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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千古的“劝降”诗

2022-07-08李华平何夕林

语文建设 2022年6期
关键词:短歌行比较法

李华平 何夕林

【关键词】《短歌行》,文本解读观,文本解读原则,还原法,比较法

曹操是我国古代集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于一身的杰出人物,其诗文为历代文人墨客所喜爱。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描绘出曹操雄视天下的气势:“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其中,“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就是指曹操写作《短歌行》的情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还将这一情景写进长篇小说《三国演义》,读来妙趣横生。

遗憾的是,语文教学中对《短歌行》的解读多停留在诗句表面。人们往往只看到曹操在抒发壮志与抱负以及对人才的渴慕之情,却没有看到诗句背后的智慧之光——政治智慧、军事智慧、文学智慧。

一、解读误区扫描

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最需要“眼光”——能够透视事物现象的眼光。“言在此意在彼”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属性,正所谓“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众人阅读《短歌行》,大多能读出曹操之“忧”——忧人生苦短,忧天下未定,忧贤才难得。而这只是对诗歌字面上的一种理解。

文本对读者具有“挑选”功能。它挑选与自己合适的读者,“通过其特定的语言代码、文体风格,以及暗含假定的‘百科全书’投射出这样一个读者的形象”,“在阅读过程中,它也会在读者心中培养起一种对付本文所必需的独特能力,常常诱导读者改变其先前的观念,并限制其视界”。[1]能否接受并迅速顺应、适应文本的这种挑选,往往决定了读者解读水准专业化程度的高低。科学类文本“挑选”读者,常常凭借科学知识,尤其是科学概念。文学类文本“挑选”读者,常常凭借的是语言(语言策略、表达技巧等)。

《短歌行》“挑选”读者,则主要凭借典故。这首诗运用了四个典故:“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典故既是作者与原典心意相通的桥梁,凭借典故开拓文本境界,也是作者与目标读者、理想读者心意相通的桥梁——不知典故出处,不明用典深意,就自然被作者、文本拒之门外。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有些诗歌用典生僻,其意就在于不想让更多的人懂得其隐秘的心思。今天的我们自然不是曹操《短歌行》的“目标读者”,但我们要努力做“理想读者”——能够识别并响应文本的召唤,按照文本规定的方式去解读文本。由于网络条件的方便,查找原典十分轻松,但不少师生也就停留在弄清原典含义这一层面,无法进一步探究深意,使得“理想读者”的身份落空。

此外,这种“无力感”还缘于没有方法。方法是通向彼岸的桥梁。文学文本意在言外,更需要解读方法的支撑。遗憾的是,人们常常停留在感觉状态,既缺少运用方法的自觉,也缺少可以派上用场的方法。即使是很权威的《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也由于方法的局促,对此诗的解读只是沿用清代张玉穀的说法:“此叹流光易逝,欲得贤才以早建王业之诗。”由于缺少文本解读理论和方法的支撑,一旦轻易地赞同别人的结论,缺少连续追问的批判性思维,文本解读就会沦为替前人解读结论添加注解的尴尬境地。

二、方法源于追问

文本解读方法很多,使用哪些方法解读具体文本,需要回到文本。文本特点决定解读方法,顺应文本特点的解读方法才是“良法”。

方法源于追问。从一望而知处开始追问,就叩响了文本深度解读的大门。读曹操《短歌行》,我们在获得人生苦短、天下未定、贤才难得之“忧”的基本理解后,可以追问:(1)忧人生苦短、忧天下未定、忧贤才难得是怎样统一起来的?哪种情感起主导作用?(2)曹操写作这首诗有具体情境吗?都有哪些人在场?(3)曹操写作这首诗纯粹是抒发自我情感、表现人生困惑与人生志向吗?(4)曹操写作这首诗想让哪些人读到?想让他们读到后产生什么样的心理反应?(5)诗中用了四个典故,可否不用?可否换用其他典故或表述方式?

以上每個问题的回答都将解读引向深入,若将问题之间的关系稍加梳理,在解答每个问题时,兼顾其他问题的理解,基本上就可以做到钱锺书先生所谓“义解圆融”而无抵牾。

追问可以得出方法,但追问得出的方法需要经过“方法论”的过滤、编排。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产生、使用的要求、规范和原则,对方法具有重要制约作用。文本解读方法需要接受文本解读观、文本解读原则的过滤与编排。传统的文本解读观有三种: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读者中心论。从语文学科特点来看,需要的是“一体两翼”文本解读观[2],即以文本意图为主体,以作者原意和读者会意为两翼。其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以文本为基础,有条件地调动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必要时结合作者及写作背景加深对文本的理解,从而认识世界或加深对世界的认识。这种解读观致力于从“向外看”转为“向内看”为主,“内”“外”兼顾,充分体现了辩证法的精髓,消除了传统的三大文本解读观的弊端,又吸收其合理内核;充分体现了语文课程“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基本定位,着意于“教学生学会阅读”(钱梦龙语)。

除了文本解读观,制约文本解读方法与行为的还有文本解读原则。语文学科的文本解读要遵循三大原则[3]:(1)简洽性原则——既要能自圆其说,又要尽可能少地调动外部资源(语文教学不可能像文论家那样在一个文本上驻留太长时间);(2)整体性原则——文本的精彩是整体的精彩,整体决定局部;(3)循环性原则——文本解读过程中诸因素(内容要素与形式要素、文本内要素与文本外要素)相互铺垫、相互为用、相互解读,恰如意大利学者艾柯所指出的“被证明的东西已经成为证明的前提”[4]。

三、方法解答疑问

师生在遵循“一体两翼”文本解读观、文本教学解读三大原则的前提下,可以自如运用相关解读方法。此处介绍两种方法。

1. 还原法

还原法是孙绍振先生非常推崇的一种文本解读方法。这种方法是运用联系与比较的思维方法具体地解读文本。

(1)情境还原

此处回答的问题是:“曹操写作这首诗有具体情境吗?都有哪些人在场?”具体情境首先就要解决写作时间问题。

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学术界大致有五种说法[5]。第一,在苏轼《赤壁赋》中“横槊赋诗”言语的基础上,《三国演义》称曹操在赤壁之战前吟诵这首《对酒当歌》,时间定在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末。第二,根据张可礼《三曹年谱》:“抒发延揽人才之激切愿望,盖与《求贤令》作于同时”,时间定在建安十五年(210 年)。第三,根据万绳楠的考证,此诗作于建安元年(196 年),曹操迁汉献帝于许都之际,曹操与手下心腹如荀彧等人唱和之时所作。第四,王青认为,此诗作于招待乌丸行单于普富卢的宴会上,时间在建安二十一年(216 年)五月。第五,沈立群认为,此诗作于赤壁大战后即建安十四年(209 年)、十五年(210 年),这是“曹操最没作为最低落的时期”,意在以新人换旧人来应对战败困境。

要较为准确地确定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应根据文本解读的循环性原则——从诗歌本身的情感、意绪、用语来推断。这样就可以较轻松地否定第三、四、五种说法。第三种说法,曹操迁汉献帝于许都,可谓志得意满,此时尚年轻,还不至于感叹人生苦短。第四种说法的情境是招待客人的宴会,情感一般不会忧患沉痛,而应是较为轻松和乐的。第五种说法与诗歌文本明显相悖——一个情绪低落的人,恐怕很难想着“天下归心”。其实,第二种说法与第五种说法所确定的时间大体相同,只是对曹操的心境把握不同。

第一种说法将时间锁定在赤壁之战前夕,第二种说法把时间锁定在赤壁之战败后。到底哪一种说法更贴合此诗的具体情境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确认。

若为第二种,也就是说曹操此时既有散文方式的求贤,又有诗歌方式的求贤。我们不妨将二者作一下比较。散文《求贤令》,用语浅显明白,虽然也有用典,但都是知晓度较高的故事——即使不知道典故出处,也能大体明白其意思为“唯才是举”,而不计较出身贵贱与品德好坏。诗歌《短歌行》的用典则多是《诗经》——如果不知道典故出处,则难解其意。散文《求贤令》,基本上是一五一十地表明“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从文中能够看到曹操的远大志向,但看不到其意气风发的姿态。诗歌《短歌行》,则不仅让读者看到曹操“天下归心”的志向,还可以让读者看到曹操意气风发的姿态。另外,“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其实也是描述赤壁之战前夕贤才徘徊、观望的状况;等到赤壁之战败后,曹操龟缩,紧接着天下三分,人才也基本上结束了流动、观望的状态。

这样看来,第一种说法更为贴合诗歌创作的具体情境。苏轼“横槊赋诗”的说法,并不只是文学想象;小说《三国演义》称曹操在赤壁之战前吟诵这首《对酒当歌》,其实也是一种情境还原——只不过,罗贯中从写作剪裁的角度,更想用的是“乌鹊”意象,以预示赤壁之战的失败。小说中还虚构了曹操乘醉用槊刺死说乌鹊“不吉祥”的刘馥。其实,乌鹊在古代较少指乌鸦,更多指喜鹊。即使指乌鸦,也是吉祥之意——古代神话中,红日中央有一只黑色的三足乌鸦,是驾驭日车的神鸟,周围是金光闪烁的红光,故又称太阳为“金乌”。

(2)创作心理还原

当我们认定写作时间为赤壁之战前夕,便可依据循环性原则倒过来对诗歌进行阐释。可以继续追问:曹操此诗的目标读者是谁(哪些人)?曹操希望目标读者看到后有什么样的心理反应?“目标读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者,而是作者预想的将要阅读该文本并产生相应作用的读者。作者写这个文本就是明确希望特定读者能够读到,并希望其理解、认同自己的想法,或者对特定读者的思想、行为产生影响。

对于第一个问题,首先可以排除曹操身边的文臣武将,因为这些人才已经为他所用。然后可以大体排除散落民间的人才,因为这类人才不一定非得在大战前夕才招揽。大战前夕需要招揽的人才在哪里?很明显,在敌方阵营里。也就是说,曹操此诗的目标读者是敌方阵营中的人才。目标读者的问题,是写作学中的重要问题——写作要有“读者意识”(向谁说话),说的就是作者写作时要将目标读者纳入思维框架中。不少文学作品也是如此。除非真的只是自娱自乐,不想让人读到。

对于第二个问题,也要结合大战前夕的特定情境来回答。大战在即,曹操向敌方阵营大声喊话:“我正在招揽人才!”其意不言自明,就是希望敌方阵营中的人才投奔到自己麾下,以瓦解敌人,不战而屈人之兵。看来,此诗不是“求贤令”,而是“招降诗”。语用学认为,在交际语境中,話语与话语的交往,就是意图与意图的交往。“招降”就是这首诗想要传达的意图。

招降是敌对双方经常干的事,想来曹操也采用了不少手段去瓦解敌方阵营中的人才。那都是实打实的,威逼利诱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例如,曾向刘备举荐诸葛亮的名士徐庶,在南下时因母亲被曹操软禁,就只得违心地归顺曹操,做了“一言不发”的谋士。

然而,诗歌就是诗歌。诗歌是语言艺术的精华,即使招降也要说得让对方(目标读者)听起来舒服。曹操深谙文人谋士的心态——即使大战在即,徘徊、观望(“绕树三匝,何枝可依”),面子上也不愿接受“投降”两个字。为此,曹操使用了两大语言策略。策略一,放低身段。他向对方(目标读者)表明“不是你投降于我,而是我需要人才”——因为“人生几何”“去日苦多”,我想要“天下归心”,自然需要大量人才;况且,“ 你来投奔我,也不是投降啊”——你我本是旧时相识,现在你千里迢迢,屈驾前来探望我,这是看在往日情谊的分上啊(“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心念旧恩”)。策略二,使用典故。

(3)典故还原

作为语言策略,运用典故是曹操非常喜欢的一种手段。我们来把诗中所用的典故一一还原: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出自《史记》,是周公的自我表白:“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说他洗头时多次绾起头发,吃饭时多次停下,接待贤士,生怕失去天下有识之士。形容求贤心切。曹操引此以表明自己求贤若渴。“海不厌深”出自《管子·形解》:“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曹操借此表示自己希望尽可能多地吸纳贤才。“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出自《诗经·郑风·子衿》,原诗是写一个姑娘在思念她的爱人,其中第一章的四句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翻译过来就是,青青的是你的衣领,悠悠的是我的思念。纵然我不曾去见你,难道你就不可以给我来个音信?曹操在这里引用这首诗,固然是直接表达了对贤才的思念,但更重要的是他所省掉的两句话:“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曹操在这里想告诉贤才:“就算我没有去找你们,你们难道不可以主动来投奔我吗?”曹操含而不露地表白,自己无法三顾茅庐,希望贤才主动投奔。“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引用《诗经·小雅·鹿鸣》中的四句,描写宾主欢宴的情景,意思是说:“只要你们到我这里来,我是一定会待以‘嘉宾’之礼的,我们是能够欢快融洽地相处并合作的。”

简单地说,曹操在此诗中所用典故,想向对方(目标读者)表明两点:一是自己渴求贤才之心,二是自己善待贤才之意。

2. 比较法

比较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文本解读中的多角度反复比较,是基本的规定性动作。在还原法运用中,也有比较;但比较法并不局限于还原法,它还有其独立的方法论价值。下面我们直接运用比较法来解读诗歌。

(1)替换比较法

曹操在大战前夕招揽人才为什么要用典故这样隐晦的方式?为什么不用更直接的大白话?可否将这些典故替换成大白话?

经过替换比较我们会明白,此处用典的直接作用有二:一是筛选贤才,读不懂典故的人自然被筛掉,在曹操心目中,只有懂得用典的人才是贤才,很明显指的是文才——当然并不排斥武将,只是武将一般不适合这种招降方式。二是表明自己对人才的态度,渴求贤才,越多越好。这些典故还隐晦地向对方(目标读者)表明三层意思:第一,不是你们要投降我,而是我需要人才,我天天念叨着你们来。第二,由于各种原因,我无法“三顾茅庐”,希望你们主动投奔我。实际上,此时的曹操麾下人才济济,并不需要像刘备当年那样三顾茅庐。第三,你们放心,我会珍惜你们、善待你们的。这些话,也许都说到那些被曹操赞美成“明明如月”的正在徘徊、观望的谋士心里去了。

(2)互文比较法

曹操是很重视人才队伍建设的,这也为后来统一三国奠定了基础。他不仅以诗歌的方式招揽人才,还以散文的方式下达《求贤令》: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

“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

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求贤令》没有《短歌行》那样意气风发,表意也更加直接:不计较出身——着意发现那些身处下层的人才(“明扬仄陋”),要像周文王那样任用穿着粗麻黑色短衣、流于困顿垂钓渭滨的姜子牙;不计较德行——不任用孟公绰那样寡欲廉洁而没有才能的人,要像齐桓公那样任用并不廉洁但有大才的管仲,要像刘邦那样任用有严重缺点(与嫂子私通、接受贿赂)的陈平。一句话,“唯才是举”,其他都不考虑。

这一方面说明曹操具有独特的人才觀,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在赤壁战败后的心境与处境——赤壁之战前夕那种志得意满、人才济济的状态已不再。而“今天下尚未定”,处在“求贤之急时”,对人才的考察维度也就单一、明确了。

《短歌行》中并没有明确的人才标准,这是为何?倒不是因为诗歌体裁的限制,而是因为:当时麾下并不急缺人才;目的并不在于能够招降到什么样的人才,而在于人才归附(投降)本身能够瓦解敌方阵营。这里,曹操用高超的语言智慧体现了他具有战略高度的政治智慧、军事智慧,而忧人生短暂、天下未定、贤才难得都统一在这些智慧中。如今1800 年过去,这些智慧仍然光芒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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