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祥芸

《普通高中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阐述必修第一单元人文主题“青春激扬”时说：“树立伟大革命抱负，理解作者对国家命运前途的关注，激发青春的激情，敞开心扉，追寻理想，拥抱未来。”由此可知，该单元丰盈的青春样态是基于革命抱负的底色而延展的，其目的是将历史与现实、英雄主义与人性之光交织的蓬勃力量注入未来的青春生命中。

该单元的诗歌选材跨越中外百年风云，渗透着鲜明深刻的革命时代底色。语文教育要在尊重革命传统和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拨云见雾，力求实现内在精神的落地和理想人格的飞翔。文以载道，文艺作品可以作为时代精神的载体，把贯通古今中外的经验记忆转化为文化基因，潜移默化地渗透求真臻美立德的价值追求。

一、时代精神渗透的革命红色

统编高中上册第一单元的四首中国现代诗歌的主线十分明确，都是在红色革命背景下的当代培根铸魂之作，表现出革命时期青年人的熊熊激情。该单元诗歌不仅是感物的兴之所至，更是缘时之作，都有着壮美的时代气魄、坚韧强劲的生命意志。

（一）豪迈雄壮的革命激情

《沁园春·长沙》的时代底色是革命武装斗争流血的红色。1923年，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逐渐形成风云之势；1924年底毛泽东深感内忧外患，与国民党合作困难，生病回家休养；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农民运动日益高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确立。但毛泽东因奸人告密离开韶山，前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路过求学、革命过十余年的长沙，百感交集，写就了充满豪迈之情的诗篇——《沁园春·长沙》。在时代风雨中，毛泽东始终怀抱着改造中国的崇高宏愿，不论境遇顺逆，辗转奔波，亦如雄鹰长空万里翔。此单元的“单元学习任务”提出建议阅读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自传》，了解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革命经历。这意味着教学中要对革命历史有横纵向对比的解读，要求学生对历史与当下境况进行逻辑联系和价值判断，抵达复合性、真实情境的审美鉴赏。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的历史背景是郭沫若受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的冲击，决然从日本渡海回国。当他在日本横滨海岸，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将自己置身于地球边上的宇宙视角，俯瞰壮丽雄奇的北冰洋。“无数的白云”指新生高洁力量，“太平洋、滚滚的洪涛”寓指军阀、封建官僚等黑暗力量，在黑与白碰撞中看到作者奔腾而炽热的赤子之心。正是时代红色革命背景作为底色，才能铺就这样气势磅礴的景象。

（二）历时性下的生命积淀

《红烛》是闻一多的第一部同名诗集的序诗。五四运动洪流冲击后，时代的文化思想激越多彩，1923年闻一多回顾数年来的光明理想、探索历程和诗作成就，创作了《红烛》，此时他已在美国生活了一年，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他依旧汲取着儒家传统的家国情怀和舍生取义的革命担当。诗作全篇浓烈地注入时代的革命红色精神，使得红烛拥有了焕新的象征意义。开篇以“蜡炬成灰泪始干”为引子，指明了红烛奉献牺牲的结局，渲染了悲壮而冷静的色调；而后闻一多将红烛与诗人的心的颜色相比映衬，红烛正与无数赤诚之士心火的红色调相呼应，诗人将二者在互动中勾连在一起，跳脱了传统诗学中物我合一的含蓄表达，也向无数人发出了叩问。红烛象征着时代矛盾冲突下自我牺牲的光明力量，作者笔下红烛自燃成灰的目的是“烧破世人的梦，烧沸世人的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并以“残风”的侵袭批判封建统治黑暗力量，直击沉重现实，悲壮却不哀伤。因为他渴求通过青年志士的不息耕耘和光明思想的绽放，去疗除国民灵魂病根。

相比《红烛》的炽热，昌耀的《峨日朵雪峰之侧》凸显着谦卑顽强的深沉冷寂色调，笔触在坎坷的红色革命磨砺下更为内收而克制。昌耀曾积极投身大西北，后因创作《林中试笛》被划为“右派”，1962年作为知青分配下乡，《峨日朵雪峰之侧》正是在青海农场历经艰难劳动时所作。历经20年历史风雨动荡，在1983年终成定稿，昌耀看到峨日朵雪峰的万景纷驰，回想苦难岁月，百感交集，写下了充满不屈顽强的生命意志的作品。显然，只有纵观历史跨度，才能体察诗歌沉郁而隐忍的深刻原因。

二、英雄主义的人格投射

在该单元诗歌背后还隐藏着英雄主义人格形象的厚度，显现出革命先辈在革命热血和时代暗影下所展现的创造力量和高雅诗心。正如孙正聿所说：“人是一种从不满足于既有存在，总在追求未来理想的存在的一种存在。”

（一）革命英雄主义人格

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可见一代伟人敢于纵论古今的英雄主义气概，即便革命尚未成功，艰难险阻重重，也能观辽阔之景，抒豪迈之情，雄视天下兴衰。在《红烛》中闻一多四次发问，关于红烛的来源以及点火、成灰放光和伤心流泪的缘由，并自问自答，在多重对话中呈现出困惑、矛盾、安慰和赞颂的情感变化，彰显出浓烈的个性与抒情性；在重复的呼告与感叹中，也强化了无畏无悔的奉献者形象。被“点着灵魂”的可以是诗人自身和无数革命的先行者，或是身处变革期的时代社会，从隐含意义看，也可以是新文化的时代潮流和觉醒中的青春生命的结合体。此外，郭沫若笔下的创造者、昌耀笔下的攀登者、雪莱笔下的飞翔者形象，无不渗透着革命英雄主义不屈向上的精魄。

（二）自由理想的抗争

雪莱作为贵族家庭长子，本可承袭爵位、安享富贵。但因写作哲学论文推理上帝的不存在，宣传无神论，被学校开除。1818年诗人被迫旅居意大利，1820年夏季黄昏，雪莱在莱杭郊野散步时听到云雀鸣叫有感而作《致云雀》。当时英国处于圈地运动和经济危机的水深火热之中，被黑暗笼罩，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完全得不到保障。

《致云雀》虽然处处都以第二人称的物象来抒情，但处处蕴藏着作者自我理想人格的身影，以云雀之名刻画了浪漫主义的美好形象，那冲霄而上的欢唱精灵，轻盈又倔强的翱翔远征，寄托着诗人对自由人格的讴歌向往和对理想的抗争。雪莱尊崇科学真理，无惧英国资产阶级力量的敌视，没有收起他思想恣意飞翔的翅膀，他是不懈追寻变革和光亮理想的高歌者。诗人叩问探讨了云雀歌声充满魅力的内蕴所在，也有“对同类的爱”，或对“痛苦的绝缘”，是对生命中一切美好的爱和追求。它分明是诗人的理想讴歌，诗人羡慕云雀可以用超凡脱俗的歌声感染世人。诗人的自我出现在结尾，将人与云雀的“和谐、炽热的激情”相对照，继而关联到世界。“全世界就会像此刻的我——侧耳倾听。”雪莱最后心灵深处的希冀，是让读者在想象中领略诗人的伟大理想追求，愿意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改变伤痕累累的现实世界，把欢乐和爱传递下去。

三、多元纷呈的青春原色

第一单元的诗歌，以革命红色精神为注解，景中寓志，诗中有我，更彰显着多元纷呈的青春原色。物象和景语的行文背后是个人底色的呈现、主观情感的融合和心灵真相的反映，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

（一）多元青春样态

毛泽东虽未曾描摹其个人形象，但其巍巍独立的伟岸身影在纵论古今中悄然显现，其个人青春底色无疑是具有革命激情的亮色。毛泽东善用远近高低的移景视角，也可见其胸怀眼界的宏阔。面对寥廓世界的险阻，固然也有一丝感时忧国的怅惘和慨叹。但回忆往昔“恰同学少年”的个人形象与群像，更显现着蓬勃的朝气和书生的激扬力量。“独立寒江”是一个特写镜头，聚焦于作者卓然而立沉思的形象。“独钓寒江雪”同样是身处不得志的逆境，柳宗元选择独善其身，而毛泽东却始终心系天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更看到他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岸气概，这是卓越的政治军事家才能彰显的文学魅力。《沁园春·长沙》《致云雀》中作者情思都是置身于实际景色中，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时空，留白空间无限。但二者受人格特色影响，景语中分别彰显毛泽东昂扬激情的炽热亮色和雪莱讴歌理想的多彩自由。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蕴含着雄强奔放、勇敢创造的个性青春，《红烛》则显现出坚毅奉献、烛照时代的红色。二者都更聚焦于纵情的审美想象，是直抒胸臆式的炽热呼告，更具有抒情力量的冲击。而将毁灭、创造和奉献的矛盾情感交织于一体，则使得文本呈现出革命主义的崇高。这也与闻一多和郭沫若浪漫、奔放的诗歌风格特色息息相关。郭沫若虽未直接书写他个人，但可见立于地球边上隐现的巨人伟岸形象，无限的北冰洋、太平洋中“滚滚的洪涛”可见宏阔豪迈的时代视角，凸显人的自动更新和创造力量。而《红烛》更是在诗人的自问自答中，呈现出其博大而无畏牺牲的热血情怀，敢于冲破封建桎梏的赤子之心，不问收获但求无悔的饱满生命力。

（二）心灵的真相

评判诗的优劣，不仅要看时代文化的印记，更需要洞察品味诗中对现实世界是否做到了心灵真相的反映，是否建构了人文精神的深度和广度，即是否“拓展到对人的终极关怀”[1]。

闻一多也没有规避暗夜中的灰心流泪和国民的愚昧，但永存失望中的抗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亦可称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只想着尽最大的力、发最强的光”[2]。昌耀对雪峰的征服之旅固然孤独而陡峭艰险，手指脚掌的钻心疼痛下，卑弱“蜘蛛”作为精神微光的象征，凸显了诗人们在苦难中淬炼的不屈而崇高的人格。

雪莱笔下的云雀明亮而吸睛，从纯净的天堂背景夺目而出，它的轨迹是从地面“一跃而上”，不断上升而酣畅飞翔，正如“烈火的轻云”试图点燃人们在时代桎梏中的衷心，雪莱始终有着对人类的关怀，渴望凝聚成变革时代的众志之力，就如同那“蔚蓝的天心”的理想指引，在不停的翱翔中歌声不止。而在金色电光、霞蔚云蒸和紫色黄昏之中，有着热烈、悠远与轻盈相交织的图画美。雪莱认为“诗可以理解为想象的表现”，因此当云雀飞出可见空间，他想象了无数形象，如诗人、高贵少女、金色萤火虫、绿叶荫蔽着的玫瑰，将所有感受细腻灵性地化为诗的意境，审美组合产生若即若离的陌生化效果，加上凝练隽永的象征语言，让人联想到更多留白的诗味空间，凸显了雪莱高远的心灵境界。

雪莱和云雀所不同的是，他痛苦地感到了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差距，自扰与束缚繁多，而明澈的云雀却从未有倦怠和悲哀的阴影。但雪莱虽感到欢愉理想的遥远，仍以不断飞升的积极情调去超越哀思，建构了现实之我和灵魂世界的相互观照，让读者为诗人内心那坚定欢欣却又孤寂感伤、复杂纤细的情绪所感染。

黄灿然认为成为大诗人的最高层次，是使诗歌成为“讲述客观世界或人类心灵的真相的媒介或载体”[3]，乃至与创造的诗歌世界保持距离。这意味着诗人的声音不仅要忠诚于时代和人类，更要为读者内塑人格提供理想支柱，以坚韧的心灵驱动生命的成长，丰实生命的重量。这也正是此单元诗歌无愧于革命时代的张扬力量和不朽价值。

注释：

[1][2]刘祥：《在失望中耕耘希望——＜红烛＞解读与教学设计》，《中学语文》，2020年第26期，第36页，第37页。

[3]黄灿然：《弗洛斯特的拒绝》，《读书》，2000年第9期，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