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俊琴

皖南事变后，日、伪、顽除对华中抗日根据地实施残酷的军事绞杀外，还运用金融手段疯狂掠夺。日寇军用券、汪伪储备票、国民政府法币以及韩德勤的江苏农民银行券的大量发行，严重威胁着根据地的金融命脉和经济安全。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针锋相对，决定发行抗币，稳固根据地的金融体系和经济建设，并命令各战略区分别成立银行和印钞厂。由刘少奇直接命名，由军部直接领导的江淮印钞厂应运而生，并历经艰难险阻发展壮大，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打牢金融根基。

战火纷飞下的艰难筹建

江淮印钞厂的筹建从1941年3月开始，先后由陈国栋、吴福海、柳傅庆主持。为确保战时的隐蔽性，陈国栋等筹备人员经过周密考察，征得新四军军部和苏中军区同意，确定在东台沿海设立印钞厂，并以商办、军队保护的形式，注册成立华光公司，负责抗币印制的造型设计、数量规划和发行管理，选中东台县鼎丰公司开展生产合作。鼎丰公司占地20来亩，地处东台沿海滩涂腹心地带，东距黄海10公里，西距新丰镇6公里，西南距大中集10公里，虽是平原靠海，但处于交通末梢，通行不畅，日伪力量鞭长莫及，且群众基础扎实，既有利于生产保密，又能够防备敌人突袭。筹建工作相当高效，5月间便已采购安装手扳凹印机10台、凸印机8台、切纸机1台，6月初完成技术工人的选配和招集。同期，军部派胡金魁任新四军代表、督导主任，由柳傅庆任商方经理。

1941年7月，江淮银行印钞厂筹建就绪，准备开工。不料，日伪突然向苏中抗日根据地发起“扫荡”，相继侵占大中集和新丰镇。胡金魁迅速实施坚壁隐藏，组织工人和农抗会骨干成员，将机械设备拆除，全部沉入深水河浜，将整桶油墨深埋蔬菜地下，將印钞纸张分散收藏在堡垒户家中，随后带领干部职工转入战时状态，向海边的丁家舍和裕华公司东北一带打游击。日伪军曾两次包围鼎丰公司，企图查抄印钞设备和物资，均因我隐藏手段严密，群众严守机密，地方游击队的不断袭扰，最终一无所获。不久，日伪侵占裕华镇，企图进一步侵占海边的东坝头，完全切断抗日军民的南北通道，分割、封锁并长期占领根据地，以期掠夺垦区的粮棉盐资源。

如果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印钞设备无异于打了水漂。在胡金魁指挥下，这支由印钞工人组成的特殊游击队不畏艰险，于7月上旬从黄海滩涂夜渡二卯酉河，转移到董家仓、川巷、大桥一带，继续坚持在裕华公司东北，连续4次打击敌人。8月下旬，东台警卫团一个营配合主力王必成旅，发起裕华镇战役，一举歼灭日伪军。但是，10月起的70天内连续7次，日伪重兵进犯东台三仓，并再次袭击裕华公司东北地区。1942年初的形势更加险恶，日伪先后在新丰镇和大中集建立据点，还不时下乡“扫荡”，掠夺物资，残杀百姓。印钞厂已没有在此开工条件，但形势又迫切需要开工，只能选择转移。

转移的方向在哪里？当时的最佳方案是，把机器从陆上转移到海上，在海船上进行生产。在新四军一师海防大队的配合下，胡金魁和工人们找到了一个既适宜停泊，又便于转移的港口王港。经过与一股海匪的较量，海防大队和印钞厂成功缴获5条海船，并通过向渔民租用，组建了一支10条船的船队。为取出隐藏的印钞器材，苏中军区和新四军一师于1942年4月，集中优势兵力包围大中集、新丰镇的日伪据点，并动员100多精干群众帮助打捞设备、运送物资。经过3天3夜的连续奋战，印钞厂的机械设备和各类物资，终于安全转移到海上。

历时一年半的辗转迁徙

从王港下海，印钞厂到了相对安全的地带，但新的困难接踵而来。由于没有海上生活经历，大多数人适应不了海浪颠簸，出现了严重的晕船呕吐，连饭都吃不下，更不用说擦洗机器、安装设备。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船队来到斗龙港，本想停下来组织生产，但这里风更大、浪更高，不少人整天头晕脑胀，虚汗不止，开工生产难以付诸实施，一条“花脚儿”船甚至还在风浪的挤压下搁上浅滩，船队只得再度转移。又经过一天的颠簸，印钞厂和海防大队终于抵达弶港。

适应海上生活，成为印钞厂海上生产的前提，也成为职工们到达弶港后的首要任务。淡水是出海生活的宝贵资源，每一桶水都是职工们租用群众的牛车从几十里外运上船的。由于人多船少，淡水只能保证吃饭和饮用，洗脸、刷牙、洗衣只能用海水。海水苦咸粘的特质，使职工们很快就放弃了原先的生活习惯，洗脸、刷牙、洗衣成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求。生活尽管清苦，但职工们的情绪始终高昂。遇有敌情，他们便随海防大队离岸登船;进港靠岸，他们便像过节似的欢欣鼓舞，轮班准备下海物资，满足一下洗脸洗衣刷牙的“奢求”。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职工们基本适应了半个月在陆地、半个月在海上的生活节奏。然而，印钞设备的拆装、调试既是体力活，也是精细活，水陆各半个月也仅仅是机械设备拆装、调试的周期。正常开机生产，需要职工们适应更长时间的海上生活。

苏中黄海近海，同样是伪顽和海匪争夺鱼盐资源的地带，海上武装斗争也比较频繁。在海上流动的四五个月间，胡金魁和职工们经常与海防大队一道，打击来犯之敌。由于粟裕先期高度重视在近海的开辟和控制，在成立海防大队之初，便将山炮连归建其中，尽管只有一门，却是克敌制胜的“神器”。有一次，船队在吕四洋面上遇上汪伪张阿六部30多条帆船，印钞厂和海防大队、军工部的船只也大致相当。伪张依仗着装备精良、弹药充足，率先摆开阵势，发起进攻。我军的优势在于山炮，但炮弹数量有限，起初只是采取迂回方式，避其锋芒。双方周旋一昼夜后，我方山炮突然打出数枚炮弹，几艘敌船应声“炸窝”。伪张见势不妙，只得丢下几艘船的残骸，狼狈逃跑。这场“帆船海战”，只是海上接敌的一个战例，类似的大小战斗经常发生。这样的环境，也难以保证印钞厂正常生产。

1942年6月，苏中苏北的抗战形势有所好转，日伪有生力量在我反“扫荡”中屡遭严重打击，根据地逐步安定，军部此时转移到了相对安全的阜宁第三师驻地。军部财政经济部副部长李人俊奉军部之命来到苏中，要求苏中军区打通启海到阜宁的海上通道，护送印钞厂转移到阜宁洪庙开工。胡金魁和职工们立即从吕四港出发，一路经过弶港到达斗龙港，然后在三师主力团和地方武装的保护下，调集小船将器材驳运进内河，最终到达阜宁县羊寨镇南的洪庙。从筹建到转移，从海滨到阜宁，江淮印钞厂历经一年半时间，辗转上千里，终于在洪庙正式投产。

严酷斗争下的再度下海

1942年7月，江淮印钞厂正式开工，全厂配备干部职工近300人，由李人俊兼任厂长，胡金魁任副厂长兼支部书记。陈毅、张云逸等军部领导人，亲自参加开工动员大会。陈毅发表了讲话，勉励职工们深刻认识根据地金融工作和发行抗币的重要性，要求大家发扬主人翁意识抓生产，努力为根据地建设和抗战胜利作贡献。

生产即是战斗，后方也是前线。开工伊始，印钞厂实施两班倒的工作制度，日夜不停抓生产，很快就生产出大量壹圆券、伍角券和贰角券等规格的江淮抗币。为适应战时形势，突破技术难题，提高生产效率，印钞厂同时进行凹版、凸版两种印刷。印钞用的版子，主要是从上海秘密刻制后运来的。为应对日伪的沿途盘查，上海的制版只刻好花边花球、风景和圆别等模块，由印钞厂在根据地制作江淮银行行名、图章、编号等等铜凸版，然后实施套印。为解决原材料供应困难，攻克凹印版子烘干所用酒精质量不过关的难题，材料股长丁上淮亲自搞提纯试验，不幸造成爆炸，脸上手上都严重烧伤。办法总比困难多。在全厂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一项项技术难题被攻克，一个个困难被解决，凹印生产很快从每班200张，提高到500张以上，凸版机也已有12部正常运转，印钞厂的生产能力基本满足了根据地抗币发行要求。不久，军部又从上海调来一批地下党员和技术工人，加强了印钞厂的技术攻关力量。

军部对印钞厂职工的生活相当照顾，除保证必要的生活水准外，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军部鲁艺文工团常来慰问演出，职工们也自编自演《模范城》等抗日话剧，还时常开展歌咏晚会和排球、篮球等文体活动。名记者范长江和音乐家贺绿汀曾从上海到根据地参观工厂。贺绿汀在凹印车间用小提琴演奏了好几首抗日救亡的曲子，激励干部职工以生产促抗日。这种既紧张又活泼的稳定生产局面只维持到12月底，便在日寇的新一轮大规模“扫荡”中戛然而止，印钞厂又开始了边保护设备和人员转移，边开展武装斗争的生活。

1942年底至1943年初，李人俊率人带着部分半成品，到淮北新四军四师印钞厂继续加工。胡金魁率领精壮人员和必要的技术力量，经过长途跋涉，突破日伪“扫荡”的封锁线和包围圈，从阜宁转移到苏中四分区的掘港，与财政经济部朱毅会合。经军部和新四军一师研究，印钞厂被再次下放到苏中军区海防团，到海上边斗争，边转移，边生产。

百炼成钢，淬火成锋。有了前期一年多的海上转移经历，加之再度下海的职工都是精干力量，印钞厂的海上生产终于得以实施。胡金魁和职工们从如皋掘港来到何家灶，与苏中军区海防团会合登船下海，活动于弶港、巴斗山、八户灶、五户灶、苦水洋、王港闸、川东闸之间。为了应对经常性转移的客观环境，印钞厂只带着轻型脚踏圆盘印刷机下海，专门印刷贰角抗币。一有敌情警报，印钞厂立即把机器搬上船，在南北几百里的黄海海面上转移回旋。情况一旦好转，则选择港口、海汊附近停泊，搬下圆盘机上岸开工。就这样，边转移边生产，印钞厂坚持海上生产竟然长达一年多。

西移宝应后的黄金时期

1943年上半年，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大为好转，华中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各战略区的经济形势逐步改善，财政金融规模的持续壮大提高了抗币印制量的需求。印钞厂在海上只生产贰角抗币的模式已难以满足根据地的需要，尽快全面复工已势在必行。

印钞厂二度转移海上生产时，仅带走轻型脚踏圆盘印刷机，大多数设备和物资仍深埋在阜宁洪庙附近。1943年10月初，朱毅、胡金魁命令范仲云等3人，去阜宁取出设备和物资。范仲云等人带着朱毅写给苏北行署主任曹荻秋的介绍信，在兵站的武装护送下，经半月多行军，突破一道又一道封锁线，才到达洪庙。在曹荻秋大力支持下，范仲云等人带着由100多名民工组成的独轮车队，昼伏夜出半个月，来到滨海八滩，再在盐阜海防大队协助下，将设备和物资运至如皋何家灶。1944年4月初，印钞厂终于整体迁移至东台王港，前后竞历时半年。此时，范仲云等3人已衣不蔽体，白虱满身，个中辛苦可见一斑。不巧的是，苏中军区和新四军第一师司令部，已因战略需要转移至宝应县曹甸镇，并将印钞厂厂址确定在距司令部10公里左右的林上庄。设备和物资只能再度转移。至4月底，范仲云等人终于将设备和物资运达林上庄。

林上庄是曹甸镇水网地带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周围数十里都是芦苇和莲藕水塘。水道内水草丛生，即使用普通木船，也得熟悉地形才能出入。职工们又在重要水道打上暗桩，敌人的汽艇根本进不来，林上庄成了印钞厂理想的生产基地。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印钞厂终于如期全面复工。随着根据地的持续扩展，抗币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林上庄这个浮在水面上的小岛已满足不了生产需求，印钞厂只能在距林上庄10多里的新舍庄重建新厂。

1945年初，转移到新舍庄的印钞厂，进入扩大生产的黄金时期。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军部和苏中军区又引进一批技术工人，并从参军青年和苏中公学中挑选一批精干力量，充实到印钞厂。原先印刷流通券的苏中一师印刷厂，也合并进来。印钞厂职工人数一下子扩大到600多人。印钞厂的生产机构逐步健全，技术实力与日俱增，生产规模和印钞能力双向提升，无论是凹印还是凸印都上足了产能，制版、雕刻、打锡版、整版、电镀、裁切、光边、检票检号、整券、湿纸、烘票、检修等技术环节，都已全面掌握，甚至还研发出印钞用纸张。面对难得的大好局面，职工们积极性空前高涨，在每天两班倒、每班9小时的基础上，自动延长工作时间，形成实际日夜不停生产的局面。到日寇投降前后，印钞厂的生产生活条件也大为改善，已能用直流发电进行照明和部分环节的生产。1945年6月间，印钞厂职工中党员比例已提高到40%，党总支改由华中局组织部直接领导，由胡金魁任厂长兼总支书记。

上海为中心的物资采购

1942年7月在阜宁羊寨的洪庙正式开工生產以后，印钞设备和纸张、油墨等原材料的采购，是江淮印钞厂的重大“瓶颈”。最主要的采购地上海，时为日伪在中国维持殖民统治、傀儡政权的中心之一，敌人对根据地往来货物的盘查、控制和封锁都特别严密。印钞设备和原料，属于日伪对根据地禁运的战略物资，实施采购和运输，一般商人靠不住，一切只能靠自己。李人俊、胡金魁等人经过反复磋商，决定组织一支短小精悍、忠实可靠，富有城市生活和秘密斗争经验的队伍，专门实施采购。经过反复考察筛选，马来西亚华侨、材料股股长林天国，被确定为这支采购队伍的负责人。

资金同样是印钞器材采购的一大困难。根据李人俊、胡金魁同志的指示，林天国在先期赴上海建立采购联络点，考察运输线路的同时，经过反复观察、思考和论证，提出“把根据地的粮棉油盐鱼等物资输出上海，换取采购资金”的合理化建议，得到了根据地和印钞厂的充分肯定。随后，印钞厂又增派孔伟、陈耀祖等人，协助林天国开展上海采购和运输工作。林天国拥有相当高的秘密工作素养，要求所有工作的布置、落实和回报，只能单线联系，禁止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印钞器材采购终于到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程度。

1942年秋，林天国再次来到上海，首先与柳傅庆、胡迪飞、戎其初等取得联系，打通了社会关系，建立了采购渠道，在敌占区长江沿线的新港、张黄港、八圩港建立了一批灰色联络点。对合伙开设行栈的地方士绅和商人，采购小分队高度重视爱国教育和形势教育，将他们发展成为坚定的朋友和助手。同时，注重利用日伪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矛盾，区别对待，分化瓦解，让一部分敌人稀里糊涂地为我所用。在采购链形成之后，小分队在新港开设了“公记猪行”，向根据地群众收购肥猪、香肠，由猪行利用合法手续租船运到上海出售，再以销售资金在上海采购。

日伪的“清乡”和“扫荡”，给器材运送制造了极大困难。首先是日伪的层层封锁和盘查，其次是印钞厂因形势变化而变更地址。对日伪的控制，采购小分队往往将机械设备拆零后分批运送，让日伪误以为是普通设备配件，印钞纸张则切成十六开后，伪装成文具用品。而厂址的变更，则因通讯不畅而使运输大费周折。如1942年12月从上海首批采购的10多吨印钞纸和油墨，计划从苏中运向阜宁洪庙。到达阜宁蒙龙镇时，敌人开始大规模“扫荡”，印钞厂已停产转移，运输队只好将物资深埋在洪庙附近，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周转到厂使用。1943年到1944年初的一年多内，印钞厂再度下海后，采购小分队终于建立了一条较为顺畅的运输通道，将上海采购的印钞器材大多先运到张黄港、新港、八圩港等地，然后运到东台小海镇中转，由印钞厂派人接运回去。

1944年起，江淮抗币需求随着根据地的扩大而增加，器材采购的任务更加繁重了，仅依靠原先长江沿线的几个港口已难以满足运输要求。并且，日军在节节失利的形势下上演着最后的疯狂，进一步加强了长江口岸的控制和封锁。所幸的是，黄海沿海港口已大多由苏中军区海防团直接控制，走海路不仅可以提高运输量，而且可以大大降低被敌人沿途搜查的危险。为打通上海出海关口，林天国和采购小分队在浦东潘家泓创办鼎丰商行，将从美生纸行、通文油墨厂、国华印钞厂、鲁光制版社等私营工商采购的印钞器材，经江镇、二白渡桥转运到潘家泓。而在根据地，则先后建立以弶港为中心，包括王港、合德等港口在内的转运线，然后用牛车或小船驳运到印钞厂。到1945年上半年，尽管拼茶日伪据点还经常突袭弶港，但因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力量日益强大，敌人的行动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印钞器材的海路运输，至此已畅通无阻。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华中抗日根据地逐步连成一片。在華中银行领导下，新四军各师印钞厂以江淮印钞厂为基础，合并为华中印钞厂。江淮印钞厂胜利完成她的历史使命，而她秘密斗争的经验、长期积累的技术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已作为一笔宝贵财富继续传承，为解放战争期间金融战线的斗争提供了行动参照和精神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