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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与城的互动:近代汉口报业发展与城市空间形塑

2022-07-13荆蕙兰刘东

江汉论坛 2022年7期
关键词:城市空间

荆蕙兰 刘东

摘要:近代汉口开埠后在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开启了城市现代化进程,报业也随之产生与兴起。近代汉口现代化过程中独特的地理位置、人口的空间性集聚、城市的空间格局和复杂的空间地缘环境是影响报业发展与兴起的重要空间因素。同时,近代汉口报业也通过构绘城市空间想象、推动城市空间生产、扩大城市职业空间和重构城市空间交往,不断扩展汉口城市空间范围、塑造城市空间形态。近代汉口报业与城市空间的双向互动,不仅赋予了汉口报业独特的发展指征,同时也强化了汉口城市空间的都市性与现代性,推动了汉口早期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近代汉口报业;城市空间;空间形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工业化与城市发展研究”(21BZS016)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2)07-0100-10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近代中国报业史的研究多局限于传统史学的分析范畴,对近代报纸产生的客观环境——城市及其给报业发展带来的重要影响则鲜有深入探讨。“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①。人在城市中的经济活动形成的城市空间状态是一个包括城市居民衣食住行、都市观念、社会心态和生活情感等一系列生存状态在内的有机整体。城市在近代报纸的产生与发展中绝不只是一个“布景”式的存在,近代报业的产生根植于城市空间内的物质生产与文化活动之中,报业的快速发展也给城市空间变迁带来重要影响,兩者之间有着多层次互动关系。

1861年汉口正式开埠后,在迈向现代化城市的进程中,汉口的社会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革,现代性报纸的产生便是其显著特征之一。中国新闻史学的开山之作《中国报学史》一书便将近代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和汉口列为重点考察对象②,可见汉口报纸在近代中国报业史上的重要影响力。当前学界关于近代中国城市与报业之间关系的研究虽有一定数量,但研究视野主要聚焦于北京、上海等城市③,对近代汉口报业与城市关系的探讨着墨较少④,特别是近代汉口城市空间变迁与报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一、汉口开埠后报业的产生及其发展

现代性报纸是汉口从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型的重要产物和主要特征。在考察近代汉口报业与城市空间的互动关系之前,简要梳理汉口报业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才能更好地厘清汉口城市空间变迁和报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和互动逻辑。

(一)外报的创办与影响

随着汉口开埠,众多欲在中国开展商业贸易的外国商人和进行传教活动的传教士纷纷涌入,掀开了汉口报业发展的序幕。为了达到顺利开展传教活动的目的,西方传教士创办了一批宗教性质的报纸。1866年,《汉口时报》在英租界创办,这是第一份面向汉口租界内欧美等外国人士的现代报纸。但是,开埠初期的汉口仍处在城市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城市公共交通设施还很不完备。虽然当时已有租界,但仅英国一家,影响范围有限。⑤ 这一时期的汉口更像是一个“商业前哨”,在汉的外国人也不多,而且他们更倾向于将汉口看做是“一个远离故土的家”⑥,他们在汉创办商业报纸的热情始终不高。因此,这一时期真正在汉口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外报主要是开埠后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大量具有宗教性质的报纸。戈公振指出,中国近代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报纸“均出自外人之手”⑦。

20世纪初,汉口外报随着汉口的逐步“开放”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外报不仅在数量上增加了,而且在内容上除了宣传西方宗教教义和传播自然科学理论,对中国的时事政治的报道也逐渐增多,其中以《楚报》最具代表性。《楚报》创办于1901年,报馆设在汉口英租界的新昌里,所刊登的内容主要是湖北及周围几省的地方消息。《楚报》作为武汉地区办报时间最长和影响较大的外文报纸之一,在湖北乃至周边省份都有着重要影响力。当时外省以及汉口本地其它报纸都经常引用《楚报》刊发的新闻。1913年至1918年,湖北当局对新闻实行严厉封锁政策,外省市报纸所载的涉汉内容大多是“转载《楚报》所提供的信息”⑧,汉口外报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二)官报的设立与发展

近代官报的设立,多用于官方传布政令。张之洞在湖北任职期间曾提倡政府官员要多阅读报纸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并专门拨官款订购了288份《时务报》。⑨ 其实早在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时,就对办报之事有所关注,面对当时外报的纷纷涌现,开始“求得外国新闻纸而读之”⑩,并在广州设置诸多报摊以供人阅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他虽然在武汉积极推动城市现代化,但是在报业发展上逐渐持保守态度,这是由其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这也导致了1904年之前的汉口报业因受到张之洞的铁腕钳制而日趋调零。进入20世纪,现实政治形势迫使张之洞进一步实行严厉报禁政策,禁止购阅和传阅内容中刊有“悖逆”之词的外省报纸,并规定汉口华界与租界的报馆均不能购阅报纸和借用洋牌开办报馆。{11} 同时,为了防患于未然,兼与外人办报相抗衡和钳制民报发展,新式官报逐渐崛起。新式官报也开始成为统治当局“推展新政策、塑造现代性”的软性“工具”{12},并从创办之日起就在各个领域与这一时期的湖北外报与民报进行抗衡,希望通过创办官报和增强官报的舆论影响力来实现近代汉口报业舆论场的“舆论一律”。

同时,因近代湖北官报多创办于武昌,这是由武昌长期作为湖北的政治文化中心和总督府驻地所决定的,因此汉口的新式官报则较少闻名。直到20世纪初,汉口仅有2家官报,即1899年创办的《湖北商务报》和1904年由外报改为官报的《汉口日报》。{13} 因为汉口自开埠后经济发展迅速,《湖北商务报》集中体现了“查商务实今日要图”的办报理念,旨在通过创办商务性报纸“开通风气”{14},可见创办商务报主要出于对发展汉口商品贸易的考量,这也是汉口当局创办《湖北商务报》的初衷。《汉口日报》除时政新闻外,还设有行情栏目,主要分为茶、米、油、棉花、杂货、赤金、烟土、钱洋八大类,同时还附有轮船进出港日期,内容上比较侧重商业报道。

在张之洞看来,汉口处在南北枢纽之地,来往人员络绎不绝,极易“令邪说流行,惑乱官吏士民之心志”,因此可以通过“择其可刊入报者”{15} 以正视听,汉口官报的创办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张之洞认为,官报不仅能够通化社会风气,在“崇正黜邪”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其“中体西用”思想在汉口报业付诸实施的突出表现。也正因如此,近代汉口的民间报刊在这一时期因为官方办报理念的制约,发展受到了严重抑制。

(三)民报的崛起与勃兴

近代汉口民报的产生,普遍认为“《昭文新报》为最早”{16},这份由艾小梅于1873年8月创办的报纸虽然后来因销售不佳以至经费支绌被迫停刊,但其作为中国内地最早的民办报纸和汉口第一张国人自办报纸,在中国近代报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从汉口第一张民报的产生至20世纪之前,汉口民报虽有一定发展,但是并未产生较大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受到清政府的铁腕钳制,清政府曾谕文称天津、上海、汉口各处的报馆“肆口逞说,妄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提出要设法禁止,于是“着各该督抚饬属认真查禁”。{17} 另一方面也与汉口当地民众文化水平较低和商人的报纸广告意识不强有关。清末汉口社会风气尚比较保守,城市交通还不完善,汉口报业在此背景下很难取得长足发展。当地商人大多还不具备现代商业思维,“根本就没有广告意识”,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广告是什么”。{18} 这一情境下近代汉口民报很难得到快速发展,进入20世纪后,汉口民办的这种艰难生存状况才逐渐得以好转。

洋务运动破产后,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鼓吹变法主张、开展政治改良运动,积极通过著书立说和创办报刊以促使变法维新思想的广泛传播。其突出表现是这一时期汉口民办报纸数量显著增多,20世纪初,民办报纸开始“取代了外资为主的刊物”{19},汉口民报也在此期间得以快速发展。但是,持续仅百余日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宣布查禁全国各地报馆,1904年之前汉口几乎没有添设任何新的报馆,汉口民办报纸因此受到沉重打击,汉口“连一份影响较大的报纸也未发行”{20}。辛亥革命后,汉口民报才迎来了勃兴时期,这一时期在汉口的民报一度达78家{21},种类十分丰富,而且在内容上也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色彩,一批革命报纸、商报和花事小报纷纷涌现。

二、汉口城市空间对报业发展的影响

近代汉口报业的产生与发展与汉口城市空间的变迁紧密相关。汉口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空间格局,特别是空间内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特有空间的集聚效应对汉口报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汉口“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与报业的发轫

近代武汉的报纸大多数是在汉口创办的,这表明近代汉口报业和汉口城市空间位置有着密切相关性。汉口开埠后,伴随着大量人口与资金涌入,汉口城市空间不断发生变化,开始了从传统市镇向近代都市转变的历史进程,近代汉口报业也在这一进程中得以产生。

首先,开埠后的汉口凭借便利的水运交通条件成为西方传教士在华中地区开展传教活动的首选之地。近代汉口的西方传教士通过创办现代报纸来传播西方宗教文化知识与自然科学技术,对其来说,也正是汉口“九省通衢”的交通优势吸引其前来汉口办报传教。汉口在开埠之前便已是一个商业气息十分浓厚的内陆沿江名镇,时人对汉口的繁华景象多有描述,“汉镇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鹾商典库咸数十处,千樯万舶之所归,货宝珍奇之所聚”,俨然“南方一大都会”。{22} 辛亥革命时期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的杨端六曾提到,“汉口市面大,素称九省通衢,适宜于报纸的发展”{23}。由此可见,汉口正是因为优越的交通优势才吸引一批办报者蜂拥而至。

其次,汉口优越的交通条件为报纸的生产与发行提供了重要保障。虽然汉口传统的商贸较为发达,并有著名的“八大行”{24},其中就包括传统纸业,当时汉口“牛皮行及纸行共十余家,年贸易额约五六百万两”{25}。汉口开埠后,纸张需求量日益增加,很多报纸的印刷设备和纸张等原材料都需要从外地购买。1892—1901年,汉口纸张进口量从12000担提高到18000担。{26} 知名办报人蔡寄鸥曾提到,得益于汉口与上海之间便利的水运交通,当时汉口民办报业所需的很多印刷设备都是从上海走水运所购得。{27} 这是因为当时的上海不仅“拥有多量的印刷工具者”,同时也是“对内对外交通最方便的一个口岸”,因此“输入纸张等原料便利低廉”。{28} 1892至1901年间,平均每年都有30多艘轮船在长江进行商贸运输。{29} 汉口便利的交通条件也有利于报纸的发行销售,通过长江航线可以向长江沿岸的其它城市运送报纸,京汉铁路开通后又方便向铁路沿线城市邮运报纸。

最后,汉口市民的思想观念日渐开放。作为“九省通衢”的汉口在成为沿江重要的商貿口岸之后,随着往来商贸的发展,人口的频繁流动,新鲜事物的不断涌现,极大促进了汉口当地社会观念的更新和社会风气的开放,特别是市民的都市概念和城市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社会风气与观念的转变使作为现代性产物的报纸能够促进汉口市民产生新的思想观念。

(二)近代汉口城市人口的激增与报业群体的形成

人口的大量集聚是近代城市早期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力量之源。城市的现代化对报业发展而言不仅是交通运输、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变化,最直接的体现是新闻资讯和阅报群体的巨大变革。

首先,近代汉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集聚。汉口开埠后,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流入了大量人口。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移民的到来使汉口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其中既有汉口市镇时期所没有的租界移民,也有作为商业港口型城市所独有的新式商人,以及部分仕宦、军界人士和旧式文人,更有大量来汉口讨生活的普通工人、坐贾、行商和摊贩。据统计,1853年,汉口镇约有10万人。开埠后,汉口人口快速增长,1888年汉口人口增至18万。到了1923年,根据《中国年鉴》记录显示此时汉口人口已增至85万。{30} 1928年至1931年,人口总数从57万增至76万,至1931年底汉口总人口数已经达到了78万多人{31},由此可见近代汉口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增长之快。

其次,城市人口的大量集聚带来阅读需求。城市是人们“逃离土地、摆脱封建劳动和农奴地位、摆脱封建专权的空间”{32},大量移民的涌入构成了一个崭新的城市共同体。近代汉口的城市化移民在促进城市空间扩展、商业发展和文化繁荣的同时,也存在着新城市移民精神需求匮乏和心理孤独等问题。这是因为城市人口的高密度和异质化使人与人之间空间距离不断缩小但心灵间距却逐渐扩大,进而导致“个体间缺乏相互了解,而这通常是邻里间应有的关系”{33}。因此,人们通过不断找寻彼此“共同关心、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即讨论具有公众性的社会话题,进而满足其“紧张工作之后心理宣泄的需要”{34}。这一时期汉口报纸的出现正好可以满足人们的这一精神需求,成为“那些不得不生活在狭小社区范围内的移民瞭望广大外部世界的窗口”{35},而这些有着共同精神需求的城市民众也为汉口报业准备了大量的读者群体。

最后,城市居民对报纸的需求促使一批职业报人的产生。早期汉口西方传教士出于传教目的在创办大量宗教报纸的同时,也在中国教民中间接培养了一批专业办报人员,像汉口基督教仁济医院助理医师杨鉴堂就创办了《益文月报》。清末民初,汉口已经出现职业办报群体了。据宣统元年(1909年)湖北警务公所的调查统计显示,此时武汉三镇的报馆多达47户。{36} 同时,随着汉口新兴阶层办报意识在这一时期的觉醒,汉口绅商和新士绅两大阶层都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且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因此积极投资办报,如商人宋炜臣、蔡永基创办了《汉口日报》,刘歆生投资创办了《楚报》。此外,还有很多旧式文人在科举之路中断后,碾转于大都市之间以办报或卖文为生,他们具有丰富的办报经验,像来自上海的小说家吴研人来汉后便积极投身汉口报业浪潮。近代汉口报业就是在这一社会结构的变革中得以兴起,并形成了一批稳定的读报群体和职业报人。

(三)近代汉口的城市空间格局对报业发展的影响

汉口开埠后,随着人口大量涌入,商业贸易和交通运输日渐繁荣,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使城市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城市空间结构也随之改变,并对近代汉口报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汉口华洋并立的空间格局使近代汉口报业发展依势而办,极具空间特色。汉口开埠后,英国考虑到汉口的地理位置较为优越便在此选址设立租界。此后,随着汉口租界规模扩大,在毗邻租界的位置以花楼街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时人曾言“前花楼接后花楼,直出歆生大路头。车马如梭人似织,夜深歌吹未曾休”{37}。20世纪20年代末,汉口贸易往来频繁已经成为沿江重要的商贸港口,花楼地区既靠近租界又容易打探消息,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于是逐渐就有很多商业报纸扎根此地,逐渐形成了以花楼街为核心的华界商业办报空间。与此同时,由于汉口租界相对宽松的言论空间,大量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多选择在此创办革命报纸,汉口租界继而构建了以创办具有革命色彩报纸为主的办报空间。在近代汉口城市空间华洋并立的格局下,形成了华界报刊与租界民报各自存在、共同发展的办报空间。

其次,汉口的城市空间格局的变迁对于报业的生产经营也有很大影响。报业的发展和城市其他产业本质上一样,都需要依靠产业在城市核心空间的聚集来提升经营效应。汉口开埠后,花楼街逐渐成为近代汉口城区的核心商区,花楼地区随之就成为汉口报纸的集聚之地。报纸向商业中心的集聚,实现了报业之间交流与竞争并存的局面,有助于營造办报与阅报的市场文化氛围,进而促进汉口报业整体经营效益的提升,近代汉口报业便是在这一城市文化空间中蓬勃兴起。据统计,1932 年汉口有日刊报纸49种,而同一时期的上海有40种,北京有33种,广州仅6种{38},均少于汉口。1946年,汉口尚存报纸20种,同一时期的长沙有15种,重庆有23种,成都有22种{39}。与近代的上海、北京、广州、成都和长沙等城市相比,在数量上近代汉口报业没有明显劣势。

最后,近代汉口城市空间的变迁也对报人的办报意识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代汉口城市空间的变迁所带来的不仅是电影院、银行、大型商场以及众多的大众娱乐产业的接连出现,还有人员的频繁交往和都市资讯的大量产生,这些现代化的都市生活都给报纸提供了重要的报源。近代汉口城市空间的不断变迁还扩大了报人的办报视野,有助于其积累办报经验和萌发新的经营理念,比如与汉口商界搭建良好的广告合作关系,广告业的加入对报刊的发展十分有利。汉口独特的城市空间格局及其变迁,还使当地集聚的众多报纸在本地新闻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通讯社”机制供稿。据统计,1933年由国人自办的在汉通讯社就达49家{40},汉口报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1937年汉口有报纸20余家{41}。由此,近代汉口报业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报业运行机制和经营体系,汉口近代报业的轮廓也在这个特殊的城市空间中逐渐显现。

(四)汉口城市复杂的空间地缘因素与报业的困境

近代汉口独特的城市空间在促使现代报业产生的同时,也因其复杂的地缘条件使汉口近代报业的发展屡陷困境。地理空间所暗藏的复杂政治格局,城市文化空间的滞后,报业空间集聚的竞争效应,都严重阻碍了近代汉口报业的发展。

首先,近代汉口城市空间地域上所具有的复杂政治格局对汉口报业发展的阻碍。近代汉口地域空间上的特殊性及其所体现的复杂的政治格局决定了汉口的民办报纸虽身处“九省通衢”之地,但是处境却十分艰难。这主要是因为汉口开埠后,政治生态与社会观念还具有很大的保守性,这就使近代汉口民办报纸极易受到政治势力的控制和打压。比如《大江报》就曾因刊登何海鸣的《亡中国者和平也》和黄侃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两篇文章被查封,而后其主编也被捕入狱,可见近代汉口民办报纸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时,近代汉口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而战事频发,报业还饱受战争的凌虐,辛亥革命中汉口大部分报馆在战争中被摧毁,很多报纸在战火中消亡。

其次,近代汉口城市文化空间的局限与报业的艰难生存。相较于近代沿海城市的商业化经济、现代性社会和外向型发展{42},近代汉口虽然在开埠之后成为重要通商口岸,但仍呈现出内陆城市所独有的特征,思想传统而又现代,社会开放却又封闭。受这一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汉口当地对报人存有一定的职业偏见,致使近代汉口办报人数一直较少。很多人认为报人“凤文赋性迂拙,从事报业”,以至于“每有藉此为进身之阶”,便会被侪辈讥笑。{43} 汉口本地商人也多不重视报纸,投资报纸的积极性不高,也没有前瞻性的报纸广告理念。“没有一个大资本的经营”,仅靠空有热血却无财力的书生“拼命的支撑着支撑不住,谁也不肯援救”。{44} 资金的缺乏直接导致汉口本地报纸种类虽然很多,但是持续性特别差,每年新创报纸很多,仅1946至1949年就有327种{45},但普遍创办时间很短,呈现出倏起倏灭的发展势态。同时资金不足也导致报业市场上小报{46} 居多,大报极少。1919年前,汉口的大报仅有2种官报和9种民报{47},即使到了1935 年,汉口报业迎来了大发展时期,也仅有3种大报,其中发行量最大的《武汉日报》最高日发量仅2.6万份{48}。小报发行时断时续,销售市场也多局限于汉口本地,发行数相对较少,且普遍品味不高,刊载的内容多是为了迎合汉口当地市场。比如,很多汉口市民和来汉的游客,“到了打茶围斗堂子的时候,都是买一张小报来,按图索骥,以决定其猎艳的目标”{49}。《现世报》就曾解释其办报意在“可以破闷,可以消闲,非玩世不恭之谓,亦非侮弄当世豪杰之谓也”。{50} 这些小报标题与内容粗俗不堪,对外埠读者根本不具备吸引力,因此影响力较弱。近代汉口这种偏农业型经济和半传统性社会的城市文化空间极大局限了汉口报业的长久健康发展。

最后,近代汉口城市报业空间的集聚效应带来了报业间的激烈竞争。近代汉口独特的城市空间在给报业生产经营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行业之间的巨大竞争,众多报纸集聚于有限的城市之中共享有限的资讯,必然会造成残酷的报业竞争局面。报纸的新创及发行均需大量资金投入,而卖报所得资金远不能维持报纸正常运转,很多报人多有亏蚀,甚至贴钱办报。《民国新报》曾通过招股筹措办报资金,“办报资本银洋已招定 2 万元,拟续招 10 万元”{51},但是反响平平,不得不艰难维持。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很多报人不是着眼加强自身的创新变革能力,而是逐渐将报业当做经营业务去做,其结果就是报纸在民众心中的地位越来越低,记者的名声也愈加不好。因此,表面上汉口的报业数量上不断增加,但是报纸的格局和记者的口碑却日益卑下,这无疑给报人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不利于汉口报业的稳定发展。

三、汉口报业对城市空间的多重形塑

城市空间是城市中各种社会力量与人际关系的集聚之处,报纸则构成了城市空间中思想、文化、利益等现实要素在冲突和交织过程中的关涉空间文本。近代汉口报业的产生、兴起与近代汉口的城市空间密不可分,汉口城市空间影响着报业的产生与兴衰,汉口报业也在空间想象、空间生产、职业空间和空间交往上对城市空间进行着多重形塑。

(一)近代汉口报纸中的都市空间想象

近代报纸是城市的产物,同时也时刻“想象”着城市本身。近代汉口报纸中涵纳与记录了城市生活中的大量内容,国家事务、经济活动、文化交流、社会交往等均有呈现。汉口近代报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用崭新视角剖析近代汉口城市空间的文化载体,展现了近代汉口报业在汉口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空间想象的复杂景象。

一方面,近代汉口报纸中的都市空间想象彰显着现代性与传统性互相交织的双重面相。汉口开埠后,汉口便开始了城市现代化的进程,逐渐由一个传统封闭的内陆市镇转变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商贸都市,汉口报纸也开始了对汉口城市现代化的空间想象。比如,《汉口中西报》刊登的竹枝词认为,汉口租界“湾环马路亘西东,德法英俄大略同。惟有东洋异风趣,酒楼歌院夜灯红”{52}。对京汉铁路和汉口跑马场也有生动描画,“京汉迢迢鸟道通,骤于奔电疾于风”{53},“分道扬镳各自由,此风原是创西欧”{54},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当时汉口租界的现代化都市景象。报纸中所包含的“马路”“夜灯”等现代性因素构成了近代汉口城市生产生活空间的组成构件,关于铁路与跑马场的城市空间想象也成为一种现代性空间布局融入传统城市生活的重要映射,其建设理念已经不是中国古代传统城镇语义符码的简单复制,而是一种具有“未来”取向的现代化文化景观实践。同时,近代汉口报纸对汉口市民生活的记录与呈现固然具有传统性的一面,但城市空间中的日常想象更多是普通市民的城市生产生活场景的现实映射。近代汉口报纸中小报较多,虽然品味普遍不高,但也更加贴合汉口当地的市民生活。著名报人徐铸成回忆,“《罗宾汉报》 这个小报,品格更加下流。”{55} 就连汉口本地的竹枝词也多认为这些小报“平章风月也风流,又作歪诗号打油。”{56} 近代汉口小报中的“花报”更是“争客吃醋,班主虐待,姘龟奴,姘戏子,种种现象,无不照实录来。”{57} 《汉口见闻录》也将“各家妓女之芳名、籍贯、年岁及若干人,或以色胜或以艺胜或以应酬胜”{58},并在报纸刊登以供阅览。此外,像汉口小报《太阳灯》还曾通过构建汉口市民关于关于“怡园”公共空间的城市记忆{59},感慨城市生活的善变,凸显了城市传统空间在现代化进程的变迁与市民想象的失落。总之,一个城市的传统性作为城市文化身份的集中反映,在城市空间上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深刻的文化认同。这种不同的生活场景与话语表达构成了近代汉口城市空间想象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紧张和冲突。

另一方面,近代汉口报纸中的都市空间想象体现了城市精英趣味与市民日常生活的审美并存。在西方电影文化和电影宣传的熏陶下,影戏院逐渐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武汉日报》曾指出,汉口很多忠实的影迷“对于银幕的人物如数家珍”,以至于很多影迷“视影戏院为第二家庭”。{60} 西方电影带来的不仅是城市文化空间的变迁,还有社会风气的日益开放,同时也引领着地方精英群体审美趣味的转变。譬如,电影中的女明星和男影星通过大胆开放的影视行为,打破了汉口民众对西方世界的神秘想象。这种电影文化上的洗礼让近代汉口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地方精英们也开始为银幕上的“接吻”辩护,认为“吻虽然是种渺乎其微的小动作表演”,“也尽可以加以相当的考虑和研究”{61},甚至逐渐将其看作是一种接受与认可西方现代文明的时髦行为。同时,与城市精英趣味相对应的是近代汉口报纸中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及其都市空间想象。比如,汉口由于夏季极为炎热,“满巷躺满了裸体的男人,女人带着她们的孩子,也躺在那里”{62}。斗蟋蟀与赛马赌博在汉口也曾泛滥一时,“我国人之勇于内争,殆与蟋蟀等”,且“恶斗不息”。{63} 可见,城市普通市民受制于城市日常生活的琐事,对城市空间的认知与使用必然较为传统和世俗。但是,《汉口中西报》关于市民们街头露宿现象的报道,认为公共街头纳凉的行为不仅有伤风化,而且极易带来公共卫生问题。{64} 《汉口中西报》曾刊登了一则当时汉口市政机关的公告,强调“男女混杂不惟有碍风化,抑且有碍卫生。警察厅长周君见及与此,刻传知各警署一体切实严禁。”{65} 可见,一旦城市空间失去劃分界线、塑造身份和制造认同的作用,各种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意识便会随之而来。因此,在当地精英眼中街头纳凉露宿者是“贱骨头”了,而斗蟋蟀更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总之,在近代汉口的现代化过程中,审美趣味被影射在汉口市民的日常生活观念之中,城市精英群体与普通市民的审美趣味在近代汉口的城市空间想象中被双重书写,并产生了精英叙事逻辑与世俗生活需要两种不同的城市空间想象方式,体现了城市精英趣味与市民日常生活审美的并存局面。

(二)汉口报业对城市空间生产的影响

城市公共空间及其生产是区别近代城市与传统市镇的突出表现之一。近代汉口报业的生产是一个包含了报馆位置的选定、印刷器械的采购、报纸内容的生产和发行销售等一系列环节的系统整体,报人、报馆、通讯社和印刷厂等与汉口城市空间所发生的互动关系及其内容生产,构成了近代汉口城市空间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汉口现代化的显著特征。

首先,近代汉口报业发展中全新公共空间的产生,推动了城市公共空间形态的巨大变革。城市的空间形态是指城市各组成要素在空间上的布局结构及其具体形态。早年间的汉口是江汉汇流下形成的一块“飞地”,“初为荒野,今皆筑室列廛,市肆里遥,百货齐萃矣。此以水藏洲曲,可以避风,水浅洲回,可以下锚故也”{66}。汉口开埠后,近代报业也随之兴起,在汉口租界的花楼街地区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报馆。近代汉口街头集聚的报馆作为城市生活的外来物是汉口不曾有过的文化景观,构成了城市空间意义上的突兀格局。同时,为了解决近代汉口刊登新闻经常“大同小异”的问题,“通讯社”机制随即产生。以报馆、发行处、广告机构、印刷厂、通讯社等为象征的近代汉口报业在城市空间中形成了完整的报业运行和经营体制,改变了传统汉口的城市街貌,产生了新的城市生活空间,并逐渐为城市所接纳和市民所认同,成为近代汉口的城市空间和市民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也代表着近代汉口城市空间形态的巨大变革。

其次,近代汉口报业的兴起带来的城市空间生产,对经济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汉口报业的快速发展极大活跃了近代汉口的房屋租赁市场。汉口花楼街附近的许多租户都是报馆,因为地段紧俏,还有房东趁机涨租。报纸的新创及维持需大笔资金投入。1913年,在汉口的日本人制定了一份《接办〈公论新报〉预算》计算了办报的投资成本,仅创办费就需10500 元,每月经营经费需2190元。{67} 这些资金涌入报业市场,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产业是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主体,报业的兴起对其他产业发展也有积极影响。近代汉口报馆聚集带来了报业的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相关配套产业的出现与发展,比如港口纸张贸易、周边印刷厂、广告业务、通讯社等都逐渐规模化与产业化。此外,近代汉口报业虽然广告业务不多,但是有限的广告宣传也为刊登广告的工商户的发展树立了良好口碑和经济效应,对工商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间接支持了工商税收。

最后,近代汉口报业是汉口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生产的重要来源,对城市公共文化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近代汉口早期报业以外报为主,且由于售价较高,读者十分有限,“以中外商人为最多,中国官绅次之”{68},对大多数的汉口市民来说影响较小。而后在租界出现了一些富有革命色彩的报纸,大量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使用从国外复制过来的西方先进经验,通过与“商业结合日益成熟的传播媒体与传播管道”{69},利用当时汉口租界相对宽松的言論自由构筑了一个革命性的言论空间,实现了对近代汉口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革命性塑造。但是,随着近代汉口城市现代化的持续推进,近代汉口报业的办报主旨也开始从“政治”走向“日常”。为适应市民丰富的精神文化需要,报纸的观察视角开始深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报纸内容也更具鲜活度、趣味化和丰富性,使近代汉口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生产整体上呈现出地方化、市民化和世俗化的特征,逐渐成为满足汉口市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服务性载体。近代汉口报馆聚集了很多“文人”,“文人”的日常活动与社会交往形成了核心的文化消费热区,进一步扩展了城市的公共文化空间,加强了城市的公共文化传播效应,提升了近代汉口的城市空间文化品位。

(三)汉口报业扩展了城市的职业空间

近代汉口报业的发展对于城市空间的影响还体现在社会分工的出现和新职业的产生。社会新职业的出现为近代汉口市民实现个人价值提供更为丰富、多元和自由的弹性职业空间,这也是推进近代汉口现代化的必然过程。

首先,近代汉口报业在发展中产生了专门从事报纸行业的职业报人。近代汉口职业报人主要是由“新型文人群体”构成,他们大多来自汉口周边地区和沿海大城市以及海外留学群体,包括汉口本地的旧式文人、绅商和沿海地区来汉的现代报人以及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这是因为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后,很多读书人的仕进之路堵塞,这些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除了办报之外,那里还有你营的业呢”{70},于是便转身成为报人,他们共同构成了近代汉口报业的人才基础。近代汉口很多职业报人都把办报作为自己人生的重要理想和精神依托,也将其作为另一种实现人生价值的实践方式。这些职业报人的产生及其职业活动为近代汉口报业的发展特别是汉口民报的勃兴提供了重要保障,这也是近代汉口报业能够在中国报业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其次,近代汉口报业的兴起扩大了城市周边产业的职业空间。近代汉口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对配套产业提出了较大需求,随之而来便是相关配套产业的涌现与发展,比如纸张贸易、印刷机械、广告业务、通讯社等都逐渐实现了规模化与产业化,这就必然会产生大量的职业需求。同时,许多埠外报纸也纷纷在汉口设立分支机构。随着埠外报纸输入日渐增多,在汉口设立的分支机构也不断增加。1926年,在汉口设立的外埠报纸分销处不少于8种。{71} 民国中后期,埠外报纸甚至还在汉口设立分馆,仅1946年,埠外报纸就在汉口设立了3处分馆和7个分销处。{72} 有些埠外报纸不设立分支机构,而是依靠汉口当地派报机构,1930年埠外报纸的代派报公司已经遍布汉口街市。{73} 埠外报纸是汉口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埠外报纸在汉口通过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寻找派报公司打开在汉报业发展局面,产生了一批专业经理人和派报人,是对近代汉口城市职业的补充与丰富,进一步扩大了城市的职业空间。

最后,近代汉口报业不仅是以新产业的形式为近代汉口提供了新的职业需求,同时也为报业内容的基础生产者特别是记者和报纸专职作者提供了重要的生产空间,并通过提供版面和稿酬的形式,推动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记者和作者的产生。这种职业的出现具有极大影响力,特别是对当时的女性而言,她们开始“走出家庭,走进学校、工厂”{74},也因为受教育机会的增加,近代一些职业女性掌握了一定的阅读和写作技能,有些女性甚至在学生时代就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同时,汉口报业的兴起为一批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提供了更多的职业选择,近代汉口女性在职业空间的解放成为女性改变生活格局和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渠道,思想的解放与身体的解放在职业上得到了最好诠释。

(四)汉口报业重构了城市的空间交往

城市空间的生产不仅是城市产业的物质创造,同时也是城市中社会关系的再次生产,构成了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间里到处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75}。近代汉口报业的兴起,使城市空间中有关报业的职业交往、私人交往和团体交往有多样的呈现,实现了对近代汉口城市空间交往的重构。

首先,近代汉口报业发展中产生了新的职业交往。在近代汉口报刊产生之前,人们的交往多是在同业公所、茶馆、戏院等公共场所的一种传统交往。近代汉口报刊的产生促进了以报纸为中心的城市交往空间,特别是以报馆、报业团体等场所的职业交往。城市空间这一职业交往的产生是报业团体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公论新报》就因为身陷一场纠纷,该报经理朱艺甫便联合汉口报界同人公禀鄂督派专员予以查办,以此来以维护报界权益。1908年2月20日,《汉报》因为转载《神州日报》的《老猿列传》一文被汉口当局封禁,随后汉口报界紧急召开会议商议对策,并决定“均拟迁移租界挂旗抵制”。{76} 其次,近代汉口报业还促进了报人私人交往空间的形成。报人之间的私人交往,多是基于共同的事业追求进行的个人交往,他们往往会围绕报业的发展现状及其未来前景展开交流。比如著名编辑喻的痴就曾记录了他在《汉口中西报》时与在汉其他报社记者、编辑之间的交往。{77} 最后,近代汉口报业还促进了城市报业团体的空间交往。清末汉口社会就已经存在一些士绅团体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型公共领域”,以此作为政府管理的补充。{78} 梁启超曾在其主办的《新民丛报》发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对报业有了新的认识和定位,并基于唤醒报业同人群体意识的目的,提出了“报界同业诸君”的理念。而后各地报界同人的群体意识逐渐觉醒,并积极创建地方报业组织。1905年,《时报》在上海最早倡导成立了“记者同盟会”。1906年10月,汉口的《公论新报》《汉报》《汉口中西报》等诸多报纸发起组建了“汉口报界总发行所”{79},不仅对章程、纪律、宗旨、经费等项目进行了明确规定,同时定期组织碰头会,力争实现汉口报业的联合发行,并对统一广告和催缴报费进行商讨。1927年3月20日,由《汉口民国日报》发起的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在汉口举行,对于“统一革命宣传,改良新闻技术,增进舆论权威,拥护本身利益”{80}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同时也是近代汉口报业团体积极参与武汉地区报业的重要表现。

四、结语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和近代中国城市变迁史密切相关,城市的空间变化影响着报业的发展与进程,报业也在发展中不断形塑着城市的空间格局。近代汉口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经济因素、文化氛围的多重影响下,伴随着城市空间格局的变迁和周边人口的大量流入,城市空间内的社会活跃性、商业聚合度、人才吸引力都得到了极大提升,报业也因此得以产生与兴起。近代汉口报业的发展及其与周边产业的耦合,加深了城市空间的聚合效应,在其向周边辐散形成“文化产业圈”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近代汉口城市空间的扩展。近代汉口这种报与城的互动关系对近代汉口报业的快速发展和早期现代化的推进都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城市现代化也是城市文化的现代化,城市文化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一个文化资本不断积累的过程。近代汉口的城市现代化实现了城市空间的不断变迁,不仅促进了近代汉口报业的发展与兴起,同时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和产业生态。围绕报纸而形成的相关产业链,实现了近代汉口报业的纵深化发展,并成为近代汉口重要的社会文化生产空间。另一方面,近代城市的现代化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城市空间的现代化转型和市民的现代化转变。近代汉口报业的产生为近代汉口城市空间的现代化图景的生成提供了重要契机,开启了近代汉口城市空间多重形塑和人的观念多维塑造的新时期。报业作为近代重要的文化产业形态,在近代汉口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对城市进行关键的“文化填充”,填补了近代汉口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精神空洞”,能够使汉口城市空间这一“躯体”更加饱满和充满文化质感。

在报业与城市空间互动关系的阐释框架下,近代汉口城市空间对报业发轫与兴起产生影响的同时,报业也对汉口城市空间进行着多重形塑。近代汉口城市空间格局的开放性、空间人口的流动性、空间发展的商业性和空间秩序的包容性,极大地丰富了汉口报业的内容与形式。同时,近代汉口报纸也通过多种形式刻画了汉口在西风东渐背景下的都市百态与市民面貌,其中现代文明的都市空间想象、新旧交织的城市空间生产、鼎故革新的城市职业空间和复杂多样的城市空间交往,都得到了丰富而生动地书写。近代汉口报业发展与城市空间变迁的互动图景,在一定意义上也观照了汉口从传统市镇向近代都市转型的历史进程。因此,汉口报业对城市空间的书写不仅反映了近代汉口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空间中的市民生活变迁和市民心态变化,从中亦可窥见近代汉口城市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历史脉络。

中国近代报纸发展史和城市变迁史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深入而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报纸与城市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需要基于近代城市史和报业史的双重视角,将城市空间变迁史和报业发展史紧密结合,更加系统、完整地思考报业发展与城市空间变迁的关联,从而重构一种更加立体、丰富、互动的城市空间与报刊关系。因此,基于近代汉口报业的发展过程及其与汉口城市空间互动关系的历史考察,不仅勾勒出了两者之间相互交织和彼此映射的动态图景,而且对于当前城市在融媒体时代推进报业的新时代创新与发展,推动报业改革和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深度融合,现实城市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报业引导力、吸引力、传播力的全面提升也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页。

②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168页。

③ 相關研究有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洪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李文健:《记忆与想象:近代媒体的都市叙事》,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

④ 相关研究有江凌:《城市化移民、人口集聚与区域城市近代报刊业的兴起——以近代两湖地区城市报刊业的兴起为例》,《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4期;任晓飞:《都市生活与文化记忆——近代汉口的公共娱乐空间与大众文化(1912—1949)》,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汪苑菁:《报刊与城市现代性——以汉口和〈汉口中西报〉为中心的考察(1864—1916)》,华中科技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何璇:《近代报界公会与公共文化空间的成长(1902—1937)》,武汉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等。

⑤⑨{26}{29} 参见穆和德等:《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海关十年报告·江汉关(1882—1931)》,李策译,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33、72、77、35页。

⑥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江溶、鲁西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⑦{16}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55、95页。

⑧{13}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页。

⑩ 张之洞:《劝学篇》,李忠兴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11}{68}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版,第546—547、551页。

{12}{19}{69} 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稻乡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102、241页。

{14}{15} 赵德馨编:《张之洞全集》第6册,吴剑杰、周秀鸾等点校,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402页。

{17}{20}{21}{23}{50}{57}{67} 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0、3、302、111、125、354页。

{18}{27}{44}{49}{70} 张研、孙燕京编:《民国史料丛刊·史地卷》,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390—392、392、384、394、389页。

{22}{66} 范锴:《汉口丛谈》卷3,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139页。

{24} 清朝初年,汉口的汉正街由于商业与手工业的高度集中,形成了所谓的“八大行”。其中商业的八大行称为“上八行头”,手工业的八大行称为“下八行头”。

{25} 武汉图书馆、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编:《民国夏口县志校注》,杜宏英、许歌校,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249页。

{28} 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下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1页。

{30} 皮明庥:《近代武汉城市人口发展轨迹》,《江汉论坛》1995年第4期。

{31} 湖北省档案馆藏:《民国二十三年度(1934年)市政调查》,档号:LSA2.21—8。

{32}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33} 孙逊、杨剑龙主编:《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赵宝海、魏霞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页。

{34}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6页。

{35} 帕克等:《城市社会学》,宋俊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36} 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69页。

{37}{52}{53}{55} 徐明庭:《民初汉口竹枝词新注》,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9、3、11、17页。

{38} 燕京大学新闻学系: 《中国报界交通录》,燕京大学新闻学系1932年刊行,第103—104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新闻科:《全国报纸暨通讯社一览》,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新闻科1933年刊行,第1—3、8—10、16—19、30—33、42页。

{39} 武汉日报年鉴编辑委员会编:《武汉日报年鉴》,武汉日报社1947年版,第170—180页。

{40} 《武汉指南》第12辑,汉口广益书局1933年版,第1页。

{4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文化(一)》第五辑第一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

{42} 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页。

{43} 《叙言》,《汉口中西报万号纪念刊》,汉口中西报社1936年版。

{45}{79} 湖北省报业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报业志》,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735页。

{46} 中国近代对大小报的划分有前后两个时期的不同标准,民国前期以日出三大张为划分标准,民国中后期则以日出万份为划分标准。

{47} 汉口市新闻纸杂志暨儿童读物展览大会编:《新闻纸展览特刊》,汉口市新闻纸杂志暨儿童读物展览大会1938年版,第15页。

{48} 许晚成编:《全国报馆刊社调查录》,龙文书店1936年版,第153—159页。

{51} 《本报招股简章》,《民国新报》1912年5月13日。

{54} 徐铸成:《旧闻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1页。

{56} 潘超等编:《中华竹枝词全编》(五),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548页。

{58} 《群芳谱逐日出现》,《汉口中西报》附页《汉口见闻录》1909年4月20日。

{59} 摩登:《怡园的转变》,《太阳灯》1933年4月8日。

{60} 杜蘅之:《影迷与明星》,《武汉日报》1935年7月30日。

{61} 恋波:《银幕上的接吻》,《武汉日报》1935年2月12日。

{62} 《睡马路》,《建国晚报》1947年8月26日。

{63} 青佳:《蟋蟀一斗万金》,《太阳灯》1932年11月1日。

{64} 漱碧:《纳凉》,《汉口中西报》1932年8月4日。

{65} 《严禁当街露宿》,《汉口中西报》1917年6月25日。

{71} 《汉口商业一览》,大新印刷公司1926年版,第40页。

{72} 武汉文化出版社编:《新武汉指南》,武汉文化出版社1946年版,第42页。

{73} 宋漱石:《抗战前的武汉报业》,《湖北文献》1978 年第49期。

{74} 张宪文:《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4页。

{75} 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76} 赵建国:《分解与重构:清末民初的报界团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2页。

{77} 喻的痴:《我与中西报》,《汉口中西报万号纪念刊》,汉口中西报社1936年版。

{78} 黄宗智:《中國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页。

{80} 《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成立大会盛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2日。

作者简介:荆蕙兰,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连,116024;刘东,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辽宁大连,116024。

(责任编辑  张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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