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馨

在十七年文学的宏大叙事中，茹志鹃的《百合花》在解放战争的广阔背景下，围绕“百合花被”描写通讯员、“我”和新媳妇之间的故事，以诗意的笔调书写宏大战争背景下的个体，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中体现出的珍贵的道德美、人情美和人性美；通讯员以其生命的消亡谱写了一曲战火纷飞中的青春之歌，反映了解放军舍己为人、英勇无惧的英雄品质。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这篇课文被选入语文教材的质的规定性，即引导生命个体在多元化价值追求下确立主流的价值取向，形成高度的政治认同，增强革命与家国意识，深度思考青春的价值。

一、以诗意化的笔调书写宏大战争背景下的个体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充满着期待，因此在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中，这一诉求具体地表现为追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艰苦卓绝而必然胜利的革命历程。文学作品对于战争场面的描写往往充斥着暴力、血腥和死亡。在这样的战争场景之下，塑造那些具有崇高信仰、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的英雄史诗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主导的创作风格，这是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下无法回避的创作价值取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叙事模式的僵化，对鲜活的个体的生命质地缺乏一定观照。

然而，同样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小说《百合花》却没有对战争、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进行直面书写，而是以女性特有的诗意、温柔的笔触在解放战争这一宏大的背景之下书写青春的生命，凸显人性的美好。《百合花》发表于1958年，但文本所叙述的故事发生时间是在1946年的中秋，这是解放战争激战正酣之时，作者却将笔触指向战争的后方。在文工团工作的“我”是一位女同志，路上由一个小通讯员陪同被分派到包扎所工作，在前往包扎所的路上，“我”注意到路上的景色：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刷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

在战争年代还能有这样感知美、发现美的能力实在是难能可贵，这是作家直指人的内心，赋予角色“我”暂时远离战争的一种自然的生命体验和情绪表达，在这样的表达中我们似乎看不到战争对人心灵和身体的摧残，然而作者马上笔锋一转：

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呢。

从“我”略带戏谑的口吻中侧面体现了战争的激烈，给小说营造了一种紧张、忧惧的气氛。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小说依然没有对战争进行正面刻画，而是将叙述重点落在“我”与小通讯员的交流上。小通讯员一开始就把“我”撂下几丈远，尽管“我”努力追赶，但是与“我”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不是小通讯员刻意为之。一是出自战时各自的人身安全考虑，二是这位小战士只有十九岁，与异性相处难免腼腆羞涩。在后文的叙述中，“我”与小通讯员的交流也没有聚焦于革命事业上，而是日常生活化的交谈，例如“我”询问他的家乡，脑海中浮现故乡风物：一片绿雾似的竹海，窄窄的石级山道……但在一些细节的描写中，我们仍能从另一面窥见作者看似平淡的“闲笔”中揭露的战争的残酷，例如“我”在与小通讯员的闲谈之中得知他年仅十九岁就已参加革命一年了；包扎所满地都是用砖头垫起来的门板，算作“病床”；战场上下来的伤员满身泥泞……战争是残酷的，但是作者有意淡化战争在小说人物身上的印记：前往包扎所的路上“我”与小通讯员拉家常，看不到两人对战争的忧虑；小通讯员在枪筒里插上野菊花；新媳妇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做了一床洒满百合花的被子；小通讯员将树枝插在枪筒里作为装饰点缀；在战争的总攻发起之前“我”对故乡中秋节的怀想……这些对人的日常生活的书写，将个体生命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置于战争的残酷、激烈之前，不论是革命战士还是人民群众，都努力地克服战时艰苦的环境，将战争看作光明前景到来之前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凸显了人民群众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二、在战火纷飞中谱写的青春之歌

《百合花》的主人公是一位憨厚朴实、吃苦耐劳、年仅十九岁的小通讯员，他一开始面对异性（即课文中的“我”）十分腼腆羞涩，不敢与“我”交流：

他见我挨他坐下，立即张皇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

性格天真的他当被问到娶媳妇的事情时更是局促不安，紧张得满脸是汗。这是一个少经世事的人在面对青年异性时的正常反应，这种反应更多是出自生理层面的，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被唤醒的懵懂情愫。而“我”也知道他与异性交流忸怩不安的原因，没有再对他进行盘问，而面对更加自由、坦率的新媳妇，小通讯员只能是更加腼腆、幼稚，说话生硬，才引起了新媳妇对他的打趣、“捉弄”，所以接下来才产生了向新媳妇借被子遇到沟通阻碍的事，小通讯员只能以一句“老百姓死封建”为自己的沟通不畅找借口。尽管他如此幼稚、单纯、腼腆，但是他能在他人的开解下及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我叫他带我去看看。但他执拗地低着头，像钉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我走近他，低声地把群众影响的话对他说了。他听了，果然就松松爽爽地带我走了。

可见，这是一位年幼、平凡、朴实、不善于与异性交流但能及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固执己见的小通讯员。在“我”的帮助下，小通讯员借到了被子，之后因为害羞慌慌张张地走，肩膀处的衣服被门钩刮住，撕破了一个洞，这里为他后文牺牲埋下了一个伏笔。

正如茹志鹃所说，《百合花》是“把这个通讯员，作为一个小战士，作为一个普通人来写的，一个年轻人，一个刚刚开始生活的人”[1]，“我要写一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漩涡中的美神，来反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2]。作者对小通讯员这一与异性交往羞涩不安的性格特点的塑造正是为了与后文他义无反顾地扑向将要爆炸的手榴弹的英勇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即英雄的崇高不在于将他塑造为一个完美的化身，在面对异性时他是胆怯的、腼腆的，然而在所有队员面临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年轻生命，这种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就在一个普通的小人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也与我们印象之中近乎完美的英雄形象区分开来。因此，这样的人物超出了我们理解的扁平化的英雄形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平凡而朴实的人。他存在于现实生活的各个角落，但在危难关头他却不忘自己的使命，用生命证明自己对革命事业和人民的忠诚。一个小通讯员都有如此高的政治觉悟，随时可以为了革命事业和集体利益而牺牲自己，那革命队伍中肯定不乏为了革命战争而做好牺牲准备的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这种坚定的革命信念是驱动所有人齐心协力打赢战争的源动力。小通讯员与高中生年龄相近，甚至他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也与高中生存在着共通性，而这样一个“刚刚开始生活的人”“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却在炮火中毫不迟疑地选择献出自己的生命，由此更能激发学生对这类人物的崇敬之情，并进一步思考青春生命的价值。

三、基于作家情感价值诉求凸显的人性美

《百合花》写于1958年“反右”斗争紧锣密鼓之际，当时气氛的紧张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使茹志鹃“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争时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小说就是通过“我”“新媳妇”与小通讯员之间的关系描写来表达对人性与人情美的讴歌。

小说一开始描写“我”与小通讯员的交往，从一开始“我”对小通讯员的生气、兴趣和“爱”发展为对他的关心和照顾，建立了真挚而纯洁的革命友谊，表现出单纯的人性之美。其实刚过门三天的新媳妇也是一位深明大义、深情至极之人。她与小通讯员年龄相仿，都是青春洋溢的生命个体，面对见到异性羞涩不安的小通讯员，出于好感，免不了要多捉弄逗笑几句（对应课文中新媳妇几次出现的“笑”）。对于小通讯员的笨拙表达，也出于对自己嫁妆的珍视，新媳妇一开始并没有借出自己的被子，然而当她听完“我”诉说共产党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经过半晌的思想争斗，还是选择把自己唯一的嫁妆——一床崭新的绣满百合花的被子——拿出来，并且在乡干部的动员下来到包扎所帮忙，这体现出她的深明大义和对革命事业的理解与支持。正是由于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中国革命才能走向最终的胜利。

也正如作者在访谈中亲口所述：《百合花》描述的是战火纷飞的年代“军民一条心”，即便“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肝胆相照，生死与共”。新媳妇和小通讯员之间产生了冲突，但矛盾最终得到化解。随着战争愈演愈烈，小通讯员英勇牺牲，当看到小通讯员的遗体，“我”双眼满含泪水，但出于理性还是把担架员打发走，不希望别人看到自己的窘态；而新媳妇一改之前的忸怩羞涩，虔诚而庄严地为他擦拭身子，缝补衣肩上的破洞，缝进自己的一片深情，最后义无反顾地献出自己来之不易的新婚被子，献出自己最真挚而纯洁的感情：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出于对小通讯员的崇敬和对他十九岁生命戛然而止的痛惜，她义无反顾地为小通讯员擦拭身体，用宝贵的新婚被子为小通讯员入殓。事实上，缝补衣服上的破洞已经无济于事，把被子给通讯员盖上也是徒劳的，其情感意义远远超越了实用价值。他们二者之间的感情在战争的宏大背景下显得尤为可贵：革命战士为护百姓而英勇牺牲，人民群众为革命战士献上百合花被，这也是军民一心、齐心作战的优良革命传统。

《百合花》在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保持共鸣的同时，却不正面描写激烈的战斗场景，也不刻意突出主要人物的英雄品格，反而是在人与人关系的叙述中刻画出洋溢着青春与活力的生命个体，展现出既平凡普通又纯真美好的人性。课文结尾青春生命的猝然逝去和新媳妇展开的一系列坚决的动作行为在展现小说深刻的悲剧意味的同时，更体现了平凡的生命对革命事业的一片热忱之心，这种朴素的革命英雄主义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铸造了中华民族的钢铁脊梁。

注释：

[1][2]孙露西、王凤伯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茹志鹃专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3页，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