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杰 程德俊

(南京大学商学院)

1 研究背景

管理学学术研究一般基于两个目的展开：一是，更好地服务于本土管理实践的发展；二是，为全球管理和组织知识作出贡献[1,2]。这也是来自于管理学的实践性与科学性的客观要求[1,3]，并且这两个目的之间并非相互矛盾和独立而是相辅相成。理论上而言，中国管理学研究理应能够通过情境化知识与普适化理论的有机结合——在普适化理论和中国情境之间进行反复的相互验证[4]，实现在严谨性和实用性上的高度统一，进而在中西互补的自我发展中实现双元目标[1,3,5]。

然而，中国管理学研究在其情境化发展过程中却遇到了针对新情境下的管理理论开发的瓶颈[6]，出现了量增效未增的困境，即情境化研究的数量显著增长却未能卓有成效地实现双元目标。一方面，管理理论与本土实践脱节[2,7,8]，情境化研究未能填补管理学研究和管理实践之间的鸿沟[9]；另一方面，虽然使用中国数据的研究数量迅速增加，但这些研究大都依然只是简单套用西方已有管理理论，大部分研究者所创建的管理理论缺乏独特性[6]，遑论为世界管理学贡献出有影响力的理论[2,10]。进而，学界也出现了对于情境化发展的担忧与反思，即过分关注中国情境独特性可能会造成理论局限性[11]，并无法指导本土企业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之中[4]，且大有加深中西文化间巨大鸿沟的迹象[12]。虽然学界对于中国管理学研究情境化存在着诸多疑惑，但目前仍少有研究专门对其发展现状给予较为直观且客观的描述。这使得中国管理学研究者无法敏锐地发现中国管理学研究情境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无法在自我反省中完成情境化发展的自我更新与价值创造。同时，随着中国的发展与进步，现实世界中“中国情境”的内涵在不断更新，进而对中国管理学研究情境化提出了新的要求[9,13]。鉴于此，对情境化发展现状给予客观描述并挖掘出现状背后的深层次发展问题，进而结合新的现实情境来探讨应如何进行情境化成为亟需开展的重要课题。

由此，首先，本研究基于学术创业的视角，将相对后进、边缘的中国管理学研究的深度情境化视为在世界管理学学术场域内致力于实现双元目标的一种学术创业行为，试图找到中国管理学情境化学术创业低效率背后的原因所在。随后，本研究尝试以人力资源管理学科为例，为本研究对中国管理学情境化学术创业及其所处学术场域所作的理论分析提供现实证据。最后，本研究还将结合中国当下现实情境，为中国管理学情境化学术创业的瓶颈突破提供解决方案。

2 中国管理学研究情境化的内涵与价值争议

2.1 中国管理学研究情境化的内涵

中国管理学研究的情境化是指在对现象进行研究时，识别并考察它们所在情境中相关的和有意义的元素[3，14]。中国管理学需要在确保研究方法科学严谨的基础上，聚焦于本土的具有趋异特性的问题和现象，才能贡献出对本地实用的、对世界管理学研究有启发的研究结果[5,15]。而情境化，特别是深度情境化尤其能发展有效理论以解释新情境中的独特现象[14]。

WEBER[16]认为，国家层面的情境是物质技术体系和思想理念体系的组合，包括物质体系和理念体系。CHILD[17]则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文化情境之外的另一情境维度——技术物质体系，即经济上或技术上的动态性物质力量，这些力量倾向于促进效率导向的规则或者编码化知识的产生。相较于国外研究者对情境的诠释和讨论大部分聚焦于国家层面，国内学者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将情境的内涵延伸到了更为微观的层面。而还有一些学者则直接对管理学研究语境下的中国情境及其内涵进行了界定。

将情境或本土情境向微观层面延伸体现了国内学者在对情境化内涵的理解上与国外学者之间的差异。国外学者往往基于企业国际化的需求对情境进行理解和探索，对于国内学者而言，情境的作用绝不仅仅停留在影响企业的国际化进程，而是关系到指导企业发展的管理理论根基，进而影响到本土企业的切实发展。

2.2 中国管理学研究情境化道路的价值争议与价值尺度选择

回顾和总结历史，管理学界对于情境化在中国管理学研究发展历程中的关键作用已达成共识。但在规划未来时，情境化研究现阶段所面临的量增效未增的困境也增加了管理学界对通过情境化道路实现双元目标的疑虑与反思。当下，管理学界对于情境化的系统性反思与争议主要围绕中国管理学研究的道路选择问题而展开，并在“十三五”初期达到高潮，但学者们仍未能在“中国的管理理论”“管理的中国理论”，以及“普适性理论”等道路[18，19]选择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事实上，中国管理学知识的创新与发展需要依靠多元道路来实现[20]，从而真正实现管理学学术研究的百家争鸣，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去分析道路之间的孰优孰劣并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在对这些道路作横向比较之前的一个更为基本的步骤是要通过统一的目标导向的价值尺度来明确到底哪些道路值得继续开辟。鉴于此，本研究希望跳出对以上道路进行横向比较的传统分析思路，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客观且中立地审视情境化本身，即试图明确情境化道路可否较好地实现双元目标以及是否是一条可行的发展道路。具体而言，本研究认为情境化与普适化二者有机统一、不可割裂[21，22]，进而试图以双元目标的实现作为价值尺度，去审视中国管理学研究通过情境化实现双元目标的可能性以及存在的阻力。

3 学术创业视角下的中国管理学情境化双元目标悖论及其成因

当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上文中提到的在双元目标实现过程中出现的量增效未增的困境是中国管理学研究情境化本身固有的局限性使然，还是缘自现阶段中西互动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如果是前者，则不应将情境化作为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发展道路，而应选择其他更优的发展道路；如果是后者，则应该改善中西管理学互动的环境和条件以促进中西管理学的良性互动，进而促进中国管理学研究情境化的发展。由于中西管理学的互动问题本质上便是管理学学术场域的结构和地位问题，因此，有必要基于学术场域的视角，将学术场域条件纳入分析框架。

HAMBRICK等[23]把学术创业定义为从原有学科中区隔出一个独特研究领域并发展出独特研究议题、疆界和意义的过程。基于此，可将中国管理学研究通过情境化实现双元目标的过程看作世界管理学学术场域内的一场学术创业。差异化、资源调动与合法性构建是学术创业的3个基本要素[23]。从中国管理学研究所处的世界学术生态和制度环境而言，中国和西方管理学是世界管理学学术场域中两个具有明显文化异质性的学术社区[24]，且世界管理学学术场域具有十分有限的中国知识背景和中国文化底蕴[1,24]。虽然中西文化异质性能为中国管理学情境化学术创业提供充分的差异化元素，但仅仅成为差异化来源是不充分的，其还需要展现出学术创业对于已有学术领域的价值性，实现“差异与价值的兼顾”[23]。中西文化之间深刻的异质性使得生发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异性管理实践往往无法在西方现有理论中找到具体依凭，遑论肯定其适用性和实用性，进而其价值极有可能遭到否定和误解。而中国管理学研究在世界管理学学术场域内的边缘地位和西方管理学的长期领先地位也使得西方管理学不太在乎西方本土情境之外的其他管理理论，进而西方管理学的理论创新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这使得中国管理学在情境化学术创业过程中很难与西方管理学学术社区形成坚实的共同利益[23]，进而很难吸引和调动西方管理学学术社区的关键资源。又由于西方管理学研究掌握着学术交流与学术发表的绝对话语权[2,10]，通过说服其接受基于异质性情境的理论来获得合法性，比通过模仿[23]西方管理学界的理论体系和范式来获得合法性要困难得多，这使得中国管理学情境化创业面临着十分高昂的创业成本。

通过以上基于学术创业视角的分析，能够识别出影响中国管理学情境化学术创业的两个关键场域条件：中西文化异质性与中国管理学的边缘地位。它们的存在使得中国管理学情境化学术创业无法较好完成资源调动与合法性构建的任务。由此，需要将这两个关键场域条件纳入到分析框架中，以期更深入地分析情境化未能卓有成效地实现双元目标的原因。具体阐述如下。

首先，并没有理由拒绝选择情境化作为双元目标的实现道路。中西管理学互动的关键现状在于西方现有理论体系对于中国本土情境适用性的降低以及西方管理学在世界管理学学术场域内的绝对话语权。中国管理学情境化学术创业的起点便始于其希望能对这一现状进行自主改善。一方面，中西学术社区内的深刻文化异质性使得依靠情境化研究实现目标1成为中国管理学健康发展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管理学在世界学术场域内的边缘地位则要求中国管理学通过学术创业生产出有影响力且具有普适价值的管理理论(目标2)。由此，中西文化异质性与中国管理学的边缘地位规定了中国管理学通过情境化学术创业实现双元目标的必要性和自发性。

其次，在中国管理学情境化学术创业本身的必要性和自发性得到确认之后，则需要进一步对其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如前文所述，情境化的本土研究与普适化的管理理论理应能够实现相辅相成的和谐互动。然而，中国管理学的边缘地位和西方管理学的绝对话语权带来了以遵从西方管理学界理论体系和范式为前提的普适性标准。对于普适性的追求往往产生对中国本土情境和实践解释力不足的同质化研究[24]。而深刻的文化异质性也会造成基于中国本土文化情境的情境化理论在西方情境中的大概率不适用。由此，中国管理学边缘地位与文化制度情境异质性的叠加，大大降低了中国深度情境化理论获得合法性的可能性，也大大提升了其普适化成本。这使得深度情境化的本土研究丧失吸引力，进而促使中国管理学研究者选择忽略本土情境与实践的特异性，并遵从学术场域内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现有理论体系和范式，从而获得以更大范围认可为基础而非以科学性为基础的“表面普适”。

鉴于此，目标1便在“表面普适”的理论与本土现实实践的脱节[2,7,8]中被搁浅。而这种“表面普适”的理论也无法真正地实现目标2。这是因为其无法为世界管理学学术场域带来兼备科学性与创新性的知识，而只是将现有西方管理学界的理论体系和范式视为权威，进而固化了自己的边缘地位。至此，在其情境化学术创业的过程中，中国管理学遭遇到了双元目标悖论。中国管理学情境化双元目标悖论的形成机制见图1。

最后，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国管理学情境化学术创业的真正问题在于：在其实现双元目标的过程中，由情境化的本土研究与普适化的管理理论之间的矛盾转化成了文化制度异质性与主流权威性之间的矛盾，其对立程度骤增，中国管理学情境化双元目标悖论就此形成。由此，并非情境化学术创业本身在实现双元目标的过程中具有天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性，而是中国管理学所在世界管理学学术场域中的结构特点(中西管理学学术社区的深刻文化异质性)及其所处地位(中国管理学在世界管理学学术场域内的边缘地位)使得目标1与目标2之间的矛盾被急剧放大，双元目标之间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变得异常艰难。由此可以看出，以文化情境作为情境化学术创业的异质性来源并不能帮助中国管理学研究改善其边缘地位，反而与边缘地位叠加，更大程度地激化了双元目标之间的矛盾。要调和这些被激化的内在矛盾与冲突，既需要通过改善世界管理学学术场域条件来寻找突破口，也需要看到以文化情境作为管理学研究情境化主要素材的局限性，而非囿于不可调和性假设在情境化还是普适化道路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

4 以人力资源管理学科为例分析中国管理学情境化学术创业

4.1 整体分析思路

本研究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工商管理学科发展战略及“十四五”发展规划研究的子课题，即人力资源管理学科“十四五”发展规划(以下简称HRM学科“十四五”发展规划)中的数据进行案例分析。此次HRM学科“十四五”发展规划项目优先领域凝练的技术路线见图2。本研究课题组成员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和专家调研两项核心工作的相互比对和印证，提炼出了“十三五”期间人力资源管理学科的核心主题。

依托文献分析工作中搜集整理的文献数据和提炼的核心主题，本研究试图以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十三五”期间的情境化进程为例，呈现出中国人力资源管理进行情境化学术创业所面临的学术场域条件，所遭遇的阻力以及所取得的进展，进而找到中国管理学研究情境化双元目标悖论形成条件的现实印证。基于此，对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专家意见调查数据进行的文本分析能够提供专家对于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情境化发展的问题与诉求的思考和剖析，进而为双元目标悖论的解决提供思路。

4.2 场域分析：“十三五”期间人力资源管理核心主题提炼与文献归类计量

中国管理学情境化学术创业的成果应在两个方面得以体现：①基于本土情境与实践所构建的本土构念及相关主题在世界管理学学术场域的研究热度持续上升；②其所产生的学术创新能够对世界管理学学术场域内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体系与范式产生重要影响。而由于情境的异质性，其应该能够促进主导理论体系与范式的多元化发展并从一定程度上改善管理学研究的同质化现象[23]。

相应地，中国管理学情境化学术创业的发展现状则能够通过对核心主题研究热度的分析和比较得以反映：①基于本土情境与实践所构建的本土构念及相关主题的研究热度和发展趋势能够体现中国本土情境化研究的话语权；②世界管理学学术场域的主导理论体系与范式是否在进行多元化发展，中国国内研究是否依然在向国外看齐，能够通过核心主题的研究热度的中外趋同性、中外异质性以及发展趋势的中外对比分析获得直观的认识。而某核心主题的研究热度则能够通过该主题下的研究文献的占比及其变化趋势得以反映。

4.2.1数据来源

根据相关指导文件和操作指南的要求和建议，综合人力资源管理领域自身的学科特点，本研究课题组分别对2014～2019年(“十三五”期间)的中英文人力资源管理文献进行了筛选。

(1)中文文献课题组将中文期刊范围选定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30本管理科学重要期刊，以及3本国内顶级心理学期刊再加上《中国社会科学》和《经济研究》两本期刊，总共35本被CNKI数据库完整收录的期刊。中文期刊的筛选分为以下两轮：①初步筛选，依循学科相关宽口径的原则，共筛选出文献692篇；②比对筛选，先由两名研究生对692篇文献进行独立筛选，再将该独立筛选结果进行比对，经讨论和反复筛选后，删除两人皆认为与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无关的文献共73篇，得到中文期刊文献619篇。

(2)英文文献课题组将英文期刊范围选定为包括AMJ、AMR、ASQ在内的12本综合期刊(1)英文综合期刊由本研究课题组的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专家团队依循期刊对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研究的关注度、期刊影响力(影响因子)、期刊质量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选出。在此标准下，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提出兼顾实践(Harvard Business Review和Sloan Management Review入选原因)、突破地域(Asian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入选原因)两个特殊原则，最终经专家团队讨论协商一致得到包含上述3本期刊在内的共12本期刊。另外9本管理学综合外文期刊目录包括：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Journal of Management、Organization Science、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以及HumanResourceManagement、InternationalJournalofHumanResourceManagement、IndustrialandLaborRelationsReview、HumanRelations4本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专业期刊。其中，对12本综合期刊进行学科领域相关的筛选，对4本专业期刊进行全本收录。英文综合期刊文献的筛选同样分为以下两轮：①初步筛选，从4 051篇文献中筛选得到2 781篇人力资源管理方向文献。②比对筛选，通过本轮的核对筛选，共删除35篇，最终得到文献2 746篇。同时，课题组也对Academy of Management会议(AOM)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向论文进行了筛选，最终从中收录文献2 315篇。

4.2.2学术场域条件分析：中外人力资源管理文献的计量分析

(1)核心主题的提炼与整合通过数据清洗、用VOSviewer软件分别对中英文收录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得到中英文关键词共现网络见图3和图4(2)图3和图4中所呈现的关键词已经过批量数据清洗。。

在此基础上，经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专家团队进行综合性甄别和整合，共提取12个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核心主题，其具体名称及典型关键词举例见表1。

表1 2014～2019年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12个核心主题及典型关键词举例

图5 2014～2019年中文文献总体分布

上述12个核心主题可以看作是“十三五”期间人力资源管理学术场域内的研究热点和主流方向。该分析结果与赵曙明等[25]的相关成果具有较高一致性。其中，将围绕重要中国本土元素开展的研究作为一个需要重视的核心主题列出，并在解释中明确说明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中国本土化元素主题涉及基于本土情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实践方面的研究，该主题下的文献成为本研究的重点研究对象。

(2)基于12个核心主题的文献归类与分析在提炼出12个核心主题的基础上，课题组将受过专门培训的同学进行两两分组，将收录文献分别归入这12个核心主题。第一轮归类由同一组的两位同学单独进行，第一轮归类结束后，同一组的两位同学相互比对自己的归类结果，针对不一致的归类结果进行讨论和分析，进而对存疑文献进行第二轮归类以得到一致结果。汇总各组归类结果可得国内外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在12个核心主题上的分布情况。

2014～2019年中文文献的总体分布见图5。为避免绝对数值带来的统计偏差，图6采用了相对数值百分比对前3年(2014～2016年)内与后3年(2017～2019年)内各核心主题下文献的占比情况进行分析，以期得到各核心主题研究热度在“十三五”期间的变化情况。

根据专家对于“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中国本土化元素”这一主题的解释，可以将归为这一主题的文献看作是情境化程度较高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汇总。在文献归纳员的培训过程中，培训老师向文献归纳员强调不要轻易将标题或关键词中含有“中国情境”等字眼的文献归入“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中国本土化元素”，而需要保证研究中确实存在十分关键的中国本土元素，方可考虑归纳进来。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将“仅仅基于情境无关的理论假设对现有西方理论在中国情境下进行实证检验，仅仅将中国情境视为数据收集和实证分析的渠道的文章”[26]被归为这一主题的可能，进而保证了该主题下的文献较高的情境化程度。这也是在核心主题提炼阶段，将这一聚类结果命名为“本土化元素”而非“中国情境”的一个重要原因。鉴于此，由图5可知，“十三五”期间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确实涌现出了一定数量的深度情境化研究，这说明在中国管理学学术社区内确实产生了一批积极响应中国管理学研究情境化号召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者。由图6可知，深度情境化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在“十三五”期间呈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但同时也应看到，相对于其他重点领域，其并没有成为绝对的主流方向，致力于进行深度情境化的研究者占比相对偏低。开展深度情境化的本土研究所带来的高学术创业成本可能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4～2019年英文文献主题词总体分布情况，以及2014～2016年与2017～2019年各主题英文文献占比情况见图7和图8。由图7和图8能进一步看出深度情境化的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在世界管理学学术场域内的窘境。由图7可知，在12个核心主题中，“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中国本土化元素”下的文献数量最低，且远远低于其他主题；由图8可知，世界管理学学术场域内对于基于中国本土情境和元素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接纳程度不升反降。由此可知，深度情境化的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在世界人力资源管理学术社区内确实处于极其边缘的地位。

图6 2014～2016年与2017～2019年各主题中文文献占比对比图

图7 2014～2019年英文文献总体分布

图8 2014～2016年与2017～2019年各主题英文文献占比对比图

4.3 情境化发展问题与诉求：基于专家意见调研的数据

国内外人力资源管理的文献计量分析使本研究对世界管理学学术场域的基本情况有了较为直观和客观的认识，而对于学科领域内专家意见的调研工作则使本研究能够以国内人力资源管理学术社区当事人的视角来观察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学科的情境化学术创业现状。

本研究中，对于专家意见的调研工作主要以向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专家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共回收有效问卷57份。调查问卷由4个封闭式问题和一系列开放式问题组成。其中，4个封闭式问题采用Likert 5点量表形式，请专家分别对12个主题的熟悉程度、国内研究热度、国外研究热度以及国内相较于国外的研究水平进行评判。而开放式问题则请专家们对人力资源管理学科发展中的问题和重点创新主题进行描述和说明。

(1)封闭式问题结果的统计与分析对4个封闭式问题的填答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可得，12个核心主题的国内研究热度和专家对其的熟悉程度皆与这些主题的国外研究热度保持高度一致，这说明在国内学术社区内依然存在着较强的向西方看齐和学习的思维定式。但就“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本土化元素”这一主题而言，有50%以上的专家认为其研究热度不高或较低，说明国内人力资源管理对于情境的敏感性尚停留在中等或偏低的水平。此外，仅有21.1%的专家认为国内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本土化元素方面的研究水平要强于国外，却有29.8%的专家认为国内该主题的研究水平要低于国外。如此多的专家认为国内本土情境研究水平不如国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目前真正在国外期刊上明确提出异质性的本土管理学概念和理论的学者大都是在海外科研机构工作的学者。

(2)开放式问题结果的文本分析(3)限于篇幅，本研究仅列举了少数几个关键问题，专家具体的作答文本以及相应的具体分析结果暂略，有兴趣的读者可与笔者联系。此次问卷调查的开放式问题大都采用答案和原因分别填答的方式，这使得专家能对自己的答案给予详细解释，进而大大丰富了文本分析的素材，其分析结果也更为客观。本研究选取了与情境化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以期聚焦于对于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情境化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的观察与分析。具体阐述如下。

(i)针对“您认为基于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实践的理论研究最应关注的重点问题(最多填3个)并简述理由”这一问题，非空白答案中有超过半数以上提到了“中国情境”或相关具体要素，这说明国内专家已在将情境化看作发展中国特色理论的一条重要道路方面达成一定共识。同时，这也说明大部分专家认为关注本土管理实践与深度情境化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两者作为中国特色的本土管理学研究的一体两面而共同存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人力资源管理通过情境化研究进行学术创业的国内资源调动工作具有较好的成效。

(ii)针对“站在发展战略角度，您认为工商管理学科今后5年最核心的任务是什么？”这一问题，几乎所有非空白答案都提及了“本土化研究”“理论创新”或“情境化”。这充分显示出国内学术社区对于在世界管理学学术场域内进行学术创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可。

(iii)针对“在您所在的研究领域(人力资源管理)，您认为国内外研究存在差距(包括水平和影响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请简述您的理由”这一问题，有很多专家提及了研究者盲目跟随西方研究范式、对本土情境不够重视、现有研究情境化深度不足、情境化发展阻力过大等一系列情境化问题。一方面，这印证了当下学术场域条件对中国管理学情境化学术创业产生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亟需对如何在当下学术场域条件下开展情境化研究进行探索。

结合文献计量和专家调研的数据分析结果可知，前文中所提到的世界管理学学术场域内的特点及由此造成的中国管理学情境化学术创业困境在本研究的调研中得到了印证：①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确实掌握了世界人力资源管理学术场域内的绝对话语权；②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学术社区中的主流范式皆来自于西方，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长期处于一种追随者的地位；③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学术社区在世界管理学学术场域内处于边缘地位，但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者已经意识到需要进行学术创业，而情境化研究似乎是一条可行却困难重重的道路；④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学科对于本土实践以及情境的关注尚不充分；⑤中西文化之间具有较大差异，这导致学术创业较为艰难。由此，需要直面的重要问题便是：中国管理学情境化研究应该如何改善这些学术场域条件进而解决其面临的情境化双元目标悖论，即情境化路径选择问题。

5 解决双元目标悖论的情境化路径选择：技术情境主导(4)技术情境与文化情境在情境化研究中并不相互排斥，对于二者的关注能够共同存在于情境化研究中，具体哪种情境要素为主导取决于关注度的分配。对情境化路径作“技术情境主导”与“文化情境主导”的区分的原因在于：现阶段，在中国管理学的语境中，研究者往往将中国本土情境因素直接等同于文化制度情境而忽略了技术情境所具有的异质性和创新性。实际上，技术情境因素在当代管理学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希望能够呼吁学界给予技术情境及其与文化情境的交互作用更多的关注。的深度情境化

5.1 技术情境的领先性：中国管理学情境化学术创业的新契机

在当前“十四五”开局之际，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加速变革，大国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7，28]，这使得中国情境的内容与重点发生了巨大更新。我国经济社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已使得我国在世界的全球化场域中不再如中国管理学一般过于边缘化：我国已成为亚洲的生产组织中心[28]，并崛起成为加速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巨大引擎[29]，在某些领域实现了对于世界的引领。在世界经济史上的3次工业革命中，我国都处于接受技术扩散和辐射的外围地带，与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上存在明显落差，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我国打开了进入国际科技前沿地带的机会窗口[29]。如若中国管理学研究能够将“大变局”的“东升西降”态势[27]这一中国现实情境作为重要情境化内容进行研究，则有机会在服务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改善世界管理学学术场域条件。

国内讨论中国管理学研究情境化的文献往往将情境化研究直接等同于基于本土文化制度情境的研究。本研究通过专家调研的文本分析也发现，在中国管理学研究情境化的语境中，学者们往往直接用“中国文化”或“本土制度”代替中国情境。而事实上，中国管理学研究的情境化路径不仅可以由文化情境主导也可以由技术情境主导。如果实现了对某项关键新兴技术及相关领域的引领，那么与该新兴技术相适应的组织形态及其所衍生的相应管理实践同样具有异质性和创新性。由此，技术情境领先性也可以成为组织和管理差异化元素的直接来源。同时，新兴技术往往意味着效率与竞争优势，因此，基于此技术情境的情境化理论具有普遍的价值性，从而能够吸引和调动西方管理学学术社区的关键资源对其进行研究甚至传播，进而改善中国管理学在世界管理学学术场域内的边缘地位。而领先技术本身的可传播性和普适性能够跨越中西文化制度之间的鸿沟，使得与该领先技术相匹配的最佳管理实践因其实践有效性而得以广泛传播并为西方情境所接受，此时的中国本土管理实践不再呈现借鉴者的姿态，而成为了先行者与标杆。自此，中国管理学情境化研究无需为了证明自己在西方文化情境中的普适性，而努力对中国的情境化理论的适用性进行验证。西方管理学界不再对中国的管理学情境化研究拥有一票否决权，这是因为基于技术情境领先性的情境化理论只需对新技术情境中的高效率管理实践具有客观的解释力，便能够获得学术场域内的合法性。综上所述，或许基于技术情境领先性的情境化路径能够帮助中国管理学情境化理论较顺利地实现差异化、资源调动与合法性构建，从而通过情境化研究进行学术创业。

5.2 中国管理学研究情境化路径对比分析：基于文化情境独特性与基于技术情境领先性

由于西方研究者以规则制定者的姿态在管理学学术场域内享有范式和理论框架上的绝对话语权且其在技术上长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故西方管理学研究者只需要把握住技术发展的动向，从现实中不断地提炼出相应的本土最佳管理实践，并从这些最佳管理实践中凝炼出新的具有解释力的管理理论向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便完成了本土研究情境化的使命。由此，对于西方学术界而言，其需要解决的关于异质性情境的核心问题仅仅在于文化情境是否真的重要以及如果其不容忽视，那么企业在跨国经营和国际化过程中，置身于不同的文化情境，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文化情境之于管理实践的作用也仅仅被看作国际化、跨国经营等议题中国家层面的调节变量或者干扰项。

而对于作为追随者的中国管理学研究，异质性情境则渗透于其发展过程的诸多方面——其所遵循的管理学理论和效仿的最佳管理实践本身就来自于异质性情境。这使得中国管理学研究对于本土情境中的异质性元素具有更高的敏感性。但现阶段，这种较高的敏感性却往往局限在对于文化情境的敏感之中。从本土管理实践的发展角度而言，中西文化之间深刻的异质性会导致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本土情境中失效，从而使得基于文化情境的中国管理学研究十分必要。但从中国管理学学术创业的角度而言，中西文化之间深刻的异质性又会使得单纯基于本土文化情境的中国管理学情境化研究难以得出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具有广泛影响力和高度适用性的情境化理论，进而也难以真正与西方管理学研究产生良性而自主的学术对话[21]。单纯聚焦于文化情境独特性的中国管理学情境化研究能够检验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情境中的适用性，并为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提炼出具有重要影响的本土文化元素，但就世界管理学学术场域而言，其无法为中国管理实践创新的普适性和有效性提供客观支持。由于中国管理学本身又在学术场域中处于边缘地位，因此，单纯基于中国文化情境独特性而提出的管理学理论创新便很难引起世界管理学界的普遍关注以实现资源调动，也很难获得在整个管理学学术场域内进行传播的合法性。由此可知，单纯基于文化情境独特性的中国管理学情境化研究无法较好地解决现阶段中国管理学情境化学术创业所面临的双元目标悖论。

相对于文化情境异质性所呈现的长期稳定性，技术情境的创新性却具有更强的动态性和多变性。就技术创新而言，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绝对领先，往往也极具突破性和颠覆性。这样的创新一旦发生，往往意味着整个产业的巨变，甚至意味着先前积累的竞争优势的清零。技术变革是管理实践创新的根本动力，其带来的新技术情境往往能够调动组织和个体的能动性生发出与之匹配的新兴组织范式和管理模式。这时，技术情境成为组织范式和管理实践创新的前因变量，而非仅仅是如文化情境一般的调节变量(5)文化情境往往只能单独作为调节变量存在，而无法单独作为组织范式创新的前因变量，其必须同技术情境等其他因素相结合方能作为共同前因变量，从而使得组织范式创新具有本土特点。。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中国已经在某些核心技术上实现了对于西方的赶超，这意味着当下中国管理学面临着技术情境上的巨大转变。现阶段我国本土和世界范围内涌现的新兴组织形态正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产生，此类组织形态在中国情境中发展更迅速、应用也更广泛[28，30]。而这种因技术情境的领先性所导致的组织范式和管理模式的创新往往是一种熊彼特式的突破式创新——没有先例可依，亦无法从西方现有管理学理论中找到相关运作机制的原理性解释。

根据新熊彼特主义学者的观点，元技术(如水能、蒸汽动力、电能、计算机等)的发展势必带来组织范式和管理模式的发展和创新，进而促使与这种技术情境相匹配的新技术-经济范式[31]，也即相关行业内外能够最有效地利用新技术的最佳实践模式[32]的诞生。而新技术的风行又得益于相应的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建立与传播[32]。这便形成了技术创新、组织范式与管理模式以及最佳管理实践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

基于新技术-组织范式-管理实践之间良性循环互动的技术创新情境而产生的本土管理理论创新往往意味着本土情境实用性和世界范围通用性的统一。一方面，在此情境中产生的管理学理论创新是对与领先技术相匹配的本土先进管理实践的科学凝炼与理论化，故其能够帮助本土企业在本土情境中实现对新技术更好的运用和开发，从而实现效率的提升与效果的优化，这便是对该情境化理论先进性和价值性的有力证明，进而会成为其他学术社区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发展能够提供一套世界范围内认可的、编码化的通用性知识，应用这些知识往往意味着效率和效果的提升，这与主流管理学的效率逻辑高度一致，故衍生于技术变革情境的管理理论能随着技术的风行而相得益彰地获得在学术场域内进行传播的合法性。在管理学的语境中，技术的发展是一种组织范式生成的内生决定因素，亦是实现组织范式和研究范式统一化或消除跨国经营中文化情境差异的重要力量[16]。西方管理学学术界的一种典型的技术趋同论的观点便是产业化所蕴含的通用性逻辑能够产生一种跨国家的整合性制度框架和组织运营方案，这甚至有可能突破文化的约束[16]。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等异质性文化情境中的长期传播与盛行便说明了领先技术为管理理论所赋予的跨文化通用性。至此，能够得出结论，即基于技术情境的本土管理理论创新确实能够缓解深度情境化的中国管理学研究在学术创业中面临的双元目标悖论。有关具体作用机制见图9。

在此基础上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便是以上讨论仅仅说明了技术情境领先性对解决情境化双元目标悖论的单独影响，但本土管理实践的创新是文化情境和技术情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此而产生的本土管理理论创新既会反映技术情境的先进性，也会具有本土文化之印记。这样的管理理论创新能够为世界管理学提供中国智慧吗？本研究认为，由于这些本土管理理论创新已经依托其对应的先进技术发展而获得在管理学学术场域内的合法性，那么西方管理学者就将对这些理论创新在西方文化情境下的适用性，以及西方文化情境对其的调节效果进行检验和探索。根据文献[31]提出的新熊彼特式创新循环模型，西方管理学者为其提供的将是保证元技术在西方本土情境中平稳变革的辅助性或修正性的管理实践创新。此时，中西管理学交流和互动中的不平等地位得以扭转，进而其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补与融合，因此，中国的文化情境是与技术情境同样重要的前因变量而非调节变量。基于此，中国管理学研究者将对本土文化情境进行更为具象的解读，而非仅仅纠结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从而向世界展现中国本土文化情境更深刻的内涵。而西方管理学研究者也会因为该管理理论来源于中国本土文化情境与技术情境的共同作用而尝试对中国本土文化情境进行更为深刻的理解而非一味地忽视甚至否定。由此，中国管理学情境化研究能够实现在世界管理学领域的学术创业，中西管理学也将实现真正平等的学术交流，并共同为世界管理学研究带来更为引领和普适的中国管理智慧。

6 结语

本研究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说明了学术场域条件对中国管理学情境化双元目标悖论具有放大作用。即管理学研究需要平衡服务于本土管理实践与贡献全球性管理知识的双元目标，而双元目标之间的相容性和矛盾性则会受到研究主体所处学术场域的结构特点和其所处地位的调节。现阶段学术场域内，中西文化制度异质的场域结构与中国管理学在世界管理学学术场域内的边缘地位加剧了双元目标之间的矛盾性，这成为了中国管理学情境化学术创业低效的主要原因。要解决双元目标悖论问题，就需要找到能够缓解中西文化制度异质性并提升中国管理学学术场域地位，进而促进中西管理学学术社区良性互动的合适情境化路径。

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我国开始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领先。这些新兴的技术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构成了急速变化的技术情境，也成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重要变量。技术的领先意味着技术情境独特性的增加也意味着管理创新需求的增长。技术情境的领先性与中国本土文化情境共同作用，催生出了一系列新兴的商业模式与组织形态，其成为了中国情境异质性的新内容与新来源。一方面，这使得“十四五”期间中国管理学服务于本土企业发展的使命更加重大，进而对面向本土管理实践创新的中国管理学情境化研究提出了更为迫切的需求和更高层次的要求；另一方面，又为深度情境化的中国管理学研究提供了更多为世界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的机会。技术情境领先性与“大变局”带来的是西方管理世界也未曾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境。进而，中国管理学研究者理应关注的鲜活问题并不在“文化的特殊性信息”中，而是在西方企业所没有经历过的、复杂得多的中国管理实践中[12]。

鉴于技术情境主导的中国管理学研究情境化路径对于解决情境化双元目标悖论所具有的得天独厚之优势，以及其在实现双元目标上的重大现实意义，本研究认为，致力于开展深度情境化的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学者应对当下基于技术情境领先性而产生的组织形态和管理实践给予更多关注，跳出中西文化情境异质性的藩篱，进一步促进中国管理学研究以情境化为道路的学术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