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亚楠

摘要：在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中蕴含着对文化的深刻思考与冷静剖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文化的“绵”性、“泥”性和“韧”性。“绵”性既是“无骨却有气”的“耐磨”之力，也是遇事“想点子”坚持己见的智慧；“泥”性既是故乡对人的牵绊，也是人对故乡的牵挂，更是善打马虎眼、“和稀泥”的处世之道；“韧”性既是面对自然条件的恶劣、物质资源的匮乏而生长出的韧劲，也是“在‘败处求生，在‘小处求活”的生存本能。通过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李佩甫努力探索传统文化的内在属性和特征，反思中原人民的生存之道与求赎之术，表达对故乡无限的悲悯与希冀。

关键词：李佩甫；平原三部曲；乡土书写；传统文化

《羊的门》《城的燈》《生命册》是李佩甫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合称“平原三部曲”。作为乡土作家，豫中平原与李佩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不仅是作家的精神故乡，更是作家的创作起点与创作源泉，正如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商州之于贾平凹。对于故乡，李佩甫是满含深情的，正如其所言，故乡“就是我的写作领地。我每年都要到平原上走一走，不是为了寻找素材，而是为了保持对生活的鲜活的认知，唤醒一些记忆”[1]。正是这种在“平原上走一走”的在地体验，使得李佩甫即使进城后在描写故乡时仍有一种“在场”的快感。这种“乡土记忆”是中原文化映照在作家写作灵魂里的东西，从早期作品中对中原文化的深情歌唱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中原文化的深刻反思，作家用笔下的人物讲述着对中原文化的深刻思考与冷静剖析。

一、文化中的“绵”性

李佩甫在谈到创作时多次提到“中原”：“中原是灾难深重的一块土地，同时也是儒家文化浸润最深的土地，是块‘绵羊地。”[2]“绵羊地”是作家对自己脚下这方土地的精准认识，就像绵羊一样，虽外表柔软、弱小，但有着一股子绵软之力，可以称其为“忍”。但笔者认为将其看成一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耐磨”之力更为恰当，这种“耐磨”之力背后既是一种善于“想点子”的智慧，又是一种敢于坚持己见的勇气。

“耐磨”就是经得起时间的打磨、苦难的摧残，这与历史上豫中平原长期经历苦难不无关系。几千年来，中原自然灾难频发，加之中原乃兵家必争之地，灾难与战乱造就了这里的人民在苦难中求生存的“忍”性、在挫折困苦中伺机而动的智慧。在《羊的门》中，呼国庆曾对脚下这方土地做如是解释：“这是一块无骨的平原，是块绵羊地……从根本上说，人是立不住的，因为没山没水，就没有了依托。可这里有气。”[3]“无骨却有气”是以阴柔之姿来出最硬的“气”，是表面虽有“奴”相却实无“媚”骨的硬气。在《羊的门》中，呼天成逢人都低头，他深谙做人的原则，绝不“卖大”，称自己是“玩泥蛋的”。从表面看来，呼天成就像是豫中平原上最常见的野草，“它从来就没有高贵过，它甚至没有稍稍鲜亮一点的称谓”，但实际上“它的卑下和低劣，它的渺小和贫贱，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显现在外的，是经过时光浸染的，经过生命艺术包装的”[4]。当呼国庆仕途面临重创来寻求呼天成帮助时，呼天成凭借自己多年经营的人脉，“从北京到省里再到市里，一直到办公室的打字员，九个环节全拿下来”[5]，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涉市委撤销呼国庆县长之职的决定。可以说，呼天成是个善于弄权之人，他将人脉、关系都用来构建自己的“帝国”。同样文化中的“绵”性、“耐磨”性在《城的灯》中的冯家昌身上也有所体现。冯家昌作为家中长子，他教训弟弟们：“要发狠，穷人家的孩子，不发狠不行。我所说的发狠，是要你们‘狠自己，并不是要你们‘狠别人。”[6]冯家昌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磨”着、“蛰伏”着，与自己的心魔斗争着，直到把心给磨硬，一旦有机会他就会毫不犹豫、用尽心机地抓住，不仅让自己逃出农村这个“泥潭”，更要带着冯家的几个兄弟一起脱离“泥潭”。

除此之外，在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的小人物身上亦能看到一股子“绵”性。这是一种“狠”劲、“忍”劲，是以表面的柔和来对抗命运和人世的艰难，是一种想方设法也要实现目的的执着与坚持。虫嫂（《羊的门》）是一个只有一米三四的小个儿女人，嫁给老拐后育有两儿一女，为养活儿女，她不惜放弃尊严偷粮食、受人批斗；为了供养孩子们上学又不惜来到县城收破烂赚钱，辛苦一生却换不来儿女们的待见，但虫嫂仍然无怨无悔。孙布袋（《羊的门》）为了抓住呼天成与秀丫偷情的把柄，他强忍着内心的愤怒，在一个个不眠夜里待在羊圈盯着周围的变化，有时连他都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羊。梁五方（《生命册》）是无梁村最会盖房的人，也是最执拗的人，硬是不央人、不求人，发狠似的一个人在一洼水塘上建起了三间瓦房。冯家和（《城的灯》）是冯家兄弟中的老四，在上梁村人的眼里，他是最绵软、最文气的，但在是否进城这个问题上，他却是最强硬的，无论冯家昌和其他兄弟如何劝他，他就是要留在上梁村，或许也只有他心里装满了对“嫂子”的愧疚与感激，才会坚定地留在上梁村陪着刘汉香。

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正是诞生在中原文化赋予李佩甫的创作灵感的过程中，无论是能呼风唤雨的大人物，还是命如草芥的小人物，他们的身上都凸显着“无骨却有气”，这是脚下这方平原大地赋予他们的特征。他们从不向苦难屈服，即使无骨，也要用柔软的姿态对抗命运的不公；他们从不被困难打倒，即使山穷水尽，也要想尽一切办法绝处逢生。

二、文化中的“泥”性

所谓“泥”性，笔者认为在同为河南籍作家刘庆邦的《黄泥地》中有着准确地表述，不妨借来用之：“这里对泥巴有一个特殊的称谓，被人们称为黄胶泥……这里的泥巴里真的含有胶性吗？也许有，不然的话，泥巴里为何有那么强的黏合力呢！”[7]很显然，谈到中原文化的属性时，必然绕不开“泥”性，而这“泥”性就像豫中平原上最常见的黄泥一样，只要你身在其中必受其纠缠、黏连。除此之外，文化中的“泥”性更是一种善于打马虎眼、“和稀泥”的“泥”性，可以说这是一种做人的狡黠，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凡事不表态的中庸之道。

在平原大地上，人们不习惯叫人“官名”，反而小名才适合这股土腥味儿。因此无论是冯家昌还是吴志鹏（《生命册》），只要回到豫中平原大地上，他们就仍是“钢蛋”和“丢”。冯家昌和吴志鹏都是从这方土地中走出来的人物，他们生于平原长于平原，乡土就像是写进基因里的密码，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身体里流淌着“农民”的血液，身上背负着整个家庭的重担和乡村的责任。《生命册》中的吴志鹏说自己“是一粒种子”，“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8]。显然，在他的认知里，他生而为农民，泥土、平原与他天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早年老姑夫动用村支书的权力强迫无梁村村民共同承担起养育他的责任，老姑夫从他小时候抱着他挨家挨户寻奶吃，到后来一家一户派饭吃，才使他得以活下来并一步步从小学读到了高中，无梁村的人对他有恩。而这份恩情在吴志鹏成年工作后，成了他一生的牵绊。当他硕士毕业到高校任教后，他收到了老姑父写的第一个条子，而此后无数个“见字如面”的白条都成为他不堪重负却又无法躲避的人情债，以致他无法在学校生存，不得不辞职下海。于吴志鹏而言，无梁村的每个人都像“胶”一样与他黏在一起，他无法挣脱也无力挣脱，这在他到上海经商后才明白，“我是带有黄土标记的。我已无法融入任何一座城市。在城市里，我只是一个流浪者。并且，永远是一个流浪者。”[9]这“黄土标记”更强化了他与土地的黏连性，或许自私一些、冷漠一些能让这种黏连、纠缠少一些，然而平原大地就是有这么一种力量，让你即使身处远方心却依然念着故乡，所以多年以后吴志鹏回首过往，发出由衷地感叹：“在我，原以为，所谓家乡，只是一种方言，一种声音，一种态度，是你躲不开、扔不掉的一种牵挂，或者说是背在身上的沉重负担。可是，当我越走越远，当岁月开始长毛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一望无际的黄土地，是唯一能托住我的东西。”[10]因此，正是对脚下这方热土的牵挂，才使得他即使到最后陷入失望之时，仍有一种决心和力量，坚持着往前走，“真心期望着，我能为我的家乡，我的亲人们，找到一种……‘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如果我找不到，就让儿子或者孙子去找。”[11]于吴志鹏而言，这种与家乡故土的难以分割的牵挂和纠缠，与其说是牵绊，不如说是中原大地送给他养育过的每個儿女的最朴实的礼物。

豫中平原之所以能给他养育的儿女打下鲜明的烙印，根源于其博大精深，儒、墨、道、法、玄、理等思想流派都曾在这块土地上熠熠生辉，特别是儒家伦理思想对中原文化的影响深远。就连李佩甫都曾言：“我的‘写作领地在平原，是生活着几千万人口的大平原。这里是历史上中华民族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中原腹地，也是儒家文化浸润最深的一块土地。”[12]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濡染，李佩甫所塑造的人物大都带有鲜明的“中庸之道”的印记。

在《城的灯》中，由“会跑的树”开篇。父亲辛苦种了7年的桐树竟一夜之间“跑”到了铜锤家院里，父亲气不过铜锤家欺人太甚，四处找人主持公道，“一包老刀牌香烟，就这样一支一支散去了。可铜锤家岿然不动，铜锤家一点儿表示也没有。”父亲找村支书国豆“说说”，找村干部“说说”，找老德“说说”，找穗儿奶奶“说说”，“人们都答应了是要‘说说的，结果是谁也没有站出来说，没有一个人说。”[13]树就这样跑了，谁也不愿意真的为了一个上门女婿去找“刘一刀”说说。在农村，这种“中庸之道”随处可见，他们凡事不表态，表态即“打太极”；遇事不参言，参言即“和稀泥”。你可以说他们狡黠，说他们圆滑，但不能说他们冷漠。对于他人的悲喜，他们尤为上心，只是他们始终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世哲学，糊弄、打马虎眼成为他们规避矛盾与冲突的处世之道。从另一个层面来说，糊弄、打马虎眼出于他们对自己的清醒认知，何事能做何事不能做，其中包含着他们随机应变的机敏，维持表面平和的智慧。在《羊的门》中，呼天成面对京城一位元老的儿子秋援朝一顿吹捧、奉承之时，他以二百万相赠并以名义上的“借条”作为约束，不动声色地“堵”住了秋公子拉拢其投资之口，既维持了彼此表面的尊严，也将问题化解于无形，将损失降到最低。在《城的灯》中，当冯家四位兄弟代替父亲到军区找冯家昌质问他为何要抛弃刘汉香时，冯家昌并未正面回应，而是不温不愠地先发制人：让他们替父亲掌掴自己。待四位兄弟平静后，冯家昌避重就轻地说：“我之所以这样，是有原因的。娘死的时候，对我是有交代的。娘临死之前，把你们托付给了我，对咱冯家，我是负有责任的。我的责任就是，把你们一个一个都拉巴出来。”[14]可以说，冯家昌用“感情牌”将他对刘汉香的背叛就这么糊弄过去了。但又不得不说，冯家昌处理这件事又是如此的狡黠与精明，不与兄弟发生争执和冲突，无形中将自己放在“家长”的位置，站在“担负家族复兴”的道德制高点，对四位兄弟进行道德绑架，令他们哑口无言。

文化中的“泥”性附着在李佩甫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身上。故乡于他们而言，是牵绊更是牵挂，甚至有些时候，是支持是托举，是无力时绝望时支撑自己走下去的坚强臂膀。同时，文化的“泥”性也赋予了人们“中庸”的处事之道，处事圆滑、不露锋芒，其中更蕴含了他们对自我的清醒认知和糊弄哲学。

三、文化中的“韧”性

“韧”性是历史上中原人长期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匮乏的物质资源而生长出的坚韧之心和顽强之力。曾有学者以“中国弃儿”来指陈豫籍作家的身份与集体无意识，其立论的基础是中原之“中”的失落与阵痛[15]。由“弃儿”心态和“中”地位的失落衍生出的草根精神与韧性思维，也成为李佩甫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城的灯》中，刘汉香是如平原圣母一样的存在，她有着大爱之心，又有着为之付出一切的坚韧。她完全不顾父亲的反对与冯家昌恋爱，还为冯家昌争取了参军的机会，自己则义无反顾地走进冯家大门，在冯家昌参军期间，以“儿媳”和“长嫂”的身份为冯家操持家务8年。曾经村支书国豆手心里的宝贝，什么活儿都不会干的刘汉香，却承担起了冯家所有的家务活，不仅让冯家的四个蛋儿吃上了饭，还为他们在过年前连夜赶制了新衣裳。在日复一日地辛勤劳作和真情付出中，村里人对她产生了由衷地敬佩和看重，她也不再是“国豆家的‘国豆”，而是一个勤劳、能干的媳妇，一个持家有方的女人。但只有她知道，在这8年的漫长岁月中，支撑她的只有三个字“等着我”，她的“韧”性是其对抗生活、对抗命运的原动力。然而，当所有人都认可了刘汉香这个新身份时，她换来的却是冯家昌无情地背叛。在这8年中多少繁重的活都没让她倒下，这次她却倒下了，8年的等待，8年的心血，8年的盼望都在这一刻就这样彻彻底底地碎了。她有怨有恨，但当她醒来看着跪了一地的蛋儿们，嘴里吐出的每个字仍是坚韧：“膝盖就那么软吗？站起来。”[16]她无需别人的同情与可怜，天未亮之时她挎着一个小包袱走出冯家，亦如挎着小包袱来时一样。然而，刘汉香并没有将仇恨加诸冯家昌身上，她毅然决然地选择走出上梁村去见见世面，机缘巧合之下她遇到了原林科所的所长老梅，并跟着他学习种树。学成的刘汉香再次回到上梁村，培育月亮花，面对裘董事长五百万高价收购月亮花的诱惑，她仍不为所动。正是这份为了理想的无私与坚韧，才使她重建了上梁村南花北迁的集散地，重现了上梁村历史上的知名花镇，带领全村人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因此刘汉香活成了百姓口中的“香姑”，受到了上梁人的拥护与爱戴。在《生命册》中，吴志鹏说自己是“强行嵌进城市里的一只柳木楔子”[17]，他倔强、认死理、讲原则、守底线，在时代的大潮中保持着自省与反思。这正是身为孤儿的吴志鹏“背着土地在行走”，从中原大地上汲取的生存智慧，铸就了他为人处世坚韧、执着的生命底色。也正是这份坚韧与执着，方使他在商海博弈中保留了做人做事的底线，不至于像骆驼那样走上不归路。

在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中，除了主人公身上迸发出的“韧”性，在小人物身上更映射着“在‘败处求生，在‘小处求活”[18]的“韧”劲。《羊的门》中的孙布袋、秀丫、于凤琴、小娥娘、老曹、广德、春堂子、德顺、王麦生、刘书志、徐三妮、老鸨四婶、清河，《城的灯》中的老姑父、乔三针、刘一刀、贵田，《生命册》中的虫嫂、春才、老拐、吴玉花、梁五方，他们都是活在豫中平原大地上的小人物，不管日子多艱难，都能像豫中平原大地上的野草一样生生不息。孙布袋（《羊的门》）是呼家堡的惯偷，为了能给自己换来个媳妇，将脸“卖”给了呼天成。呼天成“借”孙布袋的脸好好整治了呼家堡偷盗之风，孙布袋的脸在一次次批斗和展览中消失殆尽。孙布袋悔不当初，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为了娶上个媳妇硬着头皮干下去。于凤琴（《羊的门》）是呼家堡出了名的“强梁”女人，为人霸道、精于算计，她能占你一分便宜，你却休想占她毫分便宜，因此村里人给她起了个绰号“窄过道儿”，无论多宽的路，到她跟前就怎么也过不去。在缺吃少喝的艰难岁月里，她家的三个儿子却从来没挨过饿。老姑父（《城的灯》）是上梁村对入赘女婿的专用称呼，他一辈子好面子，却没有人真真切切地给过他脸，为了养活五个儿子也算是用尽自己一切所能。老乔（《城的灯》）是上梁村远近闻名的扎针神人，人送绰号“乔三针”，早年老乔是西北马步芳队伍的军人，专给马看病，惨痛的被爱人抛弃的经历，也让他想过一死了之，但他硬是这么艰难地活了过来。虫嫂（《生命册》）是豫中平原大地上最常见的苦命人，年轻时为了三个儿女拼死拼活地干，老了还得为儿女照顾孙子孙女成为“老漂族”，却仍然不受儿女待见，在隆冬腊月被儿女们晾在门外，得病去世。春才（《生命册》）则更具悲剧色彩，他以自宫的方式证明自己并未偷看蔡苇秀洗澡，原本俊生生的男孩就这么成了废人，或许无数个夜晚他也曾悔不当初，但仍是默不作声地将日子如此过下去。这些豫中平原上的小人物，他们有遗憾、有悔恨、有伤感，但他们从不抱怨生活，仍然拼命地活下去，因为他们深谙“在‘败处求生、在‘小处求活”的生存信条，这也使得他们在苦难中得以喘息。

不同于江南水乡的柔情，也不同于沿海都市的摩登，更不同于东北雪乡的强悍，广袤的中原大地一马平川，古老的中原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作，经过岁月的传承与打磨，中原人身上生长出面对艰难永不妥协的坚韧品格。在李佩甫笔下，每个人物都有自己鲜明的特征，或伟大或平凡，或正义或邪恶，但他们身上无不拥有着共同的特点——坚韧。

结 语

一直以来，对在地文化的关照都是河南作家的创作传统与特点。无论是阎连科笔下的耙耧山故事，还是周大新笔下的豫西南盆地系列，抑或刘震云笔下的豫北延津乡土，再或是刘庆邦笔下的豫东乡土世界，他们或批判或反思或歌颂，无一例外都饱含热情地书写着广袤的平原大地。李佩甫亦是如此，豫中平原始终是李佩甫的创作原点和精神原乡，正是扎根于豫中平原与农民灵魂深处的决心，才使得那些飞扬的文字中始终流淌着对中原的爱与恨。从《羊的门》《城的灯》到《生命册》，作家以乡村为创作基点，用笔下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去清醒地认识、探索脚下的这片豫中平原的内在属性和特征，敏锐地洞察、发掘其博大的内涵，反思这里人民的生存之道与求赎之术，表达对故乡无限的悲悯与希冀。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书写研究”（项目号：2020CWX030）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刘宏志，李佩甫.“平原”与小说——李佩甫文学访谈[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

[2]李佩甫：绵羊地里的寻根人[J/OL].中国作家网.（2020-11-30）[2022-03-30.]http：// 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1129/c405057-31948514.html.

[3][4][5][18]李佩甫.羊的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18，6，129，6.

[6][13][14][16]李佩甫.城的灯[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168-169，5-6，170，182.

[7]刘庆邦.黄泥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199.

[8][9][10][11][17]李佩甫.生命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149，424，433，2.

[12]李佩甫.做一个“麦田的守望者”[N].文艺报，2014-12-05（2）.

[15]李丹梦.文学“乡土”的地方精神——以“中原突破”为例[J].当代文坛，2013（5）.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