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娜（南通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明集礼》，又《大明集礼》，是明代洪武年间官修的一部大型礼书。与以往礼书显著不同的是，该书乐目详细记载并绘制了国家礼乐表演所用的乐器。《明集礼》图绘乐器不仅华丽考究、极具皇家艺术气息，而且彰显了尊古、拟古的艺术设计思维。一幅幅凝固瞬间的艺术作品，不仅展现了明代艺术家的智慧和创造精神，而且体现了古代皇权专制下的文化、习俗及其审美变迁。

一、富丽堂皇的皇家艺术臻品

《明集礼》所绘乐器图画共47幅,依据“八音”分类法依次展示。其中，金类乐器，钟、镈、镛、编钟、金錞、金铎各展画1幅，小计6幅；石类乐器，（石）磬、玉磬、天球各展画1幅，笙磬、颂磬同展1幅，小计4幅；土类乐器，缶展画1幅，大小埙同展1幅，小计2幅；革类乐器，拊、楹鼓、建鼓各展画1幅，不同形状的雷鼓、灵鼓、路鼓各展画3幅，鼗、鼖鼔、晋鼓、应鼓、鼙鼓，各展画1幅，小计17幅；丝弦乐器，大中小古琴各展1幅，大中小次小瑟各展画1幅，计7幅；匏类乐器，（大）笙、巢笙各展画1幅，大小竽同展1幅，小计3幅；竹类乐器，䇾箫、韶箫、管、篴各展画1幅，大小篪各展1幅，小计6幅；木类乐器，柷、敔各展画1幅，小计2幅。为了详细展示这些奢华的皇家乐器，兹将举例进行说明。

首先，我们来看“金为之首”的皇家乐器。由于古代中国金属比较贵重，制作技术难度相对较大，故“八音”乐器，“金为之首”。钟是我国地地道道的传统乐器，历代王朝皆相沿袭。大钟（图1-1）通体庞大，主要用于大型典仪之导驾、升坛或升辇。高大的钟体上有一环形钟钮，钮壁两侧各镂一条蟠龙，颇增添几分神秘与威严。编钟（图1-2），也称歌钟，由12枚音高不同的钮钟分上下两排组合成套，依次悬挂成虡。编钟制作工艺特别烦琐，多采用铸、焊、镂、刻、雕、彩绘、错金等技术，成套编钟音律齐全，气势宏伟，是礼乐文明的重要标识。镛钟（图1-3）体大，音声洪亮，立于城门时，多与特悬晋鼓成对出现，形成“晨钟暮鼓”或钟鼓和鸣之景象。《诗经》有云“虡业维枞，贲鼓维镛”，即镛钟与鼓配合，相应成趣。镛钟也用于大型典礼，多在典仪结束时演奏，击镛钟百余响，用以宣告大典礼毕。

图1-1：（大）钟

图1-2：编钟

图1-3：镛（钟）

其次，关于革类“通天神器”鼓。鼓也是中国传统的打击乐器，考古发现，早在远古时期中国大地已经出现了土鼓、鼍鼓等不同类型。先秦文献多云鼓琴、鼓瑟，即表演琴瑟之前，先以鼓作为导引。伴随雄壮的乐鼓音声，远古人类筚路蓝缕，一步一步走向文明。《明集礼》图绘革类乐器异常丰富，有楹鼓、雷鼓、建鼓、灵鼓、路鼓等，形状各异，气象万千，章法自然，气韵生动，处处洋溢着生命的律动。楹鼓（图1-4）以木柱贯中上出，柱桩立于四足之上。雷鼓（图1-5），即擂鼓，由8面小鼓连缀而成，悬挂表演。“雷皷（鼓）八面，龙旂九斿。”远古时期，鼓被认为是通天神器，用以祭祀天地神灵，后广泛用于宫宴、军旅以及民俗之中。

图1-4 楹鼓

图1-5 雷鼓

再者，关于“琴瑟和鸣”的丝弦乐器。琴瑟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弹弦乐器，历史非常久远。《尚书·益稷》云：“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可见，早在尧舜时期，琴瑟已经成为祭祀的良器。其后，逐渐发展成为修身养性的工具，为文人士大夫所钟爱。《明集礼》图绘古琴、古瑟，色泽光润，曲线流畅，尤其这面7弦13徽的古琴（图1-6）造型浑圆，品相精美，格外引人注目。

图1-6 古琴

据上可知，《明集礼》图绘乐器造型美观，结构匀称，章法严谨，材质考究，各种雕饰纹样更是多姿多彩，无不体现明代艺术家精湛的技术水准和皇家艺术气派。正如学者张振涛所云：“乐器一旦进入与祭祀相关的礼乐话语系统，势必一身雍容。”

二、尊古、复古的艺术设计思维

尊古是一种态度，即人们对古代事物或古老传统、习俗持有的敬畏与尊重。尊古是必要的、可行的，因为万事万物都是从远古走来，历史积淀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源泉。有了尊古的态度，复古即是在尊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创作思维模式，也是继承传统的一种创作方式。纵观《明集礼》乐器设计，其始终贯穿着尊古的态度、复古的艺术设计思维，并紧跟时代步伐进行创意发展。

第一，从乐器制作材质及其组合上看，《明集礼》乐器设计非常尊崇先周以来的“八音”雅乐“用器”制度。“八音克谐，神人以和。”“八音”，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大类乐器，是以制作材料为依据的中国传统乐器分类体系。明代礼乐官员谨遵《周礼》等儒家经典著作以及周代奉行的礼乐制度，分别制作出钟磬金石之乐、琴瑟丝弦之乐、埙鼓土革之乐、笙笛匏竹之乐以及柷敔等木属乐器。依据史料，洪武元年，大明王朝议定郊庙乐队，用器及其编制为：编钟（1套）16件，编磬（1套）16件，埙4件，搏拊4件，应鼓1件，琴10张，瑟4面，柷敔各1件，笙8面，箫8支，篪4支，笛4支。从乐队组合来看，严格遵循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的“八音”用器制度。

第二，从建鼓乐器看《明集礼》乐器设计。建鼓，又名植鼓，即“立树悬鼓”。建鼓历史相当久远，春秋战国时期已广泛应用，后历代沿袭。为了更加直观感受明代艺术家之于建鼓的尊古态度与复古的创作思维，兹将战国、汉代、宋代、明代四个时期的建鼓进行比对。湖北曾侯乙墓出土战国建鼓（图1-7）一件，鎏金底座，立树悬鼓。沂南画像石之汉代建鼓（图1-8）底座为直角十字结构，上雕飞鸟、置树羽。宋代建鼓（图1-9）底座为拱形十字结构，鼓上蒙方形流苏，中心顶端雕飞鸟（翔鹭），四周置树羽。明代建鼓（图1-10）中置以柱，左右各置小鼓一面，上设大小两层斗形方盖，四角龙竿，象征建立四方霸业。通观上述几个时期的建鼓，不难看出，其不仅继承了先周以来“立树悬鼓”的造型原则，而且基本保持了原来鼓腔扁圆之形状、皮革蒙面之材质以及上设飞鸟、四面流苏的整体设计。《国语·吴语》云：“载常建鼓，挟经秉枹。”“常”，即古代旌旗。自古建鼓与旌旗为伍，明代依然遵从古训，大凡祭祀天地、祖宗以及大朝会等礼乐大典，建鼓手与旌旗手必定参与其中，和君臣一道共同祈求人丁兴旺、五谷丰登。

图1-10 明代建鼓 四库全书《明集礼》

图1-9 宋代建鼓 四库全书《乐书》

图1-7 战国建鼓 （曾侯乙建鼓复原）

图1-8 汉代建鼓 （沂南汉画像石）

第三，从乐器纹饰及其装饰上看，明代艺术家继承了先周纹饰制度及其文武二舞的用乐制度。《明集礼》所绘乐器精美，纹饰图案、装饰及其道具更是丰富多彩。除一般的日月、景云、山水、花草、树羽外，龙、虎、熊、凤、鹤、鸟等珍禽瑞兽图样及其纹饰格外亮眼。这些吉祥元素，内涵丰富、寓意深厚，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如灵鼓一（图1-11），除鼓腔饰以华图外，上方两端驾翔龙，两边置树羽流苏，两足置于蹲虎之上，通体造型，美观匀称。灵鼓二（图1-12），立体几何图案在凤鸟、飞龙、蹲熊、华盖、树羽、流苏等装饰、纹饰的映衬下，更显堂皇富丽。如此匠心独运的设计，不得不使人叹为观止！

图1-11 灵鼓一

图1-12 灵鼓二

与此同时，明代礼乐制度也在尊崇古代文武二舞制的基础上，模拟制作了一套乐舞道具，如文舞所用“羽”（图1-13）、“籥”（图1-14），用以象征统治者的文武韬略。

图1-13 文舞之羽

图1-14 文舞之钥（籥）

据此，从《明集礼》“八音”乐器材质、排列组合、形制构造以及装饰、纹饰上看，无不体现明代艺术家尊古、复古的艺术设计思维。诚然，明代艺术家尊古、复古，但并不拘古，而是根据现实礼乐表演需要，巧妙的进行创意发展。与此同时，特别考究的选材用料、典型的几何构造以及精美吉祥的装饰、纹饰，无不展现古人敏锐灵动的思维能力和高超的艺术创造能力。

三、礼乐观念与国家意志

元朝统治采取“蒙古本位”的治国方略，华夏传统文化难免受到挤压。朱元璋问鼎皇权以后，为“欲还古音”之道，倡导“通五经贯六艺”之古法，制礼作乐，继而倾力光复中华传统礼乐文化。

在“王者功成作乐”思想指导下，问鼎皇权的朱元璋也和先代帝王一样制礼作乐，并举国家财力、物力打造一批豪华壮观的乐器，以满足礼乐表演之需要。无疑，在农耕文明的宗族统治社会，礼乐表演具有“高台教化”以及特殊的政治功能，甚至在今天还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第一，朱元璋在登基大典的鼓乐声中，昭告天下，王权换了新颜。他说，朕之登基，是顺天民意，众望所归，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与此同时，为了从文化上标榜自己延续华夏正统血脉，明代礼乐表演均选用夏商周三代以来的传统乐器，而外来的胡琴、琵琶以及唢呐、箜篌等乐器并未入列。可见，《明集礼》所绘“八音”乐器是大明帝国王权政治的清晰展现，一种基于礼乐诉求的祭祀乐舞表演的器具，在着力表现皇权政体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同时，一并展现了华夏正统血脉的文化观念。

第二，礼乐大典是一种文化展演的艺术活动，具有音乐规律的一般属性，作为上层建筑的艺术必定服务于皇权，具有特殊的政治属性。古人云：“礼有三本: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在古人看来，没有天地就没有万物生灵，没有先祖就没有宗族及其个体生命，没有圣贤明君也就没有安宁祥和的社会景象。故“礼”者，理也！即明事理、守规则，此乃天经地义之事！可见，“礼”的根基是敬畏天地祖考，尊重圣贤明君，此为我国儒家道学共同倡导的大“道”。继承古人“负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之礼乐思想，明代礼乐官员将“八音”乐器用于祭祀天地、宗庙、社稷以及山川鬼神，在“神人以和”的礼乐大典声中祈福天地祖先，以求国泰民安。可见，大凡举行盛大的典礼奏乐活动，都具有政治表演的意味，为人们呈现出一派歌舞升平、国泰安康的美好景象。在礼乐声中，文武百官获得了一种相对的自由、幸福感，继而营造了一种对天赋皇权的信赖及其依存关系。不仅如此，各省府州县的礼乐表演，更是深入子民的社会生活，进而达到调控与稳定社会之目的。

由此可见，作为礼乐表演的乐器，不仅作为一种娱神娱人的工具而存在，而且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它集中体现了皇权社会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宇宙天地的系统认知。“八音”乐器，材质丰富多样，几何构图讲究，造型匀称美观，并与自然界诸多生命元素巧妙结合，呈现灵动向上的勃勃生机。与此同时，天地宇宙与皇权政治以及君臣与子民遵循的规则、秩序，均在“八音克谐”的礼乐声中得到集中展现。

第三，从“礼乐相和”到心和、政和。“乐”（yue）者“乐”(le)也，琴瑟乐心。五音之乐，对应人之五腑脏器，外通经络，内调脏腑，和谐的音乐对于身心健康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乐”作为“礼”的表征，不仅能够愉悦身心、提高个人素养，而且可以调和君臣关系，达到心和、人和、宇宙天地相和。朱元璋及其明代艺术家谨遵古训，从敬畏天地祖宗的角度观照现实政治，言说社会治理，将器乐合奏“八音克谐”之声类比成现实社会的和谐，进而将君臣子民之和谐关系追溯到天地宇宙之和谐！从本质上说，这种“礼乐相和”的观念，一方面源于迎合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以礼乐官员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与统治者的文化共识达成一致，从而完成了明代礼乐体系之建构。

结语

《明集礼》图绘乐器华美考究，章法严谨，是明代艺术与技术高度融合的典范。从“八音”乐器材质、形制、构造以及装饰、纹饰上看，其对于优秀传统的尊重已融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血液与灵魂之中，凸显了“守护传统”之于“创意发展”的当代价值！值得关注的是，伴随人类社会进步，鬼神观念日趋式微，明代礼乐体系在“神性”与“理性”的张力下此消彼长，并最终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作为礼器而存在的明代乐器，在继承赞美“神性”的同时，努力向现实艺术品转移，不断“人性化”“艺术化”，继而高扬了人的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