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化对眷村文学的影响

2022-07-19张向辉

南腔北调 2022年7期

张向辉

摘要：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其思想核心包括：“民为邦本、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民族魂魄，注重人伦、忠恕宽仁的伦理价值。”黄河文化的思想核心在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等方面极大地影响了眷村文学，增强了中华儿女的民族凝聚力与国家认同感。

关键词：黄河文化眷村文学伦理道德克难精神

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千百年来制度层面、精神层面、器物层面等文化元素的总和。从地理和行政区划上讲，主要分布于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省区。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其思想核心包括：“民为邦本、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民族魂魄，注重人伦、忠恕宽仁的伦理价值。”[1]黄河文化的思想核心在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等方面极大地影响了眷村文学，增强了中华儿女的民族凝聚力与国家认同感。

一、伦理道德的薪火相传

在台湾眷村，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黄河文化成为眷村作家书写原乡的原点。张错教授最早明晰界定眷村的概念，“所谓‘眷村’，只是一个笼统名词，它表示国民党军队自大陆撤退台湾后，许多士兵和眷属聚居在散落于全省各地的军人村子里。实质上它们的存在，代表了自中国大陆离散漂流后的一种异乡暂顿。暂顿久后又成为另一种永远的家乡。但初期未融入本土之前，許多人更是一生异乡人，无法融入，他们扮演了‘外来者’的异类角色。”[2]归纳起来看，“眷村在台湾战后历史与文学史上，具有特定的内涵，专指战后来台湾的从军外省族群及其眷属，在官方的明确授意与特别安排下，形成了共同生活的群落。因此，眷村牵涉族群、空间、政治、文化等诸般面向。”[3]眷村具有封闭性、自足性和内聚性等特点。

眷村文学是由具有眷村生活经验的外省第二代作家所创作出来的能够反映眷村“外省人”的生活情状、情感印记和人生影响的体裁各异的文学作品统称。首先，其创作主体应该是眷村第二代；其次，这些创作主体应该亲历过眷村的生活；再次，他们创作的内容应该是反映眷村的生活，体裁可以包含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和影视剧作等各种表现形式。

黄河文化“注重人伦、忠恕宽仁的伦理价值”在眷村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由于对食物实行配给制和“集中居住，集中管理”的原则，使眷村在居住空间上相对隔离，加之配住人口多属同一服务单位，村民同构性高，人情味浓厚，邻居犹如亲人，整个眷村就像一个大家庭。

眷村第二代由于长辈的耳提面命，他们严格地恪守着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传统理论道德，崇尚“敬老爱幼、善尽睦邻之责的传统美德”。在苏伟贞的小说《有缘千里》里，高奥母亲高老太太来台湾这一事件很好地诠释了儒家“孝悌”和“仁义”的思想。高老太太从大陆辗转来台湾，作为儿子，高奥表现出从来没有的紧张和兴奋。比船期早两天，高奥就频频打电话询问，生怕再发生什么意外；时间临近，高奥携家人提前赶赴台北打探消息；见到母亲，他感到从来没有的小，一路都紧牵母亲的手，不舍得放掉，坐车也好、走路也好，怕亲娘热到了、饿到了、再累倒，从来没有的细腻。同时，高老太太的到来，不仅是高家的大事，也是致远新村的大事。在致远新村，高老太太受到了全村人的热烈欢迎，邻居闻风而来，至晚才散。

《离开同方》里的一村之长——奉磊妈妈，是恪守儒家道德传统的典型代表。在眷村这个不是由血缘关系组成的大家庭里，奉磊妈妈既是一家之长，一村之长，也是眷村的精神象征。她担负起了类似大家长的职责，几乎无处不在。她不仅对村上的事恪尽职守，秉公办理，而且对每个需要帮助的家庭都尽其所能：对袁伯伯的风流成性几度规劝、训诫；精心照料缺少亲情温暖的疯大哥；竭力挽留被父亲驱逐的方姊姊和余叔叔；适时疏导具有变态心理的段家叔叔……因此，当奉家搬离同方新村的那一日，大家都拿出自己珍藏的东西来送行；在奉妈妈去世后，孩子们遵照其遗愿，将其骨灰运回同方新村，这时连原本传得老远的狗吠声都倏地完全没有了，左右两列的门灯像突然嗅到某种相同的频率，被点穴似的诸家燃亮，它们仿佛都闻得到奉妈妈的味道。

当然，外省第二代对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传承不仅表现在“敬老爱幼、睦邻友好”等积极方面，喜欢窥探别人隐私等消极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外省人的生活方式。眷村浅门浅户的建筑结构（一排八户六户不等鱼鳞瓦排列的房子，一根主梁串联如传声筒），尽管有利于邻里之间的来往走动，但个人的隐私权却无法得到保障。可以说，眷村没有个人隐私空间，没有半点秘密可言，公众的舆论成为监督个人行为规范的唯一手段，在邻居犹如亲人的紧密邻里关系中总有一双双令人厌烦的窥探眼睛，一句婴啼，一声狗吠，一阵摔盆砸杯劈板凳的声音都能引起整个村子的竖耳参与。《离开同方》里每个家庭发生的故事，都会像风一样地被迅速传播，席阿姨和段叔叔婚后无子的奇怪现象，在阿跳的窥探流传下大白于村里；方姊姊和余叔叔的私奔像一出连续剧，自始至终都在刺激着全村人的好奇心，当方姊姊再度回到村子，面对一院子围观的人，禁不住诅咒：“你们围在这里做什么？苍蝇叮死猪肉一样，这么多年了，情况难道一点儿都没改变？这到底是什么心态？”[4]

二、克难精神的不断赓续

黄河文化思想核心所包含的“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民族魂魄”是眷村书写的重要内容，也成为眷村第二代赖以生存的宝贵精神财富。袁琼琼创作的以自己母亲为原型的长篇小说《今生缘》，站在“外省”族裔的位置，召唤这个族群共同的历史记忆。小说从1949年的历史背景开始，写一群大陆人背井离乡，在举目无亲的陌生海岛上生存的惶恐与挣扎。

和同类作品描写眷村记忆时过分关注意识形态和政治纷争不同，《今生缘》的眷村书写采用传统的写作路线，显得相对神闲气定，甚至还有点“缺乏技巧的翻新，一路平铺直叙柴米油盐讲下来，显得拖泥带水，无法凸显书中隐含议题的张力和精彩之处。”[5]然而，该书对初到台湾时恶劣生存环境的记忆和乱世夫妻婚姻关系的不稳定、家庭结构的一再重组所带来的复杂人际关系、眷村内部的经济活动都保持着鲜活的历史记忆。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该书填补了“外省族裔”的部分历史记忆空白。

张茂桂在《离与苦——战争的延续》一书序言中，谈到关于外省人时指出，“ ‘离’是第一代外省人跨阶级的普遍经历，而‘苦’虽然也是因‘离’而起的难言之痛，但亦存在‘物质匮乏’与生存困境的底层阶级问题。即便是同样的流亡经验与乡愁，在同一个体系下，不同阶级却有完全不同的生存体验与策略。”[6]《今生缘》作品中的汪慧先在大陆时曾是出身娇贵的大小姐，经历了颠沛流离的海上漂流到台湾之后，一个人寄住在农家，她的住处严格说来只是一张行军床，白天收起，晚上搭在人家屋檐下。“清晰的蛙鸣夹杂着暗哑隐微的虫鸣，奇异的夜的声音，与她印象中老家安详和宁的夜完全不同。老家的夜，清清得像水，薄白的月亮挂在中庭，地面上落着树影，仿佛盖了印鉴的名人字画，不必去懂即已令人安心。然而，在这里，异地的夜，只是昏昏昧昧。凉凉的夜风吹过来，也像欺生，带着险恶的意味。风里带着奇异的野草和小动物的臭。”[7]

同样是关于夜的描写，台湾的夜是“清晰的蛙鸣夹杂着暗哑隐微的虫鸣”的“奇异的夜”，是“昏昏昧昧”的，风里带着野草和小动物的臭，连风吹过来也像是欺生。相对而言，大陆原乡给人的感觉像是“盖了印鉴的名人字画”般令人安心。在这种陌生环境中，汪慧先甚至来不及慨叹，来不及抱怨，就必须要面临生存问题。她经历了短暂的适应之后，开始居家过日子，过日子充满了克难意味，“慧先在厨房里忙，挺了个大肚子。厨房是前两天陆智兰一个人用铁皮搭出来的。崭新寒亮的铁皮，看上去清爽，待在里头要蒸死人。地方又小，一坪上下，紧挨墙落了两叠红砖，搁上木板，算是灶台，小煤球就搁在上头。慧先肚皮正挨着炉门一带，让煤球的热情烘着，孩子若是冰做的，在肚子里这会儿早化了。”[8]

不只是家庭主妇辛苦，身为中校的陆智兰的工作和生活也充满艰辛。他制作的图表和教材堆了一桌，灯罩是硬纸卡剪出来的，灯座则直接用黑色胶带固定在桌面上。由于生存压力，陆智兰放下身段，开了一家小吃店，因为经营不好而转让，最终因劳累过度而猝死。琐碎的家庭生活，显示了家庭需求活生生的成长痕迹，没有梦想和矫情，没有猜疑和嫉恨，只有生活。“尽管不同军种和地区的眷村样貌互有异同，但对于大部分军人和眷属而言，‘穷则变，变则通’的克难本质、‘邻居犹如亲人’的紧密邻里关系，无疑是所有眷村的共同基调。”[9]

饮食是族群共同的语词与记忆。“饮食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人们赖以维系生命、满足生理需求的必需品，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饮食更成为具有社会意义与功能的文化符码或行为模式，经由社会的客观条件（例如当地特有的农产品）与集体共识（例如食用哪些食物是‘奢华的展现’），属于特殊社群的饮食习惯与仪式随之产生。”[10]由于饮食文化具有地域与社群的特殊性，因此，“故乡的食物”和“故乡”几乎可以画上等号，“故乡的食物”以其熟悉的滋味，触发和召唤乡愁。

自强不息、开拓进取、随遇而安的克难精神，在眷村人特有的文化轮廓里逐渐发展出一套“懂吃穿”的生活哲学。李俊贤在回忆眷村生活时写道：“在经济条件不佳、物资匮乏的年代，克难的精神也反映在美食上，家家户户的妈妈们，都练就了就地取材、随机应变的好功夫，这一餐的剩菜剩饭，再稍作加工，又可以饱餐一顿。眷村的人情味浓厚，与邻居‘分享’家里的私房菜，更是所有眷村的生活常态。”[11]

三、重构中华文化之主体

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以西安、洛阳为中心的稳定的黄河文化中心，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已初具规模，当时出现的众多小说，按内容可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志人小说是魏晋以来士族崇尚清谈的产物。在门阀制度下，这些记录世族名士言行的小说，成为士人们追求时尚、博取声名仕进的“教科书”，文人士子津津乐道这些名流轶事掌故，争夸渊博。眷村作家虽受到西方思潮的影響，但也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眷村作家一次次回到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表达其重构中华文化之主体的意愿。

郝誉翔从中国志怪小说《聊斋》中汲取营养，创作了现代版志怪小说《冥界物语》。其在《冥界物语》自序中言：“中文现代小说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那么，非得要回到被我们所遗忘了的传统不可。然而，中文小说的传统又是什么呢？志怪，正是我以为中文古典小说中最有趣的一环。”“《聊斋》乃是集中国志怪小说想象力之大成，故我从《聊斋》中汲取精粹，放入这本现代风貌的志怪短篇小说中。小说中的人名，皆是出于《聊斋》，一来是为了趣味，一来则是《聊斋》多以人名为篇名，而人，实乃志怪小说中最为重要的元素，也最值得我们去剖析其中蕴含的象征意义。”[12]

《冥界物语》包括《爱慕》《身体》等8个短篇。小说的人名，如阿绣、鸦头、珊瑚、阿琐、婴宁、阿织、青凤等皆出自《聊斋》。充满想象奇观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作为小说的背景徐徐铺开，神秘浓雾、狂暴大雨、奇崛山峦，各种鬼怪精灵与人类和谐共生。“夏天的蝉疯了似的高唱，麻雀啁啾，不知名的鸟发出凄厉的长叫。山风呼呼哀嚎。突然间，乌云密布，天空崩裂，倾盆灌下狂暴的大雨，使得森林的树叶全都跟着一起颤抖地滚动起来了，像是无边阴霾之下大海汹涌的波涛。当雨势渐息之后，白色的云雾便会无声无息地降落下来，将这一座洋溢着湿漉漉青草气息的山坳，全都含入她的嘴里。”[13]天人合一的自然景观和乐天知命的人物形象相得益彰，使古老的文体散发着迷人的现代气息。

无独有偶，张大春发表的《寻人启事》及其春夏秋冬系列小说（《春灯公子》《战夏阳》《一叶秋》），即以虚实相生的笔法述说中国古代名人与文化，隐然重构外省族裔所热爱的中华文化之主体，并通过文化上的“中国性”，建立作家个人的主体精神。

《寻人启事》采用“笔记体”形式，用“掌故”写法讲述看似平凡人的不凡人生，回忆眷村中随国民党迁台的外省人，堪称现代“志人小说”。《寻人启事》中的“启事”是笔记体小说的形式，而他要寻找的人，是父祖、原乡，更是个人的精神主体。

《春灯公子》以“序——春灯宴”起头，设定了“春灯公子大宴江湖人物”的年度盛事，宴会上请人上台“立题品”——讲述一个人物的故事，而春灯公子便将为此故事吟诗填词，共有儒行品、艺能品、机慎品、洞见品、侠智品、巧慧品、运会品、奇报品、憨福品、勇力品、义盗品、练达品、聪明品、诡饰品、狡诈品、薄倖品、褊急品、顽懦品、贪痴品等19个人物的故事和炫奇品等共20则“题品”。该小说在形式上抛弃了现代小说以情节为主的套路，改以人物为主，同时由诗词、史料和人物表现中国性，走的是魏晋志人笔记小说的路数，以表达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回归。

《战夏阳》由11篇兼具传奇、论文、史论问题的小说组成，且又藉由“故事之外的故事”将每篇小说串在一起，以史料重组构成他对小说人物、古人、中国文化的评论，直接将中国当作一种学问来写，且其惯常所喜好的搬弄戏耍的成份多表现在形式上，而在内容上则要端正严肃很多。《一叶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运用上，可谓用心良苦。《一叶秋》中的中国诗词、文化知识、笔记珍本资料等更丰富多元，其中很多故事直接取材于中国传统民间故事，狐仙、神灵、佛道、谶言等，几乎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最重要元素。《三娘子》里人鬼通婚；《黄十五》讲述供奉五通神以求财，财富却化为泡影的故事；《杜麻胡》演绎的是一天生神力，却知自己劫数所在的大汉；《俞贺寿》里阳寿未尽误被捉入阴间，服老狐仙丹而成仙却难忘美色，后被封印入罈的神仙事；《老庄观》中上演雷公与蝎妖斗法；《杨苗子》以诡异手法劫富济贫；《狐老大》中的知恩图报的老狐仙……全书几乎可以说是21世纪后的“中国民间故事”。同时，《一叶秋》用一代又一代的老奶奶们串联故事，而且，“故事不总是故事，还藏着无限义理。义理不光是角色感召，情节显示，连书写编纂都暗藏着多少机关。放在头一篇的为什么，放在末一篇的为什么，上一篇、下一篇，如何绾结呼应、如何穿插藏闪，皆在算计之中。”[14]张大春以小说建立起自己与家族的联系，从而明确自身与原乡中国之间的关联性，正如“一叶秋之一”开宗明义描述《一叶秋》一书之来历：“我山东济南懋德堂老家家传一部故事，题签上写着三个大字‘一叶秋’。取义于见微知著，洞明机先。”[15]张大春的系列小说在建构中国性的问题上可谓用心良苦，正如其于大陆演讲时所言：“内地诸君常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句话很流行，但是我却要倒过来说：中国是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6]

郝誉翔在《温泉洗去我们的忧伤——追忆逝水空间》中也表达了和每一个出生乡土的人类似的“归去来”的生命体认，“我难得能让父亲这么开心，因为山东人这身份是他给予我的，一如澎湖人、高雄人这身份，是母亲给予我的一样，而我愿意将它们永远别在自己的身上，并且告诉给女儿知道，我们家族来自的地方。”[17]

四、结语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加强黄河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对于增强文化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眷村文学是台湾文学的重要文学类型，眷村作家与来自大陆的父执辈的天然血缘关系和眷村书写所包含的鲜明怀乡意识，是对黄河文化注重人伦、忠恕宽仁的伦理价值的呼应，是对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的传承，是对传统风俗礼仪、生活方式的延续，更是对兼收并容、博采众长的黄河文化的丰富，充分体现了黄河文化作为“母文化”在遷徙流变过程中的根魂引领作用。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黄河文化对眷村文学影响的问题研究”（项目号：222400410354）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刘益令.黄河文化界定的初步思考.[J]史志学刊，2020（5）：7.

[2]张错.凡人的异类离散的尽头——台湾“眷村文学”两代人的叙述[J].中国比较文学，2006（4）.

[3]杨佳娴.方舟上的日子——台湾眷村文学[M].台南市：台湾文学馆，2013：19.

[4]苏伟贞.离开同方[M].台北：联经，2002：292—293.

[5]邱贵芬.仲介台湾·女人：后殖民女性观点的台湾阅读[M].台北：元尊文化，1997：142.

[6]李广均，主编.离与苦：战争的延续[M].台北：群学，2010：5.

[7][8]袁琼琼.今生缘[M].台北：联合文学，1988 ：59—60，160.

[9][11]张嫱，主编.宝岛眷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3，54.

[10]黄宗洁.当代台湾文学的家族书写——以认同为中心的探讨（下）[M]. 新北市：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141.

[12][13]郝誉翔.冥界物语[M].台北：联合文学，2007：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