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

前言：东西结合

东西方的人类史学多少有些区别，西方的学者注重案例和数据，东方的学者一般会从人文方面出发，对文明的内在进行解读。比如国家的形成，在科普书《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以下简称《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作者贾雷德·戴蒙德（以下简称贾雷德）从驯化的农作物和动物的数量和冶炼技术、制陶技术等方面出发，构建起了一个国家的框架。而国内的许多学者却认为国家的形成，还需要人文方面的发展。一般认为周代初期，是华夏文明形成真正意义上国家的时期，除了农耕的生产力达到了国家的标准之外，人文方面的因素也必不可少。

比如周代的制度对国家的形成至关重要，在政治上推行封建制和礼乐制，在经济上推行井田制。这些制度的出现跟当时的农耕水平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不是有决定性的关系，它们的形成大部分原因是一个文明对自身和自然的认知的一种表现。可以说，当一个国家体系形成的时候，技术上可能已经达到要求了，可是还需要人文因素推一把。

比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中国文明、古印度文明，都曾经有过封建社会时代，但是四个古文明对封建制度的处理在细节上却有些不一样。另外，在神权与政权的处理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都知道古中国的政权早早地就跟神权脱离开了，也几乎从未打过宗教战争。

这些差异都是因为受了当地人文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为后来四个古文明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埋下了伏笔。这些因素是应该被考虑到文明发展中的，对一个文明的内在有深刻的影响。如果我们一味地用数据去描绘一个文明，会发现描绘出的文明缺少灵魂。

东西方对待文明的许多观念多是互补的，比如西方的数据和案例分析，为东方学者打开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地理因素影响文化这个思路就是明显的西方思路，很好地解释了许多文化上的特色。比如中国在明清时代为什么会逐渐保守？因为中国地处的环境周围要么环海，要么环绕难以逾越的高原和高山，封闭的环境让中国文化逐渐变得保守。

但这也只是原因之一，现代智人早在一百万年前，就跨过了这些地理上的险阻，从西亚来到东亚。为什么到明清时代，反而还不如那些穿着兽皮、用着简单工具的原始人有开拓精神？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明清时代对政体的把控趋向于保守，跟宦官和文臣集团的斗争没太大的关系。而明清时代的统治理念基本上是“外儒内法”，这些政治思想的起源来自轴心时代对人类社会的思考，是一种特殊人文的表现。

比如清代的皇帝其实知道欧洲的存在和那里发生的事，他们之所以不给来通商的欧洲人好脸色，是因为这些欧洲人有的赶走了自己的统治者，甚至有的把自己的统治者送上了断头台。对于清代统治者皇帝而言，他为什么要给英国这群反贼好脸色？

严防欧洲人跟清帝国的臣民接触，也是因为满清王朝一直有“防汉”的意识，就怕汉族人造反。清代皇帝没有那么昏聩，也没有那么思想落伍，只不过是看待问题的立场与欧洲人不同，利益的出发点与欧洲人不同而已。

但是这些统治观念和统治者的立场，又确确实实受客观地理因素等影响，比如封闭的地貌，才让轴心时代的中国学者去思考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应该说翔实的数据和人文因素的影响，这两种观点是相辅相成的，能互相从对方身上找到解决问题的灵感。

一、愚蠢和短视的答案

《枪炮、病菌与钢铁》主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当今世界文明的差距会这么大？当今世界各个文明的处境有的强大，有的弱小，有的国家福利很好，有的国家的人民却连温饱都成为奢望；还有的国家稳定，有的国家动荡，有的国家曾经强大过现在却弱小，有的国家以前弱小现在却强大。

这些肉眼可见的差距，大部分都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深挖的话可以挖到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形成之初的处境，就为今天他们各自的处境埋下了伏笔。文明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为什么是欧洲人殖民美洲，而不是美洲人殖民欧洲？

该书的书名，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枪炮、病菌与钢铁》，其实是三个元素的代称，枪炮对应的是战争，病菌对应的是疾病，钢铁对应的是技术。这三者是影响文明走向的重要因素，战争促成的文化融合，远比文化交流促成的融合要更快；而疾病是自文明产生之后，人类的最大敌人；技术则是催生文明的力量，也是一个文明是否可以更进一步的关键。

在《枪炮、病菌与钢铁》这部书发布之前，西方对文明之间差距的主流观点，基本上都是种族主义，认为欧洲人比起非洲人和美洲土著人更聪明，天生就具備优越性。作者贾雷德在开篇就批判了这种观念：“今天，西方社会中的一些角落里可以听到公开谴责种族主义的声音，然而许多（也许是绝大多数）西方人私底下或者潜意识里仍继续认可种族主义的解释方法。在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仍有人公开提出此类解释，而且不带歉意。”[1]

《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成书于1997年，如今20多年过去了，西方对于种族主义的论调依旧存在，且是一个在西方社会广泛被认可的观点。种族主义的论调由来已久，理论支撑来自达尔文的演化论，特别是当欧洲人看到非洲人、美洲土著人和澳洲土著人的时候，他们起初肯定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同样是人类，却有如此大的差别？

后来欧洲人为了安心进行血腥的殖民活动，就自我安慰式地对自己人说了一个谎言，这个谎言就是在演化论包裹下的种族主义。再后来也不知道是为了对美洲土著人、澳洲土著人、非洲人具有统治和奴役的法理，还是这个谎言他们连自己都相信了，总之在那个血腥的殖民时代，种族主义就是先进学说，一直到现在都具有很高的影响力。比如有些欧盟政客在2020年的时候，说新冠疫情是“黄种人的病”，可是新冠疫情也没见得饶过了白种人。

贾雷德还说：“我反对此一种族主义的解释，不仅因为这种解释令人作呕，更重要的是，这个说法根本就是大错特错。各族群间即使的确存在发展程度的差异，但是并没有可靠的证据可以证明各族群间有智力的差异。”[2]

笔者也认为，看待自然生物演化过程的时候，可以用演化论，而在描述人类文明和社会的时候再用这样的理论就有些不合时宜。因为人类文明正呈现出越发展越脱离自然的现象，就目前来说我们还离不开自然，我们还需要石油还需要各种矿物质，但是如今复杂的人类社会，已经展现出与自然格格不入的状态。

比如金融、法律这些产物，自然中有金融杠杆吗？油田会因为人类的一顿操作，储量成倍增加吗？法律更是人类社会复杂化的产物，从来只有人类遵守法律，而自然什么时候遵守法律了？自然只遵守规律，它是因规律而生，而不是自然发明了规律。

所以，看待人类社会的时候，不应该单纯地用演化论的目光，演化论可以解释人类社会的一些现象，但并没有办法完全解释人类社会。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人文的目光，来看待人类社会的问题。笔者也不记得是看书还是听朋友说起过一个观点：应该把出土的第一块自愈的人类骨骼所在的年代，定义为文明的起源年代。

一直以来，人们对文明的起源众说纷纭，有说是从学会用火开始，有说是从学会用工具开始，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如果某个古文明遗址出土了一块愈合的人类骨骼，那这块骨骼所在的年代，才更像是文明发源的年代。这块骨骼说明有人在受伤丧失了采猎能力后，伤者受到了家人或者说族人的照顾，直到痊愈为止。人与人的互相帮助，才应该是人类最该引以为豪的行动，才是社会的生发基础。

这也是为什么笔者一直在说，看待一个文明要有一定的人文关怀的目光，在华夏的文化体系里，早早地就在思维上将人类和禽兽区分开了。人类之所以区别于野兽，是因为人类更文明，更文明是知道穿衣服、吃熟食，不要让同胞暴尸荒野，还知道人是有底线的，是可以互相帮助的；一些事情禽兽可做，人却不可做；一些事禽兽不懂，人却懂。

在解释各大洲现在的差异的时候，用演化论这样纯粹的理性思考并不恰当，把自己同胞分成三六九等，在人格上分出高低贵贱来更是一种愚蠢和短视，跟古代封建时期的思想没多少区别。

既然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大区别，可是如今各个大陆的文明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有学者解释说，这是地理环境造成了文明之间的差异。这个解释乍一看是说得通，但是只解释了一部分，比如中国自古以来的生产方式是以农业为主，是典型的农业文明，而欧洲则自古以来是以商业为主，所以产生了跟农业文明相差较大的文化。

这两个文明的形成基本上是由地缘因素造成的，前面说过中国的地形比较封闭又有些平坦的平原，所以适合发展农业。而爱琴海土地贫瘠，相距不远的岛屿为经商提供了便利的地理条件，人们为了生计，所以发展了商业文明。

但是也有很多案例没办法以这一理论得到太好的解释，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土地也不贫瘠啊，又是现代智人的发源地，按理说这里的居民应该有巨大的先机才对，但是文明程度却为什么远不及亚欧大陆？

如今世界主要的兩个文明体系，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发源时间上是大致相同的，都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文化。可是现代智人在4万年前就到达了澳大利亚，在13000年前才到达了美洲。南美洲发展出了君主集权制的社会，而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为什么却还停留在采猎时代——非常原始的社会中？

这个例子就好像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早发展了两万年，可是东方文明的文明程度却远超西方文明一样，是几乎不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可这样的情况确确实实在澳大利亚和南美洲发生了，用地缘解释的话是没办法完全说得通的。

澳大利亚孤悬海外，可是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南美洲也非常封闭，南北美洲之间只有巴拿马地区相连接，这个连接处只相当于一个大陆桥，对于古代南北美洲的交流，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而且澳大利亚的金属资源非常丰富，土著人却依旧在使用石器，这更令人费解。

单用地缘关系来描述文明之间的差异，有很多问题很难说得通。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文明之间的发展天差地别？

二、农耕的形成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的历史开始于700万年前的一群非洲古猿，经过了几百万年的演化，人类先是可以直立行走，给脑容量变大创造了条件。直立这个过程对人类来说非同小可，四脚着地的动物整个身体就像是一条横着的竹竿，头部在“竹竿”的前端，如果脑容量增加一点的话，就会影响竹竿的平衡。

人类为了预防来自野外的危机，逐渐直立起来后，就像是变成一根竖着的竹竿，头部在“竹竿”的顶端。在这样的状态下，顶端加一些重量，不会太影响整个身体的平衡，于是人类的脑容量经过几百万年的演化越来越大。

主流的假说是在180万年前，人类从非洲出发，开始了迁徙到各大陆的旅程。180万年前人类就到了东亚，50万年前人类到了西欧，4万年前人类从东亚到达了澳大利亚，13000年前人类到达了北美洲。

新的研究发现，人类似乎经过两次大迁徙，第一次大迁徙在180万年前就来到了东亚。现在许多新石器时代的文明遗址，比如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蓝田人（距今约80万年）、北京人（距今约50万年）都是在那次迁徙出现的。但这次迁徙最终却因为7万年前的一场大型火山爆发失败了，当时各地的人类族群，出现了大批量的死亡。

在7万年前的那场巨大的灾难过去以后，人类开始第二轮迁徙，这轮迁徙才引发了四五万年前人类的跳跃式发展。主要的表现是有了系统化的语言，加强了沟通的能力，这个时期的代表文明，比如山顶洞人（距今约3万年）。

不管人类只是迁徙了一次，还是迁徙了两次，人类都是在4万年前到了澳大利亚，在13000年前到达北美洲。这个时候，各大陆上的文明并没有多大的差距，澳大利亚人和北美洲人虽然涉足文明较晚，但是迁徙过去的人类，也把先进的捕猎技术带去了这两片大陆，这直接导致美洲和澳大利亚大型动物大量被灭绝。

现在的主流观点认为，人类在到达亚欧大陆的时候，捕猎技巧还比较原始，所以只捕杀光了亚欧大陆一部分的大型生物。更多的大型动物在漫长的历史中被人类驯化，而人类到达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时候，捕猎技巧已经非常先进，那里的大型动物还来不及被驯化就被捕杀光了。

《枪炮、病菌与钢铁》成书于1997年，从该书发布到现在，关于人类的早期历史又有了些新发现。以上关于人类的早期历史的描述，大部分来自《枪炮、病菌与钢铁》，因为相关描述很长，所以笔者作了总结，而并非直接摘取；还有一部分相关描述被笔者将其作为补充，添加了一些新发现的早期人类史。

各大洲的文明出现明显差距是从农耕的出现开始的，关于农业时代的开始时间，不管是成书的1997年还是现在，人类史学家们都认为农业开始于11000年前到13000年前。这个时候最后一个冰川期结束，大陆上大量的冰雪融化，洪水将大量的土壤带入平坦处，逐渐形成了平坦的耕地。

在世界的几个古文明的神话传说里，都描绘了大洪水的情景，这些描绘大概就是对冰川融化时期的描述。农业生产的展开对人类的第一个影响是定居，这个我们现在看似简单的变化，却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许多采猎社会的人四处游走，搜寻野生的食物，但农民必须待在田地和果园附近。如此一来，田园附近人口密集，妇女的生育间隔也将变短。采猎社会中的母亲，在营地迁徙之时只能带着一个孩子和几样随身物品，除非孩子大到走得快，跟得上族人的脚步，否则难以再生养下一个孩子。流动的采猎族群的小孩，兄弟姐妹的年龄差距大概是4岁……而定居的族群无需携带幼子长途跋涉，因此生养无数。一般农人的生育间隔是两年，约为采猎族群的一半。

“定居生活的另一个结果是人们可以储存多余的食物了。若是四海为家，没有人能守护粮食。……而储存的食物不但可以供养不事生产的专家，还可以养活整个城镇的人。”[3]

这些所谓“不事生产的专家”，既包括会烧制陶器、冶炼金属的工匠，还有官僚和职业士兵。如果一直处于采猎状态，每日不停地奔波，陶器冶炼等这些具有专业性的技术是很难生发的，首先是因为这些技术要有足够的试错机会，而且窑炉之类的设备根本没办法随着采猎部落的迁徙被带走。

人类早期的每项技术，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技术在最初生发的时候都不可能有明显的指向性，往往通过一些观察和发现的积累，逐渐形成了一项技术。而技术在正式形成之前，总是要有试错的过程。比如陶器，一开始人们应该已经发现黏土在湿润的时候容易塑性，而干燥后依旧能保持其形状。

在烧制陶器之前的器皿，很可能都是利用自然风干塑形后的黏土，来获得一些日常用品。这样的用品不耐用，制作周期长，人们渐渐地才发现可以利用火烤，来减少这个制作周期，而且被火烤后的黏土格外牢固。人类的第一炉陶器烧制出来之前，肯定经历过很多次尝试，比如尝试火温，尝试如何增加烤炉的密闭性，尝试烘烤的时间等等。

如果没有充沛的食物和定居生活，是很难完成这些尝试的，可以试想整个族群的每个人天天都要出去打猎或者采摘，哪有时间和精力研究陶器？更关键的是尝试这一关，需要很大的成本，如果经常迁徙的话要不断地建新炉子，不断地寻找有黏土的区域。可能刚建好炉子，刚找到黏土，又要开始迁徙了，这样积累经验的速度太慢，或者根本就完不成积累。

关键是成本很大，还很难取得成果，毕竟制陶技术在成熟之前，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定居生活为许多技术的发展都提供了先决条件。制陶等技术应该是在定居之后才形成的技术，是人类用火的技术成熟的表现，为以后炼制青铜提供了技术支持。

拥有农耕技术的文明也开始过定居的生活，开始定居的文明各项发展都一日千里，很快就把还在采猎的文明抛在了身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澳大利亚有那么多金属，但是澳大利亚土著人却还在使用石器的问题。因为他们中大部分人都还处在采猎的文明阶段，温饱都困难，哪来的精力去尝试冶炼金属？

像制陶、冶炼金属等这些技术，都应该算是农耕技术的衍生品，有了足够的粮食，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才有精力去追求生活品质，对生活中的用品才有了要求，对生活的品质才会有要求。

但这又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既然文明的初始条件都差不多，为什么有的文明选择了农耕？而有的文明却没有选择农耕？比如新月地带也就是两河流域，为什么会早早地就出現了农耕技术？而为什么澳大利亚土著人在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到达这片大陆的时候，他们中大部分都还没有进入农耕时代？

贾雷德在书里列举了几个出现农耕的因素：第一，可获得的野生食物越来越少；第二，随着可驯化的野生植物变多，驯化植物的回报越来越多；第三，生产食物的技术不断改进；第四，人口密度上升与食物生产兴起的双向关联。[4]

其实当局者迷，在农耕与采猎开始分化的年代，人们并不知道农耕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对他们的后代而言意味着什么。只是有很多部落的人们发现，随着人口和部落的增加，能打到的猎物越来越少了，能采摘到的食物也越来越少了。这个时候他们还发现，在之前丢弃垃圾的地方，竟然长出了许多食物。稍一观察，人们就应该能发现，这些食物跟原先丢弃的种子有密切的关联。

光有这些发现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生存的压力去推动发展农耕技术。人类的农耕文明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最早发生农耕的新月地带、中国黄河流域等这些地方，都不是地球上最肥沃的地方，只能说是相对适合农耕的地方。

以我国为例，南方地区的高温天数多，从理论上而言应该更适合种植农作物才对。比如常熟这个地方，就是说粮食经常处在成熟的状态。但是农耕条件好的长江流域反而比农耕条件相对差的黄河流域，进入农业时代的时间要晚！

这是因为黄河流域食物不如长江流域充足，在很早的时候黄河流域的部落，就渐渐地难以采猎到足够的食物了，所以被迫开始钻研新的生存技巧。这是自然环境对文明发展的一种逼迫，容易获取食物的地方，没有感受到这种逼迫，所以进入农耕的时间较晚。比如我国岭南地区，在秦汉时代才开始被政府开发，而此时北方地区的农耕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了。

所以，发生农耕的主观原因，是能采猎到的食物越来越少，而部落所在的地域又相对适合发展农耕。客观原因，就是部落的所在地和周围，有大量可以被驯化的植物。不符合这些因素的，比如长城以北，则发展出了以畜牧业为生的游牧民族。

生存是很多文明现象的出发点，不管是采猎还是农耕，都只不过是填饱肚子的一种手段。农耕在最开始的时候的产出，不一定比采猎高多少，不然的话如果农耕一上来就丰衣足食了，而采猎还饥一顿饱一顿，采猎的人又不傻，一定也会马上去选择农耕。那么大家都农耕了，文明之间自然也不会存在这么大的差异。这跟实际的情况不符，那么农耕的发展一定不是一个在短时间内就完成的过程。

“在发展食物生产的早期阶段，人类一边寻找野生食物，一边种植作物。后来作物的比例逐渐加重，各式各样的采集活动于是被一一放弃了。这个过程是渐进的、逐步的，因为生产食物系统的演进，是由许多关于如何分配时间和精力的决定共同造就的。”[5]

农耕的过程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应该是以农耕和采猎相结合的生存模式。在农耕技术不断发展，被人类驯化的植物逐渐变多之后，农耕的产量才明显高于采猎。而此时在农耕与采猎之间已经出现了断层，还在采猎的部落就算很羡慕农耕的收获，可是在漫长的时光中农耕技术已经成型，采猎的部落就算有心学习也不知从何学起。

比如两个同时出生的孩子，一个一直待在家乡，连村子都没走出去过；另一个则早早地离开村庄在外面闯荡，最后成为富翁。当两个人重新见面的时候，一直在村子里的人自然会羡慕成为富翁的人。但因为两个人一直没有联系，待在村子里的人只看到了另一个人成为富翁这个结果，因为羡慕想要学习，却不知道从何学起。这时候采猎部落再想成为农耕部落就比较困难了，他们需要学习农耕的技术，还要逃避农耕文明的攻击。

最后一个因素，是人口与食物生产的双向关联。前面说过，农耕给人类带来的第一个巨大的改变就是定居，而定居使得人口开始集中，生育的机会也变得更多。储存下来的食物可以养活更多的人，而更多的人又需要更多的食物，就需要加大农业生产的力度，从而储存更多的食物，更多的食物则又会养活更多的人。如此，农耕文明族群像是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由此，产生农耕的逻辑链就基本上厘清了，这比一些神话故事中的描述和一些带有明显臆想的猜测更可信。毕竟很多神话故事，都添加了许多后来人的设想，都有些想当然的成分。比如神农尝百草的故事，这应该就是对农耕产生的神话描述，顺序应该是神农氏先发现了一些东西是可以吃的才拿来耕种，而不是神农氏在尝百草的时候，就有了明确的农耕概念。而且神农尝百草应该是很多代人、很多年的一个积累描述，不应该是发生在一代人之间。这样的逻辑观念，会让我们对远古的祖先有更贴切地了解，但这并不影响神农氏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所谓“炎黄子孙”的“炎”就是神农氏，用新思路去思考这些问题，并不会影响自己是“炎黄子孙”的定位。

农耕的出现，让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食物增多了，不再过着那种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可是农耕的技术为什么只在部分地区普及了？按理说采猎部落在见识到农耕部落的成果后，应该也会马上发展自己的农耕技术才对，虽然不是一两代人就能有明显的成果，可是他们已经见到成果是什么样子了，有了明显的发展方向才对。

正如有物理學家所说，在原子弹制造出来之前，最大的困难不是如何造？而是能不能造出来？那时候的物理学家普遍没有信心能在短时间内造出原子弹，而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造出来之后，很多国家一窝蜂都会造了。当时还有人认为后发国家用间谍偷取了美国的技术，可是现在我们知道，原子弹的理论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将理论运用在实际中。美国的原子弹给了后发国家很大的启发，起码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过程。

但是早期的农耕文明却只集中在那么几个地区，比如说地中海周边和黄河流域。换言之，为什么农耕文明没有迅速地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为什么尼罗河流域已经农耕了几千年，而非洲南部地区的农耕却起步很晚？

三、农耕中的主动性

贾雷德在书中提出过一个疑问：最初的农民连农作物都没见过，他们是怎么想到要去驯化植物的？

人类已经采猎了那么多年，为什么就有人突然想到去种地呢？就好像一个人从事了一个行业半辈子，他的祖祖辈辈都在从事这个行业，赚得不多但是起码有口饭吃。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到中年了，怎么就突然会想到改行？

前文中说过，人类农耕的生发原因，有环境逼迫的因素。但是生存变得困难的部落，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迁徙，而是会选择尝试陌生的农耕？毕竟迁徙去别的地方狩猎，这种操作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很娴熟，而农耕却谁都没有什么把握。

这就要说到在前文中提到的客观原因，部落所在的周围有很多植物适合被驯化，这是发生农耕的另一个契机。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算是有农耕的想法，而没有农耕的条件，这个想法也很难得以实现。况且在采猎部落里，甚至不可能出现农耕的想法，就像是做了半辈子的厨师怎么会突然想去做个电焊工？如果部落周围的自然条件也不好，就更不可能发生农耕了。

说到这里就涉及另一个问题：农耕的发生，是首批农民“无心插柳”的结果吗？

这好像是一个说得通的假设，采猎部落的人都会有一个扔东西的垃圾场，比如一些熟过头腐烂了的食物，或者一些只能吃果实却不能吃种子的食物。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发现，这个垃圾场竟然长出了一些他们曾经丢弃过的食物的幼苗。这个过程被人们观察到，他们自然会思考这是为什么？然后就有了种植的想法。

古代人的确没有农耕的概念，甚至许多现在被我们认为常识性的知识，他们也不具备。但是古代人却跟现代人一样聪明，在采猎时代，人类的大脑容量反而比现代人还大。因为那个时候的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比现在多，比如哪些果实能直接食用？哪些果实经过处理后才能食用？该如何狩猎？该如何制造工具？

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现代人只需要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了，而现在大部分人获取食物的方式就是购买。距离食物的自然状态最近的时候，或许就是淘米的时候，直接买来成熟的大米下锅。小麦就更夸张了，现代住在城市里的人已经基本上见不到小麦的样子，直接接触到的就是馒头和面粉，或者其他的面食。

如今的狩猎变成了饲养场，有专业的人在做这个工作，制造工具的过程更是变得五花八门，光学习使用工具的过程都变得很漫长很复杂。现代人要操心的事物变得单一，不再是采猎时期那么全面，所以脑容量反而变小了。

只用脑容量这一个参数，虽然不能完全确定一个时期人类的聪明程度，但是这起码为远古时代的人思考问题提供了先决条件。既然远古时代的人并不笨这是人们的共识，所以，他们通过观察有了种植的想法，这个假设是说得通的。不过，贾雷德却在书中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以人类驯化杏仁为例，如果驯化过程是无心插柳式的过程，那么“他们既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怎么会把有毒的杏仁改良成安全的食物呢？”[6]苦涩的杏仁里含有微量的毒素，吃多了可能会毒死人，这确实很难出现“无心插柳”的现象，毕竟“再无心”也要有“折柳枝”的动作，也就是跟杏树接触的过程。贾雷德认为，野生状态下的杏仁，大部分都是苦涩的，不应该是早期农民的驯化对象。

笔者从自身的认知出发，认为贾雷德找的这个例子不是很好。关于这一点，应该与东西方的饮食习惯不同有关系，在笔者的家乡杏子分两种，一种是杏仁发苦但是杏子个头却大，果肉多；一种是杏仁好吃，但是果肉却少。

那么最初农民对杏树的驯化，是不是也有出于获得更多果肉的考虑？起码在笔者的印象里，对杏的主要要求就是吃果肉，而对西方人而言，杏的主要功能似乎就是提供一种坚果。当然杏仁我们也会食用，不苦的杏仁可以直接食用，而苦的杏仁经过晒干、烘烤等处理后其实也能食用。

特别是北方地区在春天的时候，有一道叫“渣豆腐”的美味，必须要用苦杏仁才香。这些饮食习惯并不是现在就有的，如果古代人或者远古时代的人都认为杏树的最大用处是杏仁，那么现在应该早就没有栽种苦杏仁的杏树了。根据现实观察到的情况，应该是古代人认为杏树的果肉也是杏树的一个很重要的收益，才培育出了杏仁是苦的、而果肉较大的杏树品种。

所以，笔者认为，是不是我们跟贾雷德的饮食习惯不同，才发生了认知上的分歧？比如对我们来说，苦杏仁经过处理后是可以食用的，而贾雷德的观念却是苦杏仁是有毒的，是不可以食用的。那么对贾雷德来说，远古人类会接触苦杏仁，就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笔者还认为，对杏树的驯化，不仅仅是因为果肉或者杏仁的食用价值，还因为采猎时代的生活是很艰难的。现在人们几乎每个月份都能吃到各种水果，可是远古时代的人呢？他们没有大棚，也吃不到热带的水果，所以相对来说早熟的杏，很可能就是他们的一顿美味。

杏的成熟时期在六七月份，跟麦子的成熟期差不多，这是我们现代人的概念，现在的麦子经过这么多年的培育，不管是产量还是抗病能力都有了显著提高，可以作为主粮了。可是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以谷子为主粮，而谷子的成熟期大概从九月份到十月份，而六月、七月、八月这几个月份是最青黄不接的时候。

储存的粮食快要吃完了，新种的粮食还没有到收获时期，那么在这个时候成熟的杏子就不只是美味这么简单了。我们都知道杏不能多吃，但不是不能吃，在饑饿的情况下，这就是好东西。

贾雷德后来在书中还举过草莓的例子，这个例子似乎能更能体现他想要说明的观点。从罗马时代就开始尝试驯化草莓，可是效果很不理想，到了近代有了温室设备后人们才正式驯化了草莓。

因此贾雷德认为，农耕时代的开启并不全是因为“无心插柳”，还应该有农夫一些主动的行为。比如草莓，野生草莓太小，想要吃个痛快就要自己培育，可总是不成功，但人们一直没有停止对它的培育，终于到了近代才总算成功了。

笔者认为，不管是驯化杏仁还是驯化草莓的例子，都离不开人们对食物的渴望。现代人，特别是可以对早期人类侃侃而谈的我们，早已经忘记了饥饿的感觉，而饥饿应该是远古时代人们的家常便饭。那种滋味并不好受，只要经历过几次饥饿，那么如果有办法、有条件，肯定不希望这样的感觉再次出现。

这是一个“穷则思变”的过程，不能只用自然条件和地理条件来衡量农耕文明的主动性。既然观察到了作物的生长规律，那么为了获取更多的食物，是不是就会尝试着帮作物增加产量？只不过这样的推导有些唯心，以现代科学的研究方式来看的话，似乎缺少证据链，只能做思想实验。

既然农耕有主动性，那么现在我们种植的主要农作物，基本上是经过农民的挑选和自然环境双重因素下的结果。比如豌豆，野豌豆在发芽的时候需要破荚而出，豌豆演化出了让豆荚爆开、让种子落地的基因。但是有些豌豆会发生基因突变，豆荚不会爆开，于是种子就一直被包裹在豆荚内，和亲株一起老死。而人类方便采集的，则是豆荚没有爆开的豌豆，于是人类给豌豆做了一次基因筛选。

这个过程的主动性是人类寻找食物的过程，自然环境的因素，是豌豆的两种不同基因形态，两者共同构成了豌豆的驯化过程。贾雷德在书里以橡实为例，阐述至今难以被驯化的橡树，是橡树长得太慢，决定橡实味道的基因变化多端，才导致人们一直在尝试驯化橡树，却一直没有完成驯化过程[7]。但是这个驯化过程依旧在继续，并不是“无心插柳”的状态，静等着橡树发生变化，变得适合种植。

这些例子，都是贾雷德想要证明人类在农耕中发挥的主动性，跟前文中的自然因素相结合，才是农耕得以展开的根本因素。他在《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和翔实的案例来介绍农业的形成，因为现在我们觉得农耕没什么，但是在远古时代农耕是一项尖端技术！对这项技术来龙去脉的探索，会让我们对人类技术的发展有更精确地理解。每一项技术的发生都有人的主动性在里面，也有因地制宜的成分在发挥重要的作用。而每一项突破性的技术，对人类的改变又是巨大的，当年农耕技术的形成对人类产生的影响，不亚于原子弹的出现对人类产生的影响。

前文中说过，农耕让人类开始了定居生涯，增加了人口密集度，让人类社会的政治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子弹的出现，让人类有了威慑和互相威慑的政治模式，它为人类提供了一项几乎取之不竭的能源，现在已经开始在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在未来的改变还会更大。

有了这样的概念，就可以回答前面的问题了，之所以有的地方出现了农耕技术，有的地方没有出现农耕技术，就是由人的主动性和自然环境两个因素造成的。

有的地方很难找到容易驯化的植物，所以迟迟没有发展出农耕；有的地方物产丰富，人们不缺食物，所以缺少生发农耕的主动性。像这两类地方都很难发展出农耕技术，前者比如长城外的草原，后者比如古代中国的南方地区。

于是，文明在此处开始出现了差异。发展农耕的文明具备了一定的优势，而且这个优势在不断地积累。没有发展出农耕的文明，则开始落后于时代，而且一步落后则步步落后。

可是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算是发展出农耕技术的文明也有先后之分，为什么会有时间上的差异？按理说只要符合主动性和自然因素两项标准，就能出现农耕技术的话，应该在一个时代里，会集中出现大批农耕文明才对。毕竟人类的智力相当，没道理出现这样的问题：同时期的亚洲人想到了，而欧洲人没有想到啊？

四、农耕技术的时间差

要回答上面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尽量了解远古人类所处的生存条件和他们的需求，有这样的意识，有些问题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农耕技术在远古时代是相当复杂的一门技术，很多文明一只脚都踏进了农耕技术的门槛里，但最终还是没有完成向农耕文明的转化。原因也很简单，农耕技术对植物的驯化，不是完成对一种植物的驯化就行了。

为了描述好这个问题，贾雷德用新月地带跟古代北美洲农业作了对比，首先他阐述了新月地带的优势：第一，该地区属于地中海气候，冬季暖和、潮湿，夏季漫长、炎热而干燥；第二，许多作物的野生始祖繁盛且多产；第三，雌雄同株自花传粉的植物比例很高；第四，除了可驯化的植物资源丰富，还有许多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可供驯化；第五，那里的采猎生活形态相形之下竞争力较弱。[8]

我们都知道气候对农业的影响，前文中提到的常熟就是一个例子。贾雷德研究过地中海气候在农耕方面的优势：“在地中海气候区中，亚欧大陆西部的气候最为多变，每一季、每一年的差异都很大，这种气候差异有益于植物群的演化，特别是一年生植物。物种繁多，一年生植物也多，这两项因素的结合，意味着亚欧大陆西部的地中海气候区拥有最多种的一年生植物。”[9]

“就海拔而言，从地球上海拔最低处（死海）到海拔18000英尺的高山（接近德黑兰的海拔）都有。……与高山相邻的，有平缓的河谷低地、泛滥平原和有灌溉农业的沙漠。……海拔高度多样，这也意味着可以交错收获：比起低海拔植物，高海拔植物较晚结籽。因此，采猎族群可稍后前往山里采集成熟的种子。若收获季节集中，就分身乏术。”[10]

第二个和第三个优势都是在说新月地带的物种繁多，这里可提供淀粉的作物有二粒小麦、单粒小麦、大麦，还有可以给人类提供蛋白质的兵豆、豌豆、鹰嘴豆、苦野豌豆和可以提供纤维的作物亚麻，这些作物构成了一个完成的农业体系。

第四个优势则让农耕的效率变得更高，比如说对牛的驯化，由此有了耕牛。那时候的耕牛就相当于现在的耕地机，如果没有牛就只好自己刨地，要付出数倍的劳动，才能达到有耕牛的劳动效果。第五个优势之前已经说过了，只有在采猎部落的食物不是太够的时候，才会考虑农耕。

相比而言，美洲农业的情况就不是很乐观，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美国东部驯化了4种植物，分别是南瓜、向日葵、假苍耳、藜菜。南瓜我们都熟悉，现在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南瓜最简单的吃法是蒸着吃，或者炒嫩南瓜，南瓜大概是在16世纪传入中国，中国的饮食文化立即丰富了其吃法。但是美洲的原住民可没有中国这么深厚的饮食文化，又加上以前的南瓜跟现在也有区别，所以南瓜在美洲的原住民眼中，主要的作用是容器，南瓜种子才是食物。

向日葵就不必多说了，也是吃种子：葵花籽。假苍耳大部分北方人应该都见过，虽然它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晚，但是适应性强，很快遍布北方的乡野。学名叫假苍耳，各地都应该有各地的叫法。只是把假苍耳的种子当作农作物的话有点勉强，因为它的种子太小了。

藜菜在国内也有，我们比较熟悉的灰菜就是藜菜的一种，是比较常见的野菜。种子也很小，但同样也被美洲原住民当作一种作物。这4种作物实在无法满足人们日常的营养摄入，葵花子和南瓜子虽然好吃但是吃不饱，其他那两种比芝麻还小的种子，也没有太大的实际用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美洲的农耕技术都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没办法让农耕技术再进一步从而供应足够的食物。但又聊胜于无，必须种这4种植物生活才会好一点儿。

直到公元元年左右的几百年里，美国东部又驯化了蓼草、五月草和小粒大麦，这里的原住民才正式进入农业时代。蓼草在国内也有，成熟后会结出几个像谷穗一样的草穗，但是草穗的个头不大。种子比起藜菜和假苍耳的种子要大一些，但是数量远不如谷穗。五月草的种子也不大，只有小麦种子的十分之一左右。

虽然美洲这7种作物构成了一个还算完整的农业体系，但是比起新月地带的8种作物，这里的作物也太可怜了。是美洲的原住民不想驯化更多的农作物吗？也不是，这里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合适的作物。因为农作物方面的凋零，这里一直没有建立太庞大的政权，直到玉米传到这里，这里的原住民生活才好了起来。而早早就开始种植玉米的南美洲，却有足够的条件建立了几个庞大的帝国。

在远古时代，北美洲跟新月地带的距离很远，首批到達北美洲的居民还没有具备农耕的技术。所以，虽然新月地带的农耕开始得早，但是古代北美洲东部的农耕技术，并不是从新月地带那里学到的。

可见在文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就会达到领悟农耕技术的条件。按理说北美东部的原住民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就开始总结农耕技术了，这也算是挺早了，可是400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农耕技术还非常低端。这是因为北美洲东部的原住民遇到了“地狱开局”，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现实将他们的努力踩在脚底。

人类日常的饮食，起码要有豆类或者营养价值类似的植物，补充人体所需的氨基酸，也就是蛋白质。还要有小麦、玉米这类的主食补充人类所需的淀粉，也就是葡萄糖类的能量消耗。这两类植物是人类必不可少的食物来源，另外还要有一些水果和蔬菜这样的作物让人类摄取维生素。

从采猎时代开始，人类就很喜欢吃一些植物的种子，因为这些种子大部分的营养成分是淀粉，人的消化系统很容易就能将其转化成葡萄糖。我们现在吃一个馒头获得的能量，要吃是馒头十数倍重量的水果，才能获取同量的能量。因此人类在发展农耕技术之初，就会着重培育可以产出大量淀粉的植物。

至于蛋白质的来源有很多，豆类里面有，主食里面也有。一些缺少豆类作物的农耕文明，也可以从动物的肉、内脏和鱼类等食物里获得。其实水稻最先出现在黄河流域，但并没有在北方大量种植，后来长江流域却大量种植了水稻。除了一些地域上的因素，还因为水稻的蛋白质含量较少，无法满足人体对蛋白质的需求，所以北方一般会种小米和豆类作物。长江流域之所以种植水稻，是因为这里渔产丰富，而鱼肉里面就有大量的蛋白质，可以弥补水稻的不足。长江流域选择种水稻，就是人类对微量元素的摄取所作出的取舍。

古人们并没有蛋白质、葡萄糖这样的概念，但是他们却可以通过对饮食的总结作出对食物的取舍。如果驯化的农作物不能解决氨基酸和葡萄糖的问题，将不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农业体系。

就像前文中所说，就算文明一只脚跨进了农耕时代，但是因为文明的周边地区没有足够可以驯化的植物从而形成一个完成的农业体系，这个文明也很难进入农耕时代。就算是有了完整的农业体系，像古代北美洲的农业体系那样薄弱的情况，也会让这里的农业难以得到长足的发展。

在远古时代有那么一个时期，可能很多文明都驯化出了一两种植物，可是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农业体系，这个文明进入农耕时代的行动便由此夭折了。形成了完整农业体系的文明则是幸运儿，预示着文明周围有丰富的可驯化植物。

到这里就几乎可以回答之前的问题了，农耕技术之所以只在部分地区产生，是因为这一部分地区可供驯化的野生植物比较全面。到这个时候，有的文明随着农耕技术的不断积累，发展出了全面的农业体系，在农耕时代产生了更先进的文明；而有的文明则在这个过程中再次被淘汰，文明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

农耕技术其实还带来了一系列的技术进步，比如铁器的出现，而之后出现的钢铁在让农耕的效率更高的同时，也让战争变得更有效率。从此之后，技术从“自启性”的发展模式，变成了“互相采借”的模式，这又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五、第二次筛选：驯化技术

不可否认，文明的发展在早期的时候有运气的成分，亚欧大陆的文明能一枝独秀，关键还是因为这个大陆比较全面。如今的北美文明，可以被看作是欧洲大陆的延续，原先的北美原住民的文明已经很微弱了，所以，现在世界文明的源头都是亚欧大陆向外地传播。

亚欧大陆的优势非常明显，不仅有丰富的野生植物可供驯化，还有可供驯化的野生动物。驯化野生动物的过程，应该跟驯化野生植物的过程差不多，是人类对蛋白质的追求，对美味肉食的向往，才让人们产生了驯化的想法。

所以，贾雷德将驯化植物和驯化动物的过程，称为“食物生产的兴起”，一直到现在，我们的食物来源也都来自农业和畜牧业。在几万年之后，遥远未来的人类给古代人类划分时代的话，从农业生发那一刻到现在，都会划在农牧业时代里。

去年中国公布的人工淀粉合成技术，还有现在还是假设的人工制肉技术，才可能是终结这个时代的技术。人工淀粉合成技术，是用二氧化碳和水合成的淀粉，完全区别于利用植物的新陈代谢合成的淀粉。这项技术生成淀粉的效率更高，批量生产的话成本应该比传统农业更低，毕竟二氧化碳和水到处都是。最关键的是节省时间成本，从此农业跟季节、昼夜、自然灾害这些影响农作物生产的因素就要说再见了。

至于人工制肉技术现在还只是个假设，如今市场上的人造肉其实是一种豆制品，跟真正的肉类还是有区别的。笔者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科幻设定，理想的人工肉类是在培养液中利用肉类细胞的快速分裂生成的。这样的肉类跟我们现在吃到的肉类无异，而且可以想吃哪种就可以培育哪种。比如有人想吃鸡腿肉，那么就可以迅速培育出鸡的腿部，这样也省去了动物利用新陈代谢形成肉类的过程。

只不过这项技术现在是达不到的，因为人们根本没办法控制细胞的分裂结果，培养液里的肉细胞分裂是分裂，但最后只能得到一个肉瘤，没办法做到精细化的分裂。所以肉类产品转为人工生产的过程，现在还只是一个假想，起码在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培育出各种身体组织细胞之前，这项技术就没什么希望。

如今人类的基因技术只能完成整个生物体的克隆，可是却没办法单独培育出需要的身体组织细胞。比如尿毒症患者需要换肾就只能等捐赠，就算有人捐献肾脏也要考虑身体排异的问题，假设如果可以用患者的基因培育出两个肾脏，第一不用等捐赠，第二不用担心排异。

可是这项技术至今还看不到希望，就算是相关的研究成功了，等普及开来还需要许多时间。等这些技术再运用到肉类工厂里，那应该是很久远之后的事情了。就算这项技术在近期完成了普及，再加上人造淀粉技术，也只能称之为新农业时代，之前则是旧农业时代，所对应的大概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所以说，对农业和畜牧业源头的追溯，是在探寻一些离我们并不遥远的真相，只有找到了源头，我们才能明白后来很多事件的发展脉络。比如游牧民族跟农耕民族驯化的大型动物不同，从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进而形成了兩个不同的文明体系。当然他们之所以会选择驯化不同的动物，地缘因素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长城除了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还是人类构筑的一条降水分割线。长城以北每年的降水量基本上在400毫米以下，越往南则降水量越充沛，换句话说，长城以北不适合发展农耕，只有长城以南才适合发展农耕。于是长城以北的人更倚重马，财产是牛羊；长城以南的人倚重牛，财产是庄稼和土地。

游牧民族的食物以肉食为主，体格健壮，因为经常骑马所以马术娴熟，最让人头疼的就是他们的骑兵。农耕民族的食物以粮食和蔬菜为主，人口多，社会复杂，很早就发展出了细致的政治阶层，往往可以集中比游牧民族更强大的力量。这样说，大型哺乳动物的作用就不言而喻了，它们不仅仅是食物那么简单，还是重要的工具，比如牛、马。

中原文明从古至今，就一直在接触游牧民族，据说黄帝部落的前身就是游牧民族。所以，中原从古到今的各朝各代都有跟游牧民族作战的历史，从匈奴到突厥，再到之后的蒙古人和满人。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民族，对于马匹司空见惯，汉代时为了打击匈奴，朝廷曾经鼓励民间养马，所以，我们对马并不陌生。

如果是一个从未见过马的农耕民族，见到战马是什么反应？历史上不止一次地上演过这样的戏剧化事件，最著名的一次战斗发生在1532年11月16日，西班牙冒险家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以下简称皮萨罗），只带着168个西班牙军人，就击溃了南美印加帝国8万大军，还俘虏了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这就是著名的卡哈马卡冲突。

皮萨罗取得的战果，跟他的马和火器是分不开关系的。前文中说过，早期人类在进入美洲之后，狩猎技术已经很厉害，还没来得及展开驯养活动，就把美洲的大型动物给杀光了。所以，印加帝国的战士根本就没见过马，甚至没有利用大型动物作战的思维。突然见到敌人骑乘着未见过的一种动物，以从未见过的速度冲杀过来，手里的武器还能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面对这样的敌人，他们心里不慌才怪。可以想象有一天刚一出门，就见到了一群外星人驾驶着一种从未见過的高机动飞船，用一种从未见过的先进武器正在攻打地球。这样的震撼感，应该跟当年印加士兵的震撼感差不多。

现代人对大型动物的印象，几乎跟食物画等号，已经基本上忘记了它们的工具属性和武器属性。跟农耕技术一样，驯化动物也是一种古代的高科技，温顺的马牛羊，提供蛋类的鸡鸭鹅，都是这种高科技技术的产物。

这里要解释一下，驯化跟驯服是不一样的，驯化的过程是将某种野生动物驯养，并朝着人类期望的方向繁殖和演化。而驯服却只是把某种野生动物抓来，经过训练为人类服务，但是在人类饲养过程中这些动物没有留下后代。也就是说驯服的动物，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在人类世界繁殖。

比如说猎豹这种动物，古代的很多王公贵族都尝试过驯养猎豹，虽然完成了驯服过程，但是却没有哪只猎豹在驯养过程中繁衍下后代。原因是猎豹的求偶过程非常复杂，把它们关在兽栏里根本没办法完成求偶的过程，自然也不会有后代。

人类驯化野生动物的过程首先有历史因素，比如人类刚到达亚欧大陆的时候，狩猎技术有限，可以捕杀的大型动物较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跟许多大型动物处于共存的状态。这给予人类驯化野生动物提供了时间上的条件，这属于人类的主动性方面的条件。

另外还包括对驯化动物的选择，也是出于人类的主动性。首先人们基本上会选择食草性动物驯养，这是出于效率方面的考虑，比如一只羊吃草就能长大，而老虎却要食肉。如果人们要驯化老虎的话，得先养羊，且要不停地给老虎供应羊，老虎才能长大。那干脆养羊多好，长起来就能吃肉了，没必要经过老虎的“再加工”。

把驯化技术跟农耕技术对比一下的话，会发现两者的产生和发展模式都差不多。就像前文中新月地带和北美洲东部的对比，驯化技术产生的主要因素也包括地缘因素，亚欧大陆因为面积大，几乎各种气候和地形都具备，这里的野生哺乳动物的种类多种多样，所以人类在亚欧大陆完成了大部分动物的驯养。

最后一个因素，就是动物是否容易被驯化，除了之前所说的猎豹，还有一个更直观的例子：斑马。马是人类很早就驯化的动物了，可是它的近亲斑马，却为什么一直没有被驯化？因为斑马咬住人就不松口，非常危险，所以即使是非洲那么早就有人类存在，斑马却一直没有被驯化。

农耕技术跟驯化技术虽然分开来说，但是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而且相似度很高，共同构建起了人类早期的高端技术。就算是在北美洲东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都能产生农耕技术，在其他很多条件更好的地方，一定产生过大量的农耕文明，这是文明的第一次筛选过程。驯化技术则是第二次筛选，亚欧大陆条件优越，在驯化技术方面有足够的优势，直接把澳大利亚和南北美洲、非洲甩在了身后。

前文中说到的卡哈马卡冲突，就是驯化技术给两个不同文明带来的巨大差异，如果印加帝国也有骑兵的话，就算皮萨罗他们有枪，一次集群冲锋下来这一百多个西班牙人又能放几枪？

六、技术的横向传播和采借

农耕技术和驯化技术的产生，一定是在相对孤立的情况下发生的。笔者有这样的猜测，首先，那个时候消息闭塞，沟通基本靠喊，而且各族群之间的关系大部分都是竞争关系，只有很小的可能会出现一个族群派人去另一个族群深造的情况。

在如此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技术的传播速度很慢，所以这个时候是“自启式”发展模式，当达到一定的条件后，很多孤立的部落都会触发产生农耕技术和驯化技术的条件。随着一部分掌握了这两项技术的部落逐渐变得强大起来，战争发生了。

其实在采猎时代，部落之间就时常会发生冲突，只不过那时候各个部落都过着采猎的生活，可投入战争的人口都差不多，也没有职业士兵。但是当有的部落开始发展农耕技术后，双方实力的差距就拉开了，农耕的积累让这些农耕部落的人口逐渐增加，再发生战争时农耕部落就比采猎部落具备更大的人口优势。农耕部落赢得了战争后，生存空间变得更大，且战败部落的人口或是逃走，或是成为奴隶，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农耕，所以农耕部落的力量会变得更大。

战争是一种交流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结盟，在远古时代一般都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落处于结盟状态。这样的结盟状态除了共同应对突如其来的战争，还因为生育的需求，当时每个部落基本上都是一个大家族，互相之间有血缘关系。为了避免近亲结婚，所以两个盟友部落会互相婚嫁。

两个互相结盟的部落，一般都会在同一个水源的上下游栖息，采猎时代他们的营地在一起，开始发展农耕后，他们的定居点又会建在一起。所以，同盟部落之间，会有非常密切的交流。周王朝在建立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姬氏部落跟姜氏部落应该就是这种结盟部落的状态，所以，在周王朝建立后瓜分战果的时候，姜氏获得了非常肥美的齐地，两家也依旧维持着高频率地互相通婚。

在农耕文明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自启式”技术时代结束了，部落之间互相开始有了交流，所以，开始了技术互相采借的时代。比如一个部落驯化了黄豆，而另一个部落驯化了粟谷，那么两个部落不管是战争后还是结盟后，他们都会得到对方驯化的作物，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农业体系。

以前单独有黄豆或者单独有谷物的两个部落，或是缺少淀粉的来源，或是缺少蛋白质的来源，还不能算是拥有完整的农作物体系。这就需要他们采猎许多野生植物的果实，或者狩猎野生动物，以补充农作物缺失的营养来源。这时候的状态，大概就是一边采猎一边农耕的状态，而且大概还只是半定居状态，种下农作物之后，为了狩猎可能还要进行短距离地迁徙，到了农作物收获的季节，才会回来收割。

可以想象这样的种植环境有多糟糕，粮食长在杂草丛中，一些动物也会来偷食，产量肯定高不了，充其量是采猎的辅助。当农作物的体系完整之后，需要采猎的食物就会减少，渐渐地开始定居，然后人口开始迅速增加。

技术之间的互相采借，让文明之间的差异继续拉大，也是对文明进行的第三次筛选。因为采猎发生的过程有快有慢，这里引用贾雷德在书中的举例：“略早于公元前8000年，食物生产手段发展出来之后，立即向东、向西传播至亚欧大陆的其他地区和北非地区等地，越传越快。……公元前6500年到达南亚次大陆、公元前6000年到達埃及、公元前5400年到达欧洲中部、公元前5200年进入西班牙南部，最后在公元前3500年到了英国。在这些地区，启动食物产业的都是来自肥沃新月地带的同一批作物和家畜。”[11]

另外还有反例：“美国南部的农牧业居然影响不到旁边的加利福尼亚，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传播不到近在咫尺的澳大利亚，南非纳塔尔省的农业也没传到开普地区。……沿南北轴线传播最慢，每年不到0.5英里，如从墨西哥北部上至美国西南；也有每年不及0.3英里的例子，如墨西哥的玉米和豌豆一直到公元900年才成为美国东部的作物。还有更慢的呢，每年只有0.2英里，如秘鲁的骆马北上到厄瓜多尔。”[12]

贾雷德的书中很少会拿古代的中国举例，笔者却多会用国内的情况举例，这是为了让读者能有代入感。我们再来看新月地带农作物的传播，以大家熟悉的小麦为例，大概在公元前3000年黄河流域就开始种植小麦了。根据现在主流的观点，小麦就是从西边的新月地带传播过来的，中国本土的特色作物是粟谷。

也就是说小麦用了5000年时间，从新月地带传播到了中国。当然中亚地区高山等地形的阻隔，为传播带来了很大的阻碍，而且黄河流域距离新月地带大概有5000多公里，对现代人而言都会觉得很遥远。

再以我们熟悉的玉米为例，现在主流的观点认为公元前3500年，墨西哥人就已经驯化了玉米，而传播到美国东部时已经是公元900年，也就是说用了4400年才完成了这个传播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墨西哥距离美国东部很近，还不到1000公里。

小麦从新月地带传播到黄河流域的距离，大概是玉米从墨西哥北部传播到美国东部距离的五倍，而玉米的传播时间却只比小麦的传播时间少用了600年，经过比较才会发现技术的传播速度竟然相差这么大。

那么传播速度的差距为什么会这么大呢？贾雷德认为：“部分原因就在于亚欧大陆的东西向大陆轴线……位于同一个纬度的东西两地，每一天的长度和季节变化相同，也有着类似的疾病，温度和降雨也差不多，生境和生物群落区也大同小异。例如，葡萄牙、伊朗北部和日本纬度大致相同，葡萄牙和伊朗、伊朗和日本之间的距离都在4000英里，但三地气候差不多；哪怕只是往南走1000英里，气候的差异就大了。”[13]

小麦的原产地新月地带跟黄河流域的纬度就差不多，在小麦一路向东的传播过程中，在这一路上都能生根发芽。而玉米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它被墨西哥人驯化，可是看过世界地图的人都知道，墨西哥东西距离比较狭窄，基本上处在南北美洲的连接处，东西向的传播很快就能达到两侧的海岸线，根本没有太多传播的空间。

当然这是在大航海时代之前，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玉米迅速在其他大陆的同纬度地区传播开来。以中国为例，清代时之所以人口增加了许多，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那个时候引进了玉米等新作物，粮食产量增加，可以养活更多的人了。

而玉米的南北传播难度就大了，比如加拿大人如果种玉米，它发芽的时候加拿大的雪还没融化，它在努力生长的时候，就已经迎来秋霜了。所以早期互相之间的技术采借，受地缘影响较大，一般是东西方向容易传播，南北方向难以传播。

另外，“动物也必须去适应某一个纬度的气候。人类也如此，南方人无法忍受北方人的冬天、短暂的白天和北方特有的病菌；也有人受不了热带的炎热和疾病。最近几个世纪，来自北欧的殖民者偏好同样凉爽的北美、澳大利亚和南非，若到赤道附近的肯尼亚和新几内亚则往凉快的高地跑。欧洲白人到了热带低地就很凄惨，根本抵挡不了一波疟疾之类热带疾病的侵袭。”[14]

亚欧大陆的走向就是东西向，而非洲和南北美洲则是南北走向，所以在文明发展的第三次筛选中，亚欧大陆上的文明再次占据优势，一些有底蕴的文明或者强大的帝国，基本上都起源于亚欧大陆。

到了这里，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差别已经相当明显了，澳大利亚的原住民还在过着采猎的生活，北美洲的农民辛苦劳动一年，却只能有微薄的收获。而亚欧大陆却已经进入具备比较先进制度的秦汉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产生了更璀璨的文明。于是国与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开始了，也有了长途跋涉的商队，文化和技术有了更进一步地交流与发展。

七、淘汰文明的粗暴方式

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战争，黄帝正是通过战争的威慑，建立了巨大的部落联盟。周也是通过战争灭亡了商，从此中原有了国家的概念。后来秦代通过战争灭掉了山东六国，完成了第一次大一统，汉承秦制，中央政府的力量加大，书同文，车同轨。

有人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但战争更像是人类文明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在很多时候都不能跟政治画等号。它除了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伤痛，还带来了文化和技术上的交流和整合。尤其是古代西方的战争史，为整合地区文化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只是他们大一统的时间太少，地区文化过于特立独行，并没有机会完成文化上的融合。

在古代，政治沒有现代这么功利，可能因为信仰的宗教不同，或者因为国君感觉受辱了，就会发动战争。当然，在那个时代，这些理由就是政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战争就是两个国家交流的方式。在亚欧大陆上有记载的古代战争的双方，技术都基本上在一个水平，或者干脆就是老对手，所以打起来旗鼓相当。

在世界战争史上，西方的殖民战争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战争的过程也体现了文明之间的差异，和文明之间交流的作用。比如前文中所说的卡哈马卡冲突，印加帝国一上来就错失了先机，以至于与西班牙的战争一败再败，最后沦为殖民地。还有欧洲人登陆澳大利亚后，当地的土著人根本没有反抗之力，只能引颈受戮。这是由文明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

我们对印第安人的印象都是马术高强，战斗力爆表，但是在欧洲人到达北美洲之前，印第安人连马是什么样儿都没见过。他们的马是欧洲人带到北美洲去的，然后印第安人开始自己养马，并迅速有了跟欧洲人一战的能力。这是文明之间的战斗，在抚平文明之间的差距。当然印第安人也没办法追平跟欧洲人之间的差距，但是他们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

战争有时候就像是一种淘汰，这种淘汰在古中国地区的秦汉时期就完成了，现今中国的领土在那个时候就有了大概的轮廓。比如秦将赵佗建立的南越国，就是现在的岭南地区和中南半岛部分地区。赵佗是首个开发岭南地区的君主，之前的越国并没有完成对这些地方的深入开发，楚王跟百越地区的首领更像是部落联盟之间的关系，楚王是酋长，百越各部落的实权其实在本部落首领的手里。赵佗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还有先进的政治管理制度，为后来汉武帝彻底统一岭南奠定了基础。

这种淘汰最开始是血腥的，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的战争几乎是一边儿倒。在秦代时对青铜器武器的利用已经相当娴熟，而那时候的百越地区的部落，还基本上处于采猎时代。双方之间的战斗，无异于西班牙人跟印加人之间的战斗。只不过跟殖民战争不同的是，秦帝国当时统一岭南后，便开始开发这里，并准备用文化和制度同化这里。

虽然这个开发过程到了东晋才有成效，不过现在岭南地区跟黄河流域的人们并没有文化上的冲突，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而殖民战争却不同，比如哥伦布除了发现了新大陆，还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总督，曾经屠杀过许多殖民地的原住民。欧洲人在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将原住民几乎屠杀殆尽，基本上连人种都替换了。

这个淘汰机制就是这么残忍，在很久之前发生的部落战争，比殖民战争还要残酷。贾雷德以发生在1835年12月莫里奥里人和毛利人的冲突，模拟农耕部落跟采猎部落之间的战斗。毛利人跟莫里奥里人是同源，在公元10世纪左右，他们共同的先祖在新西兰北部定居，有一群毛利人跑到查塔姆群岛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过了几个世纪，他们再相见时，毛利人已经进入农耕文明时代，而莫里奥里人还处于采猎部落时代。毛利人派出几百个战士，想要占领莫里奥里人的领地，就在莫里奥里人一心想着和谈的时候，毛利人战士突然发起了攻击，莫里奥里人几乎被灭族。[15]

因为有些地区技术传播的速度较慢，文明落后的程度较大，近代的西方学者得以记录下一些我们久远的过去所发生过的类似战争。战争这个淘汰机制，从来就是这么简单粗暴，没有跟上发展步伐的文明，基本上都会被淘汰。这个淘汰过程从还没有发明文字的时候就开始，一直到现在淘汰过程还在继续。

战争是文明发展的第二个要素，光有技术还不行，还要把技术变成自己的力量，从一次次的战争中脱颖而出。太多的文明在战争中毁于一旦，比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埃及在古代曾经建立了那么璀璨的文明，但就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特殊是“四战之地”，当古埃及一家独大的时候它璀璨，但是当罗马帝国发展起来之后，古埃及的力量在战争中消耗殆尽，最后难逃被灭国的厄运。

如今的埃及人已经不会书写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巴比伦地区的人也不会书写和应用楔形文字。古印度文明也在一次次的异族入侵中，最早的古印度人沦为社会的最底层，他们都没有抗住战争的淘汰。

有人说中国文明之所以屹立不倒，是因为我们所在的地域比较封闭，没有太频繁的外族入侵。可是我们跟游牧民族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蒙元和满清的时候，甚至是游牧民族在统治中国文化区。不管统治者是谁，中国的文化从未中断，还在反向地影响游牧民族，将对方纳入中华文化的文明区中。

可以说中国文化在时间的洗礼中已经变得很强大，已经分不清是中国文化决定中国文明，还是中国文明决定中国文化。总之该文化之强大，已经不是战争可以毁灭得了的。大概从周王朝建立的时候，中国文化就开创了以文化作为统治手段的先河，天子的地位，礼乐的制定，无一不是以抽象的概念去统治现实的世界。

西方则是选择以宗教作为统治手段，在近代才开始以文化作为统治手段。于是在现代，文化战争开始了，有很多地区的国家在文化战争中一败涂地，沦为了西方文化的“文化附庸”。这是一场全新模式的战斗，跟部落战争差不多，输的一方在未来某个时代就会消失。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文化上变得相差无几后的两个国家，大概率会向其文化共同的源头靠拢，失败者渐渐会丧失原本属于自己的文化。比如现在的古埃及人，或许在未来，一些本土文化都只能在考古工作中出现了。而作为在这些本土文化地区居住的人，已经对这些本土文化非常陌生。

这不同于中国文化，就算是出土的商代甲骨文，我们现代人也能感受到现代汉语跟这些古代文字一脉相承。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方块字，就是从这些甲骨文中演化过来的，这是一种跨越时代的心灵上的交融。

同样的事放在伊拉克等中东国家，从他们居住的地区出土的古代文物，大多数当地人看到后应该觉得一脸懵逼。毕竟这些文物跟他们现代的文化风格格格不入，文物上的文字跟现在他们所用的文字已经完全是两个样儿。就算他们知道这是古代先民留下的遗迹，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对于古代先民也应该已经非常陌生和疏远了。

现在在文化战中失败的人们，在不是很久远的未来，他们就不认识古代的祖先了。这是一种新的淘汰机制，但是跟很久之前的部落战争的结果差不多，很多本土文化在完善的、先进的文化面前不堪一击。一个文化的完善程度取决于它出现得早晚，思想的高度，典籍的多寡，而先进程度则表现在生产力上和战斗力上。

（贾雷德对战争方面的描述，基本上以殖民战争为例，文化战争的概念，是笔者对现代一些新概念的解读，该内容纯属个人观点。）

八、疾病的折磨

人类作为一种复杂的生命体，从很早的时候就面临着疾病的折磨，这些疾病有些来自人类自身的病症，比如癌症，但大部分是微生物也就是由病菌所引发的疾病，比如各种传染病。生命的意义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生命中的一部分意义，就是把自身的基因发扬光大，或者传承下去。

为此从单细胞生物开始，更有效率地活下去，就成为生物的愿望。单细胞势单力薄，所以许多单细胞生物互相合作，组成了多细胞生物，提高了生存效率。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为了占据更多的生存空间，植物和动物纷纷登陆，地球也变得多姿多彩。

从那个时候开始，生物的竞争就已经拉开了序幕，一直到现在，这个竞争还在继续，新冠病毒就是一个例子，人类还远没有达到制霸地球的程度。起码对于这些看不见的小家伙，我们在很多時候还表现得束手无措。

人类希望将自己染色体发扬光大，病菌又何尝不是呢？不过它们的模式比人类要简单，就像独行侠一样喜欢单独行动，个体之间没多少沟通，如何杀死宿主全靠默契。这有点像一个冷酷的杀手，它们活着的目的就是入侵宿主，繁衍自己。

病毒的历史跟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是息息相关的，随着人类的发展，它们竟然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危害也越来越大。比如从采猎时代到农耕时代，传染病这类的“群聚疾病”开始大范围危害人们的生命安全。

“为什么农业的兴起会触发群聚传染病的演化？其中一个原因，比起采猎的生活形态，农业能养活十倍甚至百倍以上的人口；第二个原因，采猎部落经常搬迁营地，留下富含微生物和幼虫的粪便，但采用定居形态的农民的生活圈同时也是自己的生活污水排放区，等于为微生物提供了一条侵入人体和水源的快捷途径。有些农业社群收集人类的粪便和尿液当肥料，使细菌和寄生虫更容易找到传染的对象。……农民的生活周遭是粪便，所储藏的粮食也会吸引携带病菌的啮齿动物前来。非洲农民在森林中开辟的空地也成为疟蚊繁殖的乐园。”[16]

简单来说，传染病的病毒不是人类开始定居之后才有的东西，它早就存在，只不过之前没有“一展拳脚”的机会。在采猎时代，人员的流动性大而且一般部落的人口不多，就算是发生传染性疾病，最多也就是在一个部落里流行。

一个采猎部落不过一百人，就算是全部染病，也很少会发生整个部落就此灭亡的情况。因为病毒伴随着生物演化至今，生物也有对抗病毒的方法，比如人体非常复杂的免疫系统，该系统储存着大量的病毒信息，只要发现是之前遇到过的病毒，就能迅速分泌杀灭这种病毒的抗体。

生物的演化一般都是齐头并进的，比如人类与植物的关系。植物也有它的演化过程，它为了保护自己的种子，要么长出一些尖刺之类的防御类结构，要么会让果实具备一定的毒性，让生物敬而远之。神农氏之所以要尝百草，正是因为有些植物对人类来说有毒，所以要区分哪些是人类能食用的果实。

而人类相应的演化过程是主观意识方面的进步和肝脏的演化。所谓的主观意识方面的进步，说白了就是“长记性”，比如我们现代人都知道，苹果在没有熟还青涩的时候很难吃，只有等它熟透了才可口。这些常识性的东西，父母在很早的时候就教给我们了，而这样的常识，可不是远古时代的人坐在山洞里盘膝而坐感悟出来的，一定是有人尝试过吃青涩的苹果，所以就“长记性”了。

肝脏的演化，可以看作是人类与植物斗争的成果。在远古时代，能采猎到的食物有限，很多果实就算是人们知道吃了后身体会不太舒服，但是有时候为了填饱肚子还是要吃。这些毒性一般的果实吃着吃着人就不会不舒服了，比如荔枝这种美味的水果，就含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可是只要不把它们当饭吃，就没什么问题。因为人类有一颗强大的肝脏，会分泌各种化学物质，中和或化解我们日常饮食中摄入的毒素。植物变得越来越毒，肝脏的解毒能力越来越强，两者是齐头并进的。所以，即便现在蔬菜和水果的农药超标，食品中有一些添加剂等物质，也最多会引起一些不适，很少会发生死亡事件，这全赖肝脏对人体的守护。

人体内跟病毒齐头并进一起演化的，自然是免疫系统，一般而言除了艾滋病这类极个别的传染病，一场疫病过后总会有人活下来。活下来的人，体内就有了抗体，以后就不怕这种疾病了，就像天花，只要得过一次然后痊愈，以后就不会得天花。

那么一个有一百人左右的采猎部落，如果一半的人感染同一种疾病，那时候虽然缺医少药，但是靠着抗体总有人能活下来。如果痊愈的概率是五分之一的话，那么这个部落会死四五十人。

一个农耕文明的聚集点，五六百个人一起定居是正常的，一场传染性疾病，这几百人中也只有一半人感染，就算他们不缺少食物，痊愈的概率是五分之二的话，一场传染性疾病下来也得死一两百人。

况且采猎部落跟其他部落的交流比较少，疾病基本上只会在部落内部传播。而定居的农耕文明却很容易把疾病从一个定居点传播到另一个定居点。仅是从传播途径方面考量，定居后的农耕文明的人们，比采猎部落的人们生病的概率就要大许多。

再加上定居的环境更容易滋生病菌，特别是在没有下水道之前，人类的城市可谓屎尿横流。相对来说，秦汉时代之后，中国的都市很注重对排泄物的管理，起码明面上城市的街道比较整洁。以秦代为例，往街上乱扔垃圾都会获罪，而西方在中世纪的时候，还有往街道上倒垃圾和排泄物的习惯，也难怪中世纪的欧洲鼠疫横行，黑死病更是夺去了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

人类越是聚集越是容易爆发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一来是因为人类的交流多，方便传染；二来是因为人口密度大，传染人数的基数大。“人口庞大和集中到某个程度，群聚疾病就会在人类社群之间传播。到了这个历史阶段，群聚疾病已走不出人群。但是，这个结论也有吊诡之处：这样的疾病从前根本不可能存在，必然是新演化出来的新疾病。”[17]

在古代的城市，卫生方面的脏乱差，的确是一些疾病的诱因，比如鼠疫、霍乱、疟疾。这些病在采猎部落是很难会出现的，首先采猎部落没有太多的储备食物，很少会引得老鼠这样的动物偷食，所以基本不会出现鼠疫。就算是出现鼠疫，也是因为吃了不熟的老鼠肉才染病。疟疾则多是来自蚊子之类的昆虫传染，这个可能会在采猎部落里出现，比如洪水过后会有一些死水潭，这些地方会繁殖大量的蚊虫，也大概率会滋生病菌。

即使蚊虫不会带来疾病，被蚊虫叮咬也不好受。那个时候与大自然博弈的采猎部落，应该懂得尽量避免被蚊虫叮咬的方式，比如寻找干燥、通风的高地栖息，远离草滩这类蚊虫多的地方。霍乱多来自水资源的污染，这一点采猎部落也基本上能够避免，寻找干净的水源应该是那个时代必备的技能之一，甚至会根据干净水源的位置栖息。而定居后的人们就不同了，原本干净的水源也可能被污染，但是他们定居的特性，没办法让他们到太远的地方取水，时间久了就容易发生霍乱。

可是还有些恶性疾病相对来说来得蹊跷，比如天花、肺结核。直到近代我们才知道，这些疾病要“归功于”被人们驯养的动物。比如麻疹、肺結核、天花都来自牛，比如流感来自猪和鸡，比如百日咳来自猪和狗。

一直到近代，人们对大部分疾病的发病机理有了了解，多数疾病才得到控制，特别是在抗生素问世后，大部分疾病都可以得到有效地治疗。有些如肺结核之类在一百多年前还是绝症，在人类有了抗生素这件利器的情况下，也变成了一种普通的肺病。

疾病就如同战争一样，是筛选人类文明的另一个筛子，有的文明没有控制疾病的意识或者经验，就很容易被疾病折磨得弱不禁风。如果这个时候再发生一场战争，或者其他的内部问题，一个文明很容易就因此散架。

西方人对于疾病的认识比我们更深刻，起码中国古代的时候，病了还知道先去找医生，如果不管用才开始信神佛。这也没办法，中医不太擅长治疗急症，如果当时的郎中或者医生治不了，基本上也就没救了，再去信神佛不过是求一求心理上的安慰。比如鲁迅父亲的病，中医叫臌胀，用西医术语来说应该是肝硬化后期的症状，鲁迅先生虽然因为父亲的病痛恨中医，但是在当时这个病西医也治不好。特别是在欧洲中世纪，欧洲人比中国人迷信多了，教堂对于四处发生的瘟疫束手无策，就开始说那是巫女带来的灾难，烧死了多少无辜的少女！西医的演变过程也是一段血泪史，比如所谓的放血疗法，还有截肢疗法，有很多欧洲贵族本来只是生了一场小病，却被戴着鸟嘴面具的医生治死了。

欧洲的城市本来卫生环境就不好，特别是中世纪的医生对于治疗黑死病也作用不大，所以，黑死病才给欧洲带来了刻在基因里的恐惧。不过在殖民战争中，天花这类的疾病却帮了殖民统治者一个大忙，感恩节的故事连我们都略有耳闻：乘坐“五月花”号（英国第一艘载运清教徒的船只）到达美洲的清教徒，在感恩节的时候，把天花病人用过的物品赠送给帮助过他们的印第安人，结果没过多久，印第安人部落就爆发了天花。

当时的美洲大陆已经隔绝于亚欧大陆很长一段时间，美洲的原住民根本没有天花这类疾病的抗体，大部分原住民都死在了天花病毒的传染中。这让欧洲人接下来的殖民顺风顺水，特别是北美洲，在天花病毒的肆虐下，广袤的北美只剩下一百多万原住民。因为人口太少，欧洲人才开始了贩卖黑奴，从非洲捕捉黑人，去美洲充当劳动力。

在另一边，欧洲人对亚洲的殖民就跟美洲完全不一样，因为欧洲人面临的病菌，亚洲人也一直在面对，所以亚洲人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死亡，欧洲人没办法置换这里的人种。比如说中国，列强撬开清帝国的国门后，中国人不怕欧洲人带来的病毒，人口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所以保留了本土的文化。而北美洲则因为原住民基本上都死在了疾病中，如今的北美洲连主要的人种都被置换了，原本的印第安文化成为旁枝末节的文化。

天花病菌造就了两个文明完全不同的未来，中国人有力量打倒列强，印第安人有这个能力吗？他们现在只能依附于欧洲人和西方文化，只能是北美洲的附庸。疾病对文明的筛选，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不过这个筛选过程比战争要更残酷，病毒不会同情也不会懊悔，它是在通过本能繁殖自己，只不过这个繁殖过程有很大的概率会杀死人类。

九、文明的发展过程

技术让人类的族群变得庞大，让人类变得更有力量，战争让人类之间互相有了交流，疾病让人类险些丧失理性，不过最终又找回了理性。在这三者的作用下，文明变得越来越复杂，一开始的采猎部落时代，一个部落不过一百人，他们之间大多都有血缘关系。随着农耕的出现，农耕部落之间对领土的纠纷也越来越多，之前采猎生活的时代，各部落之间只有一个大概的领地观念。但是农耕之后就不一样了，人们开始了定居，部分领地变成了耕地，哪个部落在什么位置种了庄稼，他们自然能分得很清楚。

且人们开始农耕后，随着人口增加就需要更多的耕地，渐渐地自己部落的耕地不够用了，去占用其他部落的耕地时，自然会引发部落之间的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无非就是结盟或者战争，敌人被一个个打倒，最后附近的地域只剩下盟友，这个时候部落联盟制度产生了。

这个制度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部落之间的冲突，毕竟部落与部落之间虽然都是盟友，但是也会发生一些冲突，这就需要在部落上面有一个更高的政治单位，去调和各部落之间的冲突。部落联盟的行政长官，在国外被统称为酋长，而中国历史悠久，我们甚至有这些“酋长”的具体名字，比如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没错，司马迁记录的五帝时代，基本上就是中国地区部落联盟形成的时代。黄帝时代跟尧舜时代应该有一段时间间隔，因为黄帝时代显然是部落联盟时代，而尧舜时代则已经是部落联邦时代了。

部落联盟是单个部落之间的联盟，就是在前文中所举的例子，互相婚嫁、栖息在同一个水源上下的两个或多个部落的联盟。黄帝与炎帝、蚩尤之间的战争，应该就是三个当时最大的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

这三个大部落联盟，都是因为技术让他们强大了起来，比如黄帝发明了车，还驯化了许多动物；炎帝则是神农氏，代表的是农耕技术；蚩尤代表的似乎是制造武器的技术。这些东西对现代的我们而言都是常识性的东西，但是在部落联盟时代可是了不起的发明。

以带轮子的车为例，美洲的墨西哥曾经也发明过轮子，可是却没有传播开，一直到卡哈马卡冲突的时候，印加皇帝都是被贵族抬着去战场，而不是坐车。车这个东西在古代，大大地提高了古人的运输能力，即便是独轮车运一个几百斤东西也没问题，人能挑这么重的东西吗？

技术和战争到现在也有密切的联系，技术有了发展之后，自身实力就膨胀了，自然会对外扩张，于是战争开始了。在现代，技术更是决定战争的方式和走向，技术强武器就强，取胜的可能性就更大。

而部落联邦是由多个部落联盟组成的，在黄帝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部落联盟的体系逐渐变得牢固。因为婚嫁等原因，原先的单独部落之间的成员已经都变成了亲戚，血缘关系将他们牢牢地联系在一起。

于是，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和联盟，逐渐形成了部落联邦体系，此时的官僚体系已经出现了三层。最底层的是各部落的首领，中间一层是部落联盟的首领，最上面一层是部落联邦的首领。

这个时候一般都是哪个部落联盟强大，就会成为部落联邦的“话事人”。另外，据现代学者猜测，尧舜时期很可能是双执政时代，即尧是最高行政长官，舜是最高执行长官。这个时代很可能是两个大部落在共同执掌部落联邦，而且尧和舜应该是两个强大部落首领的称呼，也就是说这两个称呼不单指一个人，而是一个职务。

即使有部落联邦在，部落联盟之间也容易出现纷乱，比如后羿射日的传说，很可能就是后羿对大禹部落的攻击，因为大禹部落的图腾是太阳。那么后羿射日，可能就是后羿的部落联盟攻击大禹的部落联盟，消灭了大禹部落联盟的九个部落。当然也有说大禹的部落对尧舜的部落构成了威胁，后羿在尧舜的授意下，才发起战争。

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大禹还没有出生，等大禹出生、长大之后，尧舜又不得不把他请回部落联邦，因为尧舜需要大禹部落的治水技术。这些事情都只能是猜测，因为时代太久远了，真实还原已经不大可能，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猜测这些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

不过现在考古学上比较肯定的是，商代时期是部落联邦最鼎盛的时代，商代部落联邦是由10个大部落组成，另外一些投降或者投靠来的中小部落，供10个大部落驱使。周代则是中原文明的一个分界线，因为这个时候，国家的概念产生了。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周王朝的前身周部落，就是一个很注重农耕的部落，这样的部落人口一定不会少。人一多治理起来就麻烦，同时周部落也早早就有治理人的经验，于是周王朝的嫡系就出了周公旦这样的人物，对中原的政治体系做了细致地梳理。

所以，一般的史书周代之前的记录都不是太详细，周代之后就相对详细了。因为从武王伐纣以后，天子制度出现了，封建制度出现了，人们对国家有了一个明确的概念，思想上发生剧烈地变化。所以，周代之前很多部落联盟时代的观念基本上被抛弃，那之前的人和事，也渐渐地被遗忘，后来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我们才对这些模糊的历史有了一些了解。

技术和战争始终伴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发展，可以把文明看作是人与人交流产生的成果。人类文明的政治结构之所以变得越来越复杂，是因为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了。“在游群部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若俩人发生争执，则双方亲友都会出面干涉。在部落里，大家的联系也还算紧密，至少叫得出每一个人的名字，在争吵时，双方亲友也会出来仲裁，避免冲突扩大，危害到自己。但如果人數多达‘好几百’，超过了一个临界点……两个陌生人发生冲突时，很少会有双方亲友都在场做和事佬的情况；旁观者大都是其中一方的亲友，因偏袒自己人，冲突就会愈演愈烈。”[18]

说白了，政治体系就是一个解决人与人关系的产物，虽然这个产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变成了给一部分人服务的体系。比如周公旦建立的封建制度，明明白白地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贵族的后代是贵族，奴隶的后代是奴隶。直到陈胜、吴广的那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打破了这种世袭贵族的“天命论”。

在很早以前，人们为什么愿意把自己手里的权力交给政治体系？让政治体系开始以武力的方式解决一些内部问题？最终许多人都受到了权力集中化的戕害。

西方的学者认为这是一项交易，普通人把一些权力交给上位者，上位者来保障他们的安全。这个解释在逻辑上说得通，随着冲突越发频繁，人们都迫切地希望能有人迅速地解决冲突，不要让冲突扩大，是人们把权力交给了首领，让首领有了仲裁的权力。

另外一种解释，是以东方文化为内核的一种解释，东方文化从未断绝过，至今还可以在东方文化中找到一些部落时代就形成的思维，这正是西方人所缺少的。远在采猎部落时，整个部落基本上都有血缘关系，多数部落首领是部落成员的长辈。既然是长辈自然会维护部落里的其他人，就算是两个族人有了冲突，也会尽量用温和的方式解决。

从那时候开始，东方人对首领的感觉就是既尊重又服从，毕竟是长辈，在各个方面都比自己经验丰富，不听长辈的听谁的？可是到了部落联邦，到了国家形成之后，情况就不太一样了，这时候政治体系已经相对复杂，首领不再像以前一样跟每个人都有血缘关系。这时候再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没有长辈的那种宽容和维护了，自然会变得越来越冷酷。

西方文化缺少部落时代的传承，“忘记”了族长式执政的思维模式，所以他们才会认为这是一种交易。交易的说法也是正确的，但却是过于冰冷的理论，而人类社会的发展一般都不会这么冰冰冷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