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清 杨春华

记得我们1973年从插队的农村考进了南京艺术学院版画专业，刚入校的时候兴奋异常，可是等了很久还未见到专业老师，只能跟着其他专业的同学一起上一些基础课。几个月以后听说老师到了，赶紧去校门口迎接，看到一派搬家的模样，我们才知老师也是刚从下放的农村调回学校，顿时也就多了份亲近的感觉。虽然在“文革”中这种事情很常见，但看到朴实的老师和简单的家用品，还是让人挺意外。从此我们就跟张树云老师学起了版画，南京艺术学院也有了版画专业。

三个学生和一位老师像一家人一样，开始了大学的学习生活，自然学习气氛跟其他专业也大不一样，由于学生不多，老师也就他一个，整日价陪着，所以交流甚多。不怕麻烦是张老师的特点，从基础课程到版画技法练习都得张老师管。学版画还得从工具、版材、印刷材料的准备开始，这一切都要张老师一一指点购置，那时候版画挺红火，木刻刀能买到，油墨是印刷用的胶版油墨，就是木版尤其是椴木版太少，造夹版的厂一定不会知道有版画这一说，再说那是统购统销的年代，产量不高，生产又不正常，于是我们就“做石膏版替代木版”。张老师带领我们在厚纸版上涂上调好的石膏，干了后表面再刷上墨汁，就可以练习刻黑白版画，可以随意用，来得方便嘛。磨木刻刀也是张老师教的，要用放大镜看准三棱刀，圆口刀刃口的厚薄是否均匀，磨起来就心中有数，如果只是平平的来回磨，厚薄的原因就会导致刃口弯曲。这些张老师当年教的方法现在都适合用。木刻练习课程中张老师就更费心了，为了提高版画的教育质量，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来很多校外版画家来学校辅导基础训练、版画技法、版画创作等，尤其是水印木刻的制作方式，给人很深的印象。

版画教学就这样一点点的完善起来，虽然张老师自己就是江苏水印木刻最早的成员，水印木刻是他最擅长的，但他还是带着我们拜访各地的水印木刻专家，了解更多的风格和技法，并去考察苏州桃花坞和上海朵云轩，学习传统水印木刻的制作和其艺术语言的特点。当时南艺的版画教学条件简陋，无法学习三版技术，张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了浙美版画系，拜访老一辈的版画家，学习铜版画和石版画。他丰富的经历帮助我们掌握了版画艺术的表现方式，也让我们深深体会到张老师的认真和无私。这一切都为版画教学成为南艺的重点课程奠定了基础，也为日后江苏的水印版画源源不断的输出人才，这些都是张老师细心浇灌的结果。同时张老师宽厚、执着的性格也影响着我们版画专业的学习气氛，版画学习生活一向都是十分和睦，我们在商量、探讨中完成学业。老师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老师全心全意地教学，年青的我们却很任性，一次在苏州西山开门办学的时候，恰逢上海有一个“阿尔巴尔亚”画展，那时任何一个国外的画展都十分吸引人，当时为了安全考虑，是不能随便去另一个地方的。然而油画班的“老油条们”居然没打呼就集体出逃上海看展览去了，羡慕煞人。但我们被住在一起的领导连连警告，也就不敢再造次，于是伙同国画班的几个大同学，在西山岛闲逛了一天很晚才回住地，本想吓唬一下领导，以示抗议，心里挺得意，对领导的怒斥浑也没当回事。可是，一进住处瞧见张老师焦虑不安的样子，以及看到我们如释重负的神态，登时让我们内疚不已。他没有多说话，更没讲什么大道理，只有满眼的关怀。不知道话少是张老师的优点还是缺点，反正我们很少看到张老师和领导叽叽呸呸，所以常被忽视。但是他倒是和我们学生的交流多一些，课内课外相处密切和谐，可见大家都做实事和谐群体很容易形成。

个人的性格永远和艺术作品的形成相一致，所以就有了“画如其人”的说法。学生期间我们常和张老师一起画画，也见到不少他很久以前的习作和创作，淳厚、朴实的造型语言非常感动人，虽然没有当时共识的审美图式，没有刻意的表现方法，但平平常常中让人感受不少。我即时正值年少，没有修养，却又喜欢标新立异，爱做些平面文章，搞得花团锦簇，然而在张老师的画前面就总觉得有点“小儿科”。

张老师的作品无论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是五、六十年代以后的，都能从内心去感应时代，都能真挚地表达内心的感受，而不只是顺应社会。张老师也从没有追风逐浪，只在平实的表现中体现着他积极、热情的内心。早期抗战时期的木刻和漫画中能见到他的激情和勇气，他对丧国之仇，对政府腐败、无能之恨，无畏地抨击，一身正气。他20世纪五、六十年的版画创作中更多见的是安逸、向上的平和生活，面对新生活、新气象由衷的高兴，色彩也变得丰富雅致。张老师说过：“我不信版画颜色就是那么简单。”该不会是赌气吧，但是那确实是别样的色调，好看极了。在平常的语言方式中尽情尽兴地表达感受，真是好心情，独特的审美不会平白无故的存在，内心的美感大多就是性格所为，深藏不露也总能为观都行知。

上大学那些年正值“文革”期间，好像有很多的批判，也有很多的新生事物产生，大家都随大流去完成绘画创作，迎合宣传的需要，挖空心思设计情节，然后取个一语双关的好题目。而张老师却时时提醒我们在创作中注意语言的表现作用，用自己的感受体会造型的意义。但张老师也反对我常提到“趣味”二字，“‘趣味’总是小了点”，他说。很久以后我们才能明白这种差别的所在。另外，张老师很希望我们从寻常生活中，发现适合自己的内容。

开门办学到处走，有一次和张老师一起去了徐州农村住在一个拖拉机站，下放到过农村的张老师一点也不在乎住的、差吃得简单，每天都是花椒烧萝卜丝。吃饭时张老师总是不停挥动左手，给大家驱赶没完没了的苍蝇。每到一处张老师总和当地人和睦相处，受到大家的尊重。拖拉机站长看大家吃得不好，忙着要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一天，大家在外面画画刚回到拖拉机站，站长笑眯眯地站在门口，老远就喊：“今天晚上吃了睡觉。”听了挺纳闷，哪天晚上也都得要睡觉呀，干吗非今天呢，听仔细了才知道是“今天晚吃水饺”，心里一阵好乐。张老师的热情、和善使每到一处都能很快和周围人熟悉起来，也总会以那些熟人为对象做肖像创作，从内容到形式语言都是有感而发，出于诚意的表现。在题目取胜的年代这样的画也是不入主流的，但张老师在各个时期都能找到自己的表达内容，未必都能随潮流，但一定是自己真诚的愿望。

不容易被社会认同，就很容易被领导疏远。然而张老师并不在意，却一直和学生很亲近，相处亲密，言谈轻松，即使无意中冲撞了他，也会被他的善意所感化。我那时遇到不同意见爱说“废话”的口头禅，张老师听了没有生气，过一会儿说：“大家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不能用‘废话’来限制别人。”我听后挺惭愧，也深记在心，从此也学会了多一份宽容。

随后艺术开放年代的到来，绘画界都异常兴奋起来。“求新”成了各种场合的话题，“新”是各种艺术作品的标准，“抽象”“构成”“变形”或者是“民间”“民俗”，要不就是版画学油画、油画学装饰画、国画学素描。热闹得像过年一样，大家争先恐后，见面都说“有什么好想法吗”，替代了问候语。社会又制订了新的共识，大家奋勇向前，从内容到形式都试图有革新，而能获得新的认同。张老师依旧随性而作，没去赶热闹，做了不少的水印风景版画。用刀平直，大气明媚，水印韵味十足。山水之间地阔天远，明朗清澈，沁人肺腑。可见每个人只要注入真切的感受，终能给人以不同的视觉享受，独特的个人审美总会给大家新的启示。新的图式也许只是新的流行。

而后没多久，美术界又归于平静，粗糙表面的语言表现，逐渐由于观念改变而被取代。大家多少有点忘记了一味求新的诱惑。走进现代艺术的画家，自然是义无反顾走下去，其他画家就多种经营了，怀旧复古的，左顾右盼的，小打小闹的什么都有，反正是百花齐放，各得其乐。在万花筒一样的时代里，版画一点都没有落伍，各版种的语言表现力，突飞猛进，在观念的体现中游刃有余。新老版画家都做起了现代元素的游戏，张老师却依旧按照感受做起了细活，他利用水印木刻的语言表现的极限，塑造起了典雅的青花瓷器花瓶、娇艳欲滴的荷花。多层的渲染、细腻透明的色彩变化，让人注视到了某种精神的转化，这仿佛是一种东方文化的特点寄情在有象征意味的事物中，哪怕是普通的清供、花卉、山水间。不需要特别地说明，自然而然的存在，才会有点永恒的意思。艺术原本也并不要什么比较，张老师以人格化语言表述着自己的艺术风格。以性情讲述着自己的愿望。他不会因为顾及社会而故意做些什么，单纯地表现并不在意别人的反应，可以相信这种自在自如将是艺术作品完美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