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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历史?女性何为?

2022-07-19张翼柳岸

南腔北调 2022年7期
关键词:西施历史

张翼 柳岸

柳岸老师最初吸引我的,是她那部获得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的长篇小说《我的干娘柳司令》。小说里的柳干娘,凭借着与生俱来的韧性经历了时代风潮,也在时代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和秘密,令人难忘。一次会议给了我结识柳岸老师的机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之前的阅读经验,总觉得她的爽朗、英气跟小说里的柳干娘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会议之后,我收到了枊岸老师的赠书“春秋名姝”系列。与《我的干娘柳司令》相比,《公子桃花》(息妫传)《夏姬传》《文姜传》虽然同为女性题材,也都是以女性命運的浮沉串连历史的风云变幻,然而,小说所关注的历史时段已现古今之分,同时,小说的语体风格也出现了文白差异。作家创作的“常”与“变”激发了我的思考,是什么促使作家坚持写女性与历史?又是什么使作家的关注点和表达方式发生如此转变?这些“常”与“变”对柳岸本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又为中国文学书写历史提供了哪些经验?近期,“春秋名姝”系列的压轴之作《越女希光·西施传》已经出版,本次访谈尝试就上述问题与柳岸进行探讨。

张翼(以下简称张):柳岸老师,您好!一直以来大家对您的印象是写作乡土题材的作家,可是从2016年的《息妫传》开始,您的创作转向了历史,并且选择了中国当代历史小说不大关注的“春秋”时段。是什么触发了您向历史、向春秋的“转向”?

柳岸(以下简称柳):其实我在2012年就开始转向了历史小说的创作。促使我转向历史小说的是一种机缘巧合,或者说是对本土历史人物的关注。当时文友聚会说起一位桃花公主,说她的娘家是陈国,嫁往息国,民间流传着她的很多故事。但是,这个人物传记是一位外地的作家写的,我们本土作家为什么不写呢?我当时听了很感兴趣,夸下海口说,我写。于是,我开始查阅资料,一查才知道她是春秋时期的人物,当时并没有公主的称谓,“公主”一词在汉代以后才是一个固定人物称谓,用来指称帝王之女。春秋时期国君的孩子,不论男女统称公子。之前,我对春秋时期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要写这个时期的人物传记,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查阅资料有半年的时间,感觉基本故事掌握了,就开始写作。可是,打开电脑,只写了标题,就写不下去了。我对那时候的规制、文化、日常生活等都不了解,不知道他们的衣食住行是什么样子。我当时很惶恐,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怎么能半途而废呢?其实我这人就是一根筋,属于撞到南墙也不会拐弯的人,要么头破,要么墙破,就是不会回头。于是,我便开始重新做功课,从“春秋三传”开始,而后《国语》《吕氏春秋》,恶补那时期的历史文化,凡涉及的书都买了,书店没有的就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淘。我大概做了三年的案头功课,接下来又踏着息妫的足迹进行实地走访。走访结束我才开始创作,很快进入创作状态,闭关四个月,完成了《公子桃花》的初稿。

写完《公子桃花》后,另一个陈国的女子进入我的视野,那就是夏姬。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公子,嫁给了陈国司马,这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她的故事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使我欲罢不能。《公子桃花》的资料积累和走访为《夏姬传》奠定了很厚实的基础,所以写起来就相对轻松多了。写完这两部书,我对春秋时期的历史文化有了基本的认识,也被那段历史深深地吸引,若是就此罢手,实在不舍,就琢磨着还能写点啥?息妫和夏姬同属春秋时期的四大美女,我为何不继续写美女呢?四大美女的另外两位是文姜、西施。恰巧这四位女子分别是春秋早期、中早期、中晚期、末期人,“四位传奇女,一部春秋史”的写作计划,便由此诞生。我把自己“逼进”了春秋,十年苦耕,终得完成。这就是“春秋四姝”系列的来龙去脉。

张:在《我的干娘柳司令》里,叙述者时不时就会跳出故事之外,津津有味地对故事发生地“陈州”的历史作一番钩沉。这种不经意的叙述行为,是不是已经透露出您与“历史”的某种渊源?

柳:《我的干娘柳司令》中对陈州的历史钩沉,是塑造人物的需要。当时,我确实还没有创作历史小说的计划。不过我一直认为对一个地域的历史文化有所了解,才能了解这个地域的人。一个人的性格,除了自己爹娘的遗传基因外,还有历史文化的滋养。如果说人类的遗传基因来自父母,那么一个地方的遗传基因则来自历史文化。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比如南方人的温润,北方人的豪放;南方偏甜,北方偏酸。中原人则介于南北之间,所以中原人既有吃苦耐劳、诚实仗义的秉性,也不乏聪明算计等等。所以,小说中对历史故事的钩沉,除了使小说内容更加丰富之外,主要还是为了衬托人物的命运或者性格。

张:中国知识分子钟情历史,中国文学也因此与历史多有交集。然而文学并没有在每段历史上均匀用力,历史文学就时段而言往往是冷热不均的。“春秋”并非历史文学的热点,是什么使您对“春秋”情有独钟?

柳:春秋时期虽然不是文学的热点,但它却是中国文化、文明的源头,是人类文明的轴线。我们现在的一些文化礼俗,很多源于春秋,比如婚丧嫁娶、宴会宾客等。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封建王朝,礼乐规制都很严谨详细。周王朝到了西周末年,由盛转衰,进入春秋。春秋时期也是周王朝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王室衰微,但王室还在,周王还是天下共主;礼崩乐坏,但礼乐还在,违背礼法还是为诸侯所不容;诸侯称霸,霸主依旧自称诸侯,还都打着尊王之旗。同时,春秋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轨变型的一个时期,所以整个时段云谲波诡,各种传奇人物纷纷出笼,战争、祭祀、会盟、联姻,多元文化交织融合,绚丽多彩,许多典故和成语故事都发生在那个时段,真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时期。走进春秋,仿佛走近中国文明的源头,有一种追踪寻根的归属感,特别是对那段历史了解熟稔之后,更是钟情沉迷。

张:“春秋”未能成为历史文学中的热点,或与这段历史自身纷争浩繁、更迭不断有关,也或者与后世对这段历史的记载有限、阐释纷纭有关。可以说,“春秋”是中国历史中的难点。您在书写“春秋”时,是不是也遭遇过进入这段历史的难题?您是怎么克服这些难题的?

柳:春秋时期没有诸子百家的自成体系的学说,史料籍典相对薄弱,包括后来对《春秋》和经典的注疏释诂,确实众说纷纭,但这个时候却是各种思潮和流派萌发和融合期,也是各地文化的繁荣期和交流期。正因为此,它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想象空间。春秋时期不是文学的热点,可能跟其年代久远、资料少有一定关系。

我觉得一个写作者,要书写某一个时代,必须对那个时代有所了解。而写作者对一个时代的了解,最重要的是把握时代特征。春秋时期的时代特征就是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称霸,更详细的一些日常生活包括战争、祭祀、会盟、联姻等,而战争又有战争的特征,比如车阵站,约战,以威吓为主、以入侵为辅等。作家掌握了时代特征,还要对重点事件、重要人物、主要规制、礼仪律令等有所了解。如果能把握住时代特征,掌握重大事件,了解人物命运,书写就没有难度。当然,故事的架构,人物的复活,还是需要以基本训练为基础,需要更多的书写技巧,其实也就是所谓的文学性。

张:还有,您处理这些难题的时候,是否考虑了讀者接受的问题,又是如何平衡知识介绍与故事讲述的?我注意到在小说里,您常常通过“注释”的形式去注解人物、称谓、风俗、事件等等。这是您的解决策略之一吗?

柳:对于读者是否接受,我考虑得比较少。我觉得一个写作者首先要对自己负责,就是我想要表达的,一定会通过某种样式表达出来。我觉得写作首先是自己的事情,我喜欢写才写,不是工作任务,也不是所谓的使命,就是我喜欢。当想要表达的东西对作者自身形成了压迫时,就一定要表达出来,写作不是压抑着自我,而是释放自我;其次,写作者要对历史负责,确保最大限度的历史真实,还有逻辑真实。这个需要作者有大历史观,要对某个时段的重大事件、文化特征、价值尺度、发展规律等有所把握,在此基础上,有自己的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或者偏信某一种观点;再次,写作者要对作品负责,要尽最大可能保证作品精细、精致、精美,保证思想性、艺术性、史实性相统一。至于读者喜不喜欢,接受不接受,那是读者的事情,每一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选择,即使是所谓的经典,不喜欢也不会看,所以我不担心读者的问题。

春秋时期的礼仪规制、日常生活、官职称谓等等,都与现在不同,而且大众了解甚少,所以,一些知识点还是需要向读者交代清楚。我一般在书写的过程中,会把一些知识点融进故事里,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了解。还有一些确实无法融进的,比如人物的身份、主要特征等,就通过注释的方式,让读者明白,这也是历史小说创作中一种惯常的规则。

张:随着题材的切换,您的语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混有方言的现代白话变作了文白杂糅的古言雅语。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语言转换甚至比题材切换更难,您的语言转向是为了要适应题材,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您是否意识到了这种文白杂糅的语言,加大了普通读者的阅读难度,您担心读者读不懂吗?

柳:说到语言的转换,我觉得是必须的,这其实是一个语境的问题,也是每一个写作者都面临的问题。不同题材,不同人物,不同时段,都会有不同的语言。我写“春秋名姝”,基本用短语,还有一些文言,主要是受先秦史料文风的影响。先秦时期的文字资料惜字如金。一句话就是一个大事件,一个字有可能是一个小故事。所以,训练文字简洁,是我的功课,也是文本的要求。还有,写人物对话,也要贴近时代。那个时代没有出现的成语、包括字词句,在人物对话中要避免出现。还有一些称谓,一些官职,一些特指的名词,是不能改变的。比如,春秋时期没有“你、我、他”这些人称代词,至少对话中不能出现。当时人物对话,“我”这个字,要用自己的名代替,而不能称字,因为字是别人称自己的,自称只能称名,以示谦虚。而“你”这个字,一般称“子”,就是代表官职、身份、一种尊称。“他”这个字,一般称这个人的字,或者名和字一起称呼、或者身份加名、职业加名、官职加名。这就是春秋时代的语境,有时候会觉得别扭,甚至生涩拗口,还有一些生僻字,确实影响了阅读的畅快,但没有办法,因为一些文字无法取代。读者只能适应这些文字,而不是作者为了读者去改变。

张:您的“春秋”史也是一部女性史。是什么促使您围绕着四位传奇女性讲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是因为您自身的性别经验吗?还有什么别的因素吗?

柳:用人物串起历史,而且是女性人物,这是我的一个创作尝试。我之所以选择女性,是因为我对人物本身的兴趣,而与自己的性别没有关系。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也没有特别的性别意识。当今的社会是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似乎没有什么职业有性别的限制。不过,也有很多称呼在职务、职位前加上“女”,什么女作家、女诗人、女某长等等,我觉得特别滑稽。社会需要设定某个职位时,事先并没有性别的限制,也没有因为性别而改变职责,并没有因为你是一位女性而有所照顾,为啥要突显性别呢?我个人感觉,性别是一个家庭属性,或者生理属性,当一个人回归家庭了,他(她)才有性别感,他(她)才是丈夫、妻子、儿女、父母等等,走出家门,就是一个社会的人,没有什么性别之分。所以,这么多年的职场生涯,我基本没有性别意识。我也并没有因为我是女性而少付出、少担当、少努力,或者要求更多的关照,反而做得更多,所以我没有性别意识。当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价值尺度,女人的地位也不一样。

张:历史中的女人,总会因为历史的流传而逐渐形成某种“刻板印象”。比如荒淫的文姜、美丽的西施等,也因此伴随着红颜祸水、红颜薄命的情节模式和佳人英雄、男强女弱的人物结构。但我注意到,您在创作时没有采用这些套路,而是另辟蹊径,或者颠覆既有,或者用补充未知的方法去克服这些刻板印象、叙事陈规,让读者有耳目一新之感,但这似乎又与“历史”有了出入。比如在《西施传》里,您没有遵循人们熟知的西施与范蠡厮守终身,而是安排了与西施长得一模一样的谍樟取代西施,让西施与范蠡带着遗憾,未再相见。您这样设置人物关系、翻转故事结局的用意是什么?

柳: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女性的形象,因为后世的各种道德绑架,各种主流价值体系的匡正,形成某种“刻板印象”而流传后世。“春秋名姝”四位女子中有两位被《列女传》列入“孽嬖传”,就是文姜和夏姬。文姜和夏姬分别被贴上了荒淫、不祥的标签,被定性为红颜祸水。后世对她们的一些“刻板印象”基本出自《列女传》,作者刘向是汉初刘氏宗室,为大汉核心价值观提供基本导向,才有了《列女传》中对女性人物的分类和褒贬。春秋文化在战国时期被进一步颠覆,到了秦代有了收拢,汉代逐渐规范,方有后世的传承。在婚姻制度上,春秋时期是君权、夫权的时代,女人基本就是附属品,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然也有“六礼”“七去”“三不去”的规范。那个时候还有媵妾制的存在,媵妾制是什么?就是姐姐出嫁,妹妹或者侄女陪嫁。一个诸侯国嫁女,三个同姓的诸侯国陪嫁女子。那时候老子、孔子还没有出生,别说儒家思想萌生了。如此的时代,一个女人真的能祸国殃民吗?文姜“荒淫”的标签,其实主要是说她与哥哥齐襄公的私通,而导致丈夫鲁桓公被杀。文姜是齐国的女公子,在齐国时享有万千宠爱,却在遭遇郑太子忽两次拒婚后一病不起。她的异母哥哥齐襄公当时还是太子,兄妹俩同在嫡夫人宫中长大,哥哥在其患病期间多次探望,两下生情,这是当时的情景。我们再看看文姜成长的背景,齐国是姜子牙的封国,他的治国理念“因俗简礼·尊贤尚功”,在那个时代这是非常先进的思想,当时的齐国地处东夷沿海,有群婚的部落存在,民间有“巫儿”,“巫儿”就是不出嫁的女子,在家中可以主持祭祀。而在同姓不能结婚的礼制下,齐国也有宗族女子被纳入后宫的。文姜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出现兄妹私通就不足为奇了。后来,在她的丈夫鲁桓公被齐国杀害一事中,他发现文姜私情责骂不休也只是导火索而已,其实齐国早就想杀他了。那时候,齐襄公也已经杀了郑国的君主公子亹。再说夏姬,她的“不祥”在《左传》中有记载,《列女传》中也极尽渲染。夏姬嫁陈国司马,丈夫死后,陈国君臣与之私通,儿子不堪其辱弑君自立。楚庄王因此灭陈,把夏姬赐给了楚将襄老,对夏姬钟情的楚国智臣屈巫,开始解救夏姬,最终俩人携手归晋。夏姬的所谓“不祥”,是说与她有染的男人都惨遭不幸。而我想说的,她与这些男人的交集,基本是被动的。她下嫁陈国司马,是政治联姻,年轻守寡与陈国君臣私通,是迫不得已。而且,她被楚王赐婚时的身份就是俘虏。襄老死后,儿子黑要烝母,才有屈巫设计携其归晋。我们再看看春秋时期的故事,鲁国是个循礼的国家,鲁惠公照样纳了自己的儿媳妇立为夫人,鲁惠公就是文姜的公公;文姜的姐姐宣姜,先嫁给了卫太子伋,被太子伋的父亲卫宣公纳入后宫立为夫人,卫宣公死后,宣姜又嫁给了卫宣公的儿子公子硕。楚国也一样啊,伍子胥复仇,起因是楚平王纳了儿媳妇。宋国的宋襄公夫人,竟然要私通其孙子,只是因为他长得好看,后来她支持这个孙子做了国君,就是宋文公。我这样一说,再看文姜、夏姬的故事,就不足为奇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二者决定着人物命运,也就是现在所说,国家和个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古代的一些故事和人物,不是后人的臆想,需要后人正确的历史观。我在创作“春秋名姝”作品时,并没有拘泥于流传“刻板印象”,也没有拘泥于一家之言。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定位,作家要把她(他)放到大的历史框架中,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结合当时的价值取向,包括一些人性的、客观的、自然的属性等等,综合考量,才能复活丰满这个人物。当这个历史人物面世的时候,也许不是人们心中所固有的形象,或者看起来与“历史”有了出入,但是,他的形象会更具有历史和逻辑的真实性。

“春秋名姝”系列中的西施,是比较特殊的一位。她是四大美女中唯一的一位草根人物。她原本与政治无关,因为越王勾践复仇而浮出。她不过是吴越争霸的筹码,可能连筹码也不算。我写《西施传》,主要想通过这样一个载体,书写吴越争霸的那段历史和那个时期的“英雄群谱”。西施的资料比较少,《左传》没有提及,《越绝书》《吴越春秋》也是一略而过,包括《浣纱记》中,她的内容也很少,但是民间传说很多。我在吴越一带走访时,关于西施的最后归宿也是众说纷纭。大致有这样的说法:一是吴国被灭掉后,西施跟范蠡走了,这是越地人的传说;二是吴王自刎之后,西施殉情而死,这是吴地人的传说;三是吴国灭亡,西施被越王夫人沉江;四是西施被越王勾践接回了越国,纳入后宫。那么西施在吴国灭亡之后,究竟归宿何处?我们来看一下,西施和范蠡的交集是西施作为“美人计”中的美人,在越国被培训三年。这时候范蠡和西施都非常清楚他们不会有任何结果,即便是有海枯石烂的誓言,也很轻飘。西施被送到吴国十二年,吴王夫差对她万般恩宠,为她耗费巨资修建行宫,建筑响屧廊等等。即便西施在越国被洗脑,一个鬻薪氏之女,三年又能洗成什么样子?即便春秋时期重义轻死,对于西施而言,报效国家是“义”,回报吴王也是“义”,哪个“义”更重呢?范蠡是个大智慧的人物,他功成身退,是他看透了局势,并非因情而为。他如果想得到西施,也一定能够得到,因为是他把西施送到吴国去的,在吴国灭亡之后,他肯定能够抢先得到西施。那么西施愿意不愿意跟范蠡走呢?西施能在吴王宫中生活到吴国灭亡,不仅仅只靠美貌,所以西施有自己的思想。我觉得从人性的角度思考,西施爱上吴王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不会跟范蠡走。所以,才有了一个跟西施长得一模一样的谍樟。这是文本的需要,也是故事的需要,更是逻辑真实的需要。而且谍樟也不是横空出世的,开始就已经铺垫好的,她的父亲是伍子胥的贴身侍卫谍甲,谍甲就是潜入越国曾经“溺死”小夷光(西施)的人,这两个人都是虚构的人物,是为了串起西施与吴越争霸的时段交集。

张:柳岸老师,《西施传》完成,您的“春秋名姝”也就大功告成。您写了四部历史小说,想请您谈谈您是怎么理解文学反映历史、文学创造历史的?

柳:通过“春秋名姝”的创作,我对历史小说中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有了一些感悟,我觉得历史是文学的给养,文学是历史的传承。文学对历史的传承是具有创造性的,比起纯粹的史料,更加靈活,更加轻盈,更具有趣味性、可读性、广泛性、长远性、普及性。比起纯粹的文学,历史小说更具有史料价值,警喻意义,彰显出以史为鉴的独有魅力。好的历史小说是历史性与文学性有机融合,完美统一。从整体上看,历史是作品的骨骼,文学是血肉。一本《三国演义》普及了三国文化,又有多少人真正研读过《三国志》呢?当然,文学也可能对历史的一些细节故事进行虚构,但大的史实是不会颠覆的。

拙作“春秋名姝”系列包括《文姜传》《公子桃花》(息妫传)《夏姬传》《西施传》,这四位女主人公的生卒年份,刚好搭茬铺满整个春秋时期,“四位传奇女,一部春秋史”,如果想了解春秋那段历史文化,而不是精细研究的话, “春秋名姝”基本可以满足需要。

张:《西施传》之后,您还将继续从事历史小说的创作吗?您会继续“春秋”,还是转向其他历史时段呢?

柳:写完《西施传》之后,关于历史小说的创作会稍微停一下。我计划写一部关于“农业综合开发”的小说,也就是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反映乡村巨变的文学作品。我在县农开办做了5年的主任,我知道农业综合开发,或者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业农村意味着什么,那段工作经历对于我来说,实在弥足珍贵。我写“春秋名姝”系列时,才刚刚到那个单位。5年,我们开发了几十万亩高标准农田,给当地农民、农村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甚至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有些农民就在项目区散步锻炼,还有一些村子在项目区开“农民运动会”。这些年来,我的作品一直没有涉及那段生活,一是没有顾上,二是需要沉淀。对于我来说,那就是一块宝藏,我想把它做成一篇大文章,不然我就愧对那一段生活。现在我觉得是时候了,时机成熟了,我想把它写出来。清明节前,我已经开始了走访,作品暂定《天下粮田》,其实从内心来说,我还是很忐忑的,不知道能不能写好,主要是怕自己笔拙,把好东西糟蹋了。

写完这部小说之后,我想按照原计划写战国那一段历史,用四位名将串起战国那段历史。不过这个需要做大量的功课,包括一些史料和走访。书名暂定“战国名将”系列。我写战国名将,除了想把东周那段历史写透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对战国的时代特征比较感兴趣,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轨变型的时期,也是士阶层崛起的时期,混乱中又有自己的规律,很多人物身上有“鉴”的特性。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人——吴起,在这个人身上,我看到了很多当下人的影子。所以,我一直有计划写“战国名将”,这也只是计划而已,至于啥时候动笔,现在还不能确定。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周口市文联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号:2020BWX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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