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西安市城市空间重构的趋势与驱动机制
2015-07-09李武斌
李武斌
摘要：空间是城市社会重要的生产要素，空间重构是转型期城市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转型期西安城市空间重构出现了郊区化、垂直化、景观化和贫困化四个明显的趋势，历史传统与旧工业布局、土地与户籍制度变革、经济增长模式、结构变动、城市规划与城市自组织构成了转型期西安城市空间重构的驱动机制。对于转型期西安城市空间重构的研究可以为西安建设可持续城市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转型期;城市空间;空间重构;西安市
中图分类号： TU984.2;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改革开放后，中央集权配置资源和分配产品的计划经济向市场配置资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中国社会进入经济转型期。国际社会发展经验来看，社会转型期一般是“黄金发展期”，但也容易变成“矛盾凸现期”。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经济转型速度开始加快，城市发展出现空间重构的新特征。转型期的西安是盛唐之后千年以来城市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异彩纷呈，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成为西安城市发展的不和谐音符。探讨西安市在社会转型变革中城市空间重构出现了新的变动趋势及其驱动机制，对于西安市重视城市空间演变规律研究和城市空间优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郊区化
西方学者范登博格把区域城市化分为向心集聚的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四个阶段。[1]19郊区化代表着人口、产业、就业和居住从城市中心向郊区迁移的一种离心扩散趋势。当城市化率达到70%的时候，城市郊区化会达到较高水平。西安市城市化水平在 2012年突破70%门槛，达到71.51%，其郊区化趋势非常明显。
首先是人口空间分布的郊区化。把西安市所辖10区3县按照地理位置由内向外可以分为中心区（新城区、莲湖区和碑林区）、近郊区（雁塔区、未央区和灞桥区）、远郊区（长安区、阎良区、临潼区）和边缘县（高陵区、周至县、户县和蓝田县）四个圈层，据测算，自2000年到 2013 年，作为历史上人口最密集的中心区人口比重下降了近一个百分点，而近郊区却增加了4个百分点（见图1）。这一特征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人口“郊区化”态势的强化。①
图1西安市四大圈层人口比重变化（2000-2013）
Fig.1. The demographic proportion of four circles in Xian City（2000-2013）
其次是随着人口郊区化出现的居住郊区化。高琳收集了1996年到 2008年西安市住宅交易面积数据（表1）， 三个圈层住宅成交面积成十几倍增长，近郊区住宅新建与销售规模占全城半壁江山，远郊区由于基数小，增长倍数最大，而中心增长缓慢。[2]31
表1 1996-2008年西安不同区域住宅销售
Tab.1 Sales of residential real estate in different districts of Xian City（1996-2008）
圈层
结构
1996年
2008年
增长倍数
比例
变动
面积（万m2）
比重（%）
面积（万m2）
比重（%）
中心区
25.01
40.04
364.00
33.48
13.56
-6.56
近郊区
33.73
54.01
610.47
56.15
17.10
+2.14
远郊区
3.72
5.95
112.74
10.37
29.34
+4.42
最后是工业布局的郊区化。从20世纪90年代后，西安市就开始了城区内工业企业的迁建，但由于历史原因，进展缓慢。2006年西安市制定了《西安市工业发展和结构调整行动方案》，对城墙内17家企业，二环及二环沿线高能耗、重污染、不符合城市规划和安全生产的22户企业实施搬迁，须在2015年前全部搬出二环，进入相应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发展。②
20世纪90 年代以来，西安郊区化趋势异常显著，是转型期西安城市空间重构的重要趋势。对于转型期城市郊区化现象，国外学者褒贬不一。芒福德观点颇有代表性，认为郊区化是一种破坏因素，起到反城市的作用。[3]518库哈斯观点截然相反，认为郊区化“不仅促成了当今城市必然的分裂，使城市活力的中心从城市中心转移到城市边缘，还为避免城市化规则而产生出非凡的创造力。”[4]29不可否认，郊区化是城市发展中空间扩张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西安郊区化进程迅速，尤其是近郊区多个开发区建设，30年来从乡村变成了现代化的经济开发区和新城区。当然，也要积极面对和研究郊区化过程中出现的负面效应。
二、垂直化
城市空间拓展有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横向维度的拓展表现为郊区化，而纵向维度的拓展则表现为垂直化。[5]随着人口增长和科技发展，城市的垂直发展成为城市空间生产与开发利用的未来方向。垂直发展牵涉到空中和地下两个方面。
（一）高层空间
由于保护西安城市风貌的特殊性，对古迹周边建筑物高度都有严格限制。新中国成立后，老城区内新建建筑维持在20-70m之间。真正改变西安天际线的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高层建筑建设热潮。到2010年，西安市高层建筑超过3000栋，[6]138城市空间迈入高层时代。
图2 中国待建超高层建筑排名（250m以上）
Tab.2 The ranking of constructing high-rise buildings（≥250m） in China
异军突起的西安高层建筑，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将成为规划国际化大都市地标性景观。但是，摩天大楼建设热，更多动力在于城市竞争的形象工程（图2中显示待建的超高层建筑排名前10位中，西部城市占据一半）。西安城市垂直空间的开发必须考虑城市历史风貌和地域文化，切不可盲目跟风。
（二）地下空间
1991年“东京宣言”宣称21世纪是地下空间的世纪。西方国家早在上世纪大规模利用地下空间。西安市地下空间开发仍处在初级阶段。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平战结合”原则，对一些人防工程进行了空间改造和商业开发。地铁轨道系统是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又一大型工程。2007年西安地铁建设正式开工。为“有效节约土地资源、科学有序利用城市地下空间”，2014年，《西安市城市地下空间利用体系规划》公布，西安市地下空间结构将呈现“向心分散型”的“一核（老城区）、五区（土门、胡家庙、大明宫、小寨、高新5个综合功能区域）、六线（地铁1至6号线）、十二片（三桥、西太路、电视塔、曲江不夜城、高新西万路、航天城长安南路、纺织城纺渭路、北三环、浐灞广安路、南二环沙坡、未央广场、北客站）、多中心（大唐西市、文艺北路等多个混合功能点）”。③
根据国际通行观点，一个城市地下空间资源总量可用城市总用地面积乘以开发深度的40%计算。根据西安市总体规划，2020年西安市主城区用地规模600km2，说明西安地下空间开发潜力巨大，将成为未来西安城市空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景观化
查尔斯·瓦尔德海姆提出了“景观都市主义”概念：它描述了当代城市化进程中一种对现有秩序重新整合的途径，在此过程中景观取代建筑成为城市建设的最基本要素。[7]13斯坦·艾伦补充：它不仅是当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模型，更是一个能很好地体现这个发展过程的模型。[8]119因此，景观替代建筑成为新一轮城市发展中刺激发展的最基本要素，也是重新组织城市发展空间的最重要手段。[9]城市中污染的河流和工业衰退的车间都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废弃景观”。[10]
（一）“八水润西安”景观
昔日长安依山傍水，灞、浐、泾、渭、沣、滈、涝、潏，“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司马相如《上林赋》），素有“八水绕长安”之胜景（图3）。历史上长安城是一个人口密集、经济繁荣、布局整齐、风光秀美的生态化城市。由于上世纪过度工业化开发和城市建设无序发展，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可持续发展。
1990年开始，西安市开始了城市绿化建设，全市森林覆盖率由1990年的30%增加到2000年的38%，到2017年规划期森林覆盖率突破50%。④2000年后，种树种草为主要内容的绿色阶段过渡到以“八水润西安”工程为标志的蓝色阶段。2004年，浐灞生态区成立，成为全国首个“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区”，也为“八水润西安”工程进行了前期有益探索。2012年正式通过《“八水润西安”规划》，范围涵盖西安市行政辖区，规划建设“5引水、7湿地、10河系、28湖池”，到2020年把西安建成“城在水中、水在城中、水韵长安”的现代化生态型大都市。
图3 昔日“八水绕长安”胜景
Fig.3 “Changan City surround with 8 rivers” landscape in the past
（二）“纺织城”艺术景观
现代工业生产模式直接导致了废弃景观的产生，包括废物、废弃场地或者浪费的场地[11]。建国前，西安纺织城地区沟壑纵横，杂草丛生。20世纪50年代，国家批准在此筹建棉纺基地，逐步形成西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兴起后，纺织城大量企业破产，厂房闲置，工人下岗，成为全国典型的工业衰退区和城市贫困聚居区。2007年，11名艺术家进驻纺织城。昔日纺织工业厂房，通过文化创意产业改造，成为文化创意与艺术生产的重要空间（图4）。
图4 “纺织城”一家废弃工厂车间改造成了艺术社区
Fig.4 A “waste” workshop transformed into an art museum in “Fangzhi Old Industrial Areas” of Xian City
虽然工业遗产景观开发与产业化在国内仍未形成普遍共识，但工业景观文化创意改造已经成为旧城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西安市空间重构的标志性内容。
四、贫困化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在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过渡的过程中，普遍出现了一个以城市失业人员为主体的贫困群体，并且呈现出区域性和阶层化的特点，Mingione称为“新城市贫困（new urban poverty）”。[12]我国20世纪90年代转型期以来，一个以下岗、失业、在岗低收入人员和流动人口为主体的新城市贫困阶层迅速形成。[13]西安市产业空间调整过程中，从而出现了居住空间的异化，[14]突出表现就是城市发展出现了贫富阶层分化与贫困的区位化特征。
项目组利用扩展线性支出模型推算出西安市贫困线及贫困率（表2）。从整体情况来看，从1990至2013年，总体贫困人数呈现先增加后减少态势，2013年贫困人口数量比1990年多出23.77万人，新老贫困交织在一起，使西安市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复杂化。
表2 西安市贫困人口数量及其比例（1990-2013）
Tab. 2. Poverty population and its proportion in Xian City（1990-2013）
年份 贫困线（元/月） 贫困总人口（万人） 贫困率（%）
1990 76 36.01 18.43
2000 560 82.78 24.33
2013 1320 59.78 13.33
表3 2013年西安市各街道办贫困率
Tab3 Urban poverty rates in the subdistricts of Xian City（2013）
街道
贫困率
街道
贫困率
街道
贫困率
街道
贫困率
小寨
8.97
红旗
10.71
张家堡
12.20
西一路
6.90
草滩
29.63
纺织城
16.98
徐家湾
22.73
中山门
3.45
长延堡
10.98
太华路
10.53
环城西
10.71
北院门
13.64
大雁塔
09.68
北关
10.53
十里铺
21.43
张家村
9.41
自强路
11.54
六村堡
18.97
韩森寨
07.41
文艺路
7.32
长乐坊
09.62
大明宫
11.32
新合
31.03
柏树林
25.00
席王
28.00
辛家庙
13.79
新筑
06.67
太乙路
21.43
狄寨
13.56
桃园路
10.84
长安路
10.17
南院门
13.04
三桥
20.45
土门
5.08
曲江
11.11
长乐中
10.53
红庙坡
17.24
西关
8.77
等驾坡
10.34
长乐西
5.08
青年路
22.22
鱼化寨
7.14
灞桥镇
13.79
胡家庙
1.79
枣园
9.43
丈八沟
16.67
谭家街
19.64
东关南
02.53
未央宫
14.00
电子城
15.66
洪庆
22.81
解放门
35.71
汉城路
7.41
图5 西安市城市贫困空间分布
Fig.5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poverty in Xian City
将西安市主城六区（中心区与近郊区）调查数据统计并进行ArcGIS空间分析，就可得到西安贫困率并将其可视化（表3和图5）。西安市城市贫困空间呈现出：总体上贫困率从中心区向郊区逐渐增大趋势，基本沿圈层向外呈放射性分布，圈层中间部分区域有嵌套分布。即"中心较弱+圈层放射 +局部嵌套"分布形态。[15]
定性定量两方面说明转型期西安市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及极化现象极为显著。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是城市化过程中社会分层后必然出现的结果，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不容置疑的是，这种合理性是以在空间上对弱势群体“剥夺”为代价的。如果由于居住空间边缘化和隔离化，从而导致贫困群体在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获得上再次沦为“二等公民”，那么对他们的社会心理、自我认同将产生严重地负面效应，进而威胁到社会整体的和谐与稳定。[16]
五、西安市城市空间重构的驱动机制
一般认为，空间重构是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发展过程，究其驱动机制，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图6）：
（一）历史基因：历史传统与旧工业布局
现状的城市空间格局是城市历史发展的结果，西安市城市空间重构有其历史格局的基因。
西安历史悠久，城市空间严格遵循封建“礼制”规范，盛唐之后，走向衰落，一直到解放后，城市空间一直限于城墙内部，是西安城市活动主要集聚场所。1934年陇海铁路通抵西安后，大量外来人口在城外道路以北开始居住。建国后，中央在城外布局工业，建成了诸如东郊“纺织城”、西郊“电工城”工业基地和企业单位社区。历史因素并不是独立地作用于城市空间的演化，而仅仅反映城市空间演化的一个个断面，具体到某一时间点上甚至只是对城市空间的静态刻画。[17]
图6 转型期城市空间重构的驱动机制
Fig.6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transitional Xian City
（二）增长变局：开发区经济与居住偏好
在国家西部大开发和“关天经济区”战略下，转型期西安城市发展速度加快，城市空间扩张迅速，为城市空间重构提供了空间基础。空间作为城市产业布局的场所，根据人类生态学原理，由于城市级差地租的客观存在，优势空间必然是各类产业社会阶层竞争的经济资源。20世纪80年代末，西安市开始兴建以“新经济”为产业特征的各类开发区（图7）。开发区由于实行国家和地方特殊经济政策和特别管理体制，在城市空间人为地制造出“开发区”与“非开发区”分割对比。[18]开发区因为“新经济”强势兴起和优越的自然与人文居住环境成为城市富裕与中产阶层的居住消费偏好，与之形成反向对比的是“旧工业”的衰退，缺乏空间竞争力，逐步发展成为以下岗失业工人为主体的“新贫困人群”聚居区。
图7 西安兴建的各类开发区
Fig.7 The various development zones （parks） in Xian City
（三）结构变动：产业结构与人口流动
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空间重构息息相关。西安市解放后大力发展工业，“一五”末，第二产业产值比重迅速上升到49.50%，1970年达到最高值60.71%，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老工业基地。20世纪90年代后，根据西安市城市性质，产业结构“退二进三”步伐加快，与之相适应开始优化产业布局：城区工业向外迁移到各类开发区或工业区集聚，旧工业区整体技术改造产业升级。
经济快速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为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与城内人口流动提供了导引。据西安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西安市常住人口为846.78万人，与2000年普查相比增长了14.25%，高于全省和全国近一个百分点，重要原因在于人口流动加快，2010年全市流动人口与2000年相比上升了15.9个百分点达到27.3%。普查数据也显示，中心区∶近郊区∶远郊区∶边缘县人口比例为22.47∶30.48∶23.82∶23.23，与2000年相比，近郊区人口比重上升6.42个百分点，城三区、远三区和四县比重都在下降。全市人口分布呈现从城市中心区向经济新区及郊区迁移扩散的特点[19]。
（四）制度变革：市场经济与社会分化
市场经济体制在20世纪90年代正式确立。市场“看不见的手”使城市的土地、人口、住房及各类资源在城市空间里按照“收益最大化”重新配置和空间再布局。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盘活了土地的巨大价值;户籍管理制度松动弱化了对农民工进入城市的限制;城市住房制度改革使延续40多年的福利分房制度停止。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从本质上来说，城市空间分异是由社会各阶层经济地位的差异造成的。在收入条件约束下，个人对于住房产权、住房条件和邻里质量、居住区位具有了不同的消费偏好， 个人居住选择的自由化的结果直接导致城市居住社会空间重构和居住分异。[20]吴启焰将这种城市居住空间分异视为住宅市场化空间分化与个体行为交互作用的结果。[21]41
（五）叠加机制：城市规划与自组织
城市规划属于空间重构的干预机制。人类可以通过包括规划制度、技术和管理手段，对转型期城市空间重构演变进行引导、控制、调整，使城市空间更加符合人本需求。西安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总共进行了四次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每一次新城市规划都是对过去城市空间演变经验的总结，又是对未来一定时期城市空间的引导和管控。
城市空间是一个包含诸多要素的复杂巨系统，有很强的自组织能力。它可以对城市发展外部环境和内部要素变化产生响应，使城市空间的各类要素在“集聚-扩散”互动作用中，使城市空间系统趋向于更加有序、协调。[22]39
六、结语
城市为人类生产活动和居住活动创造了空间。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和2011年西安世园会，都以“和谐城市”理念提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使命。
转型期是西安城市空间重组剧烈变动的时期，本文提出这一阶段城市空间重构最突出特征，即郊区化、垂直化、景观化及贫困化四大趋势，预期这一趋势在今后相当长时期会进一步强化。如何建设人性化的城市空间，并解决城市空间重构中出现的负面因素，让城市居民与城市和谐共生，生活更美好，正是本文的意义之所在。
注释：
①李俊莉等基于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对西安市1980年代以来人口分布变动进行了
研究。结果表明：1980年代西安市便已形成“中心区人口减少、内圈和中圈人口
快速增长、外圈人口低速增长”的区域差异格局，进入了离心扩散的郊区化阶段。
（刘琦.中国地理学会2004年学术年会暨海峡两岸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集[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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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华商报》：二环沿线工业企业2015年前全部迁出.华商网：http：//hsb.hsw.cn/
2006-09/06/content_5711884.htm.
③《三秦都市报》：西安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出炉.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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