和西宁，在1000万至2500万人的城市中位于第一位，而四川省户籍人口自2000年以来长期维持在8200万人左右，2008年后，四川省实施了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工程，大幅加快了骨架交通网络建设步伐，尤其是高速公路建设速度加快，2010年至2020年10年间建成了5270公里高速公路⑤，且主要布局在四川盆地，大幅降低了城镇密集区的空间交易成本、强化了成都在四川盆地的辐射能力，在拥有强大的人口腹地条件下，成都都市区人口快速增长不可避免。

2. 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和便捷的获取机会

成都作为四川省省会，自重庆市直辖后一直是四川省城市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由于公共服务设施的有效供给和良性持续发展均以强大的人口基数为前提条件，故在规模效应驱动下，成都始终是四川省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最为集中的城市。受城市规模效应和密度效应影响，成都作为超大城市其交通拥堵指数明显高于省内其他城市，但是得益于空间邻近性，在同等出行时耗条件下，成都城区市民可获取的就业机会、消费机会、就诊机会等均远远高于省内其他城市，从这一角度看，成都都市区居民仍然拥有最低廉的获取成本和最大的获取机会，这也是省内其他等级城市及外省人员来蓉就业和居住的主要原因之一。

3. 人口集聚的其他因素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增人口在居住地选址时，除考虑经济收益外，城市生活环境、住房及其他生活成本等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成都自2003年确定休闲文化为城市之魂后⑥，近20年来始终贯彻落实这一营城理念，“慢生活”成为近年来成都最重要的对外宣传语。近10年来城市空间品质、交通出行条件等均得到大幅提升，加之成都有着良好的商业消费基因，使得成都自2015年以来一直蝉联新一线城市榜首⑦，生活环境的提升与良好的对外宣传加剧了人口集聚。此外，《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国家统计局房价统计等数据显示，成都市房价明显低于苏州、南京、杭州、武汉等城市，这也是成都市人口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人口集聚趋势分析

基于国内外都市区人口增长历程和演化规律，结合成都市、四川省及中国西部所处的社会经济和城镇化发展阶段，综合考虑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土空间规划等政策和建设用地供给规模，我们认为下一阶段成都都市区人口增长将呈现如下典型特征。第一，从规模特征看，得益于成都市经济快速发展的惯性，在良好的人才政策支撑、宜居的城市环境等影响下，成都都市区人口仍将快速增长[22]；第二，从空间结构特征看，人口增幅最大的区域将集中在都市区近郊城市，这与2010年至2020年人口增幅最大的区域保持一致，其重要原因在于中心城的五城区新增土地空间容量已较小，在级差地租约束条件下，居住外溢是客观规律，东京、首尔、巴黎、上海、北京等均呈现这一规律。

（三）人口集聚导致的问题

1.人口密度过高导致城市韧性不足

根据成都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和当前开发强度，测算远期可承载的职住人口在1000万人左右，其中居住人口约700万人。按照这一规模测算，绕城高速内侧建设用地居住人口密度达到1.6万人/平方公里，与东京、首尔、北京、上海等城市接近。在正常情况下，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但在地震、高传染率疫情等不可预见的特殊灾难下，高密度城市普遍面临韧性不足的问题，人口的高密度带来强大的正向收益的同时，高脆弱性也是其伴生品。

2.会牺牲部分生态效应和社会效益

在现代技术不断创新及应用的支撑条件下，城市人口集聚上限规模不断提高，使得单位土地创造的经济价值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往往以绿地、广场及其他公共空间的减少为代价，城市居民和地方政府在享受经济红利的同时，也牺牲了部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些空间有较强的碳汇能力，是城市生态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同时，居民出行时耗也会不断延长，休闲时间被压缩，社会效益在降低。

3.加大了近郊区耕地保护压力

下一阶段新增人口将主要集中在都市区近郊新城，受历史原因影响，这些地区建设用地指标大都超过了2020年版土地利用规划提出的上限值，因此，当下在编的国土空间规划新增建设用地空间不大。与此同时，近郊新城自2017年以来，土地开发纳入成都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局统一管控，居住类用地开发强度上限大幅下降，一分区容积率最高值由5.0降至2.5，二分区由4.0降至2.0，开发强度整体上下降50%。在上述现实背景下，容纳同样的新增人口意味着居住用地面积增加一倍，在人口仍将继续快速增长的趋势下，无疑大幅加剧了近郊耕地保护压力。

四、人口视域下大都市区发展的若干建议

（一）不断完善楼市政策提升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

大量的相关研究已经证实，城市人口吸引力与房价存在直接关系，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居民更加关注生活品质，较低的房租或房贷能大幅提升生活幸福感，较低的房价是吸引外来人口的重要引力。高房价城市加剧了生产、生活等成本的上升，在产业分工不断细化的背景下，虽然也能吸引低技能群体，但是这些人中绝大多数自初始阶段起便不抱有“落地生根”的信念，更多的定位是城市的“飘客”，对城市的认同感不高，只为获得短期的经济收益，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因此，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应坚定落实成都市最新发布的楼市调控政策，并加大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供给力度，最大力度地保障不同收入群体能够安居乐业，建设全龄友好型城市。

（二）加强对潜在新增人口结构主体的政策关怀

调查显示成都都市区新增人口年龄阶段主要集中在40岁以下，其比例占近10年新增人口的81%，显示了成都市对青年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从学历结构特征看，84%的新增人口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显示了成都市对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基于劳动经济学和创新经济学的理论，这一青年群体无疑拥有最强的活力和创新能力，是社会发展的主流力量，同时也是重要的消费群体，其在人口结构中的比重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竞争力。成都作为西部地区最重要的国家中心城市，若要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应继续加强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和政策关怀，产业引进、相关人群落户等方面提出与落实相应的有针对性的政策。

（三）加快轨道交通发展，强化接驳能力

大都市区新增人口普遍具有年轻化的特征，这个群体凸显出更加明显的张扬个性的特征，在居住地和就业地选址时会更加关注交通便利性，尤其是轨道交通便捷性。当前成都轨道网络化水平已处于较高的水平，根据已批复的轨道网络建设规划推算，至2024年运营里程将达到近700公里，但轨道站点与公交、慢行系统接驳水平整体不高，下一阶段应在接驳能力提升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最大限度发挥轨道网络效能。

（四）强化政策合力，支撑都市区空间结构优化

中小学优质公共资源始终是新增人口居住地选址的重要考量因素，当前我国部分城市新区采用了SOD（Service-Oriented Development）的开发策略，但是由于大型公园、轨道线路等其他公服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没有同步跟进，政策合力效果不突出，这是当前城市新区面临的重大挑战。此外，在旧城更新中也应关注政策合力，以此作为优化都市区空间结构的重要政策抓手。

注释：

①由于我国目前没有都市区统计制度，而根据作者及相关学者研究结论，都市区范围与地级市行政范围接近，本文将城市行政范围等同于都市区范围。2010年至2020年间，广州、深圳、杭州、厦门、海口、南宁、长沙、贵阳、昆明、成都、郑州、银川等人口增幅均在30%以上，西安、拉萨超过50%，除哈尔滨、长春外，其他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人口增幅均超过10%。

②根据《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规定，中心城区又称都市密集建设区，由“11+2”区域构成，面积约3900平方公里，这一范围与国外大都市区地域范围接近，本文称之为都市区。具体范围包括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郫都区、新都区、龙泉驿区、双流区、温江区、青白江等11个行政区加成都高新区、天府新区2个功能区。

③ 《陕西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近3年西安市高校毕业人数均在30万人左右，2020年本科生就业率不足80%，人文社科类就业率大都在70%左右。就业压力大近年来更加突出，详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5295594864094283&wfr=spider&for=pc。

④详见https://news.sina.com.cn/o/2011-08-07/062022948259.shtml，2010年成都市常住人口住房自有率为68.17%。

⑤根据2015年和2020年四川省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而得。

⑥这一理念在《大成都城市发展与经营战略策划》（2003年）率先提出。

⑦详见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连年发布的《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2015～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