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制度环境变迁除了直接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能力外，还可能会通过区域“攀比”效应来提高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其路径机制主要包括产业集聚效应与偏向效应。基于2005—2019年27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有明显促进作用，但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区域“攀比”在制度环境变迁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中起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存在单门槛效应，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规律。区域政府应深化区域制度环境的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制度环境变迁效能，同时激发区域“攀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正向中介效应，促使三者形成良性循环。一方面，区域政府应深入研判自身与市场的关系，开展制度环境的市场化改革，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另一方面，遵循共商共建原则，强化区域对外开放政策改革力度，打造形成具备国际化竞争力的开放型创新体系，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提供基本驱动效能。

关键词：区域经济;企业全球价值链;制度环境;区域“攀比”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创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9KSE23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对我国—东盟国家的贸易影响效应及其产业联动发展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BJL065）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2）07-0040-09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2019中国‘引进来’与‘走出去’论坛暨第六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11月在北京举办，如何促进企业“走出去”和如何看待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成为本次论坛关注的焦点。有这样一种共识，即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涵盖制度、技术、产品及其他方面所构成的“四梁八柱”工程，其能力增强不仅需加强国家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更需持续加强区域内部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建设。区域制度环境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是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能力提升的“新富矿”，更是诸多价值链参与要素改革的“试验田”。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国际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强调要不断从政策、产业与主体方面打造良好的区域制度环境，凸显顶层设计优势，这充分昭示了制度环境在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中的积极作用。企业全球价值链能力提升的实质为经济发展，区域间的竞合关系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路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具有重要作用。伴随着区域政府对经济发展重视程度的增强，区域竞合关系所演变形成的“攀比”效应显著增强。而区域“攀比”关系下所形成的经济外溢现象，对于企业技术研发与创新活动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显著提升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积极性，但因区域割裂所形成的抑制影响也不容忽视。若想更好地遏制区域“攀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负向作用，发挥其正向刺激效应，就需要改善区域制度环境，以顶层设计加以约束，矫正区域“攀比”助推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路径。

与本文研究紧密相关的文献主要涵盖三个方面：（1）制度环境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研究。王高阳等研究发现自入世以来，市场化改革催化产生的制度环境变迁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提供了良好环境①。郭娟娟等研究指出完善的制度环境能为外资自由化提供支持，对于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具有促进作用②。刘胜等指出制度环境改革能够刺激“激励创新”，以低成本优势推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③。刘宏曼等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经济制度环境变迁能提高农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积极性，但其激发的区域不协调问题可能阻滞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④。戴翔等强调适度的政策环境调整能不断提高制度质量，助力企业加速参与全球价值链⑤。（2）区域竞合关系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动态关系分析。这方面的研究由来较早，但并没有形成统一概念。一种观点认为，区域间合作关系的形成可直接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提升。比如，张中元探究发现伴随区域贸易协定能力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日益深化⑥。李建军等测度发现区域经济合作关系的形成具有明显的资源导向性，可提升企业资源利用优势，利于其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⑦。另一种观点则从多维角度分析区域竞合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之间的关系。比如，胡昭玲等分析发现区域间“攀比”效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与概率均产生了不同作用，其中最低工资“攀比”会抑制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而经济要素“攀比”则有利于调动企业全球价值鏈参与的积极性⑧。倪红福等的研究阐明沿海区域以较高协同性实现大量增加值出口，有效提升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而内陆区域这一优势较弱⑨。（3）制度环境与区域竞合的关系探讨。戴魁早发现制度环境改变对区域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存在差异化作用，影响效能也有着明显区别⑩。孟庆国等证实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对于区域协作具有极大塑造作用，可促使各区域间形成协同效应{11}。杜两省等指出制度环境能够促进区域技术创新资本流动，进而深化区域竞合关系{12}。胡晓辉等提出，制度环境的演化升级促使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弹性得以提升{13}。颜燕等认为制度环境变化会直接影响区域产业演化路径，有利于调节各区域间的合作关系{14}。

综合现有研究可以看出，制度环境变迁与区域“攀比”效应是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关键原因。但从以往文献来看，大多数研究聚焦于制度环境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区域竞合关系与企业全球价值链两个维度的研究，少有研究将制度环境变迁、区域“攀比”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置于同一研究框架内。少数关联文献也受限于数据可得性，仅选取个别或局部区域展开研究，所得结果缺乏代表性，难以科学研判三者的关系。本文可能的创新与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从理论与实证角度探讨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第二，考虑到区域“攀比”的中介传导效应，将制度环境变迁、区域“攀比”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纳入统一维度展开研究;第三，考虑到制度环境变迁程度的异质性，本文还进一步验证了不同水平的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直接作用机制

制度环境变迁是支持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关键所在，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路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制度环境变迁能规范经济社会各类制度安排，有利于调整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积极性，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制度环境作为现代经济体运作的基础，可根据经济变迁作出适当调整，有利于发挥行业、区域集聚功能，激活区域资源调配活力，提升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积极性。在制度环境规范下，政府可充分利用信息化资源，助推企业利用要素资源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而提高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水平{15}。第二，在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下，制度环境变迁可明确政府、市场之间的边界，调整市场交易秩序，强化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能力。在合理化的制度环境调整下，政府制度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得以深化，有利于资本市场发育，有助于妥善处理企业参与国内外市场运作的各类关系，提升其全球价值链参与能力{16}。第三，制度环境变迁可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大消费群体，大力培育本土消费潜力，为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积蓄微观力量。制度环境因时因势改变能够充分借用国内外双向市场，压缩寻租空间，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且随着制度环境变迁，企业外部经营环境得以规范、潜在不确定性风险有效降低，可依托良好的技术比较优势来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

综上提出假设1：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具有正向驱动效应。

（二）区域“攀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直接作用机制

区域“攀比”效应能够激发区域政府对于本土企业扶持的积极性，助推企业“走出去”，进而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其一，区域“攀比”效应下，区域政府为强化内部经济实力，大力完善企业走出去的财税金融支持体系，并给予企业规定年限与规模的利好政策，大力支持企业参与国际化投资合作，促使其全球价值链水平大幅度提升。尤其是在适度“攀比”作用刺激下，区域政府会支持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达成联盟，加大境外布局，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强大动能。其二，区域政府以“攀比”心态来加强综合型人才引进，大力培植本土企业国际化能力。这一过程中，区域政府发挥政府机关的引导作用，借助其他市场主体精细化、专業化与个性化服务，不断健全市场机制。或者，政府充分发挥人才中介机构的作用，通过借力规范化人才市场为企业技术创新、业务模式革新等方面赋能，提升其全球价值链参与能力{17}。其三，在“攀比”效应刺激下，区域政府大力健全金融、信息与法律等方面的保护服务，注重企业海外权益保障，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区域政府针对海外投资领域，通过加强与顶层政府机构磋商，推动国家与区域商贸协定实施，协调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赋能。

综上提出假设2：区域“攀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起到促进效应。

（三）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间接作用机制

制度环境变迁除了直接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能力外，还可能会通过区域“攀比”效应来提高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其路径机制主要包括产业集聚效应与偏向效应。一方面，制度环境变迁能够推动开放型经济体构建，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政策红利。而在区域“攀比”效应释放的条件下，这一政策红利优势大幅凸显，区域资源快速集聚，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提供丰富资源要素{18}。且在区域“攀比”效应刺激下，区域政府借力于良好的制度环境，大力吸收国内外先进资源，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多方助力，最后促使其经营得到良性改善。另一方面，在区域“攀比”作用推动下，区域政府偏向与技术转移现象大量涌现，为企业创新提供基本保护制度，强化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能力。且在区域“攀比”中介效应的催化下，区域政府能够根据产业环境适当统筹各类制度安排，支持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升其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19}。

综上提出假设3：区域“攀比”在制度环境变迁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

结合上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研究的框架设计如图1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1. 面板模型

从实际经济现象角度来看，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存在滞后现象，即前阶段参与情况可能对后期参与效果产生影响，故需借助动态面板模型，并引入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滞后项进行实证估计。该模型不仅可解决变量滞后现象，还能有效规避引入变量滞后项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具体公式如下：

EGVCit=β0+λEGVCit-1+β1IECit+β2RCit+β3Xit+μit+υit+εit（1）

其中，i、t分别代表区域与时间;EGVC为被解释变量，即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IEC、RC为解释变量，分别表示制度环境变迁、区域“攀比”;X为控制变量;μ、υ为个体与时间的固定效应;ε为随机误差项。

针对上述构建的动态面板模型，需用GMM广义矩阵估计方法展开实证检验。主要原因在于GMM广义矩阵估计方法不仅可提升变量数值估计效率，还能解决变量系数不随时间变化的问题。

2. 中介效应模型

从上述假设中可以发现，制度环境变迁除了直接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之外，还可能通过影响区域“攀比”对企业价值链参与产生作用。为了识别区域“攀比”的中介机制，本文参照赵磊磊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20}：

EGVCit=C1+α01IECit+α0j+Xjit+ζit（2）

RCit=C2+α11IECit+β1jXjit+ζit（3）

EGVCit=C3+α21IECit+α22RCit+δ2jXjit+ζit（4）

其中，i、t分别代表区域与时间;EGVC、IEC与RC分别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C为截距项，X为控制变量。

3. 动态门限模型

为探讨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是否存在非线性可能，并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参照Dang等学者的研究，构建动态门槛面板模型{21}。细分来看，将门限模型与GMM方法相结合，构建正交后的随机扰动项工具变量矩阵，能够确保随机扰动项与工具变量间不存在相关性。在此基础上，利用网络搜索方式确定门限值，满足内生分组要求，从而解决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基准模型如下：

EGVCit=β0+β1EGVCit-1+β2RCit×Φ（IECit≤C）+β3RCit×Φ（IECit>C）+μit+υit+εit（5）

其中，β2、β3分别为制度环境变迁在不同门槛阈值下区域“攀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系数;IEC为门槛变量;C为估计数值;Φ（·）为指示函数;其他变量定义同上。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EGVC）。本文采用价值链地位指数测量方法，参照WIOD全球投入产出表对其进行计算。其中，关于价值链参与与分工地位的测量基本立足于总出口分解基础。故根据Kee等学者构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测算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公式表达如下{22}：

EGVC_Particicipation=IVr/Er+FVr/Er （6）

其中，EGVC_Particicipation为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数值越大代表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能力越高，反之则反;E为传统方法核算下企业出口总值;IV与FV均表示经出口国加工后，企业中间品转移到第三国的出口增加值;r表征企业。

2. 解释变量

制度环境变迁（IEC）。胡李鹏等学者在充分借鉴国内外有关市场化程度体系测量的基础上构建了“市场化指数”{23}，这一指数主要针对中国经济接轨时期市场化程度的准确测度并得到广泛应用。本文采用“市场化指数”及其二级指标来衡量制度环境变迁。其中，制度环境变迁测度二级指标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联程度、政策环境条件、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与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四大指数。

区域“攀比”（RC）。一般而言，区域间层级越接近，区域间的攀比性越大。由于政府土地供给能力，二、三产业比重与经济发展等指标都是衡量区域接近程度的关键指标，本文在周勇等学者研究基础上选用表1所示11个指标来衡量区域“攀比”程度{24}。然后，通过计算每一个指标因子得分，得到区域间各指标接近程度，以此度量区域层级的接近性。接近性越大，说明区域“攀比”效应越大。

3. 控制变量

为尽可能地降低因变量遗漏带来的计算误差，本文從企业与区域双维度控制了两组控制变量。

企业维度：对外直接投资（FIE），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高低可表征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采用累计投资存量测算;年龄（EA），企业经营时间对其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用成立年份差值加1具体测算;规模（ES），企业发展规模愈大，愈容易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参与全球价值链，采用职工人数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发展规模;生产率（EP），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可知，生产率差异是决定对外贸易与国际发展差异的关键，企业生产率越高代表其能够克服贸易壁垒，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有利于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强度，采用工业增加值与从业人员数量的比值来衡量，数值越大代表生产率越高;资本强度（CI），企业资本强度越高，越利于采购国内外先进设备，提升自身生产率，进而正向驱动全球价值链参与行为，可采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与职工人数比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区域维度：经济发展水平（RED），用区域人均生产总值的对数来衡量;科技水平（TL），用区域科学事业研发支出总额的对数表征;基建水平（II），用区域内邮电业务总量的对数来衡量;市场规模（MS），用区域年末总人数的对数表征。

（三）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2005—2019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在数据收集时未将港澳台与西藏等区域新设城市纳入。企业层面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信息。数据匹配主要参照Upward等提出的两步法，首先匹配企业名称，然后匹配企业邮编{25}。在此基础上，针对匹配成功的样本企业，剔除不符合“通用会计准则”、变量异常与数据缺失的企业，共计获取有效样本企业为76291家，其中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共有45218家。区域维度的数据源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共计涵盖273个地级市。另外，为避免价格因素干扰，对涉及价格因素的变量进行了价格指数平减。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1. 全国样本估计结果

表3报告了在全国样本下制度变迁、区域“攀升”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回归结果。其中，AR（2）的P值在0.1以上，拒绝二阶序列原假设;经Hansen test检验测得工具变量有效，即结果可信度较高。模型（1）—（3）中，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滞后1期在1%显著水平上为正，即说明企业价值链参与滞后变量对参与当期存在正向影响，呈现溢出效应。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滞后2期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该溢出效应会随着时间变化逐渐被削弱。具言之，模型（1）仅加入制度环境变迁这一解释变量，模型（2）加入区域“攀比”这一解释变量，模型（3）将这两个解释变量全部加入进行检验。模型（1）—（3）检验结果显示：当检验过程不涵盖区域“攀比”这一解释变量时，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系数为0.2641，当把区域“攀比”与制度环境变迁全部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时，制度环境变迁的回归系数上升至0.2684。不考虑制度环境变迁时，区域“攀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系数为-0.0215;加入制度环境变迁时，区域“攀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系数变为0.2014，且在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制度环境变迁影响下，区域“攀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推动作用极大增强。具体来说，制度环境质量提升和政策匹配度提高均为企业发展带来良好的条件，这有利于中和或者转化区域“攀比”带来的负向效应，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另外，区域制度环境变迁通过适时政策调整，为企业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使得其逐步从“招商引资”转变为“招商引智”，进而利用技术与知识外溢效应，更有效地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观察模型（3），企业维度控制变量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年龄、生产率、资本强度的影响系数均在5%与1%水平上显著，说明这些变量均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起到了正向驱动作用。其中，企业规模的影响系数为0.9352，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发展规模的扩大，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能力逐步增强。区域维度控制变量中，区域内部科技水平与基建水平的影响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这些变量均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存在正向驱动效应;而市场规模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

2. 分区域估计结果

由于我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与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各区域内部的制度环境存在异质性，导致东、中、西部区域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将我国30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展开估计，结果见表4。观察表4发现，东、中、西部区域制度环境变迁的影响系数均至少满足5%显著性要求，与全国样本检验结果保持一致，即表明验证结果稳健。其估计的系数值由大到小分别为西部、东部与中部，表明尽管东、中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资源共享比例、制度变更弹性空间均较小，从而导致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促进作用有限;西部区域依托国家宏观政策倾斜优势，以及如“西部大开发”等战略推动，逐渐加大了制度调整力度，促使制度环境变迁质量大幅升级，产业带动促进效应凸显，最终助推区域内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提升。从“攀比”的影响系数来看，东部区域显著为正，中部区域为正，而西部区域为负，这表明区域“攀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东部区域具备较为优越的地理位置与资源条件，在区域“攀比”效应下呈现并进发展态势，故对企业价值链参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西部区域尽管近年来协同性有所提升，但区域“攀比”所释放的并进效应尚未得到进一步凸显，其对企业价值链参与不存在正向驱动效应。而国家对于西部区域的政策倾斜力度较大，加之西部区域“攀比”带来的潜在激励效应甚至可能较东部明显，因此，国家应持续加大对西部的扶持力度，激发区域“攀比”带来的正向驱动作用，最终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能力。

（二）中介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我们进一步将区域“攀比”作为中介变量，实证检验制度环境变迁通过区域“攀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首先，借助Bootstrap检验方法验证是否存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值为0，即说明中介效应存在。然后，采用逐级回归法，检验结果见表5。据表5模型（1）可知，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总效应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为1.0245，说明制度环境变迁可显著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由模型（2）检验可知，制度环境变迁对区域“攀比”的影响系数为0.9141，小于1%显著水平，说明区域内制度环境变迁能够变革地方经济发展模式，进而刺激区域“攀比”现象出现，这与假设2相符。模型（3）检验制度环境变迁和区域“攀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检验发现在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传导中，区域“攀比”的回归系数为0.0914，小于1%显著性水平。这说明制度环境变迁可通过政策驱动作用，凸显区域“攀比”正向效应，从而驱动区域内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区域“攀比”的

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尽管较小，但影响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其可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这也从侧面表明区域“攀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还存在其他影响渠道。

另外，尽管制度环境变迁通过区域“攀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较小，但伴随区域经济协同水平的提升，政府对于区域竞合所带来的经济外溢效应愈加重视，也会促使制度环境因素经由区域“攀比”渠道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效应逐步增强。

（三）门槛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采用Hansen方法检验面板门槛效应是否存在。首先，通过相关门限值有效性检验方式，估计动态门限面板模型（表6）。检验发现，单重门槛模型P檢验值小于1%显著性水平，双重门槛模型未通过检验，故选择单重门槛进行检验。

为检验变量之间的稳健性，特选取5个控制变量展开门槛回归，具体结果如表7所示。当选用不同控制变量时，模型（1）—（5）的门限值基本一致，均低于1%显著性水平，即说明把制度环境变迁作为门槛变量较为合理。

我们进一步借助模型（5）来检验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门槛效应，结果见表8。当制度环境变迁水平低于-2.5440时，区域“攀比”的系数为-0.1924，且低于1%显著性水平，即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具有抑制作用。当制度环境变迁大于门槛值时，区域“攀比”的系数为0.0571，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当制度环境变迁达到一定水平时，区域“攀比”才会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将273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系统GMM估计方法来检验制度环境变迁、区域“攀比”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之间的关系;将制度环境变迁作为门槛变量，采用动态门限模型检验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就全国样本而言，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能力的提升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东、中、西部区域存在差异性。就中介效应而言，区域“攀比”在制度环境变迁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中发挥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说明制度环境变迁能够通过发挥其政策顶层拉动作用，促使区域“攀比”释放经济外溢效应，进而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就门槛效应而言，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效能的提升存在单重门槛。当制度环境变迁水平低于门槛值时，其可抑制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能力的提升;当制度环境变迁水平越过门槛值时，区域“攀比”影响系数为正，此时“攀比”才能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产生促进作用。

（二）政策启示

一是大力推动区域制度环境市场化改革。一方面，区域政府应深入研判自身与市场的关系，以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培育、制度环境规范等方式开展制度环境市场化改革，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另一方面，遵循共商共建原则，强化区域对外开放政策改革力度，打造形成具备国际化竞争力的开放型创新体系，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提供基本驱动效能。

二是适时加大区域制度创新力度。为强化制度环境对于企业“走出去”的助推作用，区域政府应适时加大制度创新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政府应创新管理方式，根据国内外环境变化适时优化各项政策制度，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基础支持;立足于现有“放管服”政策，推动简政放权向纵深发展，持续提升制度政策对于企业的支持效能;优化政府的服务方式，推行智能化服务，切实激发市场活力，助力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竞争。

三是促进区域间的良性互动。适度的区域“攀比”能促使各区域之间形成良性竞争，同时避免产生较大的区域差异性，从而显著刺激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一方面，区域政府在制度设计时，需平衡多方因素，适度促进各区域间形成良性互动模式，发挥区域“攀比”的正向效应，促进区域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打破制约创新的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放开自然垄断行业运作的竞争性业务，打造创新、统一的市场环境，提升企业国际化水平。同时，健全产学研互动、协同创新机制。各区域应立足本土情况，建立形成产学研互动、创新的机制，引导企业加大基础前沿技术研发，提高其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

注释：

① 王高阳、鞠欣：《制度环境变迁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纪念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国际经济合作》2021年第3期。

② 郭娟娟、冼国明、房帅：《外资自由化、制度环境与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基于溢出效应理论的研究》，《产业经济研究》2020年第6期。

③ 刘胜、申明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與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改革》2019年第1期。

④ 刘宏曼、郎郸妮：《农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制度影响研究——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跨国面板数据》，《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⑤ 戴翔、郑岚：《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国际贸易问题》2015年第12期。

⑥ 张中元：《区域贸易协定的水平深度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国际贸易问题》2019年第8期。

⑦ 李建军、孙慧、田原：《丝绸之路经济带全球价值链地位测评及政策建议》，《国际贸易问题》2018年第8期。

⑧ 胡昭玲、江璐、杨慧梅：《最低工资、地区间“攀比效应”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经贸探索》2021年第5期。

⑨ 倪红福、夏杰长：《中国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及其变化》，《财贸经济》2016年第10期。

⑩ 戴魁早：《制度环境、区域差异与知识生产效率——来自中国省际高技术产业的经验证据》，《科学学研究》2015年第3期。

{11} 孟庆国、魏娜、田红红：《制度环境、资源禀赋与区域政府间协同——京津冀跨界大气污染区域协同的再审视》，《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5期。

{12} 杜两省、胡海洋、姚晨：《制度环境、技术创新资本流动与区域发展——基于空间集聚视角的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年第2期。

{13} 胡晓辉、张文忠：《制度演化与区域经济弹性——两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比较》，《地理研究》2018年第7期。

{14} 颜燕、贺灿飞、王俊松：《产业关联、制度环境与区域产业演化》，《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15} 马青、傅强、王庆宇：《地区制度变迁与金融市场化——基于城市化视角的异质性研究》，《经济经纬》2018年第3期。

{16} 肖成民：《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治理结构变迁——基于国美电器的案例分析》，《财经论丛》2012年第3期。

{17} 黄万华、白永亮：《基于区域经济竞争优化环境治理绩效的府际环境合作机制研究——以跨区水污染治理为例》，《当代经济管理》2011年第4期。

{18} 宋准、夏添.《双“政府—市场”框架下的区域政策路径重构：冲突与分类》，《现代经济探讨》2021年第6期。

{19} 赵伟、陈勇：《履行加入WTO承诺与中国经济区域间竞争格局——静态分析与动态预期》，《商业经济与管理》2003年第6期。

{20} 赵磊磊、刘芳、韩金芳、张婷婷、魏春佩：《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生物技术世界》2014年第11期。

{21} V. A. Dang， M. Kim and Y. Shin， Asymmetric Capital Structure Adjustments： New Evidence from Dynamic Panel Threshold Models，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2012， 19（4）， pp.465-482.

{22} H. L. Kee， H. Tang， Domestic Value Added in Exporls： Theory and Firm Evidence from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6）， pp.1402-1436.

{23} 胡李鹏、王小鲁、樊纲：《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20年报告》，《金融评论》2020年第5期。

{24} 周勇、汤娜：《外溢效应与攀比效应对城市地价空间关联的影响》，《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9年第2期。

{25} R. Upward， Z. Wang and D. Jzbc， Weighing China’s Export Basket： The Domestic Content and Technology Intensity of Chinese Export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3， 41（2）， pp.527-543.

作者简介：张俊娥，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黑龙江哈尔滨，150028;绥化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黑龙江绥化，152028。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