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佳南 郭 毅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1 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丰富、不可多得的资源。”[1]同时，他也指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造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2]因此，在本土管理研究中，不仅要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习，更要注重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改革开放40多年来本土管理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而考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影响当代中国本土管理实践。

教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之一，一直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3]。明清以前，伴随着朝代更替、外来文明融合以及文化历史变迁，教化的主体、对象、形式、内容和价值指向等虽然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但总体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态。具体而言：教化的主体是圣人、君主及其官僚机构代理人。教化的对象是社会大众，主要针对人的品性；教化的组织和形式主要由官方(史传、圣谕、书院、经典传诵等)和非官方(乡规民约、宗规族训、戏曲、艺术等)两部分构成[4]；教化的内容主要是涵盖“三纲五常”在内的儒家伦理道德；教化的价值指向具有明显的道德性和政治性[5]。

然而，到了近现代，随着封建政治的解体，以“三纲五常，仁义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圣人之教”开始逐渐走向瓦解，教化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以来保持的相对稳定态也逐步被打破。而且，在整个中国社会文化意识以“激进主义和反传统主义”为主流的大背景下[6]，教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沉寂状态，或者以一种负面的形象示人[7]。但事实上，教化在近现代，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已经实现了创造性地传承和转化[8]，并且在现实中得到有效地应用和实践[9]。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两次伟大的成功实践，亦或是最好的明证。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长期教化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也直接造就了一批批制度和组织创新的变革者(包括企业家群体)。他们同样也懂得以教化的方式[10,11]，来组织、动员和发动人们积极参与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或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去，从而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教化在这一重大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却未得到组织与管理学界应有的重视。

近年来，教化的文化、历史意义及其实践价值，引起了当代哲学和人文社科领域学者的关注，他们纷纷给出了各自对教化观念的理解，但侧重点有所不同。总结下来大致可分为以下3类：①以过程来定义教化，即，教化是指通过教育与训练使人们的思想符合既定社会规范的过程，是把外在价值期望转变为人内在行为的实践过程；②以本质来定义教化，即，教化在本质上是指让个体在现实当中的行为、思维、存在与他的善的本质和终极实体保持一致，亦即，把个体内在价值基础挺立起来，使整个人的存在由内到外都会发生转变或变化；③以形式、内容和目的糅合方式来定义教化，即，教化无非是通过有效的社会教育形式和统治者行为德行感化，使社会成员接受现实社会中的政治和道德等规范体系，进而能够遵守社会规范体系，实现社会和政治稳定[6,12,13]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3类有关教化的典型定义方式，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理解何为教化，但从总体上来看，各定义之间缺乏学理意义上的讨论和对话，且各有侧重。而且现有大多数研究主要倾向于对教化相关延伸主题及其功用的探讨，如教化与教育、教化与政治、教化与道德以及教化与哲学等[5,7]，却有意或无意地回避深入探讨在一般意义上，教化究竟指的是什么、由哪些方面构成等关乎教化概念界定的基本问题。

鉴于此，本研究将着眼于“教化”相关实践和理论问题的发现，在整合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即以它们为内容分析的数据来源，借鉴扎根理论对待问题和数据的态度及其编码方法，对“教化”这一名词的具体构念进行有效界定；并由此讨论教化作为一种领导力，对于阐释中国特殊文化制度情境下的组织领导现象的意义。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搜集

围绕本研究具体关注的研究问题及其性质，将借鉴扎根理论研究对待问题和数据的态度及其编码方法，来具体指导“教化”这一名词具体构念的理论开发。鉴于本研究核心问题的提出、数据来源和研究意图，以及理论方法应用的广泛性和操作原则及其操作程序成熟度等的综合性考量，本研究将主要参考程序化扎根理论研究方法[14，15]，尤其是其编码步骤和方法。同时，秉承扎根理论方法论“一切都是数据”[16]和“理论性抽样”的数据搜集及数据抽样原则，本研究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对现有文献文本的分析归纳和整理，即，以与教化概念形成具有相关性的文献为基础进行理论抽样，具体操作过程如下：①基于文献计量统计方法，以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文献检索数据库，以“教化”为检索词，以“篇名”为检索项，以基础科学、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I辑、社会科学II辑、经济和管理科学为文献分类目录，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为来源类别，时间范围从最早收录“教化”相关文献数据开始到2019年，“精确匹配”进行检索，共检索出290篇文献；②对290篇文献逐篇进行人工阅读和初步遴选，遴选的基本原则是，剔除与教化主题明显无关、同一作者以不同形式发表且观点相似的重复性文章，以及不涉及教化相关概念探讨的文献等，保留与教化、礼乐教化、道德教化、传统教化、革命教化和现代性教化等相关的文献，最后共得出有效文献92篇；③再对92篇文献逐篇精读，并且原文摘录每篇文献中，与教化的概念、定义、特性、过程、形式等有关内容的论述原文，汇总形成文档资料，作为下一阶段分析样本；④参考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编码原则和编码程序“三步曲”，即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对前一阶段整理的文本分步骤、分阶段、逐句、逐段进行编码与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分析阶段是与前一数据搜集阶段同步、交叉进行的，即通过分析过程和结果来辅助引导数据的搜集与样本抽样过程。

3 “教化”构念编码及其建构过程

3.1 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指将不同形式的数据经过初步整理归档后形成的内容，加以逐级缩编，通过概念化和范畴化来正确反映文本资料的内容。由于本研究最终编码的资料摘录于现有研究文献，因此在开放性编码之前，为保证文档资料的可追溯性和真实性，对92篇文献从数字1到92按照顺序依次赋予代码。每篇文献中相对应的摘录内容，以小写字母a为代码开头，依次从a1到a92。随后针对摘录好的原始资料进行标签化、初步概念化、概念化和范畴化处理(见表1)。

表1 “教化”名词的构面初步概念化举例

在开放性编码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地保证编码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本研究对92篇目标文献阅读和相关内容的摘录与开放性编码过程同步进行，并撰写编码备忘录，记录对文本数据分析的直觉、发现、想法和初步类别，以及解释、界定代码名称和特定范畴的内容等。在对每篇文献摘录内容进行逐句编码时，表示为a1-1，代表来源于第1篇文献摘录内容的第一个标签化代码。在进行初步概念化时，表示为A1-1,代表来源于第1篇文献摘录内容的第一个初步概念化代码。在初步概念化用词方面，则是在充分理解句子、段落原义的前提下，遵循“紧扣原义、原词优先、保持开放”的原则。在此阶段，还未将所有标签化代码彻底打乱，如若在后续初步概念化编码过程中，发现用词和意思完全相近的概念，则将其归入最先出现的初步概念化代码当中，如初步概念“A3-2以个体体验为基础”是来自于标签a3-2和a3-5，据此，共获得219个初始概念。在进行概念化编码时，用字母AA为代码开头，从代码AA1依次往下编码。在此阶段，所有初步概念化代码被彻底打乱，与此同时，结合备忘录中记录的内容，对219个初始概念进行初步比较、区别、合并和归类，共得到78个有效概念。进一步，借助统计工具、画思维导图和整理回顾备忘录等方式，将78个有效概念进行重新分类和归纳，通过反复意义比较和归纳聚类，找出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相似性和关联性，并将其分别置于某个次范畴之下，最后共得出19个次范畴/类属(见表2)。

3.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指将各相对独立的次范畴/类属联系起来，发现和建立各次范畴/类似之间的潜在联系。这些联系主要包括因果关系、时间先后关系、语义关系等。最后，共获得8个主范畴，分别为自我发展、精神实践、渐变无形、因势利导、自化化人、内外融通、人文化成和整体价值。主范畴对应的具体次范畴及其意义见表3。

表2 开放性编码分析过程

表3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和次范畴及其意义

3.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指进一步处理主范畴之间的联系，在所有已经发现的主范畴中通过描述现象的故事线，梳理和挖掘出能囊括最大化研究结果，起到提纲挈领作用的核心范畴[17]。结合本研究试图回答“何为一般意义上的教化”这一研究目的及其问题性质，接下来，将引入冯友兰[18]在改造宋明理学及中国哲学“接着讲”方法中的逻辑分析方法，来辅助分析各主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教化这一名词构念的凸显。值得注意的是，冯友兰的逻辑分析方法不同于传统逻辑分析和现代逻辑分析，他不赞成西方逻辑学所说的概念有内涵和外延的说法，他认为，只有“名词”才有内涵和外延之分。名词的内涵是不变的，而具体的事物或名词的外延是可以变化的[19]。他在晚年批评当时的逻辑学著作时说：“现在写逻辑的人讲概念有内涵和外延，这是错误的。照我看，只能说一个名词有内涵，有外延。名词的内涵即是概念，所以不能说概念还有什么内涵，也不能说概念有外延。名词的内涵是不变的。可变的是名词的外延，是这个名词所指的那一类的东西。这一点在我们的日常的言语中往往没有分辨清楚。”[18]在自述其“接着讲”中的逻辑分析方法时说：“照逻辑学讲，一个普通名词，都是一个类名，都有两个方面：内涵和外延。内涵是一类东西的决定性性质，外延是这一类东西所有的分子。内涵是这类东西的共相或一般，外延是这一类东西的殊相或特殊。共相和殊相的关系，是希腊哲学所说的‘一’与‘多’的关系。”[20]

据此，通过对上述8个主范畴之间的反复意义比较，本研究将“自我发展”作为教化的核心范畴。“教化”这一名词构念的内在逻辑结构也就自然浮现(见图1)，即，按照冯友兰[20]的逻辑分析方法，教化有内涵和外延之分，教化的内涵是“自我发展”(从教化的目的或外部效能方面加以界定)，指在教化主体(组织或个人)富有策略性的引导、激发和涵养下，教化对象内在精神转变和自我意识发展的过程。教化最终体现在教化对象身上，表现为整个人思维和认知方式以及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变化。

图1 “教化”名词的构念模型

教化的外延体现为以下几个构面：教化过程、教化特性、教化策略和教化结果。具体地，①教化过程具有精神实践(社会实践、精神迭代)和渐变无形(渐进变化、无形施教)的特点。其中，精神实践指教化是人在现实社会生活实践中精神和意识持续迭代的过程；渐变无形指教化不仅是渐进变化的，而且是隐性无形、潜移默化的过程。②教化实践具有内外融通(内在自觉、外在规定)和人文化成(历史人文、精神引导)的特性。其中，内外融通指教化实践的有效性，离不开个体内在自觉驱动和外在规定约束的无间融合；人文化成指强调历史人文传统和精神引导在教化实践中的重要性。③教化主体通常表现出自化化人(示范感染、开放包容)和因势利导(契合性情、切己体验、体验普遍)的策略性行为特征。其中，自化化人指教化主体在教化实践中，表现出示范感染和开放包容的行为和心理特征；因势利导指教化主体在教化实践中，能够契合教化对象的性情、价值倾向、认知、情感和具身体验，以及在体验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基础之上，引导教化对象朝着有利于事情发展的方向转变。④教化结果表现出整体价值取向(生命自觉、社会整合、政治认同、整体和谐)，即，教化实践意在个体、社会和国家等不同层面，实现整体和谐统一的价值旨趣。

为了检验“教化”构念结构的理论饱和度，从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核心期刊文献中，遴选出与教化相关且引用率排在前十的文献，同样按照上文所说的数据搜集和整理方法对其展开编码分析。然而，在新的文本分析中，并未发现新的范畴/类属，由此表明，上述教化构念通过了理论饱和度检验。

4 讨论

“教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领导力。从领导的一般定义来看，虽然在现当代组织管理研究和领导行为研究当中，关于什么是“领导”尚未形成相对统一的说法，但是，在这些不同的定义中仍然存在相似之处，即，它们大多都将“领导”视为领导者通过某种行为或方式对他人(追随者)产生或施加影响力的过程[21]。比如，TEAD[22]认为，领导就是影响他人为达到有价值的目标而协作的行为。再比如，PIERCE等[23]认为，领导是某人对其他某个人或某些人有意图地施加影响，以促使大家为达到共同的、需要团队成员的通力合作才能达到的目标而努力的过程。近50年来，海内外组织行为学者更是把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作为领导力研究的主线，对组织领导的影响过程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如魅力型领导、变革型领导、愿景型领导、道德型领导、真实型领导和家长式领导等经典领导力理论。基于此，从领导是施加影响力的过程这一个重要理解前提出发，教化是一种领导力。因为从教化构念及其内涵指向上来看，教化也是一种对他人施加影响的过程，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教化主体(组织或个人)富有策略性的引导、激发和涵养下，教化对象内在精神转变和自我意识发展。

之所以把教化作为探索本土领导现象的关键构念提出来，主要出于以下3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正如张晓军等[24]所说，“领导研究的本质在于揭示特定的环境中领导者对被领导者影响和控制的来源、内容以及如何影响和控制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存在着差异。”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所熟知的西方领导力理论都是在西方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制度情境下提出和发展起来的，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和阐释中国情境下的组织领导现象，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本土管理学者的关注和质疑[25]。

其次，如果要回到特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进行本土领导理论研究，尤其是探讨当代本土组织领导者的影响过程及其产生影响的权力来源问题，就无法忽视他们的成长过程和社会化经历。因为领导者的成长过程和社会化经历，决定了他们对领导的认知以及在领导岗位上的行为[25]。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社会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教化”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开展大规模国家行动的重要动员方式和组织特征。全体社会成员被高度组织和动员起来，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分别被组织进各类单位，人们成长、生产和生活于政经一体化的单位社会当中[26]。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革命教化的方式组织、动员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围绕特定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目标，开展了一系列集体经济行动，引导和激发他们在物质极其匮乏的条件下，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探索道路当中。据不完全统计，从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全国上下开展的大大小小各类集体经济行动，高达到67次[27]。

显然，在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时期内，陆续涌现出来的一批又一批本土优秀企业家，他们大多都出生、受教育、成长和工作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亲身参与到各类集体经济行动当中，比如，任正非、张瑞敏、柳传志和马云等为大众所熟知的本土优秀企业家。而无论是从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心理学、文化和制度主义，还是组织和管理领域中印迹理论的视角来看，本土企业家的自我意识发展、认知假定形成及其管理实践行为等，都必将会受到特定历史、制度和文化背景下教化这一显著的动员方式和组织特征的影响；这些影响甚至会在本土企业家与子女和下一代员工的长期互动过程中，传承或者创造性地转化给下一代创业者和企业家们[28]。

再者，教化作为中国本土一种独特的对他人施加影响的过程，它不仅涉及教化主体和教化对象以及具体的教化途径、特性、策略、技术和价值倾向等，而且，在这类影响过程中，还蕴含着一种独特的权力关系。具体而言：①这种权力关系是在策略性互动过程中产生的。②它是指向自我精神和意识的，但是，它的作用过程并不必然是简单的、强制的和粗暴的意识形态灌输，也不是抽象的理论说教，更多的是，复杂的、有意识的、有目的和富有策略性的引导。③这种权力关系的发生过程是潜移默化和渐变无形的，但是，它所带来的影响和发动效用却是广泛的和革命性的，这一点可以很明显地从整个封建社会的道德教化实践[5]，以及近现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教化实践中看出[9,26]。④这种权力关系与西方领导理论中领导者影响力的权力来源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在现有西方领导理论中，如魅力型领导、变革型领导、愿景型领导、道德型领导、真实型领导和家长式领导等关于领导者权力或影响力的来源，主要是基于组织结构赋予的法定权力(强制权、酬劳权、指导权、合法权等)，以及与领导者个人能力、特质、性格等相关的个人权力(个人魅力、专家权等)。而在现有东方领导理论中，发展相对成熟的家长式领导，关于领导者权力或影响力的来源，也主要是基于中华传统家文化中的儒家伦理道德，而赋予领导者具有独裁性质的家长式权威，以及家长式领导者表现出的仁慈和道德行为等相关的个人影响力[29]。

有鉴于此，本研究认为，围绕教化作为一种领导力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将会对建构解释中国特殊文化制度情境下组织领导现象的本土领导理论，以及理解和阐释当代本土企业及其企业家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5 结语

本研究在整合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借鉴扎根理论研究对待问题和数据的态度及其编码方法，对“教化”这一名词的具体构念进行了有效界定。研究结果表明：教化的内涵是“自我发展”，即，在教化主体(组织或个人)富有策略性的引导、激发和涵养下，教化对象内在精神转变和自我意识发展的过程。教化的外延包含教化过程、教化特性、教化策略和教化结果4个构面。具体而言，教化过程具有“精神实践”和“渐变无形”两类特点，教化实践具有“内外融通”和“人文化成”两种特性，教化策略表现在“自化化人”和“因势利导”两个方面，教化结果体现出“整体价值”取向。

与此同时，本研究认为，教化作为一种领导力，对于阐释中国特殊文化制度情境下的组织领导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理论意义上，教化构念的有效界定，将为下一步建构具有解释力和中国特色的本土领导理论奠定构念基础。在实践意义上，教化构念的有效界定，也将为本土组织的领导者或管理者提升组织领导的有效性提供方法论及方法意义上的指导。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重心主要放在教化构念的界定上，相对忽视教化作为一种领导力在本土组织管理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及其作用等相关问题的讨论。今后，将参考张晓军等[24]提出的本土领导研究路径，即，描述/诠释/建构—类型化/规律化—比较研究，进一步深化教化作为一种领导力的研究。具体而言：①通过探索性研究继续挖掘和梳理教化具体构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与之对应的本土领导类型——“教化型领导”，即通过对若干典型代表人物的成长过程研究，不断寻找、完善和验证教化具体构念及其内在关系；②通过大规模的调查研究，采用实地调研访谈和观察等方式收集一手数据，以及通过网络渠道收集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纪实、报道等二手数据，来具体分析和验证教化在本土领导现象中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即将“教化型领导”影响力的来源及其作用过程的方式等类型化和规律化；③将类型化和规律化的“教化型领导”，以领导理论关心的基本问题为出发点，将其与现有西方主流领导理论进行比较，寻找出差异和共同点，进而明确其对于阐释本土组织领导现象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